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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与文学
我们在中国文学里，关于杨柳的描写，实在是屡见不鲜，屈指难数。但是虽说如此的多，可并不是千篇一律，陈陈相因的。有的是拿杨柳形容他物的；有的是因杨柳起兴的；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意思。现在我把素日所见到的关于杨柳的描写聚集起来，就其意义之不同，作为一度的研究。因名为“杨柳与文学”。
我们在未研究这题目以前，我们应知道古时杨柳的种类，同它的形状，所以就不得不找中国最古的博物——《尔雅》，同较古的《古今注》了。
《尔雅》同《古今注》这两部书，可以说是干燥无味，所以我的一部《尔雅》，平素不是把它放在架上，就是把它扔到箱底，这一次因为要参考东西，才把它从监狱中捞出，叫它见见天日。至于《古今注》是《汉魏丛书》中的一部，没单行本，我一个穷学生那里能有《汉魏丛书》，所以还是从图书馆里借来的。现在闲话不必多说，我把这两部书翻了一翻，见到《尔雅》中说的有三种，即：
檉，河柳【注】今河旁赤茎小杨。【疏】檉一名河柳，郭云“今河旁赤茎小杨。”陆机疏云“生水旁皮正赤如绛，一名雨师，枝叶如松。”
旄，泽柳【注】生泽中者。【疏】柳生泽中者，别名旄。郭云“生泽中者。”
杨，蒲柳【注】可以为箭。《左传》云“董泽之蒲。”【疏】杨一名蒲柳，生泽中，可以为箭苛。我们看《古今注》中的有下几种：
蒲杨生水边，叶似青杨，一日蒲杨移移，杨一曰移，一曰蒲杨。
水杨，蒲杨也，枝劲细，任失用，又有赤杨，霜降则叶赤，材理亦赤也。
现在把这几种比较一下，可以说《尔雅》上的檉柳，同《古今注》上的赤杨是一种。《尔雅》上的蒲柳，同《古今注》上的水杨是一种。《尔雅》上的旄泽柳，与《古今注》上的蒲移是一种。这三种柳在我们中国文学里描写最多的，要算蒲柳同旄泽柳这两种。至于檉柳，它的形状相差太甚，简直几乎同松相似，所以在文学里是见不到的。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古时柳的形状，同它的种类，所以就不妨开始研究文学中关于它的描写啦！
我随便举几个例，就可以晓得普通文学家之对于它的形容了。
“弱柳万条垂翠带，残红满地碎香钿。”《浣溪沙》，毛熙。
我们一看就知道是拿翠带来形容它的。
“柳叶乱飘尺千雨。”《鸳湖曲》，吴梅村。
这是以千尺雨比柳叶，我们一看就联想到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拿三千丈来形容发，同这是一样的写法。但是按修辞上说，这是一种扬厉格，虽说有些过甚其辞，可是能使我们得到深刻的印象，仿佛当真拖着很长的白发，垂着很长的柳叶似的。至于：
“岸柳如新沐。”《六么令》，周邦彦。是拿发来形容的。
“西湖万柳如丝。”《春夏两相期》，蒋捷。是拿丝来形状的。
“梅谢粉，柳拖金。”《贺冲天》第一体，欧阳修。
“柳拖金缕。”《河传》第四体，孙光宪。
是拿金缕来形容的，大概都是描写新柳才黄之时，同已成阴时的纤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不过聊述一二，作为一个证明；我想阅者，大凡读过几篇诗词的，当谓余言之不谬吧！
光阴迅速，当春光要同世人告别时，柳叶已从金黄渐变成浓阴了，柳絮已经飞舞空中，好像严冬的雪花一般，所以最能刺激人，而且最能引人注目，因此一般文学家描写柳絮的更多了，现在缕举一二：
“长浪没天柳絮轻，只将飞舞过清明。”《再和杨公梅花十首》，苏轼。
“颠狂柳絮随风舞。”《绝句漫兴九首》，杜甫。
“芦花也似柳絮轻。”《戏赠杜舆》，苏轼。
以上都是形容柳絮飞舞的。
“糁径杨花铺白既。”《绝句漫兴》，杜甫。
这是形容柳絮颜色的，可是叫我们看后，再闭目就好像看见一条小径上，落着一片的杨花，如同白氈一样，真可以说形容尽致了。再看后面的：
“柳花着水万浮萍。”《再和曾仲锡荔》，苏轼。这是形容柳花形状的。
“春尽飞絮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刘梦得诗。
这不但形容柳絮的漂浮不定，而且用象征的方法喻女子之改嫁了。我们从此可知柳之对于文学之供献，是多么的大，而又一方面，也不能不叹文学家的技术，是变化无穷的了！
上面的都是关于杨柳本身的形容，我们觉着也没很大的意味，后边所缕举的大都是因柳而兴感的；或者是拿杨柳去形状其他一切的，要比前边的有些意思，现在请往后看：
第一因柳而感时光的迅速——当冬尽春初之交的时候，有许多植物尚在做着它们冬眠之梦，而觉醒最早的，差不多要算杨柳了，所以我们一看见杨柳被[“被”通“披”。]上它的黄黄的春服时，我们立刻就感觉到严酷的冬日已经退避，可爱的春之神已经降临了！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千家诗》中，已忘记作者。
“春色已上柳梢头。”
“去年新柳报春回。”《重游终南子由以诗见寄次韵》，苏东坡
我们由此看来，杨柳好像一个报春的使者；又好像春之先锋一样，所以杨柳的萌芽，就是春到的特征。还有：
“杨柳吹绵，迤逦麦秋天气。”《花发沁园春》，黄异。
“春欲暮，残絮尽，柳条空。”《献衷心》，欧阳舍人炯。
“簾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何老。”《李钤辖坐上分题花》。
我们再由柳絮飞舞，而又知春之欲暮，所以杨柳可以说是迎春的使者，而同时又是送春的使者；无怪乎文学家要见而动情了。
杨柳既然可以断定春之来去，所以一般闺中的少妇，异乡的旅客，一见杨柳，就不免动了闺思离愁，忆念远人。如：
“闰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春怨》，李白。
“门外柳花飞，玉郎犹未归。”《菩萨蛮》，牛给事。 “春岸杨柳发，忆与故人期。”《江上寄山阴崔少甫》。
这都是见柳而感时令的迁移，因时令而忆起别后的情人，或契友。更有因柳而生今昔之感的，亦复不少。例如：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长恨·歌》，白居易。
这是白乐天描写唐明皇宠爱杨贵妃，后来安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路过马嵬坡，众士卒逼杨妃自杀，到了玄宗驾返长安故宫，因睹景物依旧，佳人长逝，不胜为之悲凉伤感。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哀江头》，杜甫。
这是朝代鼎革，而旧柳仍绿，所谓“明月不知人事改，夜阑犹照深宫”同这是一样的感慨。
上边的是今古之感，至于因柳而自己感伤也是很多：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淋铃·秋别》，柳永。
“睡起横波漫，独望情何限？衰柳数声蝉，魂消似去年。”《醉公子》，顾太尉复。
“杨花杏花几多情？”《南歌子》，毛秘书熙震。
这些都是因物兴感，即景生情的，而一股文学家还有拿柳来比自己心情愁苦的：
“一丝柳一寸柔情。”《风入松·春园》，吴文英。
“愁水极杨柳，一种乱如丝。”《春意》，孟浩然。
“离恨怨芳草，眷思结垂杨。”《南阳送客》，李白。
“恨缕情丝春絮远。”《珍珠簾》，吴文英。
“谁教杨柳千丝，就中牵系人情。”《相思儿令》，晏殊。
“时听语莺娇，杨柳牵恨一条条。”《望远行》第一体，李殉。
杨柳之形容其他的固然很多，可是我们中国文学家的特例，拿杨柳来比拟女子身上的一部，真可以说“罄南山之竹亦不胜书”，所以我替杨柳起个别号，就是植物中的“窈窕佳人”，因为它的长条被风刮着的时候，真是不胜妩媚，而一丝丝的柳叶，尤足动人。现在把它形状女子的分述于后。
1.形容女子腰肢的：
“转盼如波眼，娉婷似柳腰。”《南歌子》，温庭筠。
“腰如细柳，脸如莲脸。”《荷叶杯》，顾太尉复。
“柳腰儿恰一搦。”《西厢记》，王实甫。
“隔户杨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儿腰。”《绝句漫兴十九首》，杜甫。
这是形容女子的腰的；还有形容女子行路的。如：
“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嬝娜万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风前。”《西厢记》，王实甫。
“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红楼梦》，曹霑。
这几种描写，真可以说维妙维肖，我总觉得除了柳什么都不像佳人的窈窕，而除了杨柳什么也不配形容佳人的。不知阅者以为如何？
2.形容女子眉的：
“芙蓉如面柳如眉。”《长恨歌》，白居易。
“柳如眉，日长蝴蝶飞。”《阮郎归·春景》。
“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女冠子》，韦庄。
“相见稀，相忆久，眉浅浅烟如柳。”《更漏子》，温庭筠。
“人似玉柳如眉。”《定西番》，温庭筠。
“一双丹枫三角眼，两弯柳叶榉梢眉。”《红楼梦》，曹露。
我想阅者已经看讨厌了，现在关于形容眉的不多写啦！
3.形容女子眼的——这一类比较少些，可并不是绝对没有，不过拿杨柳来形容女子的眼，我想有一种原因，要是我们时常说的两句话：一、“去函想已入青睐”，二、“他对他特别垂青”，至于形容女子的眼，多半是取柳的颜色，恐非取其形状，不知阅者以为对不对？例子较少，今举于后：
“红入桃腮，青开柳眼。”《高阳台》，僧晦如。
“柳眼梅须漏浅去，江南又见物华新。”《冬夕闲咏》，陆游。
以上都是形状女子的娉婷，女子的俏丽的，可以说尽柳之能事了。至于其他植物，桃花仅能形容女子的脸；莲瓣仅能形容女子的足（现在已不能用了）；然柳能形容如此几种——腰，眉，眼，行动——大家一定可以说我给柳的别号“植物中的佳人”之不谬吧！
还有形容人的劣点——性情飘荡，心无主张。如：
“念羁人之心游荡，随风化为春絮。”《添字莺啼序》，杨慎。
“风里杨花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泣。”《寄子由三首》，苏东坡。
“水性杨花无主张。”谚语。这一切都是文学上的，而有关于历史上一代风俗习惯的，就是临别折柳送行，我们可以从唐宋的诗词中处处发见出来。如：
“乡园欲有赠，梅柳着先攀。”《早春润州弟还乡》，孟浩然。
“只为都门赠别多，长条折尽减春风。”《青门柳》，白居易。
“欲寄意浑无所有，折尽市桥官柳。”《市桥柳》，蜀妓。
“探去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瑞龙吟》，黄异。
“何使昔年离别，攀弱柳，折寒梅，上高台。”《定西番》，温庭筠。
“终日行人争攀折，桥下水流呜咽！”《清平乐》，温庭筠。
我由这许多诗词中，可以断定唐宋的时候临别要折柳送行，但是为什么要拿柳送行？这是一个问题，我一时可以说答不出，只好俟诸异日。
现在我要告诉阅者关于柳的两个故事。
一、《章台柳传》——这个故事有两个作者，一个是许尧佐，一个是孟棨。许尧佐的《章台柳传》，见于《旧小说》。孟棨的一篇见于《本事诗》。我们拿这两篇比较一下，是大同小异的，不过许尧佐的较为详尽，现在就把它全篇录在这儿，望读者不要惮烦的看一下：
