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一支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轻奢自驾车队顺利抵达拉萨。北京女孩马璐贝不顾10天来的旅途疲惫，来到八廓街想买一只木碗。她要用自己的木碗，在拉萨街头的甜茶馆喝甜茶。
　　今年拉萨的雨季来得早，云团在远山的山巅一路翻滚至市区。进入萨嘎达瓦月，八廓街上转经的人较往日愈发多了，马璐贝跟同伴随着人流来到八廓商城，被康巴商人卓嘎的铺子吸引。
　　五月，内地已经是炎夏时节，拉萨依然微寒，街头的樱树能寻到未落净的花朵，卓嘎穿着薄羽绒服坐在一堆金灿灿的木碗里，向马璐贝热情地打招呼。
　　马璐贝对着大小、花色繁多的木碗，一时不知该如何挑选，她对这种藏族人常用的餐具一无所知，征求卓嘎的意见。卓嘎义不容辞地向她介绍起木碗文化。
　　对于木碗，卓嘎再熟悉不过，她在八廓商城做
　　了五年木碗生意。而木碗，已经在西藏的土地上出现了几千年。
　　木碗：“一生的情人”
　　“丢也丢不下，
　　带也带不走：
　　情人是木碗该多好，
　　可以揣在怀里头。”
　　谁也不知道这首歌谣在藏地流传了多久，简单朴实的话语，讲述了木碗与人的关系。
　　习惯了农耕生活的人们很难理解，为何要随身携带饭碗。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沿着雅鲁藏布江的水汽通道向高原爬升，初夏的风从藏南吹起，一路吹绿藏北草原，牧人把牲畜赶到水草相对丰裕之地。高原苦寒，土地贫瘠，云影投映在高山上掩住山头白雪，远处看似山体幽绿，近看只有矮矮的草皮。
　　要生存，畜群就要不断被乌尔朵（一种原始抛石器）驱赶着从一地徙往一地。牧人的飲食清简，野地生火烧热茶，从怀中掏出木碗喝茶、团糌粑。旅途孤独漫长，揣在胸口的木碗亲密宛若情人。时至今日，即使牧人们骑着摩托车放牧、有了固定居所，怀中依然会揣着木碗。
　　各种聚会、宗教活动在藏族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分量。人们喜欢聚在一起晒太阳喝茶、过林卡，无论饮酒饮茶，使用自己的木碗干净卫生;踏上转经、转山之路，怀中一只木碗，轻便出发。
　　藏族人使用木碗的历史悠久，无论贵贱僧俗，都拥有自己的木碗。敦煌出土法藏PT1047号《吐蕃羊骨卜辞》中，就有关于木碗使用的记载。可能让人意外的是，西藏的木碗基本靠林区自产。
　　在人们的印象中，西藏雪山巍峨，气候严酷，难见绿意。其实西藏包含多种地形地貌，部分区域位处中国第二大林区，植被丰富、树木葳蕤，人们会在歌谣中唱：
　　“吉祥欢乐的沟头.
　　那里桦树长势好;
　　枝粗叶茂有何用，
　　唯有檀香做殿柱。
　　“贤劫山上生长，
　　馥郁奇香神柏;
　　夏日不见发绿，
　　冬天不见枯黄。
　　民俗学家平措扎西介绍，藏族对木碗格外珍视，一个家庭中，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碗，不能混用，所谓“夫妻不共碗，父子不共碗，母女不共碗，兄弟不共碗”。木碗分男女，男主人用的木碗口宽、略矮，女主人的木碗较为秀气纤长。
　　有种说法讲“藏族人一生只用一个木碗”，并不准确，木碗会在人生重要节点“换代升级”。童年时代使用的木碗容量小，成年时会换成大碗;结婚迈入人生新阶段，要更换崭新的木碗;选择脱离世俗生活成为僧人，要更换制式完全不同的木碗。

