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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周遭的环境，我们所要做的或许只是打破盲人摸象那种建立在部分真相上的信心与自大，让持续的行走施予我们谦卑，并填补大量阅读与谈话仍无法弥补的认知空白、认识偏差。若能如此，不管是走入秦岭，还是走访其他地方，相信我们总会看到另一个中国、另一个世界。
山脉·命运·国运
当蜀王与秦惠文王在秦岭相遇的时候，随手送给后者一把泥土，未料就此也把岭南的国土送了出去。同样，当楚怀王北上秦岭，在武关与秦昭襄王相会的时候，一样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此结束了为王的历史，最终客死他乡。
古往今来，秦岭不知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远在成为南北分界线的一部分之前，秦岭以其东西长一千六百公里、南北宽两三百公里的雄浑气势，成为天然的国界线，岭南为荆楚、巴蜀等南方文化，岭北是以秦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三国时，岭南为蜀，岭北为魏。南北朝时，岭南是交替出现的宋齐梁陈，岭北是北魏、西魏、北周乃至后来统一中国的隋。及至唐代，为了躲避安史之乱，唐玄宗李隆基被迫南迁四川，亲自翻越了一回秦岭，终于体会到了李白曾经感慨的“蜀道难”：“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在学界，狭义的“蜀道”，指的便是四条翻越秦岭、连接西安与汉中的古栈道，从西向东依次为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这几条栈道都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故事，如刘邦的明修褒斜道、暗渡陈仓道。唐玄宗避险四川时走的是傥骆道。
走入秦岭，我们似乎走进了古老的历史年轮：老子两千多年前来过，诸葛亮在此去世，诗人王维在此隐居，金庸笔下有“终南山下，活死人墓”……古今交映，虚实相生。正如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所言：“秦岭可以说是辉煌的周、秦、汉、唐文明的一个历史见证人，一个文化的守卫者。”
秦岭也并非只代表着阻碍与闭塞。起码唐代这里有步入政坛的“终南捷径”——不得意的时候，“隐”在这离都城不远的山中，既可保持资讯通达，又可在必要时迅速赶至都城。秦岭有饿死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但也走出了成为汉惠帝师傅的“商山四皓”。汉唐时期的秦岭，除了宗教人士，最多的便是这些古老的“北漂”了。
宋时，金、元先后南侵，秦岭成为比黄河、长江更值得信赖的天险。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认为，秦岭具有“掩蔽汉中和安康两盆地，而巩固巴蜀的前卫”的作用。在诸葛亮曾经战斗的地方，“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同样在抗争。或许正因为宋人在秦岭给元兵造成重大挫折，新政权建立后，废除了以秦岭为界的传统做法，划岭南的汉中入陕西行省，四川失去了北部最重要的天然屏障，再无据险称王的可能。至此，秦岭的历史风云方才暂告一段落。
自然界的欢聚之地
近代的秦岭，因科研而兴。
1873年，法国神甫阿尔芒·戴维德（Armand David）在四川发现大熊猫后的第6年，将目光转向了秦岭这座横亘在汉江与渭河之间的巍峨山脉。直觉告诉他，这片群山里同样蕴藏着巨大的宝藏。英国人紧跟而来，也考察了一番秦岭的鸟兽。不久，德国人也来了……1909年，第一部由外国人撰写的秦岭科考文献《中国陕西的哺乳动物》问世，再次引发秦岭的研究热。1932年，法国神甫索威比（Sowerby）到太白山一带考察，推测秦岭也有大熊猫分布。
戴维德的判断是正确的。秦岭不仅有大熊猫，而且有金丝猴、羚牛、朱鹮、云豹、金雕等国宝级野生动物。中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数据显示，秦岭有大熊猫273只，占全国大熊猫种群的17.1％，同时还发现了“宝中之宝”的棕色大熊猫。金丝猴和羚牛的种群规模巨大，都在5000只以上。朱鹮的种群由1981年发现时的仅有7只，发展到现在的近2000只。
秦岭的丛林，是160多种兽类、335种鸟类、2000多种昆虫和3400多种植物的家园，它的物种多样性，让世界上许多山脉无法望其项背。秦岭将地球上数千公里甚至更大范围内的气候带、植被带、动物带，依次排布在海拔740米至3767米的山地内。纵观全世界，具备如此特点的山脉屈指可数。从动植物的角度来看，秦岭像极了一个浓缩的中国。
今天，秦岭与岷山、横断山脉并称中国三大生物多样性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三个特有鸟类的分布中心之一，更是世界闻名的物种基因宝库，与阿尔卑斯山、安第斯山脉并称“地球三姊妹”。2003年4月22日，国际最大的自然保护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宣布秦岭成为献给地球的第83份礼物。
秦岭作为万物皆出的“陆海”与“君山龙脉所在”，一直受到历代王朝和宗教社团的保护。如道书《云笈七签》中便有诸多戒条：不得烧野田山林，不得妄伐树木，不得渔猎，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蛰藏虫物……时代变迁，秦岭周边的人们仍一直恪守这一传统。“中国熊猫之父”——北京大学教授潘文石在秦岭工作数十年，他说：“千百年来，生活在秦岭南北的人们已经和自然达成了一种默契，以秦岭海拔1350米为界，以上是动植物的家园，以下是人类的家园，这条界线，虽有个别地区逾越，但总体是相符合的。”
是“龙脊”，更是“父亲山”
在户外运动爱好者心中，秦岭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山，因为它不仅地域广阔、相对海拔高，而且位置特殊，处在中国版图的正中央，是中国的“龙脊”。
“秦岭的北边是黄河流域，南边是长江流域，特殊的地理布局使它成为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如果说中国大地上趴着一条巨龙的话，那么青藏高原无疑是龙头，向西高昂着头颅，太行山、大别山是长长的龙尾，而秦岭是龙的脊背，中国地的龙脊。”许多人把徒步穿越秦岭当成一个梦想，将其视为“巅峰行走”，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巍峨的秦岭会送给你什么礼物”。
对于去年十一黄金周的秦岭鳌太线穿越，西安落云户外俱乐部的领队落云至今印象深刻：晚上在海拔将近3200米的高地露营，第二天早起，放眼四周，一切皆白，仿佛身处童话世界，原来夜间悄然下了一场大雪。接下来，他们又遭遇了弥天大雾，待雾散天晴、白雪消融，迎接他们的是金黄色的树林，那是秦岭特有的太白红衫，漫山遍野，气势磅礴。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秦岭可能没有这么宏大，却充满温情。在陕西作家贾平凹的笔下，秦岭被解构成无数记忆的碎片，有时候是一个鸟巢，“筑个笼筐儿似的，一对鸟夫妻住在那里，叫不上名字，是白的脑门、长的尾巴那一类的，一早就起飞走了，晚上才飞回来”；有时候是一棵小桃树，悄无声息地长在院子的角落里，蓄着儿时的梦；有时候是一条盘山公路，“太窄太陡了，冰又瓷溜溜的，车要数次停下来，不是需要挂防滑链，就是出了故障，司机爬到车底下，仰面躺着，露出两条腿来”；有时候是冬天里的劳动者，捡粪的人“踽踽地走，用铲子捡驴粪，驴粪却冻住了，他立在那里，无声地笑笑，作出长久的沉默。”有人在沙地里扫落叶，“手已经僵硬了，偶尔被树枝碰了，就伸着手指在嘴边，笑不出来，哭不出来，一副不能言传