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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宣扬了存在主义的价值观和自由观。女主人公莎拉的命运抉择也体现了作者的女权主义观，揭示了在压抑人性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冲破世俗束缚，追求平等自由、自我价值、爱情价值的女权主义的意识觉醒。
[关键词]《法国中尉的女人》女权主义 存在主义
《法国中尉的女人》是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的代表作，也是后现代文学经典。作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小说家，福尔斯的作品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和浸润，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创作技巧，都完美和谐地体现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同时，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纠葛表达了作者对女性自由、平等主题的关注。这使得《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20世纪优秀的哲学小说，在丰富的存在主义图式中，沿着“元小说”的后现代框架，建构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权文化景象。
一
《法国中尉的女人》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爱情故事为背景，通过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完美结合，宣扬了人在荒诞丑恶的世界中为获取自由和存在而陷入的焦急不安、彷徨和痛苦，表现出了在丑恶冷酷的现实中人性的挣扎。以及作者对自由和完美的追求和渴望。作为一个存在主义的忠实信奉者，福尔斯写于1969年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同时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以及当时的女权主义文化理念。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大社会思潮和哲学体系。在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图式中，把“人的存在”或者说“纯粹主观性”当作了宇宙问一切事物的基础和本原。人的存在被认为是第一性的，存在先于本质。因此存在主义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人们采取积极的行动，去创造自己的本质。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体系中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是其自由理论。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不是说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说人在每一件事情上，或每一个处境中，都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没有任何原则应该先验地指导他的判断。”这是一种走向“自为”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意味着达到目的和是否成功，而只意味着选择的自主。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计划，不断地自由选择，创造着自己的本质，不断地向着未来的道路自我造就自己。萨特还认为，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行动和价值承担全部责任。存在主义最积极意义的价值观认为，人虽处在悲观乃至绝望的境地中，但可以通过“自我选择”行动起来，赋予存在以意义，对自己负起责任。
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同时期的女权主义思潮。对存在主义女权理论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正是一生都与萨特保持着一种复杂的情爱关系的西蒙娜，德，波伏瓦。波伏瓦发表于1949年的名著《第二性》被奉为当代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奠定了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方向和研究基础。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波伏瓦一直在思考传统女性角色的局限性问题，不断探索女性应如何从依赖男性的环境中走出来的途径。与萨特结识后，她走上了自我选择、自我塑造的道路上。二战后，波伏瓦的思想观念则彻底转向了存在主义。