　　木碗材质、工艺不同，亦分三六九等，高级木碗碗壁薄、花纹秀美，以树疙瘩制成的木碗尤其珍贵。《西康图经》载，“木碗之最佳者，用黑檀、紫檀之虫瘿列成，康人呼为蒲萄根碗是也：价值甚昂，惟贵家有之……如此一碗，价值有达四五千元者。其次为他种坚致木料所制，各大喇嘛与土司头人家有之。”
　　制作普通木碗多用桦树、桐树、桑树或一些杂木木料，先手工削出大概形状，再上机器粗旋，反复削磨，成品光滑美观。擦拭清油后，碗身自然显露美丽纹路，如山峦，如怒涛，更有磷火纹、猪鬃纹、猫头鹰眼等多种纹路，尤以磷火文最为珍贵。要想使木碗色泽艳丽、花纹更加鲜明，可用巴窝草叶、加鱼草茎干等榨取汁液调配涂抹。
　　人们珍视木碗，一旦木碗出现裂口，会被认为是不祥之兆，要及时更换。一些贵重的木碗，多被包金嵌银、錾刻花纹，带盖的木碗盖子上还会缀红珊瑚珠或玛瑙珠，异常精美。一方面为了美观，也是出于对木碗的保护。
　　但即使被精心镶嵌过的木碗，也要露出一块原木的底色，让人能看到碗的材质，“多用赤金包贴碗之内方，或且将外方包贴大部，仅露小部木纹，以示其为珍贵木质而已。”（《西康图经》）。

　　好木碗如华服少女，佩戴再多珊瑚、蜜蜡饰物也只是衬托。顶级木碗为了彰显木料之矜贵，不做装饰，以夸耀天然材质之美。

　　陶器：风火土之诗
　　门隅勒布沟流传着一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人们都用泥碗吃饭喝茶。有一天，有位木匠去森林里伐木，吃饭时把碗打碎了。木匠用随身携带的工具做了一只大木勺吃饭。人们看到用木勺吃饭，觉得很稀罕，建议去掉勺子把，吃饭会更方便，由此诞生了第一只木碗。直到现在，勒布沟依然是西藏重要的木碗产地，保留着手工制作木碗的家庭作坊。
　　所谓泥碗，其实就是陶碗。木碗与陶碗谁出现的时间更早，难以考证，当黄河流域的先民开始烧制夹砂或泥质陶罐的时候，青藏高原之上的藏族也开始使用陶碗。拉萨曲贡村、昌都卡若、墨脱背崩村、林芝云星等地都曾发现过古陶的踪迹。
　　曾经，陶器在藏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烧茶、蒸煮、储存食物，物美价廉的陶器都是首选。随著时代的发展，交通逐步便利，越来越多的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流入藏区，使用陶制器皿的人越来越少，原本繁盛发达的西藏制陶业也逐步萎缩。
　　用陶器的人少了，烧制陶器的人还在。至今在西藏，仍有村庄的匠人延续祖先传授的方法，将山中背出的泥料反复捶打、搓捏成形。
　　2020年1月初，河南鹤壁农村满目萧然，制埙师张伯鸿在半人高的枯草间瞠出路来，背来劈柴，预备烧制陶埙。这座外径长、宽2米，内径约0.75米的红砖窑，是张伯鸿2004年搭建的。
　　棒秸秆等小柴禾最开始用来烘热炉膛，温度上来了，就要填劈细的劈柴，多用干透的柿子树、桐木、枣木，松木最好，有松油，燃烧后能在埙体上生出出人意料的纹路。在城市制埙，他会选择气窑，干净便捷，成品率更高。
　　张伯鸿打扫窑口的时候，普布次仁正在山坡上堆土。普次出生在拉萨传统制陶家庭，没见过柴窑，更没见过气窑。使用堆烧制陶法，在通风的开阔地露天烧陶，是祖先们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
　　普次用石头垫起小件陶坯，在小陶坯外面扣上大陶坯，再盖上牛粪和草皮，开始点火烧制。一年中，只有冬季草皮干得透透的，适合烧制陶器。制陶匠人生活的村落多远离林区，没有足够的木材，是窑烧法在青藏高原无法替代堆烧法的重要原因。
　　炫白的太阳从张伯鸿的头顶很快走过，在普次那里却迟迟不肯落下。河南与拉萨，有起码两个小时时差。烧制五、六个小时后，撤火，等待陶器慢慢冷却。
　　拉萨北郊掘过的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烘烤时间长、光洁致密，多为素面，饰有刻划纹、重菱纹、三角纹等纹饰。普次的作品延续了前辈们的风格，拙朴简约，不像其他地区的匠人，会在陶碗上描绘复杂花纹，或者在陶罐上镶嵌各种形状的瓷片，看起来亮晶晶。
　　可能因为如此，普次的陶器不是很受欢迎，卖不上价去。不知算不算幸运，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不适合烧陶，普次会出去打工维持家用。
　　与普次多烧制碗、罐等生活用品不同，张伯鸿大部分精力用来做埙，偶尔烧制几只盘条杯赠予朋友饮茶自娱。除了是制埙师，张伯鸿还是一位埙演奏家，烧制好的埙，他会一只一只校对音准，他精心制作的埙与普次的陶碗遭受同样的境遇。
　　在高原，先民们用陶碗痛饮美酒，在内地，人们用陶器吹奏幽咽的自然之诗。窑火逐渐熄灭，草灰慢慢冷透，陶器已在人类文明史上走过了最辉煌的篇章。风吹过普次的山岗，吹过张伯鸿的砖窑，将火与土的传说吹散入灿烂星河。