天宝中，昌黎韩翊有诗名，性颇落托，羁滞贫甚。有李生者，与翊友善，家累千金，负气爱才。其幸姬曰柳氏，艳艳当时，喜谈谑，善讴咏，李生居之别第，与翊为宴歌之地，而馆翊于其侧。翊素知名，其所问候，皆当时之彦。柳氏自门窥之，谓其侍者曰：“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遂属意焉。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可乎？”翊惊栗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辍食久之，岂宜夺所爱乎？”李坚请之。柳氏知其意诚，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生于客位，引满极欢。李生又以资三十万，佐翊之费。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明年，礼部侍郎杨度擢翊上第，屏居间岁。柳氏谓翊曰：“荣名及亲，昔人所尚。岂宜以濯浣之贱，稽采兰之美乎？且用器资物，足以伫君之来也。”翊于是省家于清池。岁余，乏食，鬻妆具以自给。天宝末，盗覆二京，士女奔骇。柳氏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乃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是时候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素藉翊名，请为书记。洎宣帝以神武反正，翊乃谴使间行，求柳氏，以练囊盛麸金而题之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呜咽，左右凄悯，答之曰：“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无何，有蕃将沙吒利者，初立功，窃知柳氏之色，劫以归第，宠之专房。及希逸除左仆射入觐，翊得从行。至京师，已失柳氏之所止，叹想不已。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驳牛驾辎耕，从两女奴。翊偶随之。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车者，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及期而往，以轻素结玉合，实以香膏，自车中投之曰：“当速永诀，愿宾诚念。”乃回车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辚辚，目断意迷，失于魂魄。翊大不胜情。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使人请翊。翊强应之，然意色皆丧，音韵凄咽。有虞候许俊者，以材力自负，抚剑言曰：“必有故，愿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请足下数字，当立致之。”乃衣缦胡，佩双鞬，从一骑，径造沙吒利之第，俟其出行里余，乃被衽执辔，犯关排闼，急趋而呼曰：“将军中恶，使召夫人！”仆侍辟易，无敢仰视。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挟之跨鞍马，逸尘断鞅，倏急乃至。引裾而前曰：“聿不辱命。”四座惊叹。柳氏与翊执手涕泣，相与罢酒。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翊俊惧祸，乃诣希逸。希逸大惊曰：“吾平生所难事，俊乃能尔乎？”遂献状曰：“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久列参佐，累彰勋效，顷从乡赋。有妾柳氏，阻绝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抚运，遐迩率化。将军沙吒利凶恣挠法，凭持微功，驱有志之妾，干无为之政。臣部将兼御使中丞许俊，族本幽蓟，雄心勇决，却夺柳氏，归于韩翊。义切中抱，虽昭感激之诚，事不先闻，故乏训齐之令。”寻有诏，柳氏宜还韩翊，许俊赐钱二百万。柳氏归翊，翊后累迁至中书舍人。 我们看了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章台多柳。按，章台为秦所建，至汉仍存，在咸阳渭水南，有章台街，在台下。我们还可从《方舆胜览》里边看到这一段：“灞桥在西安府东灞水上，汉时送行者，多至此折柳赠别。”由此足见折柳赠别，这个风俗，汉已有之，不过唐宋仍沿此风罢了。沈伯时《乐府指迷》说道：“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由此看来，章台、灞岸既能代表杨柳，那么章台、灞岸之多柳，自不待言了。
二、河东狮吼——苏轼与陈慥游，其妻柳氏强悍异常，陈慥常被屈辱，所以苏氏做这首诗：“龙印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按，杜诗有“河东女儿本姓柳”之句，《传灯录》有“河东狮子吼”之语，故苏氏借用之。
煜按，上边两个故事，《章台柳传》，梅鼎祚曾编为一部传奇，名《玉合记》；“河东狮子吼”，汪廷讷亦曾编为传奇，名《狮吼记》，因为这两个故事都很离奇的缘故。
目今关于杨柳与文学的关系，差不多说的也不少啦，最后让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学关于杨柳的描写如此的多呢？我觉得有三种最大的原因：
1.形状的特异——杨柳的形状同其他植物都不一样，其他的植物都是枝干交叉，向上生长，且异常的坚硬，而柳则千条下垂，并且柔软纤弱，就是被风一刮，就摇曳不止，所以最能动人情感。
2.发芽之早——当初春的时候，其他植物尚是枯枝的时候，它已经萌动了，因此令人特别注意。再则暮春柳絮的飞舞，更使人为之惊奇。
3.种植之易——我们当清明植树节或二三月时，我们随便把杨柳枝折一条插在地上，只要稍为灌溉，不被牛羊践踏，就可以生长起来，所以杨柳在中国内部，无论南北，都非常的多，因此无论南北的文学家，都能借以描写形容，决不像南方的枫树在北方我没见过，试问生在北方的文学家，怎能去描写呢？
这一篇已经写完，我很盼望阅者能给我加一更正。最后我要抄一首词，是咏叹杨柳的，作我这篇文章的结束吧！
垂杨
银屏梦觉，渐浅黄嫩绿，一声莺小，细雨轻尘，建章初闭东风悄。依然千树长安道。翠云锁、
玉窗深窈。断桥人、空倚斜阳，带旧愁多少？
还是清明过了，任烟缕露条，碧纤青袅。恨隔天涯，
几回惆怅苏堤晓。飞花满地谁为扫，甚薄幸、随波缥缈。纵啼鹃、不唤春归，人自老。
辑校附记
本文是任访秋先生的学术处女作。据先生晚年回忆：“我于1923年考进河南一师。……我之立志向学，准备终生献身于学术研究的志愿，确实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特别是到高级师范以后，就开始学写研究论文。我在高一（即高级师范一年级——志熙按）时，曾写了篇《杨柳与文学》，当时语文老师卢自然先生鼓励我向外投稿，我把它寄到了《学生杂志》，发表后得到几元购书券。由于文章得到发表，于是写作的兴趣就更浓了”（《关于个人治学的回顾》，见《任访秋先生纪念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由此可知本文对任先生学术生涯的奠基性意义。可是，各大图书馆都没有藏存上海学生杂志社1928年的《学生杂志》，而《杨柳与文学》就刊发在此年的该刊上，遂使此文久觅不得。想到即将出版的任师文集，独缺这篇处女作，总让我觉得遗憾，所以前几天便尝试在“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里寻找，而此文赫然在焉，真是欣何如之，于是立即校录之。由于是初次为文论学，所以此文不免有些仓促与疏漏之处，但从中已可看出先生当年博览群书、好学深思的才情，论文的写作思路也已显出现代学术综合分析的特点。顷得任光先生电话，言任师文集下月即出样书，此文还来得及补入；因此特为校订如上，并略记因缘于此。
解志熙 2012年4月16日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怎样学习文学
一、普通的需要
文学对于人类，要算是最普通的需要了。就年龄说，儿童从他们略知人事起，就爱在夏天的晚上，或冬天的炉边，挽着祖母或母亲的手，叫唱儿歌或说故事；至于中年人同老年人喜欢接近文学，更不用说了。就职业说，农人是不识字的，但他们喜欢听说书，看旧剧；工人同小商人，虽然都谈不到什么文学修养，但是《三国》、《水浒》、《彭公案》、《施公案》以及一些小唱本，都是他们闲暇时候的好伴侣。所以文学同哲学、科学不同，不须要专门的智识，就可以了解，可见文学并不是专属于某一阶层或某一民族，乃是属于全人类的。
文学对大众既然是普遍的需要，那么对一般青年们来谈谈怎样学习文学，似乎并不是多余的事。青年的将来，决不会全去作文人，然而对于文学，不管是作政治家或工程师，这似乎是常识一类的东西，知道一点，在精力的化费上，不仅不算是枉搭，而且是必须。
二、学习的三方面
普通人对于学习文学，往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譬如某人好看一些诗歌或小说，那么就有人要说，你想做文学大家的吧，或者写了几篇小说或诗歌，发表以后，颇负时誉，于是就有人请他去教国文、文学概论或文学史，或者当你想要研究文学本身以及作品作者种种问题，有人就要问你为什么专谈别人的作品，自己不来作？这三种人，一是误把鉴赏当作创作，二是误把创作当作研究，三是误把研究当作创作。
其实鉴赏是一回事，创作是一回事，而研究又是一回事。只要是喜欢同文学接近的人，都可以说是能够鉴赏文学的人。不过是因为鉴赏者的程度修养有差异，所以对作品本身的理解，也因之有浅深的不一而已。至于创作，乃是诗人、小说家同戏剧家的专门行业，他们之中最伟大的，能够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用在这上面来，他们能忍受饥寒，在颠沛流离之中，往往什么都可以撇，但不能舍弃文学。因为他们对文学有这样深挚的爱，所以才能产生出极超卓的作品。说到研究乃是对文学加以科学的分析同历史的观察，从事这方面的人尽管不能写诗或小说，但这无害于他的工作。他有着广博的学识，从心理学上与社会学上，来探究文学的起源、文学的特质，以及它与人生的关系，其次从历史地理及美学上，来对某杰作或某文豪作一局部的或全部的考察，而予以说明与批判。 这三方面，有的人能集其二，有的只具一部分才能，很难能并此三者的。譬如普通人，只能欣赏《水浒传》、《红楼梦》，觉得它们内容真好，但他们写不出《水浒传》、《红楼梦》，同时更不能看出它们为什么会写得这样好，它们的价值在那里。可是一个作者同批评家，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鉴赏家。至于创作同研究，普通是不能兼顾的，工部、太白没有见到他们专门论诗之作，而记室、彦和则无一篇诗歌流传于后。可是，也间有能兼顾于此二者的，即如近代的王国维，他一面是《人间词》的作者，但同时他也有《人间词话》刊行。而现代的茅盾，一面是小说家，同时又是批评家；鲁迅一面写《阿Q正传》，同时又讲小说史。像这种全才，实在是不易多觏的。
三、学习的程序
我们既了解学习文学有这三种不同的方向，底下就可以来谈谈学习的程序了。