她坚持存在主义的干预、介入思想，呼吁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波伏瓦在《第二性》中犀利地指出，世上只有一种人性，那就是男性；女性只不过是从男性的偏离：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人类就是男性。女人仍没有被当作“人”来看待，而只能是处在客体的、附属于男性的地位的“第二性”。她提出了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至理名言：“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她还认为，正是男权社会的文化沉淀、后天习俗的流弊、道德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化的教育把女性逐步禁锢在个人的圈子中，使之处于次要、附庸的他者地位。波伏瓦的高明之处在于把第二性问题同制度、法律、宗教、习俗、基督教道德传统对妇女的压迫与限制联系起来，从社会学的层面上去挖掘第二性形成的根源问题。强调妇女必须从主观上对传统的爱情观、道德观、法律观等进行重新评估，从而确立一种新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
二
《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故事发生在英国“维多利亚黄金时代”中的1867年。维多利亚时代既是一个在科学技术、工农业生产和思想文化都有长足进步的时代：又是一个压抑自由人性，充满着各种矛盾现象非正义的时代。在维多利亚时代，男性由于自身的自然条件。经济地位，作为社会主体在一切社会领域都风光独占，而女性娇小、柔弱、无力等自然特点，使她们备受忽视，一直处于性别的劣势，成为受支配被选择的对象，成为神圣不可动摇的男权世界的点缀品。婚姻对女性至关重要。母亲与妻子是女性的合法主体位置，被排除在婚姻之外的女性，除非她是富裕家庭的独生女，能够继承父母的遗产，否则面临的前景将十分黯淡：她要么必须寄居在亲戚的家里，看人脸色生活：要么就得自谋职业，想办法养活自己。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约束、受教育的不足以及面临选择极为有限，(女性)很难独立谋生。”为社会所承认且不违背女性气质的对女性开放的中产阶级职业只有两个：家庭教师和裁缝。后者接近体力劳动并需要一定的技巧，因此对“法国中尉的女人”——莎拉这样受过教育的女性来说，家庭
教师应该说是最为理想的职业。
莎拉有着与众不同的美丽。然而，对于一个富有的女性而言，美貌可能会使她的姿质与品德更加耀眼夺目：而对于普通姑娘来讲，美艳就预示着她声誉的逐渐败坏；没有财产的保护，漂亮的女性很容易成为那些不择手段的捕猎者的囊中之物。莎拉便是这群不幸女性中的一员，背负着“法国中尉的娼妇”的骂名苦苦地谋求一个生存之地。小说一开卷，就是贵族青年查尔斯和他的未婚妻蒂娜在海边散步时，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在海岬的一头孤独地站着，眺望大海。当他们走近这个黑衣女人时，发现她就是那个镇上居民人人皆知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人们说，她被一个法国中尉引诱失身，法国中尉回国后抛弃了她，而她几乎每天到海边来，就是等待法国中尉回到她的身边。世俗者唾弃她这样的离经叛道者，于是莎拉成了远近闻名的坏女人。小说中莎拉从一开始就与周围的世界处于敌对的状态中。莎拉出身的低贱及其灵魂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使她一直与社会格格不入，成为黑暗社会欺压嘲弄的对象。
而与莎拉形成鲜明映照的是小说中以蒂娜为代表的典型的维多利亚女性。在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通行的依然是以门第、财产、血统和美貌为基础的婚姻，这种婚姻是一种公认的买卖合同。用金钱来购买地位。在这种婚姻观束缚下的众多的贵族妇女宛如活动的花瓶，美丽而空洞，虽然有许多出色的技艺，但见解浅薄。她们鼓吹高尚的情操，却不能理解、同情和怜悯，也缺少温柔和真诚。她们最大的目的不过是以自身的“美丽”和“才 情”编织一张网，获得一个与自己财产和地位相当的婚姻。她们该做的不过是“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口袋”蒂娜有着那个时代的典型的长相且娇弱害羞。她生活在规则之中：对查尔斯——不得向六十岁以下的任何女人看一眼：对自己——服从养生措施的安排。尽管她也有反叛的心理——不想屈服于男性，但毕竟她是那个时代的宠儿，家境富有，又与年轻的绅士订了婚，在世人眼中是幸福美满的一个女人。她相信那个时代的完美婚姻应该是金钱与爵位的完美结合，而她自己也会为了这种完美而按部就班，强烈抑制自己的情感，默默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不会逾越传统习惯。
小说中另外一位女性，那个“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极度傲慢性格的缩影”的波尔蒂尼夫人也是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准则和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者。任何人。只要在灵魂上背离了上帝，都是她所不能容忍的。她给教堂捐资，收留“堕落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以期挽救其灵魂。她对仆人们在生活上无比苛刻却对他们是否“堕落”无比关心。而她所做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赚取死后进“天堂”的资本。
