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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2013年7月17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杨莹雪女士来访，同时还带来了该社于2012年出版且由杨莹雪等为责任编辑的五卷本“《红楼梦》与The Story of the Stone的汉英文化对照本”。我意识到，这无疑是国际文学界与国际翻译界的一件大事。当时，杨莹雪谈及出版这套“汉英文化对照本”的构想、策略及目的等，也介绍了在出版、编辑过程中所经历的诸种学术交往及艰辛等。我当时想，学界应该对这一重大出版行动所蕴含的诸种学术现象与问题谈些什么。随即，我打电话邀请了王东风（中山大学）、许钧（南京大学）与封一函（首都师范大学）三位教授，向他们介绍了上述情况。于是，我们四人当即约定就五卷本“汉英文化对照本”的出版等问题，以笔谈的形式，给出各自的想法与建议。
现下正值因莫言获取“诺奖”而国内学界侈谈莫言小说的翻译及获奖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认为从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学大师性作品的大师性翻译案例是非常多的，当下学界太过于关注研究者自身眼前的功利性，而过度地推动了对莫言的炒作，其实这也是莫言本人并不希望的。从文学的本质与品位两个面相来公允地评判，曹雪芹的《红楼梦》及其翻译的贵族性、厚重性与莫言小说及其翻译的坊间性、大众性，这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四位学者在此重谈《红楼梦》及其相关的翻译问题，其目的之一，也是对莫言本身并不希望的炒作及相关翻译的过度讨论给予研究方向上的归正（reform）。
杨乃乔
2013年11月13日
《红楼梦》与The Story of the Stone
——谈异质文化观念的不可通约性及其翻译的创造性
杨乃乔
把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翻译为英语及其他国族语言，一直是国际文学界与翻译界的一件大事。多年来，多位中外翻译大家以推动《红楼梦》在不同语言及其文化之间的转码为终身执着的事业，他们为使《红楼梦》走出汉语本土的孤芳自赏、进入异域文化的流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因此，关于《红楼梦》的翻译研究现象，必然会成为国内外翻译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值得提及的是，2012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红楼梦》与The Story of the Stone的“汉英文化对照本”，这必然是国际文学界与翻译界的一件大事。
为什么要出版这套“汉英文化对照本”？出版者在其出版与编辑的操控策略中又隐含着怎样的文化指涉性？这都是值得讨论的。
我个人认为，考量翻译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技术性讲究，那就是“回译”。我们把一种源语文本转码为译入语文本后，为了检测两种语言转换生成之间的准确性，应该把译入语再度回译为源语，以此检视回译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在语言及其意义出场上的真值性。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技术性回译检测方法。多年来，这也一直是检测人机对译系统是否具有翻译真值性的技术手段之一。我们不妨把回译作为一种思考的关键点：倘若我们把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再度回译为汉语的《石头记》，其是否还是那部承载着中国文化传统及其语言修辞、审美意象等的《红楼梦》？
我想，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曾主持开发了人机对译系统，他以转换生成的语法原理兑现了印欧语系中多种语言的人机对译，但是，这种人机对译跨出印欧语系，面对着《红楼梦》的英汉对译不但一定是不奏效的，并且我想强调的是，不要说是人机对译，即便是作为鲜活的生命在场的翻译家，面对着《红楼梦》，也应该从语言的转换生成及其意义出场的真值性来承认，《红楼梦》是不可翻译的。但无论如何，大概从1800年以来，在《红楼梦》翻译史上即最早出现了韩中对照全译抄本《乐善斋本》以后，《红楼梦》摘译本、节译本与全译本不断出现，最终形成了多种《红楼梦》译本的景观，涉及了韩、英、法、日、俄、德、希腊、蒙、藏、哈萨克、维吾尔等多种语言。
从当下国际学界关于两百年《红楼梦》翻译史及诸种译本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对杨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给予充分的认同，并且，学界就这两种译本的翻译技术性问题给予了相当细致的讨论。然而我所感兴趣的不是翻译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这两位译家及其两种译本的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的差异性与取向性问题。
杨宪益虽然在牛津大学就读6年，他的夫人戴乃迭（Gladys）是英国人，但汉语毕竟是他的母语，因此，杨译本在从源语向译入语转换生成的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上，更注重推动英语贴着汉语文化观念的地面行走，所以，杨译本不可遏制地透露出把中国文化传统及其风俗观念直输给西方读者的翻译立场。杨译本异化翻译策略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杨译本失去西方英语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这种翻译行动作为一种策略却与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抵抗的后殖民主义翻译观达成了共识，当然，其结果是西方本土读者对杨译本的接受充满了语言修辞的生涩感、翻译腔与过度的陌生感。
我们理解了杨宪益把中国文化直输西方的译者立场及策略，也就理解了他为什么还执着地选择翻译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杨译本不顾西方人对“red”所沉淀下来的文化偏见及其背后的价值紧张，坚持把《红楼梦》直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其实，仅从《红楼梦》与《石头记》两种书名的选择与英译上，我们就可以见出杨译本与霍译本两者之间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的差异性与取向性。如果学界把杨译本与霍译本各自翻译的书名仅仅解释为避免重复，那的确是小视了两位译家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
但是说到底，我认为关于《红楼梦》的翻译一定不能简单地理解与解释为是源语与译入语之间字面意义的转码问题，而应该是两种语言背后所负载的两种异质文化观念的转换生成问题。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翻译·历史·文化》中倡导翻译的“文化转向”，以强调文化观念的翻译，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卫·霍克思也曾就读于牛津大学，虽然他曾在北京大学读书，对中国文化传统有着丰厚的积累，但英语毕竟是他的母语。我想宣称的是，国族之间的文化观念不可通约，这也是国族自立门户的文化基因所在。因此，不同于杨译本，霍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超越了汉语《红楼梦》的字面意义，而旨在追访汉英双语背后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相互理解与解释的适应性，这无疑宣示了一种归化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当然，这种翻译的适应性一定不可以被解释为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通约性。霍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是放弃了英语对汉语字面意义及其不可通约的文化观念给予异化翻译的策略，是操用西方本土读者谙熟且可以接受的地道的英语及其修辞、文化、风俗、俚语等观念，以此来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地重构《石头记》，从而完成了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转换生成。不错，文化观念是不可通约的，但是译家可操用一种语言承载的文化观念去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地翻译（重构）另外一种异质语言承载的文化观念，从而给予进一步的理解与解释。所以这种在两类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翻译，必然涉及了翻译诠释学、翻译文化学与翻译伦理学等问题。我们说《红楼梦》不可翻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绝然不可以把《红楼梦》简单地视为曹雪芹个人以文学性书写所记忆的个人周遭生活体验。《红楼梦》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所沉淀下来的大百科全书，这种文化传统的沉淀只是由于历史偶然选择了曹雪芹作为一个代笔的中介书写者而已。《红楼梦》摄取了中国古代神话、宗法、宗教、政治、官制、人名、器物名、诗词、曲赋、对联、字谜、典故、方言、成语、俗语、俗文字、音乐、绘画、风俗（婚礼、葬礼、服饰、祭祀等）等丰厚的文化观念，关键是，其还记忆了上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以特有的汉字在文学性修辞中所营造的诸种审美意象，这些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象是由汉字书写且记忆的，不可能被拼音语言直接给予书写字面上的转码，并且英语背后的历史传统作为拼音文化，本身就不存有与汉字文化全然一致的文化观念及相关风俗。
例如，汉英视觉文化观念对同一色彩就有着差异性的认同风俗。在汉字书写的视觉观念中，红色（赤色）承载的意义是喜庆、富贵、吉祥与正义等，而在英语书写的视觉观念中，“red”隐喻着流血、战火、暴力等灾难性元素。霍译本贴合英语读者持有的拼音文化观念及相关社会风俗、阅读心理，取“脂本”《石头记》为译名，而规避《红楼梦》为译名。元妃省亲时把宝玉所题的“红香绿玉”改为“怡红快绿”，从而题“怡红院”，在隐喻中缺省“快绿”。霍译本把“怡红院”翻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以其中缺省的汉字“快绿”为西方读者寻找本土视觉文化观念可接受的修辞表达。这种超越的字面意义且在汉英传统背后的文化观念及其风俗上追访翻译的可能性与适应性，是霍译本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学界有人把“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回译为“怡绿院”，这大概违背了大卫·霍克思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谈到这里，我们也就理解了大卫·霍克思为什么把“红学研究”翻译为“Stone Studies”，把“红学家”翻译为“Stone-Enthusiasts”等。我想说的是，把《红楼梦》与霍译本给予并行印刷出版，这个版本应该被定义为“汉英文化对照本”；倘若把《红楼梦》与杨译本给予并行印刷出版，那个版本应该被定义为“汉英双语对照本”，两者各有千秋。
