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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晚期荀子对同时代的名家和墨家提出了激烈批评。他将陈仲、史艏与公孙龙、惠施归为一类，前者好义高行异于常人，后者擅长怪异难辩之论。二者之行为与思想有“不知止”之蔽，对治他们的办法是止于儒家的礼义之道。墨子非礼乐而尚俭约，墨家一派的宋钎则提出“见侮不辱”、“人之情欲寡”等以支持其非战主张。荀子指出二者的错误在于不知人之性情。人之欲本多，斗起于恶而非辱，礼乐在人性中有深厚的基础。墨子、宋子之说有悖于人情而不能实行。名家和墨家的理论从根本上与荀子的政治主张不合，无益于强调尊卑贵贱之差别的礼义之道的施行。荀子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