三
相对于那些受维多利亚时代主流道德准则观念束缚的贵族女性来说，莎拉实际上才是福尔斯着力颂扬的追求完美与自由的女性代表，从莎拉一系列的对命运的选择上，充分体现了作者存在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萨特的存在主义彻底地否定“命定论”，认为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命运。主张人应当积极行动起来，改变环境。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有选择的自由。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不是那种终生恪守一原则来砥砺自己行为的道德修养和磨练。它不遵循任何规律，也不遵守任何规范。这个理论。可以恰当地运用到莎拉身上。莎拉出身穷苦，却不甘于命运的摆布，不愿选择一种向维多利亚时代准则和道德规范低头的命运，而以一种常人不能理解的方式寻求着自己的解放和独立。文章一开始，她就不顾一切，我行我素，尽管声名狼藉，被视为“法国中尉的荡妇”，她却心安依旧地呆在莱姆，每天去林间散步。海边眺望。她宁愿活在别人的指责声中并从中体会到“被放逐的痛苦”从而享受同别人不一样的自由，这是莎拉在小说中的第一次选择。认识查尔斯后，她开始了对命运的第二次反抗。在同查尔斯的交往中莎拉是处于主动位置的，她使一个与现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生活环境优越的贵族青年彻底脱离了社会的羁绊并促进了他思想的转化。在莎拉和查尔斯的关系达到高潮后，莎拉却放弃了婚姻能带来的富裕生活，神秘地失踪了。而查尔斯。在经过解除婚约、受人侮辱、自我流放等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屈辱后，依然渴望娶莎拉为妻。他到处寻找莎拉，结果终于在一个前期拉斐尔画派画家那里找到了她。而此时的莎拉，衣着高雅、神态自信，不见了往日愤世嫉俗的表情。查尔斯向她求婚却遭到婉拒。莎拉满意她的现状。因为她有了丰富多彩、令人惬意的工作。她珍惜她的幸运，不愿让婚姻剥夺她的自由，使自己失去独立感和孤独感。这是她的第三次选择。她对命运的选择。完全不按照传统规范，甚至也无视道德，她只依据一个原则，那就是自由。
莎拉的第三次选择是福尔斯为《法》设计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结局。她是莎拉的完美结局。即完美的自由。这个结局是对存在主义自由观的阐释，她不愿意承认他人的主体性，婚姻就是如此，因为她不可能同时占有爱情和完美自由。在这个结局中，查尔斯和莎拉之间的关系彻底颠覆了维多利亚父权社会所规定的男性是欲望主体，女性是欲望客体，男性是拯救者，女性是等待救赎的对象的二元对立。
莎拉一开始就勇于追求自己的欲望。不过在伦敦相会之前，莎拉实现主体欲望的策略却一直是被动式的迂回战术，她常常以男性视域中欲望客体的面目出现。比如她精心编造出自己失身于法国中尉的故事，将自己形容成男性始乱终弃的对象，从而激起了查尔斯同情的欲望。但是在小说最后的一个结尾中，莎拉则彻底除下了弱者的面纱。她提出可以和查尔斯维持性关系，却拒绝成为他的妻子。莎拉意识到，只要他们结婚，她就成了查尔斯，史密逊夫人。也就对查尔斯承担有妻子的义务，这与她渴望自由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评论家普遍认为这最后一个结尾真正体现了小说所蕴涵的自由女权主题，莎拉拒绝扮演“妻子”这一父权社会为女性指定的传统角色，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狭隘的性别话语的束缚，宣布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个选择符合了小说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存在主义的终极自由和选择”。
莎拉通过自己的选择创造出一个新的自我，一个真实的自我，远离了陈腐的规范。她拒绝了查尔斯，也就拒绝了“为他的存在”，她对自由的坚持，显示出她捍卫自己主体性的决心，创造了不受社会操纵的真实的存在。随着小说的发展，莎拉逐渐培养起“女性主义意识”，并在最终“获得了解放”。她最终通过和拉斐尔前派艺术家的交往，成为了“非维多利亚或者是反维多利亚式的角色，批判了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
也直到这个结尾，查尔斯才认识到自己作为男性拯救者的设定有多么可笑。查尔斯依照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一直视女性为柔弱的需要保护的对象。然而在最后一个结局中，莎拉却断然惊醒了他的骑士幻梦。虽然父权社会一再强调男性坚强，女性柔弱，男性在智力上高于女性，是女性的导师，但与查尔斯相比，莎拉显然是操纵事件发展的行动者，是领路人。莎拉从来都不需要查尔斯的拯救，她是先知先觉者。比查尔斯更早地看穿了维多利亚道德观的虚伪性，她忠实自我，大胆追求肉体与灵魂的满足，是她带领查尔斯一步一步走向自我认识，让他领略到了“自为存在”的自由。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文译本的前言中写到，这部小说的主题是描写“在一个毫无自由的社会里，一个地位卑贱的女子是怎样获得自由的。”在这个结局中，莎拉正是以告别查尔斯的方式冲破了男性主体／女性客体，男性拯救者／女性被拯救者，男性导师／女性追随者的等级关系的束缚，捍卫了自己的自由。这也充分说明了小说作者“试图以文学虚构的方式对当今女权主义者的努力作出呼应”。
