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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石河村发展有两道坎：自然环境中的干河已被治理，人们头脑中的转变发展方式的思路如何确定？
如果不是回村前就说准了在Y8公交车张伍堡站下车，我绝对不敢相信前来接我的这个精瘦、黢黑的汉子就是当年那个十八九岁的留瑞。留瑞现在是北京市延庆县张伍堡治超站的协管员。
留瑞向他开车的朋友介绍说：“这是35年前到我们村插队的知青，那时还没你呢。”小伙子很茫然：“35年？太遥远了，那时啥样？”是呀！阔别了35年的石河村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我下乡插队的村子叫石河村，是延庆县井庄公社的一个山区自然村。为什么叫石河，是因为村前有一条宽宽的、布满乱石的干河套。石河村距离京城90多公里，当年从家回村很周折，因从县城到村里一天只有一趟车，所以全程需要十来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在从北京西站到延庆县城有多列火车，开往村里的Y8公交车一小时一趟。走基层让我有机会重返第二故乡。
石头河不见了
当车穿过一片树林时，留瑞告诉我“这就是当年的河套子”。我向窗外望去：一行行碗口粗的杨树枝盛叶茂、婉蜒伸去，晨曦把塞外深秋的早晨渲染的五彩斑斓。思绪把我引到了35年前的冬末春初，那是我第一次走河套。记得当年队里是用马车把我们接进村的，因为我们的东西太多，马车只能拉行李，我们只好在地下走着了。鹅卵石上落上薄薄的一层雪，脚踩上去滑滑的。行李总是从马车上颠下来，我们不停地拣起再放上去，一里地的路程，像跑了1500米那么累。
而现在通往村里的公路平坦宽阔，车行驶上面没有一点颠簸的感觉。我问留瑞：“原来那些石头哪儿去啦？”留瑞说：“埋在土底下了。你们走后，有一年公社党委组织全公社的力量，从荒岗上拉来黄土，然后在上面种了树。”“我说呢！当年我们在河套里种树，怎么老不见活呢？”
进村时我让司机把车开慢点。这是我曾经生活了三年的石河吗？当年我们进村时，满眼看到的是一个石头的世界：路是石头铺的、墙是石头垒的、屋顶是泥抹的。如今，公路修到大街小巷各家各院，门上钉着红底白字的门牌号码，砖房代替了当年土坯石头的旧房子，还有一两幢二层小楼跳入眼帘。
留瑞说：“2008年，国家的惠农政策让农民得到了实惠，政府下拨专款使村村都通了公路，还派解放军挖沟给家家户户接上了自来水，现在农民的生活比你们在时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听说当年的知青回村了，宿舍房后造旺的媳妇张淑娥走上前热情地拉住我的手说：“还记得我吗？你们那时总在我家上茅房，原先我家十天半个月才起一次粪，你们在时三五天就得起一次。”当年的团支书王学忠打趣地说：“我还奇怪呢，为什么造旺家的自留地长得总比别人家旺？原来都是她们做得贡献呀。”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当年我们宿舍窗户是半透明的塑料化肥口袋钉上的，“尿素”两个字样就像窗花在窗棱上格外醒目。最可笑的是门上的对联，“天天有粮吃饱肚，年年丰产心不慌”，横批“肥猪满圈”。记得当时生产队长赶忙说，“这本来是存放粮种的，你们下来得急，没有现成的房子，就现搭的土炕，先让你们住下。”他边说边招呼着人把对联撕掉换副新的。如今，村民胡造旺家已将房子翻盖了，玻璃窗户整洁明亮。
留瑞告诉我：“前几年县里给村民统一修建了冲水厕所，村里有专门的人员打扫厕所，打扫街道。”
张进瑞是留瑞的大名，村里人叫惯了他小名，知青们也这么称呼他。留瑞在治超站白班、夜班轮着上，一边上班，一边务农两不误。他有两个孩子，老大已大学毕业，在北京一个畜牧研究所工作。老二今年才上小学三年级。他家有10亩地、两部拖拉机和配套农机具，没有农机具的人家雇他干活，一亩20元。他家有一台手摇毛衣机，媳妇在家接一些零散的加工活。他不怕吃苦脑子活，是村里的富裕户，2002年他家盖起了二层小楼，共190多平米，楼上楼下都有卫生间和抽水马桶。
从他们满意的笑容中，可以看到老一代农民对自己家乡的朴实感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他们很知足。
种玉米收成靠天
“今年的收成怎样？”我问留瑞。
留瑞告诉我，“今年10亩估算可以打15000斤玉米，按每斤1元算，能收入15000元。别看今年收成不错，现在的石河还是靠天吃饭，去年就绝产了，我和老丈人共16亩地才收600斤玉米。”