假若我们对文学光想成为一个鉴赏者，那就比较简单，只要多看文学作品，同时对于个人的生活使之丰富，那么普通的作品都容易理解。假若要想作一个作家或批评家，那就不大容易了。在我认为，无管是想作一个作者或批评家，都应当有着这样基本的修养——
A.属于典籍的
从事文学的研究，必然的是抛撇不了典籍的诵读与阅览。不过有人要问究竟应该读些什么，要看些什么？我以为应阅读的有下列三种：
甲.作品——第一步，自然是文学名著，不论是中外古今，只要是名著，都应当尽情的阅读。最初自然是有些不能完全理解，但这是不妨事的，因为有些作品是年龄大了才能懂。可是阅读的兴趣总得浓厚，读的多了，看的多了，自会提高自己对文学研究的兴趣，同时从名著中会提高自己的志趣、眼光，不至于落到卑陋凡下焉。
乙.理论——已经读了一些作品了，自然会有对文学本身作一研究的意向，而能解答这个问题的，是理论的书籍。中国的作品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在外国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温其斯德的《文学之理论与批评》、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这些书籍都是很枯燥的，尤其是译本，更是艰涩难读，但你要有耐心，同时要有几本名著在肚里作参考，这些书籍便不难懂。它们告诉我们文学是什么，那些文学是有价值的，那些是无价值的，非读这些典籍，不但不能批评他人的著作，而且就是个人来创作，也不能找出一个正当的途径。
丙.其他——研究文学需要有丰富的常识，文字学，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民俗学，都应有相当的研究。一个孤陋寡闻的人，决不能成功为一个作家。工部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说是经验谈。现时代的人生更是复杂，更需要有博洽的学识，【对】各种现象才能有较深切的理解。即如茅盾的《子夜》决不是一个不懂政治经济的人，所能写出的。古人说：“读书要由博而反之于约。”学习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B.属于生活的
文学同其他的学问不同，文学所写的不纯然是书本上的知识，它大半是生活的体验，所以有些作品，非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及生活的深切体验，是不能了解的。渊明的诗，字句是那样的平淡，但如无深厚的修养，是不会尝到他的隽永的滋味的，东坡评谓“似枯而实腴”，是很对的。所以一个从事文学的人，应当对生活要多变化，不断要变化，而且要观摩，要体验。这样才能理解他人的作品，能理解他人的作品，自己才能进一步的去创作。
四、学习时应持的态度
中国一般人一向对文学不甚了解，所以对文学也不甚重视。这从最早的帝王起，就把文人当作倡优般看待，因之词曲小说之类也就被人视为小道，视为茶余酒后的消遣品。这种态度直至民十年新文学研究会成立，当时他们的宣言中，才声称过去人的谬误，今后要以严肃的态度，来从事文学的探讨。二十年来，这种观念在上层社会改变了不少，可是一般大众还差得远。所以不学习文艺则已，如要学习，首先要重视文学，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集中全力以赴之，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这样才能够有成功的希望。平常光只是躺到床上，看几本不三不四低级趣味的小说，哼了几句肉麻的情歌，而美其名曰研究文学，文学有灵，也当羞死。
五、尾话
以上不过是几句老生常谈，不是甚么高谈妙论。但我已预先声明，在这里讲的不是文学概论，这不过是对初学文学的读者略示路径而已。真正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还是要努力的去读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左拉、莫泊桑、歌德、莎士比亚、易卜生等作者的作品，光看文学入门同文学概论一类的书，是不行的。
卅一，七，廿九，南召梁沟。
文章简繁
文章主要的目的，在表现作者的情绪或思想，但如何能表现得恰到好处，达到所谓增之一字则太繁、减之一字则太简的地步，这全看作者个人的技巧如何，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似乎是很难定出一条一定而不移的规律的。但是后来文士多鉴于前人文字之繁，于是矫枉过正，极力求简，反使文章意义因而转晦。故顾宁人谓：
子曰：“辞达而已矣。”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章亡矣。（《日知录》“文章繁简”条）
那么照这样说来，文章不当予以剪裁与修饰吗？是又不然。文章是可以剪裁修饰的，士衡所谓“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工部所谓“新诗改罢自长吟”，不都是认为诗文须删正吗？不过删正尽管删正，但不应把一个求简的意思放在胸中，因为极力求简的结果，到最后必不免于削足适履之弊。现在我打算本着宁人之说，把它扩而充之，进一步我们对繁简的问题，作一个彻底的探究，其于修辞问题，亦许不无裨益也。
（一）作者删正已作
一篇文章之写成，中间常常经过许多次的修改才能成为定稿。本来我们的情绪是飘忽的、思想是抽象的，最初写的时候，不见得就能找到恰好的辞句把它们表现得适如其分，也许因为一字之不当，而使全篇减色，也许因一时间找不到适宜的词句，而使自己的意思隐晦不彰，这些都有赖于异日的删正，才能成为完整的作品。欧阳修每作一文，即糊在墙壁上，改了又改，到成为定稿时，常常不存原文一字。小泉八云也是每写一文，誊清后，放到抽屉内，隔几日拿出来改它一遍，再誊清放下，过几日，再改一遍。如此下去，能改很多次，才成定稿。为文必须这样推敲锻炼，才能成为不刊之作。近代学者的作品，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章太炎的《文学论略》。这篇文字最早揭载于《国粹学报》第二十一期，时道光三二年丙午，迨光绪元年乙酉（一九○九），章氏刊其《国故论衡》，将此文收入，但词句与内容，较原刊已大有出入，其修正之迹，至为显著。 1.内容的订补
《国粹学报》：
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焕发，则谓之彣。《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彣，戫也。”“戫，有彣彰也。”或谓文章当作彣彰，此说未是。要之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彣。凡彣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彣。是故研论文学，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彣彰为主。今举诸家之说，商订如下。《国故论衡》：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彣，戫也。”“彰，文彰也。”或谓文章当作彣彰，则异议自此起。《传》曰：“博学于文”，不可作“彣”。古之言文者，不专在竹帛讽诵之间。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婚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其后转移，施于篇什。太史公记博士平等议曰：“谨按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词深厚。”（《儒林列传》）此宁可书作“彣彰”耶？独以五采施五色，有言黻、言黼、言文、言章者，宜作“彣彰”。然古者或无其字，本以“文章”引申，今欲改“文章”为“彣彰”者，恶夫冲澹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盖谓不能举典礼，非苟欲润色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饰也。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日章，道其素绚日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今举诸家之法，商订如左方。
2.词句的修正
3.段落的删削
试将《国粹学报》中所载自“或言学说文辞”至“其为文辞则一也”一段，与《国故论衡》中所载自“或言学说文辞所由异者”至“以文辞学说为分者，得其大齐，审察之则不当”一段相较，不但内容有出入，即词句亦大段的删去（文长不俱引）。至就整个的文章而论，则后者已较为整练苍劲得多。像这样的修正，则真可谓义增于前、文省于旧也。
其次，朱晦庵曾见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原稿，发端凡三四行，后悉涂去，而易以“环滁皆山也”五字。此正为删正已作而使之趋于适当之一佳例。
（二）檃栝前人之作而更生色者
这一类是本着前人的作品，而予以修正与润色，于是其文彩遂驾乎前人而上之，如《左氏传》之于《国语》。
第一例是由繁而删之使简，第二例是简而增之使繁，但总期于字句之畅通，与夫意思之充分得以表现。故《左氏》行，而《国语》转不为世人所重。文字之工拙，讵不重哉。又如王西厢之与董西厢。
由董西厢到王西厢，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进步。董西厢自然也有他的优美的地方，即素朴自然，可是欠剪裁，欠精炼，有些可以省略的，常是唠唠叨叨的数个不休。但有时遇到重要的关键，反而几句描过。王实甫本此书之大的纲领，从新又铸造一番，其因袭董本的处所，异常的明显，可是比董本精炼得多，生色得多了。大致就全书说，较董本为简净，可是有时倒比董本还要精详，这些地方，不能不叹实甫的技巧，比着解元确是高出一筹。所以说数百年来，王本脍炙于读者之口，而董本则阒然无闻于世。其中道理，就可以从这里窥知一二了。
（三）删改前人之作而极端失败者
宋代史学家纂修古史，常常删改前人作品，而竭力求简，但往往使内容转趋隐晦，令读者莫名其所以。《日知录》引《黄氏日抄》云：
苏子由《古史》改《史记》，多有不当。如《樗里子传》，《史记》曰：“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韩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传》，《史记》曰：“甘茂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曰：“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苏子由固是如此，即高明如司马温公亦曾犯此类之病。《通鉴》记淝水之战云：
晋太元八年，秋，七月。秦王坚下诏大举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通鉴》卷一○五）
