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过，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却不知，春秋笔法早有回避与隐瞒。孔二先生主张并实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即与客观真实的秉笔直书差了八百里。
　　如果说避开先人、长辈的名字以遵孝道，还情有可原，那么为帝王之类权力者避讳，便要重新考量了。西汉文帝名恒，即改恒山曰常山；武帝名彻，他人名中的“彻”字，须改作“通”。皇帝的狗屁不通和霸道嘴脸，一览无余。
　　避讳并不只在回避，不直说君王、尊长的名字，它又是修辞手法，为辞格之一。即说话、撰文遇有犯忌触讳的内容，不可如实直说，而须用别的语言文字来表述。一经避讳，权势者的某些丑行、劣迹，或销声匿迹，或歪曲粉饰，又或浮光掠影、云里雾里，叫后世之人很要费一番猜详、考据功夫。因此鲁迅说，“业儒”垄断下的二十五史、帝王起居注等，“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这样的避讳，与其说是修辞手法，莫如说是瞒天过海、欺世盗名，其目的，全在满足权力者的政治需要。古代之事不说也罢，就说半个世纪前的两桩往事吧。
　　出版于1951年的毛选第一卷，收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题解说，这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究竟信是给谁写的，喊“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又是谁？题解、正文都回避了，令读者一头雾水。及至20年后的“批林整风”，人们才知，此人竟是“副统帅”林彪！1986年出版的毛著选读本的题解，也才揭秘：1948年着手编辑《毛泽东选集》时，身在东北的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此信不要提及他的姓名。故编辑出版中对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标题也由原拟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改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之后十多年间，林彪步步高升，成了党章明载的“接班人”，那就更须“为尊者讳”了。不幸的是，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仓皇出逃苏联，做了千古罪人，于是他在井冈山时期的悲观、动摇，也要一并作为“前科”而清算。
　　张春桥的例子也很有代表性。1935年鲁迅为作家田军（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作序，给予很高评价。时在沪上的张春桥化名狄克，于次年《大晚报》副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诋毁《八月的乡村》在技术和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中伤左翼文学。鲁迅随之写下杂文《三月的租界》，斥责狄克所谓“自我批判”，就是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这篇杂文本不特别引人注目，也算不上名篇；可对狄克是何人，却长期讳莫如深。1956版《鲁迅全集》收入此文，附有四条注释，对田军、吉须二人名作了注解，唯独对批判对象的狄克，不置一词，成了一个谜。原来，解放后张春桥已官居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须避讳、保护了。待到“文革”中，张不只是上海党政首脑，且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位高权重，岂可造次！
　　但在上海，狄克即张春桥完全不是什么秘密。1967年4月，“红革会”小将发动“炮打张春桥”，将张的狄克老底揭穿示众，一时颇有声势；《文汇报》在12日整版刊出四条大字标语，以为呼应。可最终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压了下去，又开展“清查”，闹得上海几所大学慌恐不安。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各大媒体方如梦初醒，对张春桥的狄克旧案和“老投降派”面目做集束轰炸式的大批判。1981年版《鲁迅全集》也对狄克作了注释。显然，狄克之谜的玄虚不解，不是文史专家无能，也不是学术难题，而只是“为尊者讳”罢了。
　　说穿了，避讳在许多时候做了某些人的遮羞布或护身符。但我不懂，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还是权力的专横？又或兼而有之？
　　罗素《权力论》说，“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然而，企图以避讳来满足这些欲望，大抵是心劳日拙，不会长久的。因为，事实和真相终有大白的一天。
　　（摘自《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