院子里堆满了黄澄澄的老玉米，他不时地翻弄着，让下边的棒子晾出来。地里还有一些棒子没收回来，要弄回来乘着好天让棒子干透了。留瑞是个闲不住的人，他说等地里棒子收回来后，还要将棒秸要粉碎。现在农民基本上已经不用棒茬子烧火做饭了，都改用了煤气罐，所以棒茬子要翻犁在地里沤肥。按老乡常说的一句话是“庄户人一年到头有做不完的活，就看你眼里有没有活”。留瑞就是靠着勤劳让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儿。
三三俩俩的村民正在自家的地里忙着，五六十岁的人是现在村里的主要劳力。我们走到留瑞家的玉米地里，踩在棒秸上的咔嚓声，惊飞了正在觅食的一群麻雀，它们不肯飞走，又落在不远的玉米堆前。望着叽叽喳喳的小鸟，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和社员一块掰棒子的情景：那时棒秸是不割倒的，棒秸有一人多高，一人一垄，大家都把自己的衣服放在垄前以防串垄。筐满了倒在地头的驴车上，然后再回去找到自己的垄，如果找错了，就给别人干了。村民边干活边说着家长里短，一会就掰完了一垄。而我们则差人家一大截子，掰不了几棵筐就装满了，往返几次肩膀就压得又红又肿，有的女知青累得坐在地上大哭起来。爱开玩笑的小老乡就说：“叫大叔，叫一声大叔就帮你背一筐。”打歇的时候，我们便给闭着眼睛打盹的队长轰着蚂蚁和小虫，让他多睡会儿，我们就可以多歇一会儿。
在地里我见到了当年的生产队长张满囤，老队长已经六十多岁了，三个儿子都在外边打工，他和老伴侍弄着二十来亩地，他说今年的收成不错，每亩一千多斤不成问题。我问他这么多地，怎么弄得过来？他说：“现在地好种了，机械耕地播种，农药除草，机械收割，不像过去全是人干。”
我问王学忠“过去生产队种玉米每亩打四百多斤，现在打一千多斤，是过去的三倍。地还是过去的地，为什么多打了这么多？”王学忠恢谐的说：“一靠种，二靠天，三靠美国磷二氨；政策好，天帮忙，科学种多打粮，这就是大锅饭与包产到户的根本区别嘛。”
下乡务农时我做过许多农活，但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修的水渠。那是插队三年中我们干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活计。当看到断壁残垣的水渠、破烂不堪的配电房、枯草丛生的深水井时，当年打水泥板、挖水渠历历在目。看着已废弃的水渠，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是见证我们改变农村一穷二白面貌的唯一物件。我想起光着脚、扛着铁锹浇麦地的情景：水从我们修的水渠中流向田间，我们欢快地跟着水跑，不停地将水分流到一块块绿油油的麦田。
然而，从包产到户后村里就不种小麦了。留瑞说：“以前一口井18米就能见到水，现在要90多米才能出水。再有，过去是生产队打井，现在谁会自己打井？”
王学忠说：“30年前种小麦是馒头价，现在种小麦是饺子价。”
“那从现在起到明年4月，人和地就这么闲着？
“不闲着咋办？”王学忠说。
晌午，队长媳妇喊我到她家去吃饭。
“有打‘傀儡’吗？”
“馒头炒菜，‘傀儡’，谁还吃那饭”。
“傀儡”是延庆农家的一种家常饭。做法是：锅里放上水，把土豆切块下锅煮，撒上一把盐粒儿，然后把干玉米面铺上面，不放油，不放任何佐料，等水气把玉米面蒸熟，用铲子铲均，就是一顿饭了。
那天我还是吃到了“傀儡”，但和过去已大相径庭。现在是白面做的，葱花炝锅、黄瓜丁、胡罗卜丁，还有味精的味道，近似现在的炒疙瘩。留瑞说，“要还是过去的做法，你根本就吃不下去”。
思路决定出路
石河村有土地1674亩，人口420多人，人均耕地近4亩。2002年以后村里不在向新增人口分耕地了。地貌：坡地。
改革开放至今，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吃穿住行已不成问题，60岁以上的老人享受着国家每月二百多元的生活补贴，既便是去年绝收的年景，村里也没有一户吃不上饭的人家。在惠农政策的惠泽下，一种靠天吃饭的观念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
如今，出现在村头田里的，大多数是头发花白、身躯佝偻的老人，再过20年，他们都会老去，即使健在的，也不能干活了。20年后谁来种地？那些在外务工的，还会回家种地吗？尽管如今的农村青年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可是，对农业生产完全没有概念，要想把他们留下来种地，他们不愿意，他们的父母也不愿意。