按，此本于《晋书-苻坚传》：
坚下书，悉发诸州公私马，人十丁遣一兵。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艺骁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书期克捷之日，以帝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立第以待之。（《晋书》卷一百四十下）
《通鉴》原文采自此，但于“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上边，删去“克捷之日”四字，同时于“先为起第”以下，删去“以待之”三字，于是意义模糊，乍看简直莫名其妙，为什么坚下诏而任用晋朝那班人呢？“可先为起第”，是给谁起第呢？我最初读此段，简直装在闷葫芦里了，及一翻《晋书》，才为之恍然。
其次为《新唐书》亦有求简之病。即如卷一二一陆龟蒙传，实本于龟蒙自作之《甫里子传》，但删削极多。
先生之居，有地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万步（吴田一亩当二五○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指。而田污下，暑雨一昼夜，则与江通，无别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饥困，仓无升斗蓄积。乃躬负畚锸，率耕夫以为具。由是岁波虽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讥刺之，先生曰：“尧、舜霉瘠，大禹胝胼。彼非圣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为妻子之天乎？且与其蚤虱名器雀鼠仓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茶荈，置小园于顾渚山下。岁入茶租十许，簿为瓯牺之费。自为《品第书》一篇，继《茶经》、《茶诀》之后。南阳张又新尝为《水说》，凡七等，其二曰惠寺石泉，其三曰虎邱寺石井，其六曰吴松江，是三水距先生远不百里，高僧逸人时致之，以助其好。《隐逸传》： 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苦饥。身畚锸，薅刺无体时。或讥其劳，答日：“尧、舜霉瘠，禹胼胝。彼圣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荈，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张又新为《水说》七种，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虽百里为致之。
简则诚简矣，但与原意岂不大相径庭乎？刘器之日：
《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词，故其事多郁而不明。
顾宁人亦讥之谓：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重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瞷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
洪景庐《容斋随笔》亦云：
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於前，其文则省於旧。”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於《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朴赡可喜。
可知前人对《新唐书》之微辞，已不一而足。
我们试就以上例证而论，可知文字欲求精炼，必须修正润色，如章氏之于己作，或补充缺漏，或芟刈枝叶，期于事理详明，辞句惬当即后已。至鳍铸他人之作，以为己作，如《左氏传》之于《国语》，王西厢之于董西厢，亦在求达求美，能斟酌情势，予以删削或补充，作者决无一毫求简之心横于胸中，故能点铁成金，价值益高。至于子由《古史》、永叔《新唐书》，力意[“力意”通作“立意”。]求简，结果辞意两无所当，内容既郁晦而不明，字句亦索然而乏味。故吾人于此，不能不叹宁人与景庐之见，为不可及也。
“智”与“明”
在事业的建造上，我觉得老子这句话，最可作为我们的参考，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一般人在社会上活动，第一要问自己想干什么，第二要问自己能干什么，第三要问自己干什么干得最好。前一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后来的问题就越想越难了，而尤其是最后一个，想答得圆满，就必得把自己的个性、兴趣、天赋、体质、环境、教育、作一番详细的考察、研究然后才能得出一个比较确实的答案来。
我们知道有许多的人物，他一生的成功，并不是他最初专门所学的那一种学问。鲁迅是学医的，但他却成功为一个文学家，胡适是学农的，但他却成功为一个史学家。这就足证明，自己所想要作的与自己所能作为的，并不一定会一致的道理来。
社会上的事业，是纷纭复杂，而人们的才能，又是千差万别，所以一个人不了解自己，而冒然的来选定自己要终身从事的事业其结果之不合适，自是必不可免的。所以世界上从事于各方面事业的人，是那样的多，而能够获得成功，竟是如此之少，这固然大半是由于才智高低的关系，而选择工作之不当，实为其主因。
夹在中国这个社会中，很难就自己的天赋之所近去决定自己应走的路径。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风尚，谁能不受他的转移呢，贤达如梁任公，要专力从事于学术的研讨，不成问题是会有惊人的成就，但他踏入政治的漩涡，结果是在这方面，不但毫无成就，而且对他在学术上的建树，反牺牲的非常的大，所以他到晚年就很有点后悔。任公尚且如此，至于不如任公的，不知有千百万，那他们之不免走人错误之路，还用说吗？
其次是由于社会上人才太少，往往能者多劳，万事集于一身，使一个人东西张慌，不能集中精力在一业，结果是务广而荒，样样都干，样样敷衍。蔡孑民先生晚年为要专力于中央研究院的任务，曾登报辞去兼职数十种，我们从这里可想到，与蔡先生地位相当，或略次于蔡先生的贤者，其兼职之事，不也是一样吗？像这样个人的精力分散了，不易有特殊的表现，同时社会各项事业，也因为自己的尸位，不会有什么发展，二方面是个人的失败，同时也是国家的损失。
所以就个人来说，决定自己工作的道路，应有自知之明，捡自己所能作得好的、专心致志的努力作去，不诱于风尚，不惑于势利，不见异思迁，不务广而荒，那么自己的工作一定可以得到相当的成功。再就社会来说，一般有声望地位的前辈，应有培植后进、提携后进的精神，使凡百事业，都能有专门人才去分任而治，所谓前辈也者，应自居于领导而督促的地位，那么自然社会就会有进步。又何必事事都兼而事事不管呢？
下面我们再看所谓“知人”。普通说来，这似乎是惟有作领袖的才需要具备这样的智慧，其实也不尽然，既不作领袖的，也需要知人之智。我们处于社会上，无时无刻不在与人接触，也无时无刻不在与人发生关系，既然要与人发生关系，那么就有了解人的必要，不了解某人，而与之共事，与之合作，结果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先哲孔子，他曾讲到考察人的方法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庾哉，人焉庾哉。”到汉代如刘邵的人物志，可以说是专门讲究知人的方法的专著，不过有一派学者，主张要专门从表现上来认识人，道庄两家都是如此，老子讲“不尚贤，使民不争”，“前识如道之华，而愚之始也”，韩非因此而主张“以事观功，宰相必出于州郡，猛将必出于卒伍”。本来一般人的贤愚智不肖的分别，不能专就言论声誉上看，应该是从事实上来考察，这样似乎是笨，但的确是最可靠的办法，所以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所以我们要想了解一个人要听言观行，可是要任用一个人，应该是“以事观功”，“试可乃已了”。 可是社会上一般人则不然，对人往往是不能客观的去考察，而用人又往往囿于个人之私见。譬如根于一己之好恶，与彼此间的关系，只要个人喜欢的，或者与个人关系近的，那么愚者已是智，不肖者也是贤，结果必然的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司马子长在屈原贾生传中曾这样的说：“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可知所谓知人必须有一客观的标准才行，若一权以己之私见的标准最后没有不是弄得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
根据以上的论列，可知“智”与“明”是我们一生事业成败的枢纽。不明的人，不能尽己，不智的人，不能成物，但由何才能达到“智”与“明”的境地，很简单，这就全看自己能不能客观的去分析自己、考察别人了。主观与“情感”，是我们“明”“智”的大敌，要竭力排斥它们、驱除它们，纯用理智，站在第三者的地位，来看自己与别人，那么人我的真像，或者可以了解大半吧。老子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用“智”“明”二字来批评“知人”与“自知”的人，最剀切，最合适，盖惟此等人才可以成就大事业，才可以福己而利人。至于既不了解别人，更不认识自己的人自然是智明的反面所谓“愚”“誾”了，愚誾之辈，只能坏事、败事，你要希望他有所成就，那不只是希望，简直是有点近于梦想。
补遗后按
先师任访秋先生的这四篇集外文，是2011年和2012年陆续发现的，其中《“智”与“明”》一篇，是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王贺同学在兰州发现后录寄给我的，其余三篇是我翻阅旧刊物所得。当日陆续发现这四篇文章后。即立刻校录、整理，尽快传给了郝魁峰君转任先生文集的责任编辑靳宇峰君，请补编到文集中。查我的电子邮件，2011年10月11日就有给郝魁峰君的一封信——
魁锋：
传上任先生佚文两篇，其中一篇是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王贺发现并校录的，请转告责任编辑或任光先生，在适当的地方提一下王贺，不要埋没了他的劳动；另一篇是我几年前发现的，自然无须提的。
专此，祝好。
解志熙2011年10月11日
尤其是去年4月，终于找到了任先生的学术处女作《杨柳与文学》，心里特别高兴。因为任先生生前曾经多次提及、念念不忘此文，然而却久觅不得，如今总算找到了它，真是意外的收获。也因此，我在校录、整理该文之后，曾经颇为感慨地写了一段“辑校附记”，并特意打电话给任光先生说明此事，希望不要遗漏了它以及别的几篇文章。
可是，前几天收到刚出版的《任访秋文集》，反复翻检之后，似乎没有收录这几篇文章，可能仓促之间不慎遗漏了，这是很让人遗憾的事。现在转请《汉语言文学研究》重刊这四篇文章，以飨读者，也算给好不容易出版的文集补个遗吧。