学界曾流传着这样一段佳话：说一位汉语读者因阅读大卫·霍克思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进而喜欢上曹雪芹的《红楼梦》。我想这样的表达无疑是以一种外行的刻意吹捧而谄媚大卫·霍克思了，这也是对《红楼梦》及中国文化的不尊重。霍译本所执着的汉英文化观念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一定高于汉英双语字面的直译立场与策略，但又恰恰陷入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批判的文化殖民主义之泥沼中，以此收获了一定的英语读者。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重新反思与质疑在中国风靡一时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呢？这无疑也关涉到翻译的民族主义立场问题的讨论。
毋庸置疑，霍译本的译入语背景学养是非常丰厚的，大卫·霍克思在翻译中尽可能地调用了英语历史传统中丰厚的文化观念（涉及了古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等传承的拼音文化观念与风俗），以其重写The Story of the Stone。实际上，在归化的文化观念翻译策略中，霍译本是努力贴近英语本土读者重讲汉语《红楼梦》的爱情故事，然而，其还是那些具有西方古典修养之读者所赏读的小众读物。当然，这也是其品位所在。
最后，我想再强调三点如下：
第一，霍译本的一个特点即是在翻译中把一般不得不出注的解释，融化为译入语小说中的一个补充性叙事场景或审美意象等，从而在翻译的透明中求取译者的隐身。需要说明的是，大卫·霍克思被其译文的透明所遮蔽而隐身后，其呈现的恰恰是英语拼音文化背景下丰厚的语言修辞、文化传统及其诸种观念。这是霍译本的精致所在。如果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者因在译入语作品意境的营造中无法形成完整的叙述情节与审美意象等，而依赖于过多的出注给予技术性与学术性的解释，这一定是文学翻译的败笔；因为这种技术性与学术性的出注，必然会破坏源语作品与译入语作品在转换生成中应该呈现的整体叙述情节与审美意象等。
第二，译者首先应该是译入语的母语言说者及其文化观念的承载者，当然他们也应该是源语文化传统一定程度的负荷者。经验告诉我们，多年来，国内相关部门投入巨额的经费，推动中国本土学者把中国汉语文学及相关学术著作翻译为多种外语，为什么没有在国际学界及相应译入语国族产生影响，我们应该反思一下翻译的文化身份、立场与策略等问题，不要再浪费这笔巨额经费了。
第三，对于那些借助于翻译而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来说，他们应该清楚，这个奖项荣誉的一半毫无疑义地首先应该分享于译者。莫言在这一点上就做得很谦卑，他前去斯德哥尔摩领“诺奖”时，曾邀请多位翻译家同往，这是莫言的明智；倒是一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者或翻译研究者在炒作莫言时，忘却了那些在辛勤劳作中进行二次创作（改写）的翻译家。这更是一种无知了。严格地讲，莫言所获取的是“诺贝尔翻译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及那些每年忙碌于评奖的院士们应该拿出时间，对此类性质的“文学奖”给出准确与科学的重新界定；并且我们要向他们提问的是：他们在一年的有限的时间内是精读了莫言的全部翻译作品还是全部源语作品？他们在有限的阅读能力中究竟是遭遇了译入语莫言还是源语莫言？他们又依凭怎样的立场与判断为谁投出了自己那张并不负责任的选票？ 中国典籍走向世界——谁来翻译？
——有感于霍译《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的出版
王东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霍克思和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汉英对照本（译界习称“霍译”或“霍译本”），就中国翻译文化事业而言，毫无疑问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向海外输出中华文化软实力之际，霍译《红楼梦》的启示意义不可小觑。
德国思想家本雅明说，一个文本是否可译，要看该文本是否呼唤翻译。笔者倒认为，一个译本是不是值得翻译，得要看宿主文化是否呼唤这个文本的翻译，如果宿主文化有此需要，就必有该文化的精英分子站出来响应这个呼唤。
一个文化，就像人的机体。它缺什么，就会自己去找什么。就像人渴了，会去找水喝；饿了，会去找东西吃。回看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无不是本土文化的需求使然。中国文化在这三次翻译高潮中实现了三级跳式的更新：宗教——科技——人文。这些翻译活动之所以能形成高潮效应，归根到底，乃是宿主文化的一种诉求，一种呼唤。虽然那时的翻译，因为种种原因，大多谈不上准确，但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译如所需，而这“需”，只有这“需”之主体，即宿主文化本身才有敏感的自觉，外人对此是不会那么敏感的。
很多人以为，成功的翻译必定是忠实于原著的翻译。其实，忠实的翻译和成功的翻译基本上是两回事，后者是在特定的时间点引发目标文化共同体的集体关注和认可，并推动目标文化发展的翻译事件。纵观中国翻译文化史，我们会发现，成功的翻译的一个几成定律的元素是外译内的翻译。拿从外语译入汉语而言，成功的典范有严复、林纾、杨必等等；拿从汉语译入英语而言，成功的典范有庞德，他把中国古典诗词翻译到了英语，引发了西方的意象派诗歌运动。但谁都知道，严复的翻译不是很忠，林纾的翻译很是不忠，而庞德的翻译更谈不上忠。他们的翻译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所要效忠的方面未必是源语文本的全部，而是这些译者认为其所代表的文化的特定诉求，而后世的翻译批评家们则往往是用“全忠全义”来要求译本，所以得出不忠的结论。翻译原本是宿主文化的一种文化诉求，因此只有宿主文化自发的翻译活动才能引起宿主文化本身的兴趣和关注，这是一个翻译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
此外，外译内之所以会成为成功翻译的一个关键元素，还因为外译内的译者的母语是译入语，他们对于目标读者的语言审美理想有着外人所没有的感悟，他们的译文更容易引起目标读者的共鸣。实际的翻译过程，是一个选择过程，当原文的X在译入语中存在着多个同义对应选择时，只有译入语为母语的译者，才会洞察不同选项的优劣，挑选出最符合目标读者语言审美理想的选项，也正因为如此，像《红楼梦》这样的译本，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更喜欢看霍克思的译本。在英美的图书馆内，借阅霍译《红楼梦》的读者，就远远要多于借阅杨宪益和戴乃迭译《红楼梦》（习称“杨译”或“杨译本”）的读者。
本文无意于否认杨译的水平，其实不同的译本，尤其是大师级译者的译本，必定是各有千秋。作为翻译研究而言，这两个译本都是极其珍贵的。研究霍译会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译者和读者的语言价值观，而研究杨译则会有助于我们了解译文语言背后策略定位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
但我们也会意识到杨译所产生的文化背景的特殊性。首先，作为英译本的杨译并不是在英语世界的文化氛围中自发的翻译事件。尽管杨译的译者之一戴乃迭也是英国人，但她与丈夫杨宪益在接受领导交给的翻译《红楼梦》的工作任务时，二人均是中国国家机关（外文局）的工作人员，因此，二人虽有中西合璧的语言文化优势，但只能在中国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工作，他们的翻译不可能不受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制约，更何况他们翻译该作的主要时间段是“文革”，而且两位译者都受到文革的激烈冲击。他们翻译《红楼梦》的工作始于上世纪60年代，1974年由中国外文局属下的外文出版社出版。虽然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出版社，但我们还是很难想象，由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何以进入到西方世界的家家户户。因此，与其说这个译本是拿到西方世界给外国人看的，不如说是给来中国的西方人看的更合适些，而那个时代来中国的西方人并不是很多，从实际的效果看，读杨译《红楼梦》的读者更多的是中国的外语专业的学生和学者。对于该译本的这一最终接受状态，作为生活在中国文化氛围中的杨宪益和戴乃迭不可能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定位，而他们的翻译策略也必与此定位密切相关。在这样的定位下，该译本要想真正在西方世界取得成功，是不太可能的。
而身在英国的霍克思则是因为热爱《红楼梦》而翻译《红楼梦》，他的翻译是建立在极其细致、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因此，他的译本完全是红学研究的一个结晶。由此可以看出霍译和杨译在翻译动机、翻译语境、翻译态度乃至翻译目的上的明显差异。虽然忠实于原著是两个译本的共同追求，但在忠实的方式上则各有特点，反映出两种文化在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上的不同取向。
十多年前，美国翻译学者罗宾逊写过一部题为Who Translates？（《谁来翻译？》）的专著，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一个译本由谁来翻译，结果是不同的。本雅明也说过，一个作品是否可译，还要看是否有合适的译者。涉及文化推广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里还有一个谁出版的问题。国内出版社的发行渠道，是否具有通往海外各家书店的能力，是否具有外国读者广泛认可的资质。当然，还有一个翻译什么的问题，这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汉英对照本的霍译《红楼梦》表面上看是为中英文的学习者和翻译研究者提供一个极品范本，其深层的一个含义实际上是在展示一个成功的汉语典籍翻译的案例：这一成功打入西方各图书馆、并成为某些大学教材的译本是一个西方人的拿来主义的翻译成果，而不是一个由我们的政府或出版社的送去主义而实现的软实力。从翻译史的角度看，成功的翻译多是拿来主义的翻译，因为它反映出的是宿主文化的呼唤；而送去主义多难成功，除了语言上的问题之外，还有宿主文化对外来宣传攻势的本能抵制。这一切都是我们文化发展战略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近年来，主流媒体都在讨论如何把中国文化软实力向海外推广，国家为此投入了巨额的资金支持。中国的典籍倒是一本又一本地由中国的外语教授们翻译出来了，也由中国的出版社出版了，但中国文化是不是因为这些出版物才推出去的呢？那些“推出去的”典籍又有多少外国读者在看呢？似乎从未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倒是没拿过任何中国的科研经费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默默地翻译了莫言的作品，最终把莫言推到了他本人乃至几代中国人都梦寐以求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翻译家葛浩文先生却抱怨说：“中国在推动和资助文学翻译方面的确是落后了。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都在积极资助以各种外语为母语的译者，促使其作品进入这些语言区的本土市场。中国在这方面理应做得更好。”（见2012年10月12日中国日报网：《莫言获奖——别忘了他的翻译葛浩文》）