[关键词]《法国中尉的女人》女权主义 存在主义
《法国中尉的女人》是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的代表作，也是后现代文学经典。作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小说家，福尔斯的作品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和浸润，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创作技巧，都完美和谐地体现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同时，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纠葛表达了作者对女性自由、平等主题的关注。这使得《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20世纪优秀的哲学小说，在丰富的存在主义图式中，沿着“元小说”的后现代框架，建构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权文化景象。
一
《法国中尉的女人》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爱情故事为背景，通过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完美结合，宣扬了人在荒诞丑恶的世界中为获取自由和存在而陷入的焦急不安、彷徨和痛苦，表现出了在丑恶冷酷的现实中人性的挣扎。以及作者对自由和完美的追求和渴望。作为一个存在主义的忠实信奉者，福尔斯写于1969年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同时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以及当时的女权主义文化理念。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大社会思潮和哲学体系。在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图式中，把“人的存在”或者说“纯粹主观性”当作了宇宙问一切事物的基础和本原。人的存在被认为是第一性的，存在先于本质。因此存在主义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人们采取积极的行动，去创造自己的本质。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体系中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是其自由理论。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不是说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说人在每一件事情上，或每一个处境中，都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没有任何原则应该先验地指导他的判断。”这是一种走向“自为”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意味着达到目的和是否成功，而只意味着选择的自主。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计划，不断地自由选择，创造着自己的本质，不断地向着未来的道路自我造就自己。萨特还认为，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行动和价值承担全部责任。存在主义最积极意义的价值观认为，人虽处在悲观乃至绝望的境地中，但可以通过“自我选择”行动起来，赋予存在以意义，对自己负起责任。
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同时期的女权主义思潮。对存在主义女权理论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正是一生都与萨特保持着一种复杂的情爱关系的西蒙娜，德，波伏瓦。波伏瓦发表于1949年的名著《第二性》被奉为当代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奠定了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方向和研究基础。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波伏瓦一直在思考传统女性角色的局限性问题，不断探索女性应如何从依赖男性的环境中走出来的途径。与萨特结识后，她走上了自我选择、自我塑造的道路上。二战后，波伏瓦的思想观念则彻底转向了存在主义。她坚持存在主义的干预、介入思想，呼吁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波伏瓦在《第二性》中犀利地指出，世上只有一种人性，那就是男性；女性只不过是从男性的偏离：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人类就是男性。