解志熙 2013年8月29日晚于清华园
【责任编辑 孟庆澍】
我们在中国文学里，关于杨柳的描写，实在是屡见不鲜，屈指难数。但是虽说如此的多，可并不是千篇一律，陈陈相因的。有的是拿杨柳形容他物的；有的是因杨柳起兴的；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意思。现在我把素日所见到的关于杨柳的描写聚集起来，就其意义之不同，作为一度的研究。因名为“杨柳与文学”。
我们在未研究这题目以前，我们应知道古时杨柳的种类，同它的形状，所以就不得不找中国最古的博物——《尔雅》，同较古的《古今注》了。
《尔雅》同《古今注》这两部书，可以说是干燥无味，所以我的一部《尔雅》，平素不是把它放在架上，就是把它扔到箱底，这一次因为要参考东西，才把它从监狱中捞出，叫它见见天日。至于《古今注》是《汉魏丛书》中的一部，没单行本，我一个穷学生那里能有《汉魏丛书》，所以还是从图书馆里借来的。现在闲话不必多说，我把这两部书翻了一翻，见到《尔雅》中说的有三种，即：
檉，河柳【注】今河旁赤茎小杨。【疏】檉一名河柳，郭云“今河旁赤茎小杨。”陆机疏云“生水旁皮正赤如绛，一名雨师，枝叶如松。”
旄，泽柳【注】生泽中者。【疏】柳生泽中者，别名旄。郭云“生泽中者。”
杨，蒲柳【注】可以为箭。《左传》云“董泽之蒲。”【疏】杨一名蒲柳，生泽中，可以为箭苛。我们看《古今注》中的有下几种：
蒲杨生水边，叶似青杨，一日蒲杨移移，杨一曰移，一曰蒲杨。
水杨，蒲杨也，枝劲细，任失用，又有赤杨，霜降则叶赤，材理亦赤也。
现在把这几种比较一下，可以说《尔雅》上的檉柳，同《古今注》上的赤杨是一种。《尔雅》上的蒲柳，同《古今注》上的水杨是一种。《尔雅》上的旄泽柳，与《古今注》上的蒲移是一种。这三种柳在我们中国文学里描写最多的，要算蒲柳同旄泽柳这两种。至于檉柳，它的形状相差太甚，简直几乎同松相似，所以在文学里是见不到的。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古时柳的形状，同它的种类，所以就不妨开始研究文学中关于它的描写啦！
我随便举几个例，就可以晓得普通文学家之对于它的形容了。
“弱柳万条垂翠带，残红满地碎香钿。”《浣溪沙》，毛熙。
我们一看就知道是拿翠带来形容它的。
“柳叶乱飘尺千雨。”《鸳湖曲》，吴梅村。
这是以千尺雨比柳叶，我们一看就联想到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拿三千丈来形容发，同这是一样的写法。但是按修辞上说，这是一种扬厉格，虽说有些过甚其辞，可是能使我们得到深刻的印象，仿佛当真拖着很长的白发，垂着很长的柳叶似的。至于：
“岸柳如新沐。”《六么令》，周邦彦。是拿发来形容的。
“西湖万柳如丝。”《春夏两相期》，蒋捷。是拿丝来形状的。
“梅谢粉，柳拖金。”《贺冲天》第一体，欧阳修。
“柳拖金缕。”《河传》第四体，孙光宪。
是拿金缕来形容的，大概都是描写新柳才黄之时，同已成阴时的纤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不过聊述一二，作为一个证明；我想阅者，大凡读过几篇诗词的，当谓余言之不谬吧！
光阴迅速，当春光要同世人告别时，柳叶已从金黄渐变成浓阴了，柳絮已经飞舞空中，好像严冬的雪花一般，所以最能刺激人，而且最能引人注目，因此一般文学家描写柳絮的更多了，现在缕举一二：
“长浪没天柳絮轻，只将飞舞过清明。”《再和杨公梅花十首》，苏轼。
“颠狂柳絮随风舞。”《绝句漫兴九首》，杜甫。
“芦花也似柳絮轻。”《戏赠杜舆》，苏轼。
以上都是形容柳絮飞舞的。
“糁径杨花铺白既。”《绝句漫兴》，杜甫。
这是形容柳絮颜色的，可是叫我们看后，再闭目就好像看见一条小径上，落着一片的杨花，如同白氈一样，真可以说形容尽致了。再看后面的：
“柳花着水万浮萍。”《再和曾仲锡荔》，苏轼。这是形容柳花形状的。
“春尽飞絮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刘梦得诗。
这不但形容柳絮的漂浮不定，而且用象征的方法喻女子之改嫁了。我们从此可知柳之对于文学之供献，是多么的大，而又一方面，也不能不叹文学家的技术，是变化无穷的了！
上面的都是关于杨柳本身的形容，我们觉着也没很大的意味，后边所缕举的大都是因柳而兴感的；或者是拿杨柳去形状其他一切的，要比前边的有些意思，现在请往后看：
第一因柳而感时光的迅速——当冬尽春初之交的时候，有许多植物尚在做着它们冬眠之梦，而觉醒最早的，差不多要算杨柳了，所以我们一看见杨柳被[“被”通“披”。]上它的黄黄的春服时，我们立刻就感觉到严酷的冬日已经退避，可爱的春之神已经降临了！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千家诗》中，已忘记作者。
“春色已上柳梢头。”
“去年新柳报春回。”《重游终南子由以诗见寄次韵》，苏东坡
我们由此看来，杨柳好像一个报春的使者；又好像春之先锋一样，所以杨柳的萌芽，就是春到的特征。还有：
“杨柳吹绵，迤逦麦秋天气。”《花发沁园春》，黄异。
“春欲暮，残絮尽，柳条空。”《献衷心》，欧阳舍人炯。
“簾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何老。”《李钤辖坐上分题花》。
我们再由柳絮飞舞，而又知春之欲暮，所以杨柳可以说是迎春的使者，而同时又是送春的使者；无怪乎文学家要见而动情了。
杨柳既然可以断定春之来去，所以一般闺中的少妇，异乡的旅客，一见杨柳，就不免动了闺思离愁，忆念远人。如：
“闰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春怨》，李白。
“门外柳花飞，玉郎犹未归。”《菩萨蛮》，牛给事。 “春岸杨柳发，忆与故人期。”《江上寄山阴崔少甫》。
这都是见柳而感时令的迁移，因时令而忆起别后的情人，或契友。更有因柳而生今昔之感的，亦复不少。例如：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长恨·歌》，白居易。
这是白乐天描写唐明皇宠爱杨贵妃，后来安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路过马嵬坡，众士卒逼杨妃自杀，到了玄宗驾返长安故宫，因睹景物依旧，佳人长逝，不胜为之悲凉伤感。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哀江头》，杜甫。
这是朝代鼎革，而旧柳仍绿，所谓“明月不知人事改，夜阑犹照深宫”同这是一样的感慨。
上边的是今古之感，至于因柳而自己感伤也是很多：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淋铃·秋别》，柳永。
“睡起横波漫，独望情何限？衰柳数声蝉，魂消似去年。”《醉公子》，顾太尉复。
“杨花杏花几多情？”《南歌子》，毛秘书熙震。
这些都是因物兴感，即景生情的，而一股文学家还有拿柳来比自己心情愁苦的：
“一丝柳一寸柔情。”《风入松·春园》，吴文英。
“愁水极杨柳，一种乱如丝。”《春意》，孟浩然。
“离恨怨芳草，眷思结垂杨。”《南阳送客》，李白。
“恨缕情丝春絮远。”《珍珠簾》，吴文英。
“谁教杨柳千丝，就中牵系人情。”《相思儿令》，晏殊。
“时听语莺娇，杨柳牵恨一条条。”《望远行》第一体，李殉。
杨柳之形容其他的固然很多，可是我们中国文学家的特例，拿杨柳来比拟女子身上的一部，真可以说“罄南山之竹亦不胜书”，所以我替杨柳起个别号，就是植物中的“窈窕佳人”，因为它的长条被风刮着的时候，真是不胜妩媚，而一丝丝的柳叶，尤足动人。现在把它形状女子的分述于后。
1.形容女子腰肢的：
“转盼如波眼，娉婷似柳腰。”《南歌子》，温庭筠。
“腰如细柳，脸如莲脸。”《荷叶杯》，顾太尉复。
“柳腰儿恰一搦。”《西厢记》，王实甫。
“隔户杨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儿腰。”《绝句漫兴十九首》，杜甫。
这是形容女子的腰的；还有形容女子行路的。如：
“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嬝娜万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风前。”《西厢记》，王实甫。
“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红楼梦》，曹霑。
这几种描写，真可以说维妙维肖，我总觉得除了柳什么都不像佳人的窈窕，而除了杨柳什么也不配形容佳人的。不知阅者以为如何？
2.形容女子眉的：
“芙蓉如面柳如眉。”《长恨歌》，白居易。
“柳如眉，日长蝴蝶飞。”《阮郎归·春景》。
“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女冠子》，韦庄。
“相见稀，相忆久，眉浅浅烟如柳。”《更漏子》，温庭筠。
“人似玉柳如眉。”《定西番》，温庭筠。
“一双丹枫三角眼，两弯柳叶榉梢眉。”《红楼梦》，曹露。
我想阅者已经看讨厌了，现在关于形容眉的不多写啦！
3.形容女子眼的——这一类比较少些，可并不是绝对没有，不过拿杨柳来形容女子的眼，我想有一种原因，要是我们时常说的两句话：一、“去函想已入青睐”，二、“他对他特别垂青”，至于形容女子的眼，多半是取柳的颜色，恐非取其形状，不知阅者以为对不对？例子较少，今举于后：
“红入桃腮，青开柳眼。”《高阳台》，僧晦如。
“柳眼梅须漏浅去，江南又见物华新。”《冬夕闲咏》，陆游。
以上都是形状女子的娉婷，女子的俏丽的，可以说尽柳之能事了。至于其他植物，桃花仅能形容女子的脸；莲瓣仅能形容女子的足（现在已不能用了）；然柳能形容如此几种——腰，眉，眼，行动——大家一定可以说我给柳的别号“植物中的佳人”之不谬吧！
还有形容人的劣点——性情飘荡，心无主张。如：
“念羁人之心游荡，随风化为春絮。”《添字莺啼序》，杨慎。
“风里杨花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泣。”《寄子由三首》，苏东坡。
“水性杨花无主张。”谚语。这一切都是文学上的，而有关于历史上一代风俗习惯的，就是临别折柳送行，我们可以从唐宋的诗词中处处发见出来。如：
“乡园欲有赠，梅柳着先攀。”《早春润州弟还乡》，孟浩然。
“只为都门赠别多，长条折尽减春风。”《青门柳》，白居易。
“欲寄意浑无所有，折尽市桥官柳。”《市桥柳》，蜀妓。
“探去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瑞龙吟》，黄异。
“何使昔年离别，攀弱柳，折寒梅，上高台。”《定西番》，温庭筠。
“终日行人争攀折，桥下水流呜咽！”《清平乐》，温庭筠。
我由这许多诗词中，可以断定唐宋的时候临别要折柳送行，但是为什么要拿柳送行？这是一个问题，我一时可以说答不出，只好俟诸异日。
现在我要告诉阅者关于柳的两个故事。
一、《章台柳传》——这个故事有两个作者，一个是许尧佐，一个是孟棨。许尧佐的《章台柳传》，见于《旧小说》。孟棨的一篇见于《本事诗》。我们拿这两篇比较一下，是大同小异的，不过许尧佐的较为详尽，现在就把它全篇录在这儿，望读者不要惮烦的看一下：