所谓“以各种外语为母语的译者”，表述或翻译得并不是很准确，但在这样的语境中不难看出，这就是指像他那样的译者，因为从我们的角度看，英语是外语，也是他的母语。葛浩文的抱怨和霍译《红楼梦》的成功，至少是给向海文推广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决策者和出版者提了一个醒，像霍克思、葛浩文、闵福德这样的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是没有理由被排除在这样一个耗资巨大的文化事业之外的。
对照的多重意义
——谈《红楼梦》汉英对照本
许 钧
七月底，正值南京的酷夏时节，猫在家里看闲书，中山大学的东风兄和复旦大学的乃乔兄先后来电，说《红楼梦》出了精美的汉英对照本，希望关注一下，还说采用的是霍克思的版本，其中有些问题，值得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思考。
《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与企鹅出版集团合作出版，前八十回由霍克思翻译，后四十回由闵福德翻译，版本校勘为范圣宇博士，其博士论文做的就是《红楼梦》英译研究。精美而又厚重的五卷书，首印两千册，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澳门、台湾除外）销售。看到书，赞叹之余，心中不免产生疑问。
疑问一：出版社为何出重金出版《红楼梦》汉英对照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是国内出版有关外语教育书籍的最权威的出版社之一，在外语界享有盛誉。这家出版社生财有道，出过许多好书，有专著，有教材，有辞书。在我的记忆里，还出过引进的外国学术经典原版书，配以权威性的导读，如我熟悉的翻译研究领域就有一套精心选择的“国外翻译研究丛书”，在译界起到了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可在双语对照本的出版方面，好像作为有限。在传统的出版者看来，在国内即使出版双语对照本，一般出的是英汉、法汉、德汉、日汉版，或其他语种的书配上汉语译文，以外语的作品为本，以汉语译文为辅，双语对照，重在指导外语学习。出于此目的，一般而言，都特别强调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可对照性，即使达不到两者的完全等值，也会刻意追求译文之于原文的忠实，尤其是形式上的忠实，至少不能随意删改，原文有的，译文都应该在，两相对照，有本可案，不然，有可能误导学习者，双语之间的转换无法可依，乱了方寸，对照成了失照，违背了出双语对照本的初衷。《红楼梦》汉英对照本，出版社却一改传统的路径，由“英汉”而变为“汉英”。若以语言学习而论，路径一改，学习重心便改变。“英汉”考察的是由英语作品经由汉语的变，而“汉英”经由的是汉语作品经由英语的变，出发与抵达的路径相反，风景自然不一，目标也就相异。如此看来，出版者所关注的中心发生了变化，由传统外语出版社对外国经典著作的关注转而开始对中国文学与思想经典的关注。此次转变，看似对照路径的变化，实为“目光”的转移，暗合了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势。如此看来，出版社出版《红楼梦》汉英对照本，就不仅仅是出于外语教育的考量，而是一种不惜重金，开风气之先，帮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性举措了。
疑问二：《红楼梦》汉英对照本为何选择霍克思和闵福德的译本？《红楼梦》的英译，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个译本，一个是霍克思和闵福德的译本，另一个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按传统观念，出双语对照本，原文与译文之间贴得越近越好，译本之于原文的忠实程度是第一位的。谢天振在《今天，我们该如何纪念杨宪益先生？》一文中说：“纪念杨宪益先生，人们不约而同地都会提到他和夫人戴乃迭联袂翻译成英语的《红楼梦》全译本。这部《红楼梦》全译本自问世以来一直备受国内译界的推崇，被认为译得‘准确、生动、典雅’。”选择这样一个译本作为《红楼梦》汉英对照本，本应是最理想的选择。再说，从版权的转让看，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译本版权在国内，该译本也是国内强调以自主的力量译介中国经典著作的典型之作。可出版社为何偏偏舍近求远，厚彼薄此，放弃可靠的、理想的语言对照本，选择霍克思和闵福德的版本呢？出版社做如此选择的原因有多种，一是译者霍克思离世前主动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磋商，出版《红楼梦》汉英对照本；二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与国外著名出版社合作的丰富经验，能与企鹅出版集团携手，当是出版国际化的有力举措。除此之外，我想出版社的这一选择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在上文所引的谢天振的那篇文章里，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话：“与英国翻译家霍克思与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相比，杨译《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和影响（从译本的印刷数、再版数、图书馆的借阅人次数以及被引用率等看）却远不及霍、闵译本。”谢天振的这一说法是有依据的，他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做了一篇题为《〈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的博士论文，上述所言应该就是该项研究所证明的事实之一。两个译本的价值如何考量，放到当下的跨文化交流的语境中去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语对照本的选择问题了。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翻译是必经之路，此路是障碍重重，第一道坎就是“语言文字的翻译问题”。语言的变易不是机械的变易，语言的变易需要承载的是文化差异的交流，版本的选择不能仅仅限于语言层面的准确与忠实，更应考虑作品的传播、接受与影响。如此看来，出版社对霍克思和闵福德译本的选择，是对语言对照层面的超越，是着重于作品在异域传播与影响力的文化考量了。 疑问三：《红楼梦》汉英对照本有可能为读者打开怎样的思考空间？“汉英对照本《红楼梦》校勘说明”中说：“英译《红楼梦》的读者对象原本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并不是汉语世界的读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本子对研究汉英翻译与学习英语的中国读者都不无裨益。”笔者自然同意这一判断，但细读《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的序言、校勘说明，以及企鹅出版社版《石头记》英译版的译者序，我们发现有许多层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首先涉及的是译作与原作的关系。霍克思翻译所依据的是哪个本子？霍克思在序中称：“在翻译这本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不能坚持只忠实于任何一个本子。第一回我主要用的是高鹗的版本，因为它虽然没有其他本子精彩，却更具有一致性；但在随后的章回里，我经常用的是某一抄本，甚至偶尔自己也做过点小改动。”《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学界讨论颇多，但霍克思此处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一个译者本应遵循一个本子，从一而终，忠实地译出。可霍克思觉得无法“坚持只忠实于任何一个本子”，于是便根据自己的理解，参照现存的这一或那一抄本，甚至不惜做些小的改动，结果如校勘者范圣宇所言：“霍克思的八十回译本，是与现存各种脂本程本都不一样的本子，我们不妨称之为‘霍本’。”霍克思之于原本的选择与实际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译本与原本之间的传统关系，具有某种参与原作构建的创造性意义，对此做法的合法正当性，译学界应做何种解释？
其次涉及的是译者创造性的度的问题。译者之于原作者是血缘的延续。译作之于原作是生命的延续，是文学生命在异域的再生。闵福德称在文学翻译史上，霍克思是“一位有创造性的翻译家”。霍克思的翻译到底有何创造性？其创造性有怎样的表现？《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给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便利。校勘者范博士在说明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符号“[ ]表示此处被译者有意删去，或者是译者漏译的部分”，二是“{ }表示此处是霍克思先生博采众长，纠正作者的叙事破绽，或者竟是他自己的独创”。说得更明了些，霍克思对原本有删也有改。删与改的动机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删与改是创造？删与改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就是译者的创造性的限度。霍克思是个严谨的译者，其删其改不应该是心血来潮，他留下的《〈红楼梦〉英译笔记》给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性。联想到当下欧美译介中国文学作品常用的一些做法，如葛浩文对原文的处理，我们对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与现实性的认识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实际上，《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给我们提供的考察译者创造性的空间是宽阔的，有助于拓展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再次涉及的是当今的世界需要怎么样的翻译方法的问题。《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的问世，为翻译“文化影响力”的讨论提供了契机。上文提出，考察翻译不能止于文字的转换，还应关注作品的传播、接受与影响。在跨文化交流的语境下，翻译的方法似乎完全取决于翻译的目的与翻译的市场。译本的读者多，影响大，就似乎说明译本好。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被认为采取了不正确的翻译方法。对此，译学界应该保持应有的警觉。翻译的接受有历史性，如果一个民族有翻译的传统，有对域外思想、对他者开放的胸襟，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原汁原味性的“异化”翻译的程度就会提高。霍克思的翻译在当下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并不意味着其采取的方法和策略就具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普世的正确性。鉴于此，《红楼梦》汉英对照本之“对照”，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参照”，而是一种“关照”。霍克思所译《红楼梦》，只是《红楼梦》生命延续的一种方式，虽然具有参与经典文本现代化生成的创造意义，但不是终极性的独立创造，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的是一种丰富性，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感谢《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思考机会。