近年来，为了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免除农业税，发放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等。然而，这一切并未能从根本上留住年轻农民外出的脚步，无法让他们种粮的心“踏实”下来。
精壮劳动力大量转移，田里由中老年农民当家，对种植业产生了明显影响：“省事田”、“懒人田”随处可见。过去种田是绿肥铺底，农家肥当家，如今绿肥不见，化肥当家，地越来越瘦。
在村里走访了大半天，我感觉村道和房子变化最大。同时发现，现在农民几乎不养鸡、不养猪、不养牲畜了，原来村里的牲口棚现在已改为小卖店和联通门市部。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这时的田里应该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而石河村的土地利用率却极低，除了玉米外，基本没有别的农作物，靠天吃饭的老观念在这里根深蒂固。此时，我心中不免有几分忧虑，住上砖瓦房、喝上自来水、吃上买来的白面和蔬菜，就是过上小康生活了吗？
“我看到附近村地里有不少的蔬菜大棚，咱村为什么不搞？”我问王学忠。
“搞蔬菜大棚必须要上规模银行才给贷款，你自己单搞，别人不搞，成本高不说，还要和别人发生许多磨擦，比如水、电问题，你怎么从别人家的地经过？所以必须由村里有组织地干，而现在的问题是，包产到户后，大家都是自顾自。”
“你为什么不挑头干呢？”
“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王学忠性格耿直、倔强，在他担任村干部时，曾雄心勃勃地要干出一番成就来。他有思想、有抱负，但想法总是与周围的人不太合拍。几经落选的他，可谓怀才不遇。前些年他搞畜牧养殖也小有名气，县里不少人到他的养鸡场、奶牛场参观取经。他现在也种着十几亩玉米，一双儿女在县城上工作。这两年他媳妇得了中风，他便没了心思去多想村里的事了。
论自然条件石河村在镇里不算最差的，离石河村仅3里地的柳沟村，地貌半山区、三面环山。但村干部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现在村里搞蔬菜大棚，家家户户搞起了农家乐，柳沟的豆腐宴远近闻名，村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你认为村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学忠不愿谈这个敏感的话题，但他还是告诉我，“村里也计划明年建800亩大棚，一亩地补偿村民600元，买断18年-30年。你算算，现在种玉米亩产1000斤，可得1000元，而卖了地每年少得400元，而且土地的价格是越来越涨的，所以村民觉得不划算，这事就放下了。再看看咱们镇的王仲营、东红山、张伍堡人家是怎么做的。村上搞起五味子、西洋参等中草药种植，队里先把地收上来，每亩补偿村民600元，替农户经营3年，盈利后再返给农户。干部为村民谋利，自然得到了村民的拥护。”
拿柳沟做对比，我还是特别关注石河村“土地闲置”和“谁来种地”的问题。
“那石河村就永远地靠天吃饭吗？”
“这个不用担心，必须搞集体农业，这是大势所趋，对石河村来说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时代会推着石河村向前发展的。而老龄化不仅是石河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问题。将来土地只有让有头脑、懂经营的人去管理，产出才能提高。因为他们不是埋头种地，而是调查市场行情，分析数据信息。他们会看资料，不断学习知识，风险与利益并存让他们会绞尽脑汁去高产再高产，增收再增收。将来的土地只有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同时让农民受惠，才能最大限度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充分挥发土地的潜力。”
这应该不仅仅是王学忠、留瑞等人的想法。
石河村如何改变发展的思路、转变单一种植的生产方式？这是留给石河人值得深思的问题。大自然形成的石头河易治，但存留在人们头脑中“靠天吃饭”、靠政策生活的传统观念何时清除？
