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顾明远先生1949年入学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1956年留苏回国入职北师大任教至今，参与、见证了北师大的发展。我国的许多教育政策、北师大的许多创新都有顾先生的智慧贡献与亲身实践。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顾先生整理旧照片，写成回忆录。我们荣幸地得到顾先生授权，选择部分内容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黄济是我的学长，我之所以称他为学长，因为我们都是北师大教育系的学生。他1946年入学，我1949年入学。如果他1948年不离校去解放区，我们不就是先后同学吗。说是学长，其实也是师长。我1956年从苏联回到母校，就在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工作。当时教研室主任是王焕勋教授，副主任就是黄济。我虽然在苏联学的是教育专业，但食而未化，对教育理论没有深入理解。回国以后立即上讲坛，都是在黄济学长的领导下，集体备课，钻研教材，才得以完成教学任务。后来教育学教研室编写《教育学讲义》和《教育学阅读资料》，我承担了一部分任务，那时几乎每星期都会到黄济家里去讨论。这种研讨使我向黄济学习良多，受益匪浅。所以，他既是我的学长，也是我的师长。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的合作就更多了。1979年，我任教育系主任，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觉得教育系要恢复教育学科的建设，要恢复教育哲学、比较教育，创建教育经济学。黄济就担负起教育哲学重建的任务，从此他开辟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中等师范学校，教育部要我们编写教育学、心理学教材。学校领导责成我主编教育学，我自知学识浅薄，不堪重任，于是敦请黄济学长协助我，他竟欣然答应。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中师用的教育学教材。1982年，教育部委托我们在山东泰安组织中师教师的培训。期间我和黄济还一同登上了我国五岳之首的东岳泰山。1986年，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副会长刘佛年、吕型伟一致要求我主持编纂《教育大辞典》，其中教育哲学卷我认为非黄济莫属，我又请他出山，他又欣然答应，屈尊为大辞典教育哲学分册的主编。他在工作中严谨求证，一丝不苟，保证了辞书的高质量。他的这种不计名利、不计地位、无私奉献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动，也使我有信心完成老一辈教育家交给我的任务。至于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合作，如在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的工作、博士研究生答辩等，更是不胜枚举。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友谊。讲到他对教育科学的贡献，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黄济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开拓者之一。黄济称得上是我校教育系在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科学建设的元老。1949年，我入学时教育系规模很小，教师很少，还没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1952年，院系调整后，华北大学教育学研究室的老师全部并入北师大，再加上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教育系并进来，北师大教育系才壮大起来。当时教育系举办了大学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生班。潘懋元、邵达成等是大学教师进修班的学员，王策三、王逢贤、梁忠义等是研究生班的学生。王焕勋和黄济就是这些班的领导和教师。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时学习苏联教育学，虽然苏联教育学存在教条主义的毛病，但毕竟强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教育科学的党性原则，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性质。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科学就是从北师大诞生的。王焕勋、黄济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开拓者。
　　第二，黄济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奠基人。教育哲学本来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教育系被取消了，用教育基本理论代替了教育哲学。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恢复。黄济同志担任起了这个任务，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重建教育哲学，先后编写了《教育哲学初稿》《教育哲学通论》，成为我国教育哲学的经典著作。
　　第三，黄济学贯中西、文通古今。黄济熟娴中国传统经典，但崇古而不泥古，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总是重视渗透时代精神。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复古，一定要有所选择，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他离休以后，仍然笔耕不已，还在主編《中华国学教育经典丛书》。黄济学长六十余年如一日，培养了大批人才，发表了许多科研成果，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济学长淡泊名利、严谨笃学、敦厚朴实、为人师表。年逾九旬，还足蹬三轮，奔走于校园之间，成为北师大一道独特风景，师生常常戏称“黄济老师又开着他的‘宝马’来了”。他为人谦和可亲，在路上遇见时总要下车打招呼，真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人。
　　斯人已去，这是教育界的重大损失。对我来说，失去了一位亲密的学长和挚友。但我们的友谊永存！
　　2021年7月20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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