女人仍没有被当作“人”来看待，而只能是处在客体的、附属于男性的地位的“第二性”。她提出了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至理名言：“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她还认为，正是男权社会的文化沉淀、后天习俗的流弊、道德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化的教育把女性逐步禁锢在个人的圈子中，使之处于次要、附庸的他者地位。波伏瓦的高明之处在于把第二性问题同制度、法律、宗教、习俗、基督教道德传统对妇女的压迫与限制联系起来，从社会学的层面上去挖掘第二性形成的根源问题。强调妇女必须从主观上对传统的爱情观、道德观、法律观等进行重新评估，从而确立一种新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
二
《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故事发生在英国“维多利亚黄金时代”中的1867年。维多利亚时代既是一个在科学技术、工农业生产和思想文化都有长足进步的时代：又是一个压抑自由人性，充满着各种矛盾现象非正义的时代。在维多利亚时代，男性由于自身的自然条件。经济地位，作为社会主体在一切社会领域都风光独占，而女性娇小、柔弱、无力等自然特点，使她们备受忽视，一直处于性别的劣势，成为受支配被选择的对象，成为神圣不可动摇的男权世界的点缀品。婚姻对女性至关重要。母亲与妻子是女性的合法主体位置，被排除在婚姻之外的女性，除非她是富裕家庭的独生女，能够继承父母的遗产，否则面临的前景将十分黯淡：她要么必须寄居在亲戚的家里，看人脸色生活：要么就得自谋职业，想办法养活自己。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约束、受教育的不足以及面临选择极为有限，(女性)很难独立谋生。”为社会所承认且不违背女性气质的对女性开放的中产阶级职业只有两个：家庭教师和裁缝。后者接近体力劳动并需要一定的技巧，因此对“法国中尉的女人”——莎拉这样受过教育的女性来说，家庭
教师应该说是最为理想的职业。
莎拉有着与众不同的美丽。然而，对于一个富有的女性而言，美貌可能会使她的姿质与品德更加耀眼夺目：而对于普通姑娘来讲，美艳就预示着她声誉的逐渐败坏；没有财产的保护，漂亮的女性很容易成为那些不择手段的捕猎者的囊中之物。莎拉便是这群不幸女性中的一员，背负着“法国中尉的娼妇”的骂名苦苦地谋求一个生存之地。小说一开卷，就是贵族青年查尔斯和他的未婚妻蒂娜在海边散步时，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在海岬的一头孤独地站着，眺望大海。当他们走近这个黑衣女人时，发现她就是那个镇上居民人人皆知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人们说，她被一个法国中尉引诱失身，法国中尉回国后抛弃了她，而她几乎每天到海边来，就是等待法国中尉回到她的身边。世俗者唾弃她这样的离经叛道者，于是莎拉成了远近闻名的坏女人。小说中莎拉从一开始就与周围的世界处于敌对的状态中。莎拉出身的低贱及其灵魂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使她一直与社会格格不入，成为黑暗社会欺压嘲弄的对象。
而与莎拉形成鲜明映照的是小说中以蒂娜为代表的典型的维多利亚女性。在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通行的依然是以门第、财产、血统和美貌为基础的婚姻，这种婚姻是一种公认的买卖合同。用金钱来购买地位。在这种婚姻观束缚下的众多的贵族妇女宛如活动的花瓶，美丽而空洞，虽然有许多出色的技艺，但见解浅薄。她们鼓吹高尚的情操，却不能理解、同情和怜悯，也缺少温柔和真诚。她们最大的目的不过是以自身的“美丽”和“才 情”编织一张网，获得一个与自己财产和地位相当的婚姻。她们该做的不过是“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口袋”蒂娜有着那个时代的典型的长相且娇弱害羞。她生活在规则之中：对查尔斯——不得向六十岁以下的任何女人看一眼：对自己——服从养生措施的安排。尽管她也有反叛的心理——不想屈服于男性，但毕竟她是那个时代的宠儿，家境富有，又与年轻的绅士订了婚，在世人眼中是幸福美满的一个女人。她相信那个时代的完美婚姻应该是金钱与爵位的完美结合，而她自己也会为了这种完美而按部就班，强烈抑制自己的情感，默默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不会逾越传统习惯。
小说中另外一位女性，那个“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极度傲慢性格的缩影”的波尔蒂尼夫人也是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准则和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者。任何人。只要在灵魂上背离了上帝，都是她所不能容忍的。她给教堂捐资，收留“堕落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以期挽救其灵魂。她对仆人们在生活上无比苛刻却对他们是否“堕落”无比关心。而她所做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赚取死后进“天堂”的资本。
三