《红楼梦》全译本的开放式阅读
封一函
《红楼梦》堪称中国文学经典的代表作。它兼具现实和浪漫色彩，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人物的复杂心理和多舛命运，宏大地展现了日常生活百态和超自然情状。作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其对外译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要做到足本全译，无疑就是攀登文学翻译的一座巅峰。
杨宪益和霍克思的译本是中国文学翻译的两个经典范例。霍克思前八十回译本和闵福德后四十回译本有大量的删减、增译、改译甚至重写，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突出了译本的多元化价值。借助校勘版，霍克思先生的翻译策略显露无疑，霍克思先生对底本选择的考量也由此引起人们的关注。英译中国文学名著需要完善的全译本和直译本，以备西方“文艺学徒”的研究。霍译本是否可称得上是“全译”和“直译”，显然值得质疑。就此而言，双语版《红楼梦》已然是一种冒险的尝试，而超出外语学习层面的校勘版，则更是一种自我挑战。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更权威、更真实、更能反映译者主体意识的汉英对照校勘读本。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其阅读价值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双语阅读。
对照阅读可以称为开放式阅读，特别是名著翻译，首先要接受批评者从语言学角度来观察和评价译者的处理手法。从语音修辞、语形修辞、语义修辞到措词，从特殊句式的转换到语篇处理，这些都构成了文本转换最基础的微观研究。以词形修辞为例：汉语中的某些修辞手段与汉字的结构形式有关，如对偶、拆字镶嵌、字形飞白等，对译者的考验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十六回中薛蟠把唐寅念成庚黄，当宝玉识破后他又笑道：“谁知他‘糖银’‘果银’的。”回溯原文，可以发现杨译显得非常拘谨，不仅译出词义，还逐一加注，而霍译则仅仅当作口误一带而过，两者的处理手法完全不同。如果提到文化的层面来加以审视，霍译的策略是以目的语文化为依据的，语言产生审美功能的方式被忽略，语言上的偏离没有加以突出或被前景化。事实上，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认为的那样，译者只能在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中加以选择，没有第三种。如果对这种观点加以引申的话，任何第三种都只是这两种策略的相加而已。霍氏译本中的种种“问题”，那些近乎“肆虐”的变通手段也就有了其合法性。 如果说霍克思的英译本所展现的是另一个《红楼梦》文本，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翻译中的语言变通。在第五回中，霍译删去了开篇第一句“第四回中既将薛家母子在荣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暂可不写了”，直接从“如今且说……”开始译起。通过勘校版的提示，读者不再是盲目地去对照阅读，而是对译者的省略提出疑问。第五回“……已表明，此回暂可不写了”，从表面上看是多余的，但就像要译出“且说”、“却说”、“话说”、“各位看官”那样，这段话也不宜删译，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章回小说必须具有这种特征，读者可以对霍译中这种处理手段有所评判。
译者的策略有时是基于对不同底本的比较所做出的选择。正如闵福德所说，霍克思不仅是一位创造性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严谨的版本学家，其所选文本的本身就是一个谜。范圣宇与闵福德合作校勘新版汉英版《红楼梦》，他们试图定位于一个更真实的版本，通过标示，来弥补传统汉英本在双语对应上的不足，同时提示了译者的改写。当然，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译者选择哪个版本并不重要。读者更多想看到选定的原文和译文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对应。但当译者加入自己对原文的考据，并通过校勘版为读者所察觉时，译者的身份也随之显露。有时译者身份未必是文化层面的概念，可以理解为译者的主体责任。以《红楼梦》书名的译法为例，作者曾经考虑过五个书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红楼梦》、《金陵十二钗》。霍克思认为，第一和第二个书名意思相同，即为immensely long inscription on a miraculous stone which is copied out by a visiting holy man；而第四和第五个书名也是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达形式而已。译者没有选择“红楼梦”作为英文版书名也有其原由，他认为高鹗的选择并不妥帖。霍克思注意到红楼是富贵和荣华的象征，也可指富家女子的住所，宁愿选择“石头记”作为书名。
校勘版向我们提示了这样一个问题，《红楼梦》翻译研究长期以来普遍热衷于语言分析与文字欣赏，忽视了对翻译过程的关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随着西方哲学的后现代潮流而有了不俗的表现，开始积极解构一元主体，更确切地说是对主体性的扬弃。这就涉及我们到底以何种标准去评估翻译，当《红楼梦》翻译不再是孤立的译者活动或读者接受的时候，译者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他的文化身份，这个问题就进入了翻译批评者的研究视野。按照施莱尔马赫的说法，异化翻译的第一个机会是源语文本的选择，那么对以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为重心的归化翻译也有这样的机会，在同一部源语作品有多个版本甚至有多个书名的情况下，更是有了选择的可能性。通过霍克思译本的校勘版来考证原文倒也引发了很多思考。
回溯原文，还可促使读者加深对原文的理解，原来没有意识到的一些语言点，可以通过对译文的诊断去反顾原文。第五回开篇：“如今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一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把那迎春、探春、惜春三个孙女儿倒且靠后了；就是宝玉黛玉二人的亲密友爱，也较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请注意霍译对以上四处划线部分的理解或处理：From the moment Lin Dai-yu entered the Rong mansion， Grandmother Jia’s solicitude for her had manifested itself in a hundred different ways. …The other three granddaughters， Ying-chun， Tan-chuan and Xi-chun， were relegated to a secondary place in the old lady’s affections， and the objects of her partiality themselves began to feel an affection for each other which far exceeded what they felt for any of the rest. Sharing each other’s company every minute of the day and sleeping in the same room at night， they developed an understanding so intense that it was almost as if they had grown into a single person. “万般怜爱”所强调的是怜爱的程度；“较别人不同”不宜引申为“超过”；“同止同息”不应简单释义为同睡一个屋子；“似漆如胶”和“好得就像一个人一样”同义，但修辞风格完全不同，因而给读者的感觉也不同。由于译文的深度、力度、精确度总是存在可调的空间，反倒会促使读者对原文有更贴切地把握，并得出自己的翻译，翻译批评要求批评者有解决办法，尽管很难达到理想的程度。
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创造性地重建了一个《红楼梦》。通过译者的语言变通、文化考量和底本选择，它已经不是中国读者眼中的《红楼梦》，原作中具有鲜明红楼梦特色的人物描写、章回目录、红诗、对联、习语，以及对园林景致、民风民俗、人际称谓、服饰饮食细节的再现，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缺损或者增益，《红楼梦》的翻译实践和学术研究所形成的学科领域已经日臻成熟：不仅广泛涉及作者、译者、读者、文本、译本比较、翻译批评等内容，而且随着译学的文化转向，研究视角也越来越新。如果说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构建了红学学科的话，“红译学”已经可以堂而皇之地加入这一领域。
【责任编辑 孙彩霞】
作者简介：杨乃乔，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王东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文化研究；许钧，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法语文学；封一函，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英美文学。