石河村的出路就在石河人自己的脚下……
如果不是回村前就说准了在Y8公交车张伍堡站下车，我绝对不敢相信前来接我的这个精瘦、黢黑的汉子就是当年那个十八九岁的留瑞。留瑞现在是北京市延庆县张伍堡治超站的协管员。
留瑞向他开车的朋友介绍说：“这是35年前到我们村插队的知青，那时还没你呢。”小伙子很茫然：“35年？太遥远了，那时啥样？”是呀！阔别了35年的石河村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我下乡插队的村子叫石河村，是延庆县井庄公社的一个山区自然村。为什么叫石河，是因为村前有一条宽宽的、布满乱石的干河套。石河村距离京城90多公里，当年从家回村很周折，因从县城到村里一天只有一趟车，所以全程需要十来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在从北京西站到延庆县城有多列火车，开往村里的Y8公交车一小时一趟。走基层让我有机会重返第二故乡。
石头河不见了
当车穿过一片树林时，留瑞告诉我“这就是当年的河套子”。我向窗外望去：一行行碗口粗的杨树枝盛叶茂、婉蜒伸去，晨曦把塞外深秋的早晨渲染的五彩斑斓。思绪把我引到了35年前的冬末春初，那是我第一次走河套。记得当年队里是用马车把我们接进村的，因为我们的东西太多，马车只能拉行李，我们只好在地下走着了。鹅卵石上落上薄薄的一层雪，脚踩上去滑滑的。行李总是从马车上颠下来，我们不停地拣起再放上去，一里地的路程，像跑了1500米那么累。
而现在通往村里的公路平坦宽阔，车行驶上面没有一点颠簸的感觉。我问留瑞：“原来那些石头哪儿去啦？”留瑞说：“埋在土底下了。你们走后，有一年公社党委组织全公社的力量，从荒岗上拉来黄土，然后在上面种了树。”“我说呢！当年我们在河套里种树，怎么老不见活呢？”
进村时我让司机把车开慢点。这是我曾经生活了三年的石河吗？当年我们进村时，满眼看到的是一个石头的世界：路是石头铺的、墙是石头垒的、屋顶是泥抹的。如今，公路修到大街小巷各家各院，门上钉着红底白字的门牌号码，砖房代替了当年土坯石头的旧房子，还有一两幢二层小楼跳入眼帘。
留瑞说：“2008年，国家的惠农政策让农民得到了实惠，政府下拨专款使村村都通了公路，还派解放军挖沟给家家户户接上了自来水，现在农民的生活比你们在时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听说当年的知青回村了，宿舍房后造旺的媳妇张淑娥走上前热情地拉住我的手说：“还记得我吗？你们那时总在我家上茅房，原先我家十天半个月才起一次粪，你们在时三五天就得起一次。”当年的团支书王学忠打趣地说：“我还奇怪呢，为什么造旺家的自留地长得总比别人家旺？原来都是她们做得贡献呀。”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当年我们宿舍窗户是半透明的塑料化肥口袋钉上的，“尿素”两个字样就像窗花在窗棱上格外醒目。最可笑的是门上的对联，“天天有粮吃饱肚，年年丰产心不慌”，横批“肥猪满圈”。记得当时生产队长赶忙说，“这本来是存放粮种的，你们下来得急，没有现成的房子，就现搭的土炕，先让你们住下。”他边说边招呼着人把对联撕掉换副新的。如今，村民胡造旺家已将房子翻盖了，玻璃窗户整洁明亮。
留瑞告诉我：“前几年县里给村民统一修建了冲水厕所，村里有专门的人员打扫厕所，打扫街道。”
张进瑞是留瑞的大名，村里人叫惯了他小名，知青们也这么称呼他。留瑞在治超站白班、夜班轮着上，一边上班，一边务农两不误。他有两个孩子，老大已大学毕业，在北京一个畜牧研究所工作。老二今年才上小学三年级。他家有10亩地、两部拖拉机和配套农机具，没有农机具的人家雇他干活，一亩20元。他家有一台手摇毛衣机，媳妇在家接一些零散的加工活。他不怕吃苦脑子活，是村里的富裕户，2002年他家盖起了二层小楼，共190多平米，楼上楼下都有卫生间和抽水马桶。
从他们满意的笑容中，可以看到老一代农民对自己家乡的朴实感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他们很知足。
种玉米收成靠天
“今年的收成怎样？”我问留瑞。
留瑞告诉我，“今年10亩估算可以打15000斤玉米，按每斤1元算，能收入15000元。别看今年收成不错，现在的石河还是靠天吃饭，去年就绝产了，我和老丈人共16亩地才收600斤玉米。”