天宝中，昌黎韩翊有诗名，性颇落托，羁滞贫甚。有李生者，与翊友善，家累千金，负气爱才。其幸姬曰柳氏，艳艳当时，喜谈谑，善讴咏，李生居之别第，与翊为宴歌之地，而馆翊于其侧。翊素知名，其所问候，皆当时之彦。柳氏自门窥之，谓其侍者曰：“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遂属意焉。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可乎？”翊惊栗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辍食久之，岂宜夺所爱乎？”李坚请之。柳氏知其意诚，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生于客位，引满极欢。李生又以资三十万，佐翊之费。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明年，礼部侍郎杨度擢翊上第，屏居间岁。柳氏谓翊曰：“荣名及亲，昔人所尚。岂宜以濯浣之贱，稽采兰之美乎？且用器资物，足以伫君之来也。”翊于是省家于清池。岁余，乏食，鬻妆具以自给。天宝末，盗覆二京，士女奔骇。柳氏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乃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是时候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素藉翊名，请为书记。洎宣帝以神武反正，翊乃谴使间行，求柳氏，以练囊盛麸金而题之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呜咽，左右凄悯，答之曰：“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无何，有蕃将沙吒利者，初立功，窃知柳氏之色，劫以归第，宠之专房。及希逸除左仆射入觐，翊得从行。至京师，已失柳氏之所止，叹想不已。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驳牛驾辎耕，从两女奴。翊偶随之。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车者，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及期而往，以轻素结玉合，实以香膏，自车中投之曰：“当速永诀，愿宾诚念。”乃回车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辚辚，目断意迷，失于魂魄。翊大不胜情。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使人请翊。翊强应之，然意色皆丧，音韵凄咽。有虞候许俊者，以材力自负，抚剑言曰：“必有故，愿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请足下数字，当立致之。”乃衣缦胡，佩双鞬，从一骑，径造沙吒利之第，俟其出行里余，乃被衽执辔，犯关排闼，急趋而呼曰：“将军中恶，使召夫人！”仆侍辟易，无敢仰视。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挟之跨鞍马，逸尘断鞅，倏急乃至。引裾而前曰：“聿不辱命。”四座惊叹。柳氏与翊执手涕泣，相与罢酒。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翊俊惧祸，乃诣希逸。希逸大惊曰：“吾平生所难事，俊乃能尔乎？”遂献状曰：“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久列参佐，累彰勋效，顷从乡赋。有妾柳氏，阻绝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抚运，遐迩率化。将军沙吒利凶恣挠法，凭持微功，驱有志之妾，干无为之政。臣部将兼御使中丞许俊，族本幽蓟，雄心勇决，却夺柳氏，归于韩翊。义切中抱，虽昭感激之诚，事不先闻，故乏训齐之令。”寻有诏，柳氏宜还韩翊，许俊赐钱二百万。柳氏归翊，翊后累迁至中书舍人。 我们看了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章台多柳。按，章台为秦所建，至汉仍存，在咸阳渭水南，有章台街，在台下。我们还可从《方舆胜览》里边看到这一段：“灞桥在西安府东灞水上，汉时送行者，多至此折柳赠别。”由此足见折柳赠别，这个风俗，汉已有之，不过唐宋仍沿此风罢了。沈伯时《乐府指迷》说道：“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由此看来，章台、灞岸既能代表杨柳，那么章台、灞岸之多柳，自不待言了。
二、河东狮吼——苏轼与陈慥游，其妻柳氏强悍异常，陈慥常被屈辱，所以苏氏做这首诗：“龙印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按，杜诗有“河东女儿本姓柳”之句，《传灯录》有“河东狮子吼”之语，故苏氏借用之。
煜按，上边两个故事，《章台柳传》，梅鼎祚曾编为一部传奇，名《玉合记》；“河东狮子吼”，汪廷讷亦曾编为传奇，名《狮吼记》，因为这两个故事都很离奇的缘故。
目今关于杨柳与文学的关系，差不多说的也不少啦，最后让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学关于杨柳的描写如此的多呢？我觉得有三种最大的原因：
1.形状的特异——杨柳的形状同其他植物都不一样，其他的植物都是枝干交叉，向上生长，且异常的坚硬，而柳则千条下垂，并且柔软纤弱，就是被风一刮，就摇曳不止，所以最能动人情感。
2.发芽之早——当初春的时候，其他植物尚是枯枝的时候，它已经萌动了，因此令人特别注意。再则暮春柳絮的飞舞，更使人为之惊奇。
3.种植之易——我们当清明植树节或二三月时，我们随便把杨柳枝折一条插在地上，只要稍为灌溉，不被牛羊践踏，就可以生长起来，所以杨柳在中国内部，无论南北，都非常的多，因此无论南北的文学家，都能借以描写形容，决不像南方的枫树在北方我没见过，试问生在北方的文学家，怎能去描写呢？
这一篇已经写完，我很盼望阅者能给我加一更正。最后我要抄一首词，是咏叹杨柳的，作我这篇文章的结束吧！
垂杨
银屏梦觉，渐浅黄嫩绿，一声莺小，细雨轻尘，建章初闭东风悄。依然千树长安道。翠云锁、
玉窗深窈。断桥人、空倚斜阳，带旧愁多少？
还是清明过了，任烟缕露条，碧纤青袅。恨隔天涯，
几回惆怅苏堤晓。飞花满地谁为扫，甚薄幸、随波缥缈。纵啼鹃、不唤春归，人自老。
辑校附记
本文是任访秋先生的学术处女作。据先生晚年回忆：“我于1923年考进河南一师。……我之立志向学，准备终生献身于学术研究的志愿，确实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特别是到高级师范以后，就开始学写研究论文。我在高一（即高级师范一年级——志熙按）时，曾写了篇《杨柳与文学》，当时语文老师卢自然先生鼓励我向外投稿，我把它寄到了《学生杂志》，发表后得到几元购书券。由于文章得到发表，于是写作的兴趣就更浓了”（《关于个人治学的回顾》，见《任访秋先生纪念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由此可知本文对任先生学术生涯的奠基性意义。可是，各大图书馆都没有藏存上海学生杂志社1928年的《学生杂志》，而《杨柳与文学》就刊发在此年的该刊上，遂使此文久觅不得。想到即将出版的任师文集，独缺这篇处女作，总让我觉得遗憾，所以前几天便尝试在“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里寻找，而此文赫然在焉，真是欣何如之，于是立即校录之。由于是初次为文论学，所以此文不免有些仓促与疏漏之处，但从中已可看出先生当年博览群书、好学深思的才情，论文的写作思路也已显出现代学术综合分析的特点。顷得任光先生电话，言任师文集下月即出样书，此文还来得及补入；因此特为校订如上，并略记因缘于此。
解志熙 2012年4月16日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怎样学习文学
一、普通的需要
文学对于人类，要算是最普通的需要了。就年龄说，儿童从他们略知人事起，就爱在夏天的晚上，或冬天的炉边，挽着祖母或母亲的手，叫唱儿歌或说故事；至于中年人同老年人喜欢接近文学，更不用说了。就职业说，农人是不识字的，但他们喜欢听说书，看旧剧；工人同小商人，虽然都谈不到什么文学修养，但是《三国》、《水浒》、《彭公案》、《施公案》以及一些小唱本，都是他们闲暇时候的好伴侣。所以文学同哲学、科学不同，不须要专门的智识，就可以了解，可见文学并不是专属于某一阶层或某一民族，乃是属于全人类的。
文学对大众既然是普遍的需要，那么对一般青年们来谈谈怎样学习文学，似乎并不是多余的事。青年的将来，决不会全去作文人，然而对于文学，不管是作政治家或工程师，这似乎是常识一类的东西，知道一点，在精力的化费上，不仅不算是枉搭，而且是必须。
二、学习的三方面
普通人对于学习文学，往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譬如某人好看一些诗歌或小说，那么就有人要说，你想做文学大家的吧，或者写了几篇小说或诗歌，发表以后，颇负时誉，于是就有人请他去教国文、文学概论或文学史，或者当你想要研究文学本身以及作品作者种种问题，有人就要问你为什么专谈别人的作品，自己不来作？这三种人，一是误把鉴赏当作创作，二是误把创作当作研究，三是误把研究当作创作。
其实鉴赏是一回事，创作是一回事，而研究又是一回事。只要是喜欢同文学接近的人，都可以说是能够鉴赏文学的人。不过是因为鉴赏者的程度修养有差异，所以对作品本身的理解，也因之有浅深的不一而已。至于创作，乃是诗人、小说家同戏剧家的专门行业，他们之中最伟大的，能够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用在这上面来，他们能忍受饥寒，在颠沛流离之中，往往什么都可以撇，但不能舍弃文学。因为他们对文学有这样深挚的爱，所以才能产生出极超卓的作品。说到研究乃是对文学加以科学的分析同历史的观察，从事这方面的人尽管不能写诗或小说，但这无害于他的工作。他有着广博的学识，从心理学上与社会学上，来探究文学的起源、文学的特质，以及它与人生的关系，其次从历史地理及美学上，来对某杰作或某文豪作一局部的或全部的考察，而予以说明与批判。 这三方面，有的人能集其二，有的只具一部分才能，很难能并此三者的。譬如普通人，只能欣赏《水浒传》、《红楼梦》，觉得它们内容真好，但他们写不出《水浒传》、《红楼梦》，同时更不能看出它们为什么会写得这样好，它们的价值在那里。可是一个作者同批评家，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鉴赏家。至于创作同研究，普通是不能兼顾的，工部、太白没有见到他们专门论诗之作，而记室、彦和则无一篇诗歌流传于后。可是，也间有能兼顾于此二者的，即如近代的王国维，他一面是《人间词》的作者，但同时他也有《人间词话》刊行。而现代的茅盾，一面是小说家，同时又是批评家；鲁迅一面写《阿Q正传》，同时又讲小说史。像这种全才，实在是不易多觏的。
三、学习的程序
我们既了解学习文学有这三种不同的方向，底下就可以来谈谈学习的程序了。
假若我们对文学光想成为一个鉴赏者，那就比较简单，只要多看文学作品，同时对于个人的生活使之丰富，那么普通的作品都容易理解。假若要想作一个作家或批评家，那就不大容易了。在我认为，无管是想作一个作者或批评家，都应当有着这样基本的修养——
