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毕业到台北工作，那个叫阿真的女孩子晚我一年到台北。我们在村庄里面，父亲母亲都已经称彼此为亲家了。那个女孩就是你跟她讲什么她都相信你的，很典型的台湾女孩子，住在山上，不晓得外面，到台北来工作，就是一心想可以依靠我。
　　那时候我换了很多工作，什么都做过，在外面当学徒，连老板全家的衣服都要洗。我记得有一个雇主，他女儿念的是台北很烂的一个私立学校，叫“敬修女中”，我还帮她洗制服，一边洗一边吐痰在上面，发誓我找女朋友一定不找敬修女中的。
　　后来我去当兵，她买了一千多个信封，然后写上她的地址，贴上邮票。那时候一张邮票两块钱，一千多张邮票是两千多块，她五个月的薪水。
　　那天晚上我本来要走，后来就陪着她写。她最后大概很累了，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是在餐饮店工作，卖肉粽汤圆。我就帮她写。最后她睡着了，我就拿个小棉被帮她盖起来，写到第二天起来，我写完了，就把信封捆好带去当兵。最后侯孝贤拍了我们一起写信封，其他的他就删掉了，因为觉得太煽情了，而且没有人相信。
　　我扛着一千多个信封去当兵，去金门要坐船，宪兵检查说你以为金门没邮局吗。我在金门的最后时间里，她就跟别人结婚了。那时候很生气，很想回来问为什么，后来想想，又觉得我之前也没有承诺说要娶她。营长看我很辛苦，就说好吧，特假。因为在金门当兵是不能回来的，我在岛上待两年了，想让我放假回去看看。
　　打包行李的时候，我说我回去要拿刺刀刺死她什么的乱讲一通。勤务兵很紧张，跑去跟营长讲，结果我到港口的时候宪兵不让我登船，说营长取消了你的假。我回来气得要死。后来想，算了，她既然都成了别人的太太，又能改变什么呢？可是当时很痛苦，之后开始写小说，开始投稿。
　　我妹妹那时候念国中，很可爱，我经常跟她聊天，就讲我在台北那时候，每天晚上去帮阿真收店，然后两个人就拿着肉粽去北门打秋千，两人坐在秋千上看最后一班夜车过去了，然后我再回去，就讲这些细节给我妹妹听。
　　有一天叫她帮我寄个小说投稿，她就把我原来的名字“吴文钦”涂掉，写了“念真”，就这样寄出去了，登出来就是这样。
　　那时候阿真大概在报纸上辗转看到这篇文章，她就打电话到我公司来找我。她不敢打电话问她们家里人，找到我就讲东讲西，偶尔讲到她在报纸上看到我写的小说，知道是我写的，她说你不要用那个名字，我看到很难过。
　　后来我打电话跟报社讲，你不要用那个名字了，因为我还有几篇稿子在那边。他说大家都知道你叫“念真”了，你再改很麻烦啊。你加“吴”嘛，就是“没有”啊。就这样变成“吴念真”了。
　　完全没有想到这会造成以后恋爱的困难，没想到它会变成婚姻的障碍，也没想到侯孝贤有一天拿来拍电影，而且拍得还不错。所以搞成这样真的很烦，拍完后有人到我家访问时，我太太气得要死。不过她后来习惯了，结婚后只要有人打电话说“我找念真”，她就说：“等下！”如果有人讲“我找文钦”，她就说：“你等一下哦。”
　　现在再回头看那一段，真的是青春的沧桑啊。我想每个人如果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心里面记着也不坏，不然白走了这一遭。特别是几年后又一次开车去加油碰到她，两个人就在那边聊天，一切都成为过去，就讲自己的家庭怎样。
　　她后来命运不是很好，她的先生生意做得不好。她打电话跟我借钱，说她儿子在日本念书没钱，要我借给她。我说好啊好啊，没问题啊。她竟然跟我讲，我欠你的钱等我退休时用保险金还你。我就用很脏的台湾话骂她，就像年轻的时候骂她一样。
　　后来就是这样，好几次帮她渡过难关。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參加一个婚礼。人家知道我们的事啊，说：怎样，现在看到阿真，会不会心脏咚咚咚。我说不会啊，我现在看到她心想还好没和她结婚。
　　人家问为什么，你怎么这样讲。我说我这样辗转发现旁边睡了一只大象，我会觉得很可怕———她后来变得很胖。因为很熟悉，所以非常亲近，可以开这种玩笑。一切都已經成为过去。
　　我一辈子没有拉过她的手。
　　选自《这些人，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