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野心勃勃的建筑师们开始将他们对于城市的畅想用钢筋和混凝土在大地上浇灌成型。那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现代主义建筑，经过精密的设计，在远离传统思想的遥远大陆被规划与构筑。
　　身处“现代”这个时间轴点，回顾那些天马行空的宏伟计划，也如同窥视人类对于未来的鬼马狂想。
　　对20世纪50年代，两位现代主义建筑的巨人——柯布西耶和奥斯卡·尼迈耶（OscarNiemeyer），分别主导了两个惊人的乌托邦实验：印度西北部两个邦的新首府昌迪加尔（Chandigarh）和巴西刚刚建立的首都巴西利亚（Brasilia）。无论在气质和手段上，它们之间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它们的差异主要还是两个文明史长短、宗教信仰、风土人情都迥异的大陆之间的距离，也是两个不同境遇建筑师的各自人生。柯布西耶遇到印度政府的说客，提及这个可以耗费一个人毕生精力的城市建筑项目。那时候，他已经到花甲之年了，尽管昌迪加尔项目得到了尼赫鲁的大力支持，这位在人生最后一段路上小跑的建筑师，甚至都没来得及看到它被完全建成。在地球的另一边，尼迈耶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接到巴西政府的邀请。和古老、迟缓的印度相比，巴西这个白人殖民者建立的国度毕竟还像一个年轻的小伙，有着后者的好体力和生活的兴致。三权广场上的标志性建筑物——巴西总统府、国会、联邦最高法院——虽然也和昌迪加尔一样有着类似的明快线条，去除繁缛的极简形体，它们的“原生态”到底有着不同的经济基础，映衬的是不一样的文明社会里的仪式感。尼迈耶不仅看到了巴西利亚在建筑学上的声名鹊起，也看到了它在以后的岁月里和昌迪加尔拉开距离。前者已经成为巴西这样一个重要国家当仁不让的政治中心，它被人批评为高冷、非人，和桑巴、足球、狂欢节都距离遥远，在某种意义上却正反映出它象征化的预设意图；后者则继续隐身在世界的角落里，即使在印度，也不算什么特别重要的景点，今天去的游人可以看到栖居在其中的土著人执拗地按他们的方式持续“改造”着这个柯布西耶用混凝土浇筑成的城市。建筑师召集了他的一大批欧洲朋友为建筑设计各种细节、家具和设施，使得它的粗野也别具风味，但本地人并不十分买账，它意外的艺术收获至多只能成为依然故我的古老生活的一种奇特的注脚罢了。
　　在“本地化的现代主义”中，我们可以看到精致的现代主义（有的批评家称之为高级现代主义或“白”现代主义）和粗野原生的现代主义（“灰”现代主义）奇妙的合流，也是昌迪加尔和巴西利亚最终的和解。这里提到的案例是建筑师里卡多·波菲尔（Ricardo Bofill）早年著名的Walden 7。这个建成于1975年的巴塞罗那郊外的446间公寓是人间的住所，而不是建筑师的社会理想。没有哪个平庸的房地产商会涉足这样一所气质神秘、结构繁复、迷宫般的产业。以30平方米为模数，建筑师躲在现代主义“居住的机器”的著名命题下，把18座塔楼、七个中庭、两个顶部游泳池以及数不清楚的楼梯、烟囱、平台连缀成现代的骑士城堡。他打着经济性的旗号去除多余的装饰，营造出使人困惑的气氛，以便利居住为名，构建了一座巨大而复杂的立体迷宫。
　　Walden的名字直接来自小说家斯金纳的乌托邦小说Walden Two，同时隐隐指涉着梭罗的《瓦尔登湖》——它的典故已经展露出它自相矛盾的方面，既要寄身在喧嚣的俗世中满足世人的好奇和想象，又显示出对时代的抗拒和自我封闭——它是现实中生造的一处梦境，以理性的手法带来神秘主义的气氛，离“现代”既近又远。
　　少年得志的波菲尔并不像到处碰壁的柯布西耶那样在推销自己时那般狼狈不堪，也不像尼迈耶对政治有过于旺盛的热情。50年来在五十多个国家设计超过一千个项目的波菲尔，最终变得不再像个艺术家，他在把现代主义建筑的诉求推向极致并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同时，也消解了它原本富有的张力，淡去了最初不羁的冲动和旺盛的熱情。
　　也许，他的一生也正是现代主义自身宿命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