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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南京的夏天异常闷热。南京大学一位中年教师胡福明，在医院照顾因病入院的妻子。同病房里还有四五名女病人，他不方便进去陪护，就在医院走廊构思了一篇文章。
投稿后，他对一个好哥们儿说，“我坐牢你要送饭。”哥们儿答，“那当然，你坐牢我肯定会送饭。”
1978年5月，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在当时的中国如一聲炸雷，引发激烈讨论。邓小平看后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这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福明没有坐牢，迎面吹向他的，是改革的东风。
1978——1983万物生长
1978年春天的大学校园清新怡人，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
借了辆自行车赶考的冯仑，进入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游吟歌手”徐小平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
熊晓鸽忐忑地从工科调剂到湖南大学外语系，唯一能说的完整英语句子是“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
阎焱那时的理想还是做一名飞行员，在收到南京航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他嘚瑟地对办理转关系的公社干部说：“我要去开飞机了，到时候我的飞机落在这里，就可以把你们接走了。”
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迎来了“三剑客”黄宏生、李东生、陈伟荣。20年后，由这三人领导的创维、TCL、康佳占据了中国彩电业的半壁江山。
半年后的秋天，29岁的马蔚华圆梦吉林大学经济系;12岁的少年张亚勤用一个月啃完高中教材，考入中科大。
1978年，这是中国和时代的一个重要拐点，高考史上罕见地一年迎接了两届学生。从1180万考生中搏杀而出的62.7万新生，带着希望和梦想涌向校园，无数个体命运的轨迹自此改变。
并非人人都如此幸运。
刘永好三兄弟的大学梦因成分问题戛然而止，他们干脆养起了鹌鹑;报考常熟师专的俞敏洪落榜了，成为了全班唯一一个没被录取的学生;潘石屹养的猪被狼吃掉了半只脸，他还没有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就又担心起另一件更让他恐惧的事儿：他只有一条裤子，如果磨破了，会露出里面的花裤衩。
上大学并非是那时唯一的选择。让人羡慕的还有王健林、任志强、宁高宁这样的军人，张瑞敏、王石这样的工人，以及柳传志这样的技术员。
敏锐者早已从蛛丝马迹中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有志者亦不甘被庸常的生活所埋没。
1978年，已过而立之年、端着茶杯看报纸的柳传志，竟在《人民日报》上惊喜地读到一篇教人养牛的文章。
比他小一岁的任正非因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被派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第一次听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
27岁的任志强荣立三等功，满心欢喜地向父亲汇报，却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决心自己打拼、出人头地。
和他同岁的王石，睡在铁路边的临时宿舍里，晚上工友打开电视，在信号断断续续的香港台里，那些刺激感官的画面，让他感到新鲜、诱惑。
即将到来的80年代，的确和电视画面一样绚烂多彩，但他们还不是舞台上的主角。
乡镇企业“四大天王”——大邱庄的禹作敏、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以及横店村的徐文荣，身兼党支部书记和乡镇企业法人双重身份，是一个村或庄的“教父”。
比他们更出风头的，是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时代的高光打在这个敢砸“大锅饭”的厂长身上，即使是鲁冠球登门，他也无暇接见。无数场全国巡回演讲，如同现在疯狂的粉丝见面会，“你砸我牌子，我砸你饭碗”的口号响彻全国。
万物苏醒，肆意生长，录音机中飘出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仿佛个体自由伦理的“我在”在呢喃，弥漫着一种无坚不摧的颠覆渴望和哲性魅惑。
喇叭裤子像裙飘，花格衬衫扎外腰，蛤蟆镜上贴商标，头发烫的像羊羔。
渴望冲破束缚的城市青年，用奇装异服彰显个性;而在偏远的农村，泥泞求存的小人物则引爆着一个又一个改变中国的大事件。
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按下红手印;在家门口卖纽扣、拉链，遇到打击投机倒把就慌忙躲起来的章华妹，成为中国第一个合法的个体工商户;一个炒瓜子的“傻子”年广久，给改革出了道难题——“雇12个人，算不算剥削？”
这些来自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小人物，随着潮水的方向行至浪尖。他们没看过高深文件，没学过改革理论，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构成了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全部动力。
他们是宏大构想中的人间烟火，用行动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初心，以及改革的力量来自何方！