院子里堆满了黄澄澄的老玉米，他不时地翻弄着，让下边的棒子晾出来。地里还有一些棒子没收回来，要弄回来乘着好天让棒子干透了。留瑞是个闲不住的人，他说等地里棒子收回来后，还要将棒秸要粉碎。现在农民基本上已经不用棒茬子烧火做饭了，都改用了煤气罐，所以棒茬子要翻犁在地里沤肥。按老乡常说的一句话是“庄户人一年到头有做不完的活，就看你眼里有没有活”。留瑞就是靠着勤劳让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儿。
三三俩俩的村民正在自家的地里忙着，五六十岁的人是现在村里的主要劳力。我们走到留瑞家的玉米地里，踩在棒秸上的咔嚓声，惊飞了正在觅食的一群麻雀，它们不肯飞走，又落在不远的玉米堆前。望着叽叽喳喳的小鸟，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和社员一块掰棒子的情景：那时棒秸是不割倒的，棒秸有一人多高，一人一垄，大家都把自己的衣服放在垄前以防串垄。筐满了倒在地头的驴车上，然后再回去找到自己的垄，如果找错了，就给别人干了。村民边干活边说着家长里短，一会就掰完了一垄。而我们则差人家一大截子，掰不了几棵筐就装满了，往返几次肩膀就压得又红又肿，有的女知青累得坐在地上大哭起来。爱开玩笑的小老乡就说：“叫大叔，叫一声大叔就帮你背一筐。”打歇的时候，我们便给闭着眼睛打盹的队长轰着蚂蚁和小虫，让他多睡会儿，我们就可以多歇一会儿。
在地里我见到了当年的生产队长张满囤，老队长已经六十多岁了，三个儿子都在外边打工，他和老伴侍弄着二十来亩地，他说今年的收成不错，每亩一千多斤不成问题。我问他这么多地，怎么弄得过来？他说：“现在地好种了，机械耕地播种，农药除草，机械收割，不像过去全是人干。”
我问王学忠“过去生产队种玉米每亩打四百多斤，现在打一千多斤，是过去的三倍。地还是过去的地，为什么多打了这么多？”王学忠恢谐的说：“一靠种，二靠天，三靠美国磷二氨；政策好，天帮忙，科学种多打粮，这就是大锅饭与包产到户的根本区别嘛。”
下乡务农时我做过许多农活，但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修的水渠。那是插队三年中我们干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活计。当看到断壁残垣的水渠、破烂不堪的配电房、枯草丛生的深水井时，当年打水泥板、挖水渠历历在目。看着已废弃的水渠，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是见证我们改变农村一穷二白面貌的唯一物件。我想起光着脚、扛着铁锹浇麦地的情景：水从我们修的水渠中流向田间，我们欢快地跟着水跑，不停地将水分流到一块块绿油油的麦田。
然而，从包产到户后村里就不种小麦了。留瑞说：“以前一口井18米就能见到水，现在要90多米才能出水。再有，过去是生产队打井，现在谁会自己打井？”
王学忠说：“30年前种小麦是馒头价，现在种小麦是饺子价。”
“那从现在起到明年4月，人和地就这么闲着？
“不闲着咋办？”王学忠说。
晌午，队长媳妇喊我到她家去吃饭。
“有打‘傀儡’吗？”
“馒头炒菜，‘傀儡’，谁还吃那饭”。
“傀儡”是延庆农家的一种家常饭。做法是：锅里放上水，把土豆切块下锅煮，撒上一把盐粒儿，然后把干玉米面铺上面，不放油，不放任何佐料，等水气把玉米面蒸熟，用铲子铲均，就是一顿饭了。
那天我还是吃到了“傀儡”，但和过去已大相径庭。现在是白面做的，葱花炝锅、黄瓜丁、胡罗卜丁，还有味精的味道，近似现在的炒疙瘩。留瑞说，“要还是过去的做法，你根本就吃不下去”。
思路决定出路
石河村有土地1674亩，人口420多人，人均耕地近4亩。2002年以后村里不在向新增人口分耕地了。地貌：坡地。
改革开放至今，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吃穿住行已不成问题，60岁以上的老人享受着国家每月二百多元的生活补贴，既便是去年绝收的年景，村里也没有一户吃不上饭的人家。在惠农政策的惠泽下，一种靠天吃饭的观念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
如今，出现在村头田里的，大多数是头发花白、身躯佝偻的老人，再过20年，他们都会老去，即使健在的，也不能干活了。20年后谁来种地？那些在外务工的，还会回家种地吗？尽管如今的农村青年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可是，对农业生产完全没有概念，要想把他们留下来种地，他们不愿意，他们的父母也不愿意。