　　瓷器：世间珍物，南北西东
　　五月的最后一天下午，河北廊坊赏茗轩的老板老张安排店员做直播，做些“秒杀”聚拢人气、推推新款。老张给店员做功课，托出两只青花瓷碗放在桌上：

　　“你看看这俩有什么不一样？”
　　“……这款青花颜色看着更雅致？釉面光泽看起来更舒服？”
　　店员说的那只，是直播的主推产品青花缠枝花纹碗，仿明成化年间的瓷盏，价格不菲。描绘着缠枝山茶花纹的瓷碗清润水秀，仿佛透着江南的氤氲水汽。
　　此刻，这只碗的原型，静静卧在西藏博物馆里。与仿品底部落窑口名号不同，真品的外底青花双圈书“大明成化年制”。
　　精美的瓷器沿着丝绸之路走向西方，在欧洲引发了狂热的追捧;亦从低地走向高原，收获了大片粉丝。随着内地与西藏交流的增多，越来越多的瓷器出现在僧侣、官员、贵族乃至老百姓的生活中，高原上的人们，以拥有一只瓷碗饮茶为荣。
　　瓷碗的流行得益于茶文化在藏地的流行。关于瓷碗较早的记载出现在《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赞普都松莽布支生病，饮茶得以痊愈，遂爱茶，进而向汉地皇帝求碗。皇帝没有同意赠碗：我已经送给了你们很多东西，你们并没有记住我的恩德。不过，皇帝亦通融说，如果吐蕃有制作碗的原料，可以派去制碗的工匠。 　　传说，工匠讨来了赞普库中的珍宝，用藏地的原料在山南唐布齐成功烧制了32只茶碗。上等碗为黄色，用宝石制成;中等碗为白色，用石疖制成;下等碗为青色，用白石头制成。按照赞普的喜好，碗壁上绘制了鸟、鱼、鹿的图案。如今，生活在唐布齐的村民依然会为过路客遥指杰不觉山的烧碗遗址，但遗址具体位置，早已说不清楚。

　　需要注意的是，赞普都松莽布支在位时距离文成公主入藏已有三十年，西藏最早自产的瓷碗是出自文成公主带入西藏的工匠之手、还是出自赞普求来的工匠之手，难有定述。
　　西藏虽可产瓷碗，产量非常有限，绝大部分瓷碗来自内地。景德镇是中国著名的瓷器产区，匠人们精美的作品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流转，亦是西藏的瓷制品主要来源地。
　　明清时期，藏地与汉地器物交流日盛，一是由于商旅贸易，一是赏赉与朝贡。汉藏交界地带商贸活动繁荣，茶马互市让大宗商品得以在藏汉间流通。
　　明代自开国，与西藏诸番来往频繁，西藏朝贡使团会获得丰厚的赏赐，使团规模逐年庞大，人数以千计。赏赉与朝贡过程，是一个文化交融的过程，西藏文化对内地瓷器造型、纹饰均产生了影响，丰富了瓷器的文化内涵。其中进擦出的艺术火花，让人讶异又觉得分外有趣。
　　西藏博物馆副馆长达珍钟情瓷器研究。聊起藏汉交流的瓷器，她一定会介绍一种“假木碗”。清雍正年间，出现了仿西藏木碗烧制的瓷碗，碗壁施“木纹釉”，釉料交缠成流畅的木纹，自然生动，仿真度极高。
　　当时西藏会向朝廷进贡最好的瘿木制成的木碗“扎古扎雅”。“扎古扎雅”是藏语，指“根”与“树瘤”。康熙年间，逢初春向朝廷进献“扎古扎雅”以賀春喜形成了惯例。
　　乾隆帝爱写诗，曾多次为此种木碗赋诗，有首诗的题注讲“西藏出此木云草根结成者以为碗能解诸毒镂铁为室彼中贡品最珍物也”。一只木碗，能起到毒物检测甚至解毒的作用，不可说不神奇，难怪能得到皇室的喜爱，引发了进行瓷器创作的兴致。