1984——1991激情燃烧
到1984年，年广久瓜子厂雇佣人数已超过百人。面临牢狱之灾的他，被邓小平点名保护，“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有人大喊着报信，“‘傻子’不得了了，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那一年，邓小平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老人的一句话振聋发聩，惊醒无数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被确立，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无数愿意用双手创造财富的“傻子”，一头扎进神秘莫测的“海”，开始了一场改变命运的探险。
已届不惑的柳传志，终于忍受不了每日看报的生活，怀揣中科院的20万投资开了一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
没什么生意，柳传志就摆摊卖起了运动裤衩和家用电器。他把钱缝到裤子里到处进货，“倒爷”之路并不顺利，很快就被一个女人骗走了14万。
33岁的王石，却已是玉米界资深的“倒爷”，他筹建了一个奇怪的公司——“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公司做了一个硕大的霓虹招牌，到了晚上艳光四射，每个夜间进出特区的火车乘客都会多看几眼。四年后，公司改名万科。 为了给华远赚出注册资本，任志强倒卖了80多台电视，赚了30多万。之后，他从银行申请了几百万的贷款，开始了南方采购、北方销售。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1978年至1984年，六年的积攒，让改革的潮水掀起了第一次全民下海的巨浪。
23岁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么都不干”。
在惠州，27歲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与香港人合录磁带，未来的TCL发出了第一声。
在广东顺德的容奇镇，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但已过半百的潘宁，凭借手锤、手锉、万能表等简单工具，硬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
数年后和潘宁共同成就“北海尔、南容声”传奇的张瑞敏，正顶着压力，接下已经亏损147万的街道小厂。新官上任的他，气愤地烧了“第一把火”——“不准在车间大小便”。
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国企迎来大放权。两件事得以明确，一是厂长负责制，另一是可以贷款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这让褚时健眼前一亮。在昆明一个申请贷款的会议上，他把自己的总工程师拉出会场，飞奔到一个小饭馆，没笔没纸，就用筷子蘸着碗里的米汤算账。当米汤汁铺满了大半张桌面时，两人飞奔回来，当众报出了一个当时看起来的天文数字——2300万美元。自此，玉溪烟厂全部换成国外一流设备，换道超车。
此后的褚时健一路开挂，远处的哀牢山，他只是一瞥而过。
新东方“三架马车”当年尚无踪影。俞敏洪站在北大礼堂某个角落，看校团委文化部长徐小平和艺术团团长王强在舞台上闪耀光芒。
激情燃烧，潮水奔涌。1984年创立的企业，许多至今仍星光熠熠，若干年后，这一年被很多人称为“中国企业元年”。
几个年轻人闪身而过，勾勒命运的细节。
10岁的刘强东，因为第一次看到了电灯而心潮澎湃。
第三次参加高考的马云，总分还是差了5分，被杭州师范学院破格升入外语本科专业。
在西安上大一的周鸿祎，编了一个小程序在电影院门口“科学算命”，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块。
初二的马化腾，举家迁到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
三年后的1987年，一个青年人给“蛇头”交了50元后，从铁丝网下的洞爬了过去，兴奋叫道：“深圳，我潘石屹来了！”
也是这一年，深圳两间四周杂草丛生的“简易房”里，任正非和他人合伙投资21000元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取名“华为”。那年他43岁，决意放手一搏。
要搏的还有宗庆后。1987年，他准备在儿童营养液领域发力，朋友劝阻，他说“你能理解一位47岁的中年人，面对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
没有人敢轻视一个发狠的中年人。
1989年香港联想大亏，中年人柳传志急急忙忙赶到香港，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对香港的合作伙伴说： “我这次是腰里别着手榴弹来的，如果公司垮了，我会绑着你们一块儿跳楼！”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底色，但不论哪个时代，那些咬牙切齿和生活死磕的人，总是更能得到命运的垂青。
80年代末，一首叫黄土高坡的歌让整个中国刮起了“西北风热”，街上老幼妇孺都会哼唱，“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那时风刮过的地方，还没有猪能随随便便起飞，西北风掠过苍茫、悲凉、激越、深沉的黄土地，只留下肆意生长和关乎生死的粗野喘息。
1992——1998光辉岁月
在历史的另一个切口里，“留学热”日渐升温。