A.属于典籍的
从事文学的研究，必然的是抛撇不了典籍的诵读与阅览。不过有人要问究竟应该读些什么，要看些什么？我以为应阅读的有下列三种：
甲.作品——第一步，自然是文学名著，不论是中外古今，只要是名著，都应当尽情的阅读。最初自然是有些不能完全理解，但这是不妨事的，因为有些作品是年龄大了才能懂。可是阅读的兴趣总得浓厚，读的多了，看的多了，自会提高自己对文学研究的兴趣，同时从名著中会提高自己的志趣、眼光，不至于落到卑陋凡下焉。
乙.理论——已经读了一些作品了，自然会有对文学本身作一研究的意向，而能解答这个问题的，是理论的书籍。中国的作品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在外国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温其斯德的《文学之理论与批评》、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这些书籍都是很枯燥的，尤其是译本，更是艰涩难读，但你要有耐心，同时要有几本名著在肚里作参考，这些书籍便不难懂。它们告诉我们文学是什么，那些文学是有价值的，那些是无价值的，非读这些典籍，不但不能批评他人的著作，而且就是个人来创作，也不能找出一个正当的途径。
丙.其他——研究文学需要有丰富的常识，文字学，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民俗学，都应有相当的研究。一个孤陋寡闻的人，决不能成功为一个作家。工部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说是经验谈。现时代的人生更是复杂，更需要有博洽的学识，【对】各种现象才能有较深切的理解。即如茅盾的《子夜》决不是一个不懂政治经济的人，所能写出的。古人说：“读书要由博而反之于约。”学习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B.属于生活的
文学同其他的学问不同，文学所写的不纯然是书本上的知识，它大半是生活的体验，所以有些作品，非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及生活的深切体验，是不能了解的。渊明的诗，字句是那样的平淡，但如无深厚的修养，是不会尝到他的隽永的滋味的，东坡评谓“似枯而实腴”，是很对的。所以一个从事文学的人，应当对生活要多变化，不断要变化，而且要观摩，要体验。这样才能理解他人的作品，能理解他人的作品，自己才能进一步的去创作。
四、学习时应持的态度
中国一般人一向对文学不甚了解，所以对文学也不甚重视。这从最早的帝王起，就把文人当作倡优般看待，因之词曲小说之类也就被人视为小道，视为茶余酒后的消遣品。这种态度直至民十年新文学研究会成立，当时他们的宣言中，才声称过去人的谬误，今后要以严肃的态度，来从事文学的探讨。二十年来，这种观念在上层社会改变了不少，可是一般大众还差得远。所以不学习文艺则已，如要学习，首先要重视文学，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集中全力以赴之，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这样才能够有成功的希望。平常光只是躺到床上，看几本不三不四低级趣味的小说，哼了几句肉麻的情歌，而美其名曰研究文学，文学有灵，也当羞死。
五、尾话
以上不过是几句老生常谈，不是甚么高谈妙论。但我已预先声明，在这里讲的不是文学概论，这不过是对初学文学的读者略示路径而已。真正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还是要努力的去读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左拉、莫泊桑、歌德、莎士比亚、易卜生等作者的作品，光看文学入门同文学概论一类的书，是不行的。
卅一，七，廿九，南召梁沟。
文章简繁
文章主要的目的，在表现作者的情绪或思想，但如何能表现得恰到好处，达到所谓增之一字则太繁、减之一字则太简的地步，这全看作者个人的技巧如何，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似乎是很难定出一条一定而不移的规律的。但是后来文士多鉴于前人文字之繁，于是矫枉过正，极力求简，反使文章意义因而转晦。故顾宁人谓：
子曰：“辞达而已矣。”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章亡矣。（《日知录》“文章繁简”条）
那么照这样说来，文章不当予以剪裁与修饰吗？是又不然。文章是可以剪裁修饰的，士衡所谓“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工部所谓“新诗改罢自长吟”，不都是认为诗文须删正吗？不过删正尽管删正，但不应把一个求简的意思放在胸中，因为极力求简的结果，到最后必不免于削足适履之弊。现在我打算本着宁人之说，把它扩而充之，进一步我们对繁简的问题，作一个彻底的探究，其于修辞问题，亦许不无裨益也。
（一）作者删正已作
一篇文章之写成，中间常常经过许多次的修改才能成为定稿。本来我们的情绪是飘忽的、思想是抽象的，最初写的时候，不见得就能找到恰好的辞句把它们表现得适如其分，也许因为一字之不当，而使全篇减色，也许因一时间找不到适宜的词句，而使自己的意思隐晦不彰，这些都有赖于异日的删正，才能成为完整的作品。欧阳修每作一文，即糊在墙壁上，改了又改，到成为定稿时，常常不存原文一字。小泉八云也是每写一文，誊清后，放到抽屉内，隔几日拿出来改它一遍，再誊清放下，过几日，再改一遍。如此下去，能改很多次，才成定稿。为文必须这样推敲锻炼，才能成为不刊之作。近代学者的作品，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章太炎的《文学论略》。这篇文字最早揭载于《国粹学报》第二十一期，时道光三二年丙午，迨光绪元年乙酉（一九○九），章氏刊其《国故论衡》，将此文收入，但词句与内容，较原刊已大有出入，其修正之迹，至为显著。 1.内容的订补
《国粹学报》：
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焕发，则谓之彣。《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彣，戫也。”“戫，有彣彰也。”或谓文章当作彣彰，此说未是。要之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彣。凡彣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彣。是故研论文学，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彣彰为主。今举诸家之说，商订如下。《国故论衡》：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彣，戫也。”“彰，文彰也。”或谓文章当作彣彰，则异议自此起。《传》曰：“博学于文”，不可作“彣”。古之言文者，不专在竹帛讽诵之间。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婚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其后转移，施于篇什。太史公记博士平等议曰：“谨按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词深厚。”（《儒林列传》）此宁可书作“彣彰”耶？独以五采施五色，有言黻、言黼、言文、言章者，宜作“彣彰”。然古者或无其字，本以“文章”引申，今欲改“文章”为“彣彰”者，恶夫冲澹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盖谓不能举典礼，非苟欲润色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饰也。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日章，道其素绚日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今举诸家之法，商订如左方。
2.词句的修正
3.段落的删削
试将《国粹学报》中所载自“或言学说文辞”至“其为文辞则一也”一段，与《国故论衡》中所载自“或言学说文辞所由异者”至“以文辞学说为分者，得其大齐，审察之则不当”一段相较，不但内容有出入，即词句亦大段的删去（文长不俱引）。至就整个的文章而论，则后者已较为整练苍劲得多。像这样的修正，则真可谓义增于前、文省于旧也。
其次，朱晦庵曾见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原稿，发端凡三四行，后悉涂去，而易以“环滁皆山也”五字。此正为删正已作而使之趋于适当之一佳例。
（二）檃栝前人之作而更生色者
这一类是本着前人的作品，而予以修正与润色，于是其文彩遂驾乎前人而上之，如《左氏传》之于《国语》。
第一例是由繁而删之使简，第二例是简而增之使繁，但总期于字句之畅通，与夫意思之充分得以表现。故《左氏》行，而《国语》转不为世人所重。文字之工拙，讵不重哉。又如王西厢之与董西厢。
由董西厢到王西厢，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进步。董西厢自然也有他的优美的地方，即素朴自然，可是欠剪裁，欠精炼，有些可以省略的，常是唠唠叨叨的数个不休。但有时遇到重要的关键，反而几句描过。王实甫本此书之大的纲领，从新又铸造一番，其因袭董本的处所，异常的明显，可是比董本精炼得多，生色得多了。大致就全书说，较董本为简净，可是有时倒比董本还要精详，这些地方，不能不叹实甫的技巧，比着解元确是高出一筹。所以说数百年来，王本脍炙于读者之口，而董本则阒然无闻于世。其中道理，就可以从这里窥知一二了。
（三）删改前人之作而极端失败者
宋代史学家纂修古史，常常删改前人作品，而竭力求简，但往往使内容转趋隐晦，令读者莫名其所以。《日知录》引《黄氏日抄》云：
苏子由《古史》改《史记》，多有不当。如《樗里子传》，《史记》曰：“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韩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传》，《史记》曰：“甘茂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曰：“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苏子由固是如此，即高明如司马温公亦曾犯此类之病。《通鉴》记淝水之战云：
晋太元八年，秋，七月。秦王坚下诏大举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通鉴》卷一○五）
按，此本于《晋书-苻坚传》：