相对于那些受维多利亚时代主流道德准则观念束缚的贵族女性来说，莎拉实际上才是福尔斯着力颂扬的追求完美与自由的女性代表，从莎拉一系列的对命运的选择上，充分体现了作者存在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萨特的存在主义彻底地否定“命定论”，认为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命运。主张人应当积极行动起来，改变环境。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有选择的自由。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不是那种终生恪守一原则来砥砺自己行为的道德修养和磨练。它不遵循任何规律，也不遵守任何规范。这个理论。可以恰当地运用到莎拉身上。莎拉出身穷苦，却不甘于命运的摆布，不愿选择一种向维多利亚时代准则和道德规范低头的命运，而以一种常人不能理解的方式寻求着自己的解放和独立。文章一开始，她就不顾一切，我行我素，尽管声名狼藉，被视为“法国中尉的荡妇”，她却心安依旧地呆在莱姆，每天去林间散步。海边眺望。她宁愿活在别人的指责声中并从中体会到“被放逐的痛苦”从而享受同别人不一样的自由，这是莎拉在小说中的第一次选择。认识查尔斯后，她开始了对命运的第二次反抗。在同查尔斯的交往中莎拉是处于主动位置的，她使一个与现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生活环境优越的贵族青年彻底脱离了社会的羁绊并促进了他思想的转化。在莎拉和查尔斯的关系达到高潮后，莎拉却放弃了婚姻能带来的富裕生活，神秘地失踪了。而查尔斯。在经过解除婚约、受人侮辱、自我流放等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屈辱后，依然渴望娶莎拉为妻。他到处寻找莎拉，结果终于在一个前期拉斐尔画派画家那里找到了她。而此时的莎拉，衣着高雅、神态自信，不见了往日愤世嫉俗的表情。查尔斯向她求婚却遭到婉拒。莎拉满意她的现状。因为她有了丰富多彩、令人惬意的工作。她珍惜她的幸运，不愿让婚姻剥夺她的自由，使自己失去独立感和孤独感。这是她的第三次选择。她对命运的选择。完全不按照传统规范，甚至也无视道德，她只依据一个原则，那就是自由。
莎拉的第三次选择是福尔斯为《法》设计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结局。她是莎拉的完美结局。即完美的自由。这个结局是对存在主义自由观的阐释，她不愿意承认他人的主体性，婚姻就是如此，因为她不可能同时占有爱情和完美自由。在这个结局中，查尔斯和莎拉之间的关系彻底颠覆了维多利亚父权社会所规定的男性是欲望主体，女性是欲望客体，男性是拯救者，女性是等待救赎的对象的二元对立。
莎拉一开始就勇于追求自己的欲望。不过在伦敦相会之前，莎拉实现主体欲望的策略却一直是被动式的迂回战术，她常常以男性视域中欲望客体的面目出现。比如她精心编造出自己失身于法国中尉的故事，将自己形容成男性始乱终弃的对象，从而激起了查尔斯同情的欲望。但是在小说最后的一个结尾中，莎拉则彻底除下了弱者的面纱。她提出可以和查尔斯维持性关系，却拒绝成为他的妻子。莎拉意识到，只要他们结婚，她就成了查尔斯，史密逊夫人。也就对查尔斯承担有妻子的义务，这与她渴望自由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评论家普遍认为这最后一个结尾真正体现了小说所蕴涵的自由女权主题，莎拉拒绝扮演“妻子”这一父权社会为女性指定的传统角色，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狭隘的性别话语的束缚，宣布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个选择符合了小说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存在主义的终极自由和选择”。
莎拉通过自己的选择创造出一个新的自我，一个真实的自我，远离了陈腐的规范。她拒绝了查尔斯，也就拒绝了“为他的存在”，她对自由的坚持，显示出她捍卫自己主体性的决心，创造了不受社会操纵的真实的存在。随着小说的发展，莎拉逐渐培养起“女性主义意识”，并在最终“获得了解放”。她最终通过和拉斐尔前派艺术家的交往，成为了“非维多利亚或者是反维多利亚式的角色，批判了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
也直到这个结尾，查尔斯才认识到自己作为男性拯救者的设定有多么可笑。查尔斯依照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一直视女性为柔弱的需要保护的对象。然而在最后一个结局中，莎拉却断然惊醒了他的骑士幻梦。虽然父权社会一再强调男性坚强，女性柔弱，男性在智力上高于女性，是女性的导师，但与查尔斯相比，莎拉显然是操纵事件发展的行动者，是领路人。莎拉从来都不需要查尔斯的拯救，她是先知先觉者。比查尔斯更早地看穿了维多利亚道德观的虚伪性，她忠实自我，大胆追求肉体与灵魂的满足，是她带领查尔斯一步一步走向自我认识，让他领略到了“自为存在”的自由。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文译本的前言中写到，这部小说的主题是描写“在一个毫无自由的社会里，一个地位卑贱的女子是怎样获得自由的。”在这个结局中，莎拉正是以告别查尔斯的方式冲破了男性主体／女性客体，男性拯救者／女性被拯救者，男性导师／女性追随者的等级关系的束缚，捍卫了自己的自由。这也充分说明了小说作者“试图以文学虚构的方式对当今女权主义者的努力作出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