1985年，唐骏去了日本;1986年，阎焱、熊晓鸽、张朝阳、张亚勤去了美国;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国，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盘子，和在国内发展的俞敏洪像两条平行线，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俞敏洪和徐小平的生命轨迹再次相交已是1995年。俞到温哥华邀徐回来加盟新东方。徐小平问： “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俞沉吟半晌答：“还缺少崇高感！”
徐小平出国的日子，中国改革开放迎来新的高潮。
1992年，已经88岁的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了诗篇。
“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南方谈话又一次荡起了滚滚春潮。万丈春辉，暖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步伐气壮山河。这一次被点燃创业热血的，还有一大批体制内的精英。
相较于此前由下而上“仰攻”的草根从商，这批精英携体制内历练多年的优势，呼啸而下。
副局级干部陈东升，离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拍卖、中国第一家物流公司宅急送，后来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上班的毛振华，下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评估公司。
在物资部对外合作司工作的田源，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
人事司司长狐疑地问到： “你说不要行政级别，是不是骗我们？”田源大笑： “我今天离开这个门，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冯仑决定到海南碰碰运气，和他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肩富和刘军。
六个人一拍即合，“万通六君子”出道，很快就在“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癫狂楼市中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29岁的千万富翁李书福，在放弃自己一手创办的北极花电冰箱厂后，也来到了这片热土。
直到海南楼市泡沫忽然破裂，“跑得太慢”的他把“几千万全赔了”，才彻悟： “我只能做实业。”
血气方刚的史玉柱刚刚创立巨人公司一年，以豪赌的方式用一张汉卡在中国早期IT界杀出一条血路，打算建一座高耸入云的巨人大厦。
任正非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机：华为自主研发的大型交换机终于在这年研制成功。1992年底，华为的销售额超过了一亿元。 1992年的波澜壮阔，出国的徐小平自然无感。
那一年，被北大开除的俞敏洪办了一个培训学校，刚有起色，一个广告员被竞争对手捅了三刀。为显示自己的真诚，俞敏洪请公安局的人吃饭，喝酒喝到进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脱离危险。回家的路上，他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我不予了，把学校关了。
俞敏洪后来出了本书，叫《挺立在孤独、失败与屈辱的废墟上》。
1992年前后下海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有个浪漫怀旧的名字——92派。92派是“夹心层”，用陈东升的话说：上，有引领风潮的草根派，他们属于“制造英雄”“工业英雄”;下，有独领风骚的海归派，他们算作“互联网英雄”“新经济英雄”。
1992年，日后翻云覆雨的“互联网英雄”，还奔波在各自的命运之路上。
刘强东那年18岁，他背着被子、脸盆和老乡们凑的76个鸡蛋，以及缝到内裤里的500块现金，兴冲冲地到人民大学报道。为赚生活费，他一个周末抄了4万多个信封，宿舍熄灯，别人都睡了，他就搬个小板凳在厕所、走廊抄。
马云从大学毕业当了英语教师，嫌工资太少，就和几个朋友在杭州办了一家小小的海博翻译社。
王志东宅在家里研发“中文之星”中文软件平台。马化腾还有一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去了一家通讯公司打工，文静低调，不显山不露水。
雷军加入了做软件的金山公司，丁磊在成都读大三，李彦宏在美国攻读硕士。
张朝阳戴墨镜、扎马尾，一边叛逆着，一边拿到了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三年后从美国回来，他才感到“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
“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潮来潮往世界多变迁，迎接光辉岁月，为它一生奉献……”
1990年代，Beyond乐队一首《光辉岁月》，让许多躁动的灵魂得以安放。
每一滴泪水和汗水都是相同的，每一代弄潮儿的苦楚和风骚却各有各的不同，他们的落寞与辉煌难以复刻，集结了太多的天时地利。
1999——2008随风起舞
千禧之年，当张朝阳登上《亚洲周刊》封面时，李彦宏在北大资源宾馆租了两个房间，员工只有8人，决心打造中国自己的搜索引擎。
昔日的翩翩少年张亚勤，回到祖国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出任首席科学家。
陈一舟、周云帆、杨宁带着20万美元，走进清华大学九号宿舍楼。他们逐一敲门，寻找计算机系的学生加入，一年以后，Chinaren火爆。
當毕业于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名校的更多留学生荣归故里，浩浩荡荡杀人中国互联网大潮时，杭州一个叫湖畔花园的小区里，马云对他的“十八罗汉”说，“现在，你们每个人留一点吃饭的钱，将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在中国，而在美国的硅谷”。