2013年7月17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杨莹雪女士来访，同时还带来了该社于2012年出版且由杨莹雪等为责任编辑的五卷本“《红楼梦》与The Story of the Stone的汉英文化对照本”。我意识到，这无疑是国际文学界与国际翻译界的一件大事。当时，杨莹雪谈及出版这套“汉英文化对照本”的构想、策略及目的等，也介绍了在出版、编辑过程中所经历的诸种学术交往及艰辛等。我当时想，学界应该对这一重大出版行动所蕴含的诸种学术现象与问题谈些什么。随即，我打电话邀请了王东风（中山大学）、许钧（南京大学）与封一函（首都师范大学）三位教授，向他们介绍了上述情况。于是，我们四人当即约定就五卷本“汉英文化对照本”的出版等问题，以笔谈的形式，给出各自的想法与建议。
现下正值因莫言获取“诺奖”而国内学界侈谈莫言小说的翻译及获奖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认为从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学大师性作品的大师性翻译案例是非常多的，当下学界太过于关注研究者自身眼前的功利性，而过度地推动了对莫言的炒作，其实这也是莫言本人并不希望的。从文学的本质与品位两个面相来公允地评判，曹雪芹的《红楼梦》及其翻译的贵族性、厚重性与莫言小说及其翻译的坊间性、大众性，这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四位学者在此重谈《红楼梦》及其相关的翻译问题，其目的之一，也是对莫言本身并不希望的炒作及相关翻译的过度讨论给予研究方向上的归正（reform）。
杨乃乔
2013年11月13日
《红楼梦》与The Story of the Stone
——谈异质文化观念的不可通约性及其翻译的创造性
杨乃乔
把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翻译为英语及其他国族语言，一直是国际文学界与翻译界的一件大事。多年来，多位中外翻译大家以推动《红楼梦》在不同语言及其文化之间的转码为终身执着的事业，他们为使《红楼梦》走出汉语本土的孤芳自赏、进入异域文化的流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因此，关于《红楼梦》的翻译研究现象，必然会成为国内外翻译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值得提及的是，2012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红楼梦》与The Story of the Stone的“汉英文化对照本”，这必然是国际文学界与翻译界的一件大事。
为什么要出版这套“汉英文化对照本”？出版者在其出版与编辑的操控策略中又隐含着怎样的文化指涉性？这都是值得讨论的。
我个人认为，考量翻译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技术性讲究，那就是“回译”。我们把一种源语文本转码为译入语文本后，为了检测两种语言转换生成之间的准确性，应该把译入语再度回译为源语，以此检视回译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在语言及其意义出场上的真值性。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技术性回译检测方法。多年来，这也一直是检测人机对译系统是否具有翻译真值性的技术手段之一。我们不妨把回译作为一种思考的关键点：倘若我们把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再度回译为汉语的《石头记》，其是否还是那部承载着中国文化传统及其语言修辞、审美意象等的《红楼梦》？
我想，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曾主持开发了人机对译系统，他以转换生成的语法原理兑现了印欧语系中多种语言的人机对译，但是，这种人机对译跨出印欧语系，面对着《红楼梦》的英汉对译不但一定是不奏效的，并且我想强调的是，不要说是人机对译，即便是作为鲜活的生命在场的翻译家，面对着《红楼梦》，也应该从语言的转换生成及其意义出场的真值性来承认，《红楼梦》是不可翻译的。但无论如何，大概从1800年以来，在《红楼梦》翻译史上即最早出现了韩中对照全译抄本《乐善斋本》以后，《红楼梦》摘译本、节译本与全译本不断出现，最终形成了多种《红楼梦》译本的景观，涉及了韩、英、法、日、俄、德、希腊、蒙、藏、哈萨克、维吾尔等多种语言。
从当下国际学界关于两百年《红楼梦》翻译史及诸种译本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对杨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给予充分的认同，并且，学界就这两种译本的翻译技术性问题给予了相当细致的讨论。然而我所感兴趣的不是翻译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这两位译家及其两种译本的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的差异性与取向性问题。
杨宪益虽然在牛津大学就读6年，他的夫人戴乃迭（Gladys）是英国人，但汉语毕竟是他的母语，因此，杨译本在从源语向译入语转换生成的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上，更注重推动英语贴着汉语文化观念的地面行走，所以，杨译本不可遏制地透露出把中国文化传统及其风俗观念直输给西方读者的翻译立场。杨译本异化翻译策略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杨译本失去西方英语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这种翻译行动作为一种策略却与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抵抗的后殖民主义翻译观达成了共识，当然，其结果是西方本土读者对杨译本的接受充满了语言修辞的生涩感、翻译腔与过度的陌生感。
我们理解了杨宪益把中国文化直输西方的译者立场及策略，也就理解了他为什么还执着地选择翻译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杨译本不顾西方人对“red”所沉淀下来的文化偏见及其背后的价值紧张，坚持把《红楼梦》直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其实，仅从《红楼梦》与《石头记》两种书名的选择与英译上，我们就可以见出杨译本与霍译本两者之间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的差异性与取向性。如果学界把杨译本与霍译本各自翻译的书名仅仅解释为避免重复，那的确是小视了两位译家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
但是说到底，我认为关于《红楼梦》的翻译一定不能简单地理解与解释为是源语与译入语之间字面意义的转码问题，而应该是两种语言背后所负载的两种异质文化观念的转换生成问题。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翻译·历史·文化》中倡导翻译的“文化转向”，以强调文化观念的翻译，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卫·霍克思也曾就读于牛津大学，虽然他曾在北京大学读书，对中国文化传统有着丰厚的积累，但英语毕竟是他的母语。我想宣称的是，国族之间的文化观念不可通约，这也是国族自立门户的文化基因所在。因此，不同于杨译本，霍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超越了汉语《红楼梦》的字面意义，而旨在追访汉英双语背后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相互理解与解释的适应性，这无疑宣示了一种归化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当然，这种翻译的适应性一定不可以被解释为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通约性。霍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是放弃了英语对汉语字面意义及其不可通约的文化观念给予异化翻译的策略，是操用西方本土读者谙熟且可以接受的地道的英语及其修辞、文化、风俗、俚语等观念，以此来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地重构《石头记》，从而完成了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转换生成。不错，文化观念是不可通约的，但是译家可操用一种语言承载的文化观念去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地翻译（重构）另外一种异质语言承载的文化观念，从而给予进一步的理解与解释。所以这种在两类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翻译，必然涉及了翻译诠释学、翻译文化学与翻译伦理学等问题。我们说《红楼梦》不可翻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绝然不可以把《红楼梦》简单地视为曹雪芹个人以文学性书写所记忆的个人周遭生活体验。《红楼梦》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所沉淀下来的大百科全书，这种文化传统的沉淀只是由于历史偶然选择了曹雪芹作为一个代笔的中介书写者而已。《红楼梦》摄取了中国古代神话、宗法、宗教、政治、官制、人名、器物名、诗词、曲赋、对联、字谜、典故、方言、成语、俗语、俗文字、音乐、绘画、风俗（婚礼、葬礼、服饰、祭祀等）等丰厚的文化观念，关键是，其还记忆了上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以特有的汉字在文学性修辞中所营造的诸种审美意象，这些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象是由汉字书写且记忆的，不可能被拼音语言直接给予书写字面上的转码，并且英语背后的历史传统作为拼音文化，本身就不存有与汉字文化全然一致的文化观念及相关风俗。
例如，汉英视觉文化观念对同一色彩就有着差异性的认同风俗。在汉字书写的视觉观念中，红色（赤色）承载的意义是喜庆、富贵、吉祥与正义等，而在英语书写的视觉观念中，“red”隐喻着流血、战火、暴力等灾难性元素。霍译本贴合英语读者持有的拼音文化观念及相关社会风俗、阅读心理，取“脂本”《石头记》为译名，而规避《红楼梦》为译名。元妃省亲时把宝玉所题的“红香绿玉”改为“怡红快绿”，从而题“怡红院”，在隐喻中缺省“快绿”。霍译本把“怡红院”翻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以其中缺省的汉字“快绿”为西方读者寻找本土视觉文化观念可接受的修辞表达。这种超越的字面意义且在汉英传统背后的文化观念及其风俗上追访翻译的可能性与适应性，是霍译本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学界有人把“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回译为“怡绿院”，这大概违背了大卫·霍克思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谈到这里，我们也就理解了大卫·霍克思为什么把“红学研究”翻译为“Stone Studies”，把“红学家”翻译为“Stone-Enthusiasts”等。我想说的是，把《红楼梦》与霍译本给予并行印刷出版，这个版本应该被定义为“汉英文化对照本”；倘若把《红楼梦》与杨译本给予并行印刷出版，那个版本应该被定义为“汉英双语对照本”，两者各有千秋。