　　达珍喜欢瓷器，不仅因其精美，更因其背后的故事。一只碗盏、一只瓷罐从景德镇的窑口取出，被严密包裹搭上马背，很难知晓其最终去向，没人剖得清器物背后裹缠的故事。
　　西藏博物馆内收藏着一只万历青花云龙纹罐，罐身上绘龙戏珠纹及“壬”字形云纹，画功扎实，色彩艳丽。有意思的是，罐底落款是“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落同款识的青花瓷罐，世上仅存三件。
　　何谓“黔府”？即“黔国公府”，明代开国元勋沐英，曾镇守云南十年，卒于任上，朱元璋追封其为黔宁王，后其子沐晟进封黔国公，世袭罔替。龙纹罐很可能是万历丁亥年间黔国公府主人于景德镇定烧的专用瓷器，以礼物的形式赠送给了西藏的某位藩王。
　　各种瓷器出现在藏地各种生活场景中。瓷自温暖潮润的汉地而来，终是融入了浩瀚凛冽的雪域高原。
　　元朝末年，一位蒙古贵族在大草原畋猎，并在畋猎间隙用青花高足碗畅饮美酒。高足碗的设计宜抓握，适合在马上饮酒，深受游牧民族喜爱。同样的碗盏，也出现在了西藏，不过少用来饮酒、饮茶，而是被当作了向神供奉的器具，装盛酥油、牛奶或青稞酒。
　　西藏保留了大量元明清时期的高足瓷碗，明代官窑存量尤多，西藏博物馆就存有永乐、宣德时期的高足碗20多件。明代早期的白釉因甜美如脂非常著名，西藏博物馆存有乾隆年间的仿品。这只白釉高足碗釉色肥润、清透如雪，碗内壁的暗花龙纹线条流畅活泼，“大清乾隆年制”的铭文记录了其遥远的来处。

　　多穆壶原本是盛酥油的桶，呈柱状，口沿加僧帽状边，取吉祥如意之意，清时被制成了虎皮三彩釉。虎皮三彩釉是康熙年间素三彩品种之一，先在素胎上刻花、再施以黄、绿、紫三色釉料。瓷质多穆壶色彩斑斓，釉质亮丽，极具藏族特色。
　　僧帽壶器型始于元代，本是僧侣饮茶的金属器具。瓷因为光洁、易清洗，逐渐成为制造僧帽壶的首选材质。流入藏地的多穆壶，随着清宫审美的变化，形制也发生着变化。历经康雍乾三朝，僧帽壶壶腹愈发圆而鼓，颈部逐渐短而粗，失却了秀丽气质，多了敦厚。
　　星移一寸，斗转一轮，世事更变，唯一不变的，是西藏人对茶的喜爱。人们不再用僧帽壶饮茶，也不会像都松莽布支赞普为一只精致的瓷碗大费周章。今天在拉萨街头，人们用暖壶饮茶，塑料时代的制品，样子不美观，胜在保温好用。
　　如今人们使用的杯子，不是木碗，不是瓷碗，是小小一只简单的玻璃杯。在人声鼎沸的茶馆，往桌上放一块钱，马上就会有阿佳拎着热水壶来倒入满满一杯香甜的奶茶。
　　春日街头，红叶李淡粉的花朵飘落进甜茶杯，引得来观光的女孩频频拍照。她们不知道这座西藏最繁华的城市，曾有多少商队、使团从尘土飞扬的街上浩浩荡荡走过，带走带来了多么精美的瓷壶与木碗。

　　八廓商城，木碗商人卓嘎的摊位前，马璐贝已经选好了一只纹路优美的核桃木碗，镶嵌着精致的银边。卓嘎告诉马璐贝让木碗变漂亮的秘诀：抹一点点酥油沁在碗里面，经常用就发亮了，不涂银饰。很快，又有客人上门，是本地人，自己娴熟地挑选碗盏。
　　卓嘎不愁生意，虽然比不上商场里马克杯、保温杯的出货速度，但其实也不差。只要有人购买，就不用担心制作木碗的手艺在新时代绝迹失传。中华大地上蜿蜓并进的诸多文明之河，会随季节敛细、静默，但不会断流。
　　景德镇的窑火千年不熄。普布次仁的草皮牛粪火一季熄了，下个冬季会再次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