在上海，陈天桥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加上妻子、弟弟，员工一共六人，要打造“网络迪士尼”。
比他们更早进入互联网的马化腾则面临资金链的断裂，他一连谈了4家，也没有卖掉腾讯，心情复杂又沮丧。
失意人又何止于小马哥。褚时健在监狱度过1999年的最后一天，73岁的他，在这一年被判无期。
21世纪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来了。
2001年百度的董事会上，李彦宏提出做竞价排名的计划遭到了一致反对。他怒了，将手机狠狠地摔到了桌子上，吼道： “不做竞价排名，那就别干了！”
站在时代舞台中央的，是房价一路高歌催生的地产大腕。
2003年王石成功登顶珠峰，脸庞写满“人生得意须尽攀”。潘石屹儿时的恐惧烟消云散，在新建的SOHO现代宫殿里，到处摆放着憨态可掬的肥猪雕塑。任志强后来玩微博，用5年时间发了9万多条，平均每天50条。
以渠道创新剑走偏锋的家电连锁大王黄光裕，在2004年、2005年、2008年三度问鼎中国首富。有记者问：“你觉得自己做得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他想了半天才勉强回答：“可能现在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东西，不用再先问价钱了。”
2008年底黄光裕入狱，与他争霸多年的张近东却并没有失去对手。竞争不是来自现实中的同行，而是另一个维度——互联网。
中国互联网人口第一次历史性地超过美国。接下来的时光里，每个行业都将被“互联网思维”搅个天翻地覆。
2008年，最让人激动的盛事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夜晚，鸟巢内人头攒动，天空被烟火染得绚烂璀璨。一种形似大脚印的烟花，叫“历史足迹”，一步，一步，足足走了29步，有人感动落泪。
随身听飘出《隐形的翅膀》，“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2008-2018未来已来
在各自的风口，那些我们熟悉的主角，开始了熟悉的演出。
2011年小米首场发布会上，雷军把一半的座位留给了发烧友，现场拥挤不堪，连凡客的陈年都被堵在场外。一场对传统制造业的突袭就此展开。
同年，微信用户数突破6000万，不得不亲自拉人开博的马化腾长舒一口气，笃定地对部属们说，“微博的战争结束了”，“腾讯拿到了移动互联网大船的船票”。如今，微信用户数突破10亿。
2012年，在北京西客站出租车停靠点，程维给经过的每位司机安装他花8万元开发的滴滴打车APP。与此同时，理工男张一鸣立志要当一名“新闻的搬运工”。
2014年京东在纳斯达克上市当天，老家宿迁的一名记者想表达家乡人对刘强东的崇拜。他说： “在宿迁，自古到今只出过两名伟人，一位是项羽，一位是刘强东。”考虑到项羽的结局，刘强东说： “你这句话说得我脊背发凉。”全场大笑。
2017年的“双十一”晚会上，由马云主演的电影《功守道》震撼发布。电影主题曲叫《风清扬》，和着王菲的天籁之音，马云用“浓浓的乡土音”唱“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命运之路兜兜转转，那个当年不甘平庸的青年教师，功成名就后终又做回了老师，却早已不是原来的自己。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资本的味道，移动互联以摧枯拉朽之势崛起，颠覆一切可以颠覆的旧格局。一批“80后”“90后”快马扬鞭，杀人战场的中央。
ofo估值30亿美元时，戴威27岁;阿里95亿收购饿了么时，张旭豪33岁;今日头条日活2.4亿时，张一鸣35岁。
摩拜单车胡玮炜在朋友圈感慨，“谢谢所有人把我们捧到改变世界的高度”。拼多多黄峥说，“你可以说我low，说我初级，但你无法忽视我”。一路狂奔的滴滴程维开始反省，“好胜心盖住了初心”。
怕被抛弃的同龄人匆匆赶路。彩虹合唱团用美声史诗般唱到，“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十八天没有卸妆，月抛带了两年半。”
歌中是半夜三点才回家的西二旗人，是在地铁中躲闪的天通苑人，是绞尽腑汁的产品经理，是通宵达旦的自媒体人……
知乎上，“人在年轻时候一定要奋斗吗”的提问，浏览量近90万，没有一个回答是否定的……
大时代的银幕上映出的，是每个奋力奔跑的人勾勒出的斑驳光影。
而站在这些年轻人身后的，有徐小平这样的“天使”，熊晓鸽、阎焱、沈南鹏这样的“风投”，馬云、马化腾这样的“大佬”——他们已褪去青涩，行至中年，运筹帷幄，淡定从容。
71岁的女人“老干妈”陶华碧表示看不懂这样的玩法，在这个资本漫天卷起的互联网年代，在这个玩命融资疯狂做大规模的烧钱年代，在这个上市即等于成功的套现年代，任尔东西南北风，近乎偏执地恪守“不融资、不贷款、不上市”这一“三不”原则一一她只想认认真真地做瓶辣酱！
云南哀牢山上的褚时健已90岁了，大时代他冲至潮头浪尖，大时代他跌进万丈深渊，但他毫不屈服，暮年之际依然迸发出绚烂光芒，为大时代做出最精彩的注解——“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
40年来，很多事情都让人始料未及，高考、倒爷、留学、下海、移动互联、创新创业……每一次潮水涌来，都是命运轨迹的一次改写。
潮水中，当年的年轻人、中年人成为现在的中年人、老年人。他们曾执着向前，曾迷茫无助，曾蒙眼狂奔，曾焦虑彷徨，但他们从未停歇自我突破的拼搏脚步。他们的欢笑和泪水、荣耀与失败，属于他们自己，更属于这个时代！
40年很长，多少人最华彩的人生乐章已奏完，余音绕梁;40年很短，有如白驹过隙，转瞬进入新时代。
未来的40年会发生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唯一确定的是，在这场迄今人类最宏大、最能体现智慧光芒与勇气胆识的艰难探索中，无论个人命运如何跌宕起伏，时代的浪潮只会也只能，向前，向前！
而迎着潮水的方向，总有人不甘沉浮，搏击潮头，让时代变得生动，让自己变得不凡。