学界曾流传着这样一段佳话：说一位汉语读者因阅读大卫·霍克思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进而喜欢上曹雪芹的《红楼梦》。我想这样的表达无疑是以一种外行的刻意吹捧而谄媚大卫·霍克思了，这也是对《红楼梦》及中国文化的不尊重。霍译本所执着的汉英文化观念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一定高于汉英双语字面的直译立场与策略，但又恰恰陷入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批判的文化殖民主义之泥沼中，以此收获了一定的英语读者。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重新反思与质疑在中国风靡一时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呢？这无疑也关涉到翻译的民族主义立场问题的讨论。
毋庸置疑，霍译本的译入语背景学养是非常丰厚的，大卫·霍克思在翻译中尽可能地调用了英语历史传统中丰厚的文化观念（涉及了古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等传承的拼音文化观念与风俗），以其重写The Story of the Stone。实际上，在归化的文化观念翻译策略中，霍译本是努力贴近英语本土读者重讲汉语《红楼梦》的爱情故事，然而，其还是那些具有西方古典修养之读者所赏读的小众读物。当然，这也是其品位所在。
最后，我想再强调三点如下：
第一，霍译本的一个特点即是在翻译中把一般不得不出注的解释，融化为译入语小说中的一个补充性叙事场景或审美意象等，从而在翻译的透明中求取译者的隐身。需要说明的是，大卫·霍克思被其译文的透明所遮蔽而隐身后，其呈现的恰恰是英语拼音文化背景下丰厚的语言修辞、文化传统及其诸种观念。这是霍译本的精致所在。如果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者因在译入语作品意境的营造中无法形成完整的叙述情节与审美意象等，而依赖于过多的出注给予技术性与学术性的解释，这一定是文学翻译的败笔；因为这种技术性与学术性的出注，必然会破坏源语作品与译入语作品在转换生成中应该呈现的整体叙述情节与审美意象等。
第二，译者首先应该是译入语的母语言说者及其文化观念的承载者，当然他们也应该是源语文化传统一定程度的负荷者。经验告诉我们，多年来，国内相关部门投入巨额的经费，推动中国本土学者把中国汉语文学及相关学术著作翻译为多种外语，为什么没有在国际学界及相应译入语国族产生影响，我们应该反思一下翻译的文化身份、立场与策略等问题，不要再浪费这笔巨额经费了。
第三，对于那些借助于翻译而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来说，他们应该清楚，这个奖项荣誉的一半毫无疑义地首先应该分享于译者。莫言在这一点上就做得很谦卑，他前去斯德哥尔摩领“诺奖”时，曾邀请多位翻译家同往，这是莫言的明智；倒是一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者或翻译研究者在炒作莫言时，忘却了那些在辛勤劳作中进行二次创作（改写）的翻译家。这更是一种无知了。严格地讲，莫言所获取的是“诺贝尔翻译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及那些每年忙碌于评奖的院士们应该拿出时间，对此类性质的“文学奖”给出准确与科学的重新界定；并且我们要向他们提问的是：他们在一年的有限的时间内是精读了莫言的全部翻译作品还是全部源语作品？他们在有限的阅读能力中究竟是遭遇了译入语莫言还是源语莫言？他们又依凭怎样的立场与判断为谁投出了自己那张并不负责任的选票？ 中国典籍走向世界——谁来翻译？
——有感于霍译《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的出版
王东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霍克思和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汉英对照本（译界习称“霍译”或“霍译本”），就中国翻译文化事业而言，毫无疑问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向海外输出中华文化软实力之际，霍译《红楼梦》的启示意义不可小觑。
德国思想家本雅明说，一个文本是否可译，要看该文本是否呼唤翻译。笔者倒认为，一个译本是不是值得翻译，得要看宿主文化是否呼唤这个文本的翻译，如果宿主文化有此需要，就必有该文化的精英分子站出来响应这个呼唤。
一个文化，就像人的机体。它缺什么，就会自己去找什么。就像人渴了，会去找水喝；饿了，会去找东西吃。回看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无不是本土文化的需求使然。中国文化在这三次翻译高潮中实现了三级跳式的更新：宗教——科技——人文。这些翻译活动之所以能形成高潮效应，归根到底，乃是宿主文化的一种诉求，一种呼唤。虽然那时的翻译，因为种种原因，大多谈不上准确，但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译如所需，而这“需”，只有这“需”之主体，即宿主文化本身才有敏感的自觉，外人对此是不会那么敏感的。
很多人以为，成功的翻译必定是忠实于原著的翻译。其实，忠实的翻译和成功的翻译基本上是两回事，后者是在特定的时间点引发目标文化共同体的集体关注和认可，并推动目标文化发展的翻译事件。纵观中国翻译文化史，我们会发现，成功的翻译的一个几成定律的元素是外译内的翻译。拿从外语译入汉语而言，成功的典范有严复、林纾、杨必等等；拿从汉语译入英语而言，成功的典范有庞德，他把中国古典诗词翻译到了英语，引发了西方的意象派诗歌运动。但谁都知道，严复的翻译不是很忠，林纾的翻译很是不忠，而庞德的翻译更谈不上忠。他们的翻译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所要效忠的方面未必是源语文本的全部，而是这些译者认为其所代表的文化的特定诉求，而后世的翻译批评家们则往往是用“全忠全义”来要求译本，所以得出不忠的结论。翻译原本是宿主文化的一种文化诉求，因此只有宿主文化自发的翻译活动才能引起宿主文化本身的兴趣和关注，这是一个翻译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
此外，外译内之所以会成为成功翻译的一个关键元素，还因为外译内的译者的母语是译入语，他们对于目标读者的语言审美理想有着外人所没有的感悟，他们的译文更容易引起目标读者的共鸣。实际的翻译过程，是一个选择过程，当原文的X在译入语中存在着多个同义对应选择时，只有译入语为母语的译者，才会洞察不同选项的优劣，挑选出最符合目标读者语言审美理想的选项，也正因为如此，像《红楼梦》这样的译本，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更喜欢看霍克思的译本。在英美的图书馆内，借阅霍译《红楼梦》的读者，就远远要多于借阅杨宪益和戴乃迭译《红楼梦》（习称“杨译”或“杨译本”）的读者。
本文无意于否认杨译的水平，其实不同的译本，尤其是大师级译者的译本，必定是各有千秋。作为翻译研究而言，这两个译本都是极其珍贵的。研究霍译会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译者和读者的语言价值观，而研究杨译则会有助于我们了解译文语言背后策略定位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
但我们也会意识到杨译所产生的文化背景的特殊性。首先，作为英译本的杨译并不是在英语世界的文化氛围中自发的翻译事件。尽管杨译的译者之一戴乃迭也是英国人，但她与丈夫杨宪益在接受领导交给的翻译《红楼梦》的工作任务时，二人均是中国国家机关（外文局）的工作人员，因此，二人虽有中西合璧的语言文化优势，但只能在中国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工作，他们的翻译不可能不受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制约，更何况他们翻译该作的主要时间段是“文革”，而且两位译者都受到文革的激烈冲击。他们翻译《红楼梦》的工作始于上世纪60年代，1974年由中国外文局属下的外文出版社出版。虽然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出版社，但我们还是很难想象，由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何以进入到西方世界的家家户户。因此，与其说这个译本是拿到西方世界给外国人看的，不如说是给来中国的西方人看的更合适些，而那个时代来中国的西方人并不是很多，从实际的效果看，读杨译《红楼梦》的读者更多的是中国的外语专业的学生和学者。对于该译本的这一最终接受状态，作为生活在中国文化氛围中的杨宪益和戴乃迭不可能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定位，而他们的翻译策略也必与此定位密切相关。在这样的定位下，该译本要想真正在西方世界取得成功，是不太可能的。
而身在英国的霍克思则是因为热爱《红楼梦》而翻译《红楼梦》，他的翻译是建立在极其细致、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因此，他的译本完全是红学研究的一个结晶。由此可以看出霍译和杨译在翻译动机、翻译语境、翻译态度乃至翻译目的上的明显差异。虽然忠实于原著是两个译本的共同追求，但在忠实的方式上则各有特点，反映出两种文化在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上的不同取向。
十多年前，美国翻译学者罗宾逊写过一部题为Who Translates？（《谁来翻译？》）的专著，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一个译本由谁来翻译，结果是不同的。本雅明也说过，一个作品是否可译，还要看是否有合适的译者。涉及文化推广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里还有一个谁出版的问题。国内出版社的发行渠道，是否具有通往海外各家书店的能力，是否具有外国读者广泛认可的资质。当然，还有一个翻译什么的问题，这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汉英对照本的霍译《红楼梦》表面上看是为中英文的学习者和翻译研究者提供一个极品范本，其深层的一个含义实际上是在展示一个成功的汉语典籍翻译的案例：这一成功打入西方各图书馆、并成为某些大学教材的译本是一个西方人的拿来主义的翻译成果，而不是一个由我们的政府或出版社的送去主义而实现的软实力。从翻译史的角度看，成功的翻译多是拿来主义的翻译，因为它反映出的是宿主文化的呼唤；而送去主义多难成功，除了语言上的问题之外，还有宿主文化对外来宣传攻势的本能抵制。这一切都是我们文化发展战略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近年来，主流媒体都在讨论如何把中国文化软实力向海外推广，国家为此投入了巨额的资金支持。中国的典籍倒是一本又一本地由中国的外语教授们翻译出来了，也由中国的出版社出版了，但中国文化是不是因为这些出版物才推出去的呢？那些“推出去的”典籍又有多少外国读者在看呢？似乎从未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倒是没拿过任何中国的科研经费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默默地翻译了莫言的作品，最终把莫言推到了他本人乃至几代中国人都梦寐以求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翻译家葛浩文先生却抱怨说：“中国在推动和资助文学翻译方面的确是落后了。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都在积极资助以各种外语为母语的译者，促使其作品进入这些语言区的本土市场。中国在这方面理应做得更好。”（见2012年10月12日中国日报网：《莫言获奖——别忘了他的翻译葛浩文》）