坚下书，悉发诸州公私马，人十丁遣一兵。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艺骁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书期克捷之日，以帝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立第以待之。（《晋书》卷一百四十下）
《通鉴》原文采自此，但于“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上边，删去“克捷之日”四字，同时于“先为起第”以下，删去“以待之”三字，于是意义模糊，乍看简直莫名其妙，为什么坚下诏而任用晋朝那班人呢？“可先为起第”，是给谁起第呢？我最初读此段，简直装在闷葫芦里了，及一翻《晋书》，才为之恍然。
其次为《新唐书》亦有求简之病。即如卷一二一陆龟蒙传，实本于龟蒙自作之《甫里子传》，但删削极多。
先生之居，有地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万步（吴田一亩当二五○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指。而田污下，暑雨一昼夜，则与江通，无别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饥困，仓无升斗蓄积。乃躬负畚锸，率耕夫以为具。由是岁波虽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讥刺之，先生曰：“尧、舜霉瘠，大禹胝胼。彼非圣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为妻子之天乎？且与其蚤虱名器雀鼠仓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茶荈，置小园于顾渚山下。岁入茶租十许，簿为瓯牺之费。自为《品第书》一篇，继《茶经》、《茶诀》之后。南阳张又新尝为《水说》，凡七等，其二曰惠寺石泉，其三曰虎邱寺石井，其六曰吴松江，是三水距先生远不百里，高僧逸人时致之，以助其好。《隐逸传》： 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苦饥。身畚锸，薅刺无体时。或讥其劳，答日：“尧、舜霉瘠，禹胼胝。彼圣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荈，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张又新为《水说》七种，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虽百里为致之。
简则诚简矣，但与原意岂不大相径庭乎？刘器之日：
《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词，故其事多郁而不明。
顾宁人亦讥之谓：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重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瞷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
洪景庐《容斋随笔》亦云：
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於前，其文则省於旧。”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於《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朴赡可喜。
可知前人对《新唐书》之微辞，已不一而足。
我们试就以上例证而论，可知文字欲求精炼，必须修正润色，如章氏之于己作，或补充缺漏，或芟刈枝叶，期于事理详明，辞句惬当即后已。至鳍铸他人之作，以为己作，如《左氏传》之于《国语》，王西厢之于董西厢，亦在求达求美，能斟酌情势，予以删削或补充，作者决无一毫求简之心横于胸中，故能点铁成金，价值益高。至于子由《古史》、永叔《新唐书》，力意[“力意”通作“立意”。]求简，结果辞意两无所当，内容既郁晦而不明，字句亦索然而乏味。故吾人于此，不能不叹宁人与景庐之见，为不可及也。
“智”与“明”
在事业的建造上，我觉得老子这句话，最可作为我们的参考，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一般人在社会上活动，第一要问自己想干什么，第二要问自己能干什么，第三要问自己干什么干得最好。前一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后来的问题就越想越难了，而尤其是最后一个，想答得圆满，就必得把自己的个性、兴趣、天赋、体质、环境、教育、作一番详细的考察、研究然后才能得出一个比较确实的答案来。
我们知道有许多的人物，他一生的成功，并不是他最初专门所学的那一种学问。鲁迅是学医的，但他却成功为一个文学家，胡适是学农的，但他却成功为一个史学家。这就足证明，自己所想要作的与自己所能作为的，并不一定会一致的道理来。
社会上的事业，是纷纭复杂，而人们的才能，又是千差万别，所以一个人不了解自己，而冒然的来选定自己要终身从事的事业其结果之不合适，自是必不可免的。所以世界上从事于各方面事业的人，是那样的多，而能够获得成功，竟是如此之少，这固然大半是由于才智高低的关系，而选择工作之不当，实为其主因。
夹在中国这个社会中，很难就自己的天赋之所近去决定自己应走的路径。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风尚，谁能不受他的转移呢，贤达如梁任公，要专力从事于学术的研讨，不成问题是会有惊人的成就，但他踏入政治的漩涡，结果是在这方面，不但毫无成就，而且对他在学术上的建树，反牺牲的非常的大，所以他到晚年就很有点后悔。任公尚且如此，至于不如任公的，不知有千百万，那他们之不免走人错误之路，还用说吗？
其次是由于社会上人才太少，往往能者多劳，万事集于一身，使一个人东西张慌，不能集中精力在一业，结果是务广而荒，样样都干，样样敷衍。蔡孑民先生晚年为要专力于中央研究院的任务，曾登报辞去兼职数十种，我们从这里可想到，与蔡先生地位相当，或略次于蔡先生的贤者，其兼职之事，不也是一样吗？像这样个人的精力分散了，不易有特殊的表现，同时社会各项事业，也因为自己的尸位，不会有什么发展，二方面是个人的失败，同时也是国家的损失。
所以就个人来说，决定自己工作的道路，应有自知之明，捡自己所能作得好的、专心致志的努力作去，不诱于风尚，不惑于势利，不见异思迁，不务广而荒，那么自己的工作一定可以得到相当的成功。再就社会来说，一般有声望地位的前辈，应有培植后进、提携后进的精神，使凡百事业，都能有专门人才去分任而治，所谓前辈也者，应自居于领导而督促的地位，那么自然社会就会有进步。又何必事事都兼而事事不管呢？
下面我们再看所谓“知人”。普通说来，这似乎是惟有作领袖的才需要具备这样的智慧，其实也不尽然，既不作领袖的，也需要知人之智。我们处于社会上，无时无刻不在与人接触，也无时无刻不在与人发生关系，既然要与人发生关系，那么就有了解人的必要，不了解某人，而与之共事，与之合作，结果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先哲孔子，他曾讲到考察人的方法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庾哉，人焉庾哉。”到汉代如刘邵的人物志，可以说是专门讲究知人的方法的专著，不过有一派学者，主张要专门从表现上来认识人，道庄两家都是如此，老子讲“不尚贤，使民不争”，“前识如道之华，而愚之始也”，韩非因此而主张“以事观功，宰相必出于州郡，猛将必出于卒伍”。本来一般人的贤愚智不肖的分别，不能专就言论声誉上看，应该是从事实上来考察，这样似乎是笨，但的确是最可靠的办法，所以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所以我们要想了解一个人要听言观行，可是要任用一个人，应该是“以事观功”，“试可乃已了”。 可是社会上一般人则不然，对人往往是不能客观的去考察，而用人又往往囿于个人之私见。譬如根于一己之好恶，与彼此间的关系，只要个人喜欢的，或者与个人关系近的，那么愚者已是智，不肖者也是贤，结果必然的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司马子长在屈原贾生传中曾这样的说：“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可知所谓知人必须有一客观的标准才行，若一权以己之私见的标准最后没有不是弄得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
根据以上的论列，可知“智”与“明”是我们一生事业成败的枢纽。不明的人，不能尽己，不智的人，不能成物，但由何才能达到“智”与“明”的境地，很简单，这就全看自己能不能客观的去分析自己、考察别人了。主观与“情感”，是我们“明”“智”的大敌，要竭力排斥它们、驱除它们，纯用理智，站在第三者的地位，来看自己与别人，那么人我的真像，或者可以了解大半吧。老子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用“智”“明”二字来批评“知人”与“自知”的人，最剀切，最合适，盖惟此等人才可以成就大事业，才可以福己而利人。至于既不了解别人，更不认识自己的人自然是智明的反面所谓“愚”“誾”了，愚誾之辈，只能坏事、败事，你要希望他有所成就，那不只是希望，简直是有点近于梦想。
补遗后按
先师任访秋先生的这四篇集外文，是2011年和2012年陆续发现的，其中《“智”与“明”》一篇，是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王贺同学在兰州发现后录寄给我的，其余三篇是我翻阅旧刊物所得。当日陆续发现这四篇文章后。即立刻校录、整理，尽快传给了郝魁峰君转任先生文集的责任编辑靳宇峰君，请补编到文集中。查我的电子邮件，2011年10月11日就有给郝魁峰君的一封信——
魁锋：
传上任先生佚文两篇，其中一篇是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王贺发现并校录的，请转告责任编辑或任光先生，在适当的地方提一下王贺，不要埋没了他的劳动；另一篇是我几年前发现的，自然无须提的。
专此，祝好。
解志熙2011年10月11日
尤其是去年4月，终于找到了任先生的学术处女作《杨柳与文学》，心里特别高兴。因为任先生生前曾经多次提及、念念不忘此文，然而却久觅不得，如今总算找到了它，真是意外的收获。也因此，我在校录、整理该文之后，曾经颇为感慨地写了一段“辑校附记”，并特意打电话给任光先生说明此事，希望不要遗漏了它以及别的几篇文章。
可是，前几天收到刚出版的《任访秋文集》，反复翻检之后，似乎没有收录这几篇文章，可能仓促之间不慎遗漏了，这是很让人遗憾的事。现在转请《汉语言文学研究》重刊这四篇文章，以飨读者，也算给好不容易出版的文集补个遗吧。
解志熙 2013年8月29日晚于清华园
【责任编辑 孟庆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