当年“捅破窗户纸”的中年大叔胡福明，现已经83岁了。有媒体前去采访时，看到胡福明满头白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面前摆放着一篇自撰的讲稿——《实事求是无禁区，解放思想无止境》……
投稿后，他对一个好哥们儿说，“我坐牢你要送饭。”哥们儿答，“那当然，你坐牢我肯定会送饭。”
1978年5月，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在当时的中国如一聲炸雷，引发激烈讨论。邓小平看后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这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福明没有坐牢，迎面吹向他的，是改革的东风。
1978——1983万物生长
1978年春天的大学校园清新怡人，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
借了辆自行车赶考的冯仑，进入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游吟歌手”徐小平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
熊晓鸽忐忑地从工科调剂到湖南大学外语系，唯一能说的完整英语句子是“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
阎焱那时的理想还是做一名飞行员，在收到南京航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他嘚瑟地对办理转关系的公社干部说：“我要去开飞机了，到时候我的飞机落在这里，就可以把你们接走了。”
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迎来了“三剑客”黄宏生、李东生、陈伟荣。20年后，由这三人领导的创维、TCL、康佳占据了中国彩电业的半壁江山。
半年后的秋天，29岁的马蔚华圆梦吉林大学经济系;12岁的少年张亚勤用一个月啃完高中教材，考入中科大。
1978年，这是中国和时代的一个重要拐点，高考史上罕见地一年迎接了两届学生。从1180万考生中搏杀而出的62.7万新生，带着希望和梦想涌向校园，无数个体命运的轨迹自此改变。
并非人人都如此幸运。
刘永好三兄弟的大学梦因成分问题戛然而止，他们干脆养起了鹌鹑;报考常熟师专的俞敏洪落榜了，成为了全班唯一一个没被录取的学生;潘石屹养的猪被狼吃掉了半只脸，他还没有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就又担心起另一件更让他恐惧的事儿：他只有一条裤子，如果磨破了，会露出里面的花裤衩。
上大学并非是那时唯一的选择。让人羡慕的还有王健林、任志强、宁高宁这样的军人，张瑞敏、王石这样的工人，以及柳传志这样的技术员。
敏锐者早已从蛛丝马迹中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有志者亦不甘被庸常的生活所埋没。
1978年，已过而立之年、端着茶杯看报纸的柳传志，竟在《人民日报》上惊喜地读到一篇教人养牛的文章。
比他小一岁的任正非因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被派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第一次听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
27岁的任志强荣立三等功，满心欢喜地向父亲汇报，却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决心自己打拼、出人头地。
和他同岁的王石，睡在铁路边的临时宿舍里，晚上工友打开电视，在信号断断续续的香港台里，那些刺激感官的画面，让他感到新鲜、诱惑。
即将到来的80年代，的确和电视画面一样绚烂多彩，但他们还不是舞台上的主角。
乡镇企业“四大天王”——大邱庄的禹作敏、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以及横店村的徐文荣，身兼党支部书记和乡镇企业法人双重身份，是一个村或庄的“教父”。
比他们更出风头的，是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时代的高光打在这个敢砸“大锅饭”的厂长身上，即使是鲁冠球登门，他也无暇接见。无数场全国巡回演讲，如同现在疯狂的粉丝见面会，“你砸我牌子，我砸你饭碗”的口号响彻全国。
万物苏醒，肆意生长，录音机中飘出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仿佛个体自由伦理的“我在”在呢喃，弥漫着一种无坚不摧的颠覆渴望和哲性魅惑。
喇叭裤子像裙飘，花格衬衫扎外腰，蛤蟆镜上贴商标，头发烫的像羊羔。
渴望冲破束缚的城市青年，用奇装异服彰显个性;而在偏远的农村，泥泞求存的小人物则引爆着一个又一个改变中国的大事件。
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按下红手印;在家门口卖纽扣、拉链，遇到打击投机倒把就慌忙躲起来的章华妹，成为中国第一个合法的个体工商户;一个炒瓜子的“傻子”年广久，给改革出了道难题——“雇12个人，算不算剥削？”
这些来自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小人物，随着潮水的方向行至浪尖。他们没看过高深文件，没学过改革理论，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构成了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全部动力。
他们是宏大构想中的人间烟火，用行动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初心，以及改革的力量来自何方！
1984——1991激情燃烧
