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李沛霖，祖籍河南荥阳李克寨村。因为自幼家贫，父亲7岁时就给城中一家康姓大户的少爷当书童。平日里，东家少爷在私塾读书，父亲就在窗外偷听。不过，那少爷在学堂读书不用功，描红（传统的习字法）都是父亲替他的。三年下来，少爷没识多少字，父亲却识了不少。11岁那年，时常吃不饱饭的父亲因不愿替少爷挨私塾先生的打，愤然逃离了家乡，结果在途中迷失方向，沿路向东乞讨走到了开封。在开封恰巧遇上一个在粮库拉车的老乡，父亲就为他推车拉脚，每天能吃上两个烧饼，勉强糊口。

一个烧饼，让父亲走上革命道路

　　当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父亲揣着烧饼走在路上，天突然下起大雨。父亲急忙躲在临街一栋带宽檐的大房子墙根儿避雨。此时，一个微弱的乞求的声音从墙根一个小小的砖洞中传出来：“帮帮我，给点吃的吧！”父亲吓了一跳，趴下身子从砖洞朝里瞅去，隐隐约约能看出那是个人，瘦骨嶙峋，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胡子很长很乱。那人被锁在黑暗的地下室里，正向砖洞外看什么。那人接着对父亲说，自己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很饿。父亲听了，甚是同情，他知道吃不饱的滋味，毫不犹豫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烧饼从洞口塞了进去。从此，父亲经常从那个地方经过，把饼、馍、水塞进砖洞里，给那个挨饿的人吃。两个人还不断地隔着墙洞说说话。久之两人就成了朋友。
　　中秋节后的一天，父亲正在给老乡推车，忽见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人向他走来，并冲着他说：“小兄弟，你愿不愿给我拿行李？”父亲听着声音很熟悉，却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人，就回道：“你要不急，等我推完这一趟就帮你去拿。”打这时起，父亲认识了这个名叫张少卿的人，他就是被关在临街大房子地下室里的大胡子，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他被放出来后，就找到父亲——这个曾经救过他性命的好心少年。

　　1938年春天，在饶阳打击皇协军战斗胜利后，父亲被派押送一小队战俘。当小队走过一个小沙丘时，有几个俘虏见只有父亲一个人，就相互递了递眼色，企图围上去夺枪。父亲见势不妙，大吼一声：“都给我站回去！”那几个俘虏不听，仍然一个劲儿地向父亲身边围拢。说时迟那时快，父亲端起枪扣响了扳机，为首的两个俘虏被“串了糖葫芦”，其余的人全被镇住了。事后，锄奸部的首长夸父亲机灵，有胆量，于是父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调入八路军冀中军区政治部，成为政治部主任舒同的警卫员。

延安路上，舍命救舒同

　　舒同（1905—1998）是江西东乡县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同时，舒同还是一位书法大师，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
　　那时，舒同常和父亲聊天，询问父亲怎样到的冀中，怎样参加了蠡县暴动，跟谁熟悉，参加过什么战斗。父亲就把自己挨打受气、逃离家乡、迷路在外、乞讨拉脚、遇到张先生的事说给了舒同听。舒同对父亲很关心，当他知道父亲还认识字后，就经常找些书给父亲读，并给他讲解书上的内容，还经常教父亲写毛笔字。舒同这是在有意识地提高父亲的文化水平。他还给父亲讲中央红军长征、讲北伐军、讲叶挺的故事等，父亲的眼界越来越宽了，革命自觉性更强了。 　　1938年夏天，舒同派父亲由饶阳县往安平县送信。途中遭遇日军，父亲急中生智，一头跳进老百姓家的茅池里，屏住了呼吸。日军用刺刀向茅池里戳了几下，臭烘烘的，没发现父亲，就离开了。等日军走远后，父亲从茅池里爬了出来，但他的膀子被刺刀刺破了，鲜血直流，只得翻墙到了一户百姓家中，在院子里用破缸里的水匆匆冲了下身上的粪污，就向安平方向跑去。
　　到达安平时正是傍晚，他找到中药铺，通过暗号交流，见到了接头人，赶快送上舒同的信件。他水也没喝一口，伤也顾不上包扎，拖着受伤的胳膊连夜赶回军区。一回到驻地，父亲就昏倒了。因为伤口感染，父亲的脸肿得像茄子一样，又黑又青，浑身也肿胀起来，病情很危险。舒同见此，赶忙找来医生诊疗，才保住了父亲的性命。
　　1939年春天，舒同要到延安参加党的会议。起初，部队没让父亲跟随首长去延安，而是分配他下部队带队伍。舒同问父亲愿不愿跟他到延安，父亲舍不得首长，就放弃带队伍，答应跟随首长到延安去。
　　3月初，赴延安的队伍走到冀西平山时遭遇日军，双方开了枪。当时日军人数不多，也不知道对方是一支什么队伍，究竟有多少人，要到哪里去。趁着日军乱放枪，没一定的目标，舒同就命令部队不出声，不搭话，等日军靠近再打，不靠近就赶快走。结果，部队刚跑出二里地，舒同骑的骡子突然惊了，撒蹄乱跑。父亲见状，猛地跳起来，死死拽住缰绳，骡子才停了下来。舒同翻身下来，紧贴在父亲身后追赶部队。这时有五六个日本兵压了过来，父亲以骡子作掩护举枪还击，保护首长舒同。打死两个日本兵后，骡子也被打死了，舒同和父亲都掉进深沟里。父亲额头和肩膀都受了伤，他不顾自己的伤痛，背起舒同沿着沟底就向南猛跑。后來，枪声逐渐稀了，父亲才背着舒同爬上沟来和部队会合。舒同一边为父亲擦伤口，一边说：“你比我高不了多少，还能背着我跑！”父亲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首长夸奖说：“这回带你还真带值了！”从这之后，舒同对父亲更加喜爱，更加信任了。

　　到了延安后，舒同把父亲送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父亲在那里学习了9个月。
　　在抗大学习时，父亲的教导员叫王学礼，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湖南怀化人。他知道父亲会写字，能读书，就对父亲很器重，让父亲教学员打枪，还让父亲当了学员班长。在教学员打枪时，父亲编了顺口溜：“老日枪，不用瞅，枪头照准就巴勾！”后来我问父亲这话是什么意思，父亲解释说：“日本人造的枪结构简单，容易掌握，也很好用，只要枪头照准目标，不用怎么瞄，就能打上。”
　　从此，父亲就留在了延安，在新的岗位继续着革命事业。
　　后来，父亲经常对我说，他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如果不是遇上革命的引路人，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更别说为革命做贡献了。年轻时什么都不懂，党组织就像一道光指引着他不断前进，并给他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人生道路上那些给他无私帮助的战友，哪怕至今也不知道“张少卿”“李师傅”的真名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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