所谓“以各种外语为母语的译者”，表述或翻译得并不是很准确，但在这样的语境中不难看出，这就是指像他那样的译者，因为从我们的角度看，英语是外语，也是他的母语。葛浩文的抱怨和霍译《红楼梦》的成功，至少是给向海文推广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决策者和出版者提了一个醒，像霍克思、葛浩文、闵福德这样的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是没有理由被排除在这样一个耗资巨大的文化事业之外的。
对照的多重意义
——谈《红楼梦》汉英对照本
许 钧
七月底，正值南京的酷夏时节，猫在家里看闲书，中山大学的东风兄和复旦大学的乃乔兄先后来电，说《红楼梦》出了精美的汉英对照本，希望关注一下，还说采用的是霍克思的版本，其中有些问题，值得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思考。
《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与企鹅出版集团合作出版，前八十回由霍克思翻译，后四十回由闵福德翻译，版本校勘为范圣宇博士，其博士论文做的就是《红楼梦》英译研究。精美而又厚重的五卷书，首印两千册，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澳门、台湾除外）销售。看到书，赞叹之余，心中不免产生疑问。
疑问一：出版社为何出重金出版《红楼梦》汉英对照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是国内出版有关外语教育书籍的最权威的出版社之一，在外语界享有盛誉。这家出版社生财有道，出过许多好书，有专著，有教材，有辞书。在我的记忆里，还出过引进的外国学术经典原版书，配以权威性的导读，如我熟悉的翻译研究领域就有一套精心选择的“国外翻译研究丛书”，在译界起到了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可在双语对照本的出版方面，好像作为有限。在传统的出版者看来，在国内即使出版双语对照本，一般出的是英汉、法汉、德汉、日汉版，或其他语种的书配上汉语译文，以外语的作品为本，以汉语译文为辅，双语对照，重在指导外语学习。出于此目的，一般而言，都特别强调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可对照性，即使达不到两者的完全等值，也会刻意追求译文之于原文的忠实，尤其是形式上的忠实，至少不能随意删改，原文有的，译文都应该在，两相对照，有本可案，不然，有可能误导学习者，双语之间的转换无法可依，乱了方寸，对照成了失照，违背了出双语对照本的初衷。《红楼梦》汉英对照本，出版社却一改传统的路径，由“英汉”而变为“汉英”。若以语言学习而论，路径一改，学习重心便改变。“英汉”考察的是由英语作品经由汉语的变，而“汉英”经由的是汉语作品经由英语的变，出发与抵达的路径相反，风景自然不一，目标也就相异。如此看来，出版者所关注的中心发生了变化，由传统外语出版社对外国经典著作的关注转而开始对中国文学与思想经典的关注。此次转变，看似对照路径的变化，实为“目光”的转移，暗合了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势。如此看来，出版社出版《红楼梦》汉英对照本，就不仅仅是出于外语教育的考量，而是一种不惜重金，开风气之先，帮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性举措了。
疑问二：《红楼梦》汉英对照本为何选择霍克思和闵福德的译本？《红楼梦》的英译，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个译本，一个是霍克思和闵福德的译本，另一个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按传统观念，出双语对照本，原文与译文之间贴得越近越好，译本之于原文的忠实程度是第一位的。谢天振在《今天，我们该如何纪念杨宪益先生？》一文中说：“纪念杨宪益先生，人们不约而同地都会提到他和夫人戴乃迭联袂翻译成英语的《红楼梦》全译本。这部《红楼梦》全译本自问世以来一直备受国内译界的推崇，被认为译得‘准确、生动、典雅’。”选择这样一个译本作为《红楼梦》汉英对照本，本应是最理想的选择。再说，从版权的转让看，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译本版权在国内，该译本也是国内强调以自主的力量译介中国经典著作的典型之作。可出版社为何偏偏舍近求远，厚彼薄此，放弃可靠的、理想的语言对照本，选择霍克思和闵福德的版本呢？出版社做如此选择的原因有多种，一是译者霍克思离世前主动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磋商，出版《红楼梦》汉英对照本；二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与国外著名出版社合作的丰富经验，能与企鹅出版集团携手，当是出版国际化的有力举措。除此之外，我想出版社的这一选择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在上文所引的谢天振的那篇文章里，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话：“与英国翻译家霍克思与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相比，杨译《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和影响（从译本的印刷数、再版数、图书馆的借阅人次数以及被引用率等看）却远不及霍、闵译本。”谢天振的这一说法是有依据的，他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做了一篇题为《〈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的博士论文，上述所言应该就是该项研究所证明的事实之一。两个译本的价值如何考量，放到当下的跨文化交流的语境中去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语对照本的选择问题了。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翻译是必经之路，此路是障碍重重，第一道坎就是“语言文字的翻译问题”。语言的变易不是机械的变易，语言的变易需要承载的是文化差异的交流，版本的选择不能仅仅限于语言层面的准确与忠实，更应考虑作品的传播、接受与影响。如此看来，出版社对霍克思和闵福德译本的选择，是对语言对照层面的超越，是着重于作品在异域传播与影响力的文化考量了。 疑问三：《红楼梦》汉英对照本有可能为读者打开怎样的思考空间？“汉英对照本《红楼梦》校勘说明”中说：“英译《红楼梦》的读者对象原本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并不是汉语世界的读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本子对研究汉英翻译与学习英语的中国读者都不无裨益。”笔者自然同意这一判断，但细读《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的序言、校勘说明，以及企鹅出版社版《石头记》英译版的译者序，我们发现有许多层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首先涉及的是译作与原作的关系。霍克思翻译所依据的是哪个本子？霍克思在序中称：“在翻译这本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不能坚持只忠实于任何一个本子。第一回我主要用的是高鹗的版本，因为它虽然没有其他本子精彩，却更具有一致性；但在随后的章回里，我经常用的是某一抄本，甚至偶尔自己也做过点小改动。”《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学界讨论颇多，但霍克思此处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一个译者本应遵循一个本子，从一而终，忠实地译出。可霍克思觉得无法“坚持只忠实于任何一个本子”，于是便根据自己的理解，参照现存的这一或那一抄本，甚至不惜做些小的改动，结果如校勘者范圣宇所言：“霍克思的八十回译本，是与现存各种脂本程本都不一样的本子，我们不妨称之为‘霍本’。”霍克思之于原本的选择与实际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译本与原本之间的传统关系，具有某种参与原作构建的创造性意义，对此做法的合法正当性，译学界应做何种解释？
其次涉及的是译者创造性的度的问题。译者之于原作者是血缘的延续。译作之于原作是生命的延续，是文学生命在异域的再生。闵福德称在文学翻译史上，霍克思是“一位有创造性的翻译家”。霍克思的翻译到底有何创造性？其创造性有怎样的表现？《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给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便利。校勘者范博士在说明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符号“[ ]表示此处被译者有意删去，或者是译者漏译的部分”，二是“{ }表示此处是霍克思先生博采众长，纠正作者的叙事破绽，或者竟是他自己的独创”。说得更明了些，霍克思对原本有删也有改。删与改的动机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删与改是创造？删与改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就是译者的创造性的限度。霍克思是个严谨的译者，其删其改不应该是心血来潮，他留下的《〈红楼梦〉英译笔记》给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性。联想到当下欧美译介中国文学作品常用的一些做法，如葛浩文对原文的处理，我们对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与现实性的认识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实际上，《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给我们提供的考察译者创造性的空间是宽阔的，有助于拓展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再次涉及的是当今的世界需要怎么样的翻译方法的问题。《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的问世，为翻译“文化影响力”的讨论提供了契机。上文提出，考察翻译不能止于文字的转换，还应关注作品的传播、接受与影响。在跨文化交流的语境下，翻译的方法似乎完全取决于翻译的目的与翻译的市场。译本的读者多，影响大，就似乎说明译本好。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被认为采取了不正确的翻译方法。对此，译学界应该保持应有的警觉。翻译的接受有历史性，如果一个民族有翻译的传统，有对域外思想、对他者开放的胸襟，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原汁原味性的“异化”翻译的程度就会提高。霍克思的翻译在当下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并不意味着其采取的方法和策略就具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普世的正确性。鉴于此，《红楼梦》汉英对照本之“对照”，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参照”，而是一种“关照”。霍克思所译《红楼梦》，只是《红楼梦》生命延续的一种方式，虽然具有参与经典文本现代化生成的创造意义，但不是终极性的独立创造，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的是一种丰富性，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感谢《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思考机会。