到1984年，年广久瓜子厂雇佣人数已超过百人。面临牢狱之灾的他，被邓小平点名保护，“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有人大喊着报信，“‘傻子’不得了了，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那一年，邓小平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老人的一句话振聋发聩，惊醒无数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被确立，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无数愿意用双手创造财富的“傻子”，一头扎进神秘莫测的“海”，开始了一场改变命运的探险。
已届不惑的柳传志，终于忍受不了每日看报的生活，怀揣中科院的20万投资开了一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
没什么生意，柳传志就摆摊卖起了运动裤衩和家用电器。他把钱缝到裤子里到处进货，“倒爷”之路并不顺利，很快就被一个女人骗走了14万。
33岁的王石，却已是玉米界资深的“倒爷”，他筹建了一个奇怪的公司——“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公司做了一个硕大的霓虹招牌，到了晚上艳光四射，每个夜间进出特区的火车乘客都会多看几眼。四年后，公司改名万科。 为了给华远赚出注册资本，任志强倒卖了80多台电视，赚了30多万。之后，他从银行申请了几百万的贷款，开始了南方采购、北方销售。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1978年至1984年，六年的积攒，让改革的潮水掀起了第一次全民下海的巨浪。
23岁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么都不干”。
在惠州，27歲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与香港人合录磁带，未来的TCL发出了第一声。
在广东顺德的容奇镇，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但已过半百的潘宁，凭借手锤、手锉、万能表等简单工具，硬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
数年后和潘宁共同成就“北海尔、南容声”传奇的张瑞敏，正顶着压力，接下已经亏损147万的街道小厂。新官上任的他，气愤地烧了“第一把火”——“不准在车间大小便”。
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国企迎来大放权。两件事得以明确，一是厂长负责制，另一是可以贷款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这让褚时健眼前一亮。在昆明一个申请贷款的会议上，他把自己的总工程师拉出会场，飞奔到一个小饭馆，没笔没纸，就用筷子蘸着碗里的米汤算账。当米汤汁铺满了大半张桌面时，两人飞奔回来，当众报出了一个当时看起来的天文数字——2300万美元。自此，玉溪烟厂全部换成国外一流设备，换道超车。
此后的褚时健一路开挂，远处的哀牢山，他只是一瞥而过。
新东方“三架马车”当年尚无踪影。俞敏洪站在北大礼堂某个角落，看校团委文化部长徐小平和艺术团团长王强在舞台上闪耀光芒。
激情燃烧，潮水奔涌。1984年创立的企业，许多至今仍星光熠熠，若干年后，这一年被很多人称为“中国企业元年”。
几个年轻人闪身而过，勾勒命运的细节。
10岁的刘强东，因为第一次看到了电灯而心潮澎湃。
第三次参加高考的马云，总分还是差了5分，被杭州师范学院破格升入外语本科专业。
在西安上大一的周鸿祎，编了一个小程序在电影院门口“科学算命”，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块。
初二的马化腾，举家迁到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
三年后的1987年，一个青年人给“蛇头”交了50元后，从铁丝网下的洞爬了过去，兴奋叫道：“深圳，我潘石屹来了！”
也是这一年，深圳两间四周杂草丛生的“简易房”里，任正非和他人合伙投资21000元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取名“华为”。那年他43岁，决意放手一搏。
要搏的还有宗庆后。1987年，他准备在儿童营养液领域发力，朋友劝阻，他说“你能理解一位47岁的中年人，面对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
没有人敢轻视一个发狠的中年人。
1989年香港联想大亏，中年人柳传志急急忙忙赶到香港，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对香港的合作伙伴说： “我这次是腰里别着手榴弹来的，如果公司垮了，我会绑着你们一块儿跳楼！”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底色，但不论哪个时代，那些咬牙切齿和生活死磕的人，总是更能得到命运的垂青。
80年代末，一首叫黄土高坡的歌让整个中国刮起了“西北风热”，街上老幼妇孺都会哼唱，“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那时风刮过的地方，还没有猪能随随便便起飞，西北风掠过苍茫、悲凉、激越、深沉的黄土地，只留下肆意生长和关乎生死的粗野喘息。
1992——1998光辉岁月
在历史的另一个切口里，“留学热”日渐升温。
1985年，唐骏去了日本;1986年，阎焱、熊晓鸽、张朝阳、张亚勤去了美国;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国，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盘子，和在国内发展的俞敏洪像两条平行线，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俞敏洪和徐小平的生命轨迹再次相交已是1995年。俞到温哥华邀徐回来加盟新东方。徐小平问： “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俞沉吟半晌答：“还缺少崇高感！”