近年来，为了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免除农业税，发放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等。然而，这一切并未能从根本上留住年轻农民外出的脚步，无法让他们种粮的心“踏实”下来。
精壮劳动力大量转移，田里由中老年农民当家，对种植业产生了明显影响：“省事田”、“懒人田”随处可见。过去种田是绿肥铺底，农家肥当家，如今绿肥不见，化肥当家，地越来越瘦。
在村里走访了大半天，我感觉村道和房子变化最大。同时发现，现在农民几乎不养鸡、不养猪、不养牲畜了，原来村里的牲口棚现在已改为小卖店和联通门市部。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这时的田里应该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而石河村的土地利用率却极低，除了玉米外，基本没有别的农作物，靠天吃饭的老观念在这里根深蒂固。此时，我心中不免有几分忧虑，住上砖瓦房、喝上自来水、吃上买来的白面和蔬菜，就是过上小康生活了吗？
“我看到附近村地里有不少的蔬菜大棚，咱村为什么不搞？”我问王学忠。
“搞蔬菜大棚必须要上规模银行才给贷款，你自己单搞，别人不搞，成本高不说，还要和别人发生许多磨擦，比如水、电问题，你怎么从别人家的地经过？所以必须由村里有组织地干，而现在的问题是，包产到户后，大家都是自顾自。”
“你为什么不挑头干呢？”
“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王学忠性格耿直、倔强，在他担任村干部时，曾雄心勃勃地要干出一番成就来。他有思想、有抱负，但想法总是与周围的人不太合拍。几经落选的他，可谓怀才不遇。前些年他搞畜牧养殖也小有名气，县里不少人到他的养鸡场、奶牛场参观取经。他现在也种着十几亩玉米，一双儿女在县城上工作。这两年他媳妇得了中风，他便没了心思去多想村里的事了。
论自然条件石河村在镇里不算最差的，离石河村仅3里地的柳沟村，地貌半山区、三面环山。但村干部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现在村里搞蔬菜大棚，家家户户搞起了农家乐，柳沟的豆腐宴远近闻名，村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你认为村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学忠不愿谈这个敏感的话题，但他还是告诉我，“村里也计划明年建800亩大棚，一亩地补偿村民600元，买断18年-30年。你算算，现在种玉米亩产1000斤，可得1000元，而卖了地每年少得400元，而且土地的价格是越来越涨的，所以村民觉得不划算，这事就放下了。再看看咱们镇的王仲营、东红山、张伍堡人家是怎么做的。村上搞起五味子、西洋参等中草药种植，队里先把地收上来，每亩补偿村民600元，替农户经营3年，盈利后再返给农户。干部为村民谋利，自然得到了村民的拥护。”
拿柳沟做对比，我还是特别关注石河村“土地闲置”和“谁来种地”的问题。
“那石河村就永远地靠天吃饭吗？”
“这个不用担心，必须搞集体农业，这是大势所趋，对石河村来说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时代会推着石河村向前发展的。而老龄化不仅是石河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问题。将来土地只有让有头脑、懂经营的人去管理，产出才能提高。因为他们不是埋头种地，而是调查市场行情，分析数据信息。他们会看资料，不断学习知识，风险与利益并存让他们会绞尽脑汁去高产再高产，增收再增收。将来的土地只有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同时让农民受惠，才能最大限度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充分挥发土地的潜力。”
这应该不仅仅是王学忠、留瑞等人的想法。
石河村如何改变发展的思路、转变单一种植的生产方式？这是留给石河人值得深思的问题。大自然形成的石头河易治，但存留在人们头脑中“靠天吃饭”、靠政策生活的传统观念何时清除？
石河村的出路就在石河人自己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