《红楼梦》全译本的开放式阅读
封一函
《红楼梦》堪称中国文学经典的代表作。它兼具现实和浪漫色彩，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人物的复杂心理和多舛命运，宏大地展现了日常生活百态和超自然情状。作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其对外译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要做到足本全译，无疑就是攀登文学翻译的一座巅峰。
杨宪益和霍克思的译本是中国文学翻译的两个经典范例。霍克思前八十回译本和闵福德后四十回译本有大量的删减、增译、改译甚至重写，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突出了译本的多元化价值。借助校勘版，霍克思先生的翻译策略显露无疑，霍克思先生对底本选择的考量也由此引起人们的关注。英译中国文学名著需要完善的全译本和直译本，以备西方“文艺学徒”的研究。霍译本是否可称得上是“全译”和“直译”，显然值得质疑。就此而言，双语版《红楼梦》已然是一种冒险的尝试，而超出外语学习层面的校勘版，则更是一种自我挑战。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更权威、更真实、更能反映译者主体意识的汉英对照校勘读本。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其阅读价值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双语阅读。
对照阅读可以称为开放式阅读，特别是名著翻译，首先要接受批评者从语言学角度来观察和评价译者的处理手法。从语音修辞、语形修辞、语义修辞到措词，从特殊句式的转换到语篇处理，这些都构成了文本转换最基础的微观研究。以词形修辞为例：汉语中的某些修辞手段与汉字的结构形式有关，如对偶、拆字镶嵌、字形飞白等，对译者的考验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十六回中薛蟠把唐寅念成庚黄，当宝玉识破后他又笑道：“谁知他‘糖银’‘果银’的。”回溯原文，可以发现杨译显得非常拘谨，不仅译出词义，还逐一加注，而霍译则仅仅当作口误一带而过，两者的处理手法完全不同。如果提到文化的层面来加以审视，霍译的策略是以目的语文化为依据的，语言产生审美功能的方式被忽略，语言上的偏离没有加以突出或被前景化。事实上，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认为的那样，译者只能在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中加以选择，没有第三种。如果对这种观点加以引申的话，任何第三种都只是这两种策略的相加而已。霍氏译本中的种种“问题”，那些近乎“肆虐”的变通手段也就有了其合法性。 如果说霍克思的英译本所展现的是另一个《红楼梦》文本，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翻译中的语言变通。在第五回中，霍译删去了开篇第一句“第四回中既将薛家母子在荣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暂可不写了”，直接从“如今且说……”开始译起。通过勘校版的提示，读者不再是盲目地去对照阅读，而是对译者的省略提出疑问。第五回“……已表明，此回暂可不写了”，从表面上看是多余的，但就像要译出“且说”、“却说”、“话说”、“各位看官”那样，这段话也不宜删译，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章回小说必须具有这种特征，读者可以对霍译中这种处理手段有所评判。
译者的策略有时是基于对不同底本的比较所做出的选择。正如闵福德所说，霍克思不仅是一位创造性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严谨的版本学家，其所选文本的本身就是一个谜。范圣宇与闵福德合作校勘新版汉英版《红楼梦》，他们试图定位于一个更真实的版本，通过标示，来弥补传统汉英本在双语对应上的不足，同时提示了译者的改写。当然，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译者选择哪个版本并不重要。读者更多想看到选定的原文和译文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对应。但当译者加入自己对原文的考据，并通过校勘版为读者所察觉时，译者的身份也随之显露。有时译者身份未必是文化层面的概念，可以理解为译者的主体责任。以《红楼梦》书名的译法为例，作者曾经考虑过五个书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红楼梦》、《金陵十二钗》。霍克思认为，第一和第二个书名意思相同，即为immensely long inscription on a miraculous stone which is copied out by a visiting holy man；而第四和第五个书名也是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达形式而已。译者没有选择“红楼梦”作为英文版书名也有其原由，他认为高鹗的选择并不妥帖。霍克思注意到红楼是富贵和荣华的象征，也可指富家女子的住所，宁愿选择“石头记”作为书名。
校勘版向我们提示了这样一个问题，《红楼梦》翻译研究长期以来普遍热衷于语言分析与文字欣赏，忽视了对翻译过程的关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随着西方哲学的后现代潮流而有了不俗的表现，开始积极解构一元主体，更确切地说是对主体性的扬弃。这就涉及我们到底以何种标准去评估翻译，当《红楼梦》翻译不再是孤立的译者活动或读者接受的时候，译者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他的文化身份，这个问题就进入了翻译批评者的研究视野。按照施莱尔马赫的说法，异化翻译的第一个机会是源语文本的选择，那么对以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为重心的归化翻译也有这样的机会，在同一部源语作品有多个版本甚至有多个书名的情况下，更是有了选择的可能性。通过霍克思译本的校勘版来考证原文倒也引发了很多思考。
回溯原文，还可促使读者加深对原文的理解，原来没有意识到的一些语言点，可以通过对译文的诊断去反顾原文。第五回开篇：“如今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一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把那迎春、探春、惜春三个孙女儿倒且靠后了；就是宝玉黛玉二人的亲密友爱，也较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请注意霍译对以上四处划线部分的理解或处理：From the moment Lin Dai-yu entered the Rong mansion， Grandmother Jia’s solicitude for her had manifested itself in a hundred different ways. …The other three granddaughters， Ying-chun， Tan-chuan and Xi-chun， were relegated to a secondary place in the old lady’s affections， and the objects of her partiality themselves began to feel an affection for each other which far exceeded what they felt for any of the rest. Sharing each other’s company every minute of the day and sleeping in the same room at night， they developed an understanding so intense that it was almost as if they had grown into a single person. “万般怜爱”所强调的是怜爱的程度；“较别人不同”不宜引申为“超过”；“同止同息”不应简单释义为同睡一个屋子；“似漆如胶”和“好得就像一个人一样”同义，但修辞风格完全不同，因而给读者的感觉也不同。由于译文的深度、力度、精确度总是存在可调的空间，反倒会促使读者对原文有更贴切地把握，并得出自己的翻译，翻译批评要求批评者有解决办法，尽管很难达到理想的程度。
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创造性地重建了一个《红楼梦》。通过译者的语言变通、文化考量和底本选择，它已经不是中国读者眼中的《红楼梦》，原作中具有鲜明红楼梦特色的人物描写、章回目录、红诗、对联、习语，以及对园林景致、民风民俗、人际称谓、服饰饮食细节的再现，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缺损或者增益，《红楼梦》的翻译实践和学术研究所形成的学科领域已经日臻成熟：不仅广泛涉及作者、译者、读者、文本、译本比较、翻译批评等内容，而且随着译学的文化转向，研究视角也越来越新。如果说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构建了红学学科的话，“红译学”已经可以堂而皇之地加入这一领域。
【责任编辑 孙彩霞】
作者简介：杨乃乔，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王东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文化研究；许钧，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法语文学；封一函，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