徐小平出国的日子，中国改革开放迎来新的高潮。
1992年，已经88岁的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了诗篇。
“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南方谈话又一次荡起了滚滚春潮。万丈春辉，暖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步伐气壮山河。这一次被点燃创业热血的，还有一大批体制内的精英。
相较于此前由下而上“仰攻”的草根从商，这批精英携体制内历练多年的优势，呼啸而下。
副局级干部陈东升，离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拍卖、中国第一家物流公司宅急送，后来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上班的毛振华，下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评估公司。
在物资部对外合作司工作的田源，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
人事司司长狐疑地问到： “你说不要行政级别，是不是骗我们？”田源大笑： “我今天离开这个门，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冯仑决定到海南碰碰运气，和他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肩富和刘军。
六个人一拍即合，“万通六君子”出道，很快就在“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癫狂楼市中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29岁的千万富翁李书福，在放弃自己一手创办的北极花电冰箱厂后，也来到了这片热土。
直到海南楼市泡沫忽然破裂，“跑得太慢”的他把“几千万全赔了”，才彻悟： “我只能做实业。”
血气方刚的史玉柱刚刚创立巨人公司一年，以豪赌的方式用一张汉卡在中国早期IT界杀出一条血路，打算建一座高耸入云的巨人大厦。
任正非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机：华为自主研发的大型交换机终于在这年研制成功。1992年底，华为的销售额超过了一亿元。 1992年的波澜壮阔，出国的徐小平自然无感。
那一年，被北大开除的俞敏洪办了一个培训学校，刚有起色，一个广告员被竞争对手捅了三刀。为显示自己的真诚，俞敏洪请公安局的人吃饭，喝酒喝到进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脱离危险。回家的路上，他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我不予了，把学校关了。
俞敏洪后来出了本书，叫《挺立在孤独、失败与屈辱的废墟上》。
1992年前后下海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有个浪漫怀旧的名字——92派。92派是“夹心层”，用陈东升的话说：上，有引领风潮的草根派，他们属于“制造英雄”“工业英雄”;下，有独领风骚的海归派，他们算作“互联网英雄”“新经济英雄”。
1992年，日后翻云覆雨的“互联网英雄”，还奔波在各自的命运之路上。
刘强东那年18岁，他背着被子、脸盆和老乡们凑的76个鸡蛋，以及缝到内裤里的500块现金，兴冲冲地到人民大学报道。为赚生活费，他一个周末抄了4万多个信封，宿舍熄灯，别人都睡了，他就搬个小板凳在厕所、走廊抄。
马云从大学毕业当了英语教师，嫌工资太少，就和几个朋友在杭州办了一家小小的海博翻译社。
王志东宅在家里研发“中文之星”中文软件平台。马化腾还有一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去了一家通讯公司打工，文静低调，不显山不露水。
雷军加入了做软件的金山公司，丁磊在成都读大三，李彦宏在美国攻读硕士。
张朝阳戴墨镜、扎马尾，一边叛逆着，一边拿到了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三年后从美国回来，他才感到“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
“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潮来潮往世界多变迁，迎接光辉岁月，为它一生奉献……”
1990年代，Beyond乐队一首《光辉岁月》，让许多躁动的灵魂得以安放。
每一滴泪水和汗水都是相同的，每一代弄潮儿的苦楚和风骚却各有各的不同，他们的落寞与辉煌难以复刻，集结了太多的天时地利。
1999——2008随风起舞
千禧之年，当张朝阳登上《亚洲周刊》封面时，李彦宏在北大资源宾馆租了两个房间，员工只有8人，决心打造中国自己的搜索引擎。
昔日的翩翩少年张亚勤，回到祖国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出任首席科学家。
陈一舟、周云帆、杨宁带着20万美元，走进清华大学九号宿舍楼。他们逐一敲门，寻找计算机系的学生加入，一年以后，Chinaren火爆。
當毕业于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名校的更多留学生荣归故里，浩浩荡荡杀人中国互联网大潮时，杭州一个叫湖畔花园的小区里，马云对他的“十八罗汉”说，“现在，你们每个人留一点吃饭的钱，将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在中国，而在美国的硅谷”。
在上海，陈天桥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加上妻子、弟弟，员工一共六人，要打造“网络迪士尼”。
比他们更早进入互联网的马化腾则面临资金链的断裂，他一连谈了4家，也没有卖掉腾讯，心情复杂又沮丧。
失意人又何止于小马哥。褚时健在监狱度过1999年的最后一天，73岁的他，在这一年被判无期。
21世纪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来了。
2001年百度的董事会上，李彦宏提出做竞价排名的计划遭到了一致反对。他怒了，将手机狠狠地摔到了桌子上，吼道： “不做竞价排名，那就别干了！”
站在时代舞台中央的，是房价一路高歌催生的地产大腕。
2003年王石成功登顶珠峰，脸庞写满“人生得意须尽攀”。潘石屹儿时的恐惧烟消云散，在新建的SOHO现代宫殿里，到处摆放着憨态可掬的肥猪雕塑。任志强后来玩微博，用5年时间发了9万多条，平均每天50条。
以渠道创新剑走偏锋的家电连锁大王黄光裕，在2004年、2005年、2008年三度问鼎中国首富。有记者问：“你觉得自己做得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他想了半天才勉强回答：“可能现在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东西，不用再先问价钱了。”
2008年底黄光裕入狱，与他争霸多年的张近东却并没有失去对手。竞争不是来自现实中的同行，而是另一个维度——互联网。
中国互联网人口第一次历史性地超过美国。接下来的时光里，每个行业都将被“互联网思维”搅个天翻地覆。
2008年，最让人激动的盛事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夜晚，鸟巢内人头攒动，天空被烟火染得绚烂璀璨。一种形似大脚印的烟花，叫“历史足迹”，一步，一步，足足走了29步，有人感动落泪。
随身听飘出《隐形的翅膀》，“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2008-2018未来已来
在各自的风口，那些我们熟悉的主角，开始了熟悉的演出。
2011年小米首场发布会上，雷军把一半的座位留给了发烧友，现场拥挤不堪，连凡客的陈年都被堵在场外。一场对传统制造业的突袭就此展开。
同年，微信用户数突破6000万，不得不亲自拉人开博的马化腾长舒一口气，笃定地对部属们说，“微博的战争结束了”，“腾讯拿到了移动互联网大船的船票”。如今，微信用户数突破10亿。
2012年，在北京西客站出租车停靠点，程维给经过的每位司机安装他花8万元开发的滴滴打车APP。与此同时，理工男张一鸣立志要当一名“新闻的搬运工”。
2014年京东在纳斯达克上市当天，老家宿迁的一名记者想表达家乡人对刘强东的崇拜。他说： “在宿迁，自古到今只出过两名伟人，一位是项羽，一位是刘强东。”考虑到项羽的结局，刘强东说： “你这句话说得我脊背发凉。”全场大笑。
2017年的“双十一”晚会上，由马云主演的电影《功守道》震撼发布。电影主题曲叫《风清扬》，和着王菲的天籁之音，马云用“浓浓的乡土音”唱“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命运之路兜兜转转，那个当年不甘平庸的青年教师，功成名就后终又做回了老师，却早已不是原来的自己。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资本的味道，移动互联以摧枯拉朽之势崛起，颠覆一切可以颠覆的旧格局。一批“80后”“90后”快马扬鞭，杀人战场的中央。
ofo估值30亿美元时，戴威27岁;阿里95亿收购饿了么时，张旭豪33岁;今日头条日活2.4亿时，张一鸣35岁。
摩拜单车胡玮炜在朋友圈感慨，“谢谢所有人把我们捧到改变世界的高度”。拼多多黄峥说，“你可以说我low，说我初级，但你无法忽视我”。一路狂奔的滴滴程维开始反省，“好胜心盖住了初心”。
怕被抛弃的同龄人匆匆赶路。彩虹合唱团用美声史诗般唱到，“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十八天没有卸妆，月抛带了两年半。”
歌中是半夜三点才回家的西二旗人，是在地铁中躲闪的天通苑人，是绞尽腑汁的产品经理，是通宵达旦的自媒体人……
知乎上，“人在年轻时候一定要奋斗吗”的提问，浏览量近90万，没有一个回答是否定的……
大时代的银幕上映出的，是每个奋力奔跑的人勾勒出的斑驳光影。
而站在这些年轻人身后的，有徐小平这样的“天使”，熊晓鸽、阎焱、沈南鹏这样的“风投”，馬云、马化腾这样的“大佬”——他们已褪去青涩，行至中年，运筹帷幄，淡定从容。
71岁的女人“老干妈”陶华碧表示看不懂这样的玩法，在这个资本漫天卷起的互联网年代，在这个玩命融资疯狂做大规模的烧钱年代，在这个上市即等于成功的套现年代，任尔东西南北风，近乎偏执地恪守“不融资、不贷款、不上市”这一“三不”原则一一她只想认认真真地做瓶辣酱！
云南哀牢山上的褚时健已90岁了，大时代他冲至潮头浪尖，大时代他跌进万丈深渊，但他毫不屈服，暮年之际依然迸发出绚烂光芒，为大时代做出最精彩的注解——“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
40年来，很多事情都让人始料未及，高考、倒爷、留学、下海、移动互联、创新创业……每一次潮水涌来，都是命运轨迹的一次改写。
潮水中，当年的年轻人、中年人成为现在的中年人、老年人。他们曾执着向前，曾迷茫无助，曾蒙眼狂奔，曾焦虑彷徨，但他们从未停歇自我突破的拼搏脚步。他们的欢笑和泪水、荣耀与失败，属于他们自己，更属于这个时代！
40年很长，多少人最华彩的人生乐章已奏完，余音绕梁;40年很短，有如白驹过隙，转瞬进入新时代。
未来的40年会发生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唯一确定的是，在这场迄今人类最宏大、最能体现智慧光芒与勇气胆识的艰难探索中，无论个人命运如何跌宕起伏，时代的浪潮只会也只能，向前，向前！
而迎着潮水的方向，总有人不甘沉浮，搏击潮头，让时代变得生动，让自己变得不凡。
当年“捅破窗户纸”的中年大叔胡福明，现已经83岁了。有媒体前去采访时，看到胡福明满头白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面前摆放着一篇自撰的讲稿——《实事求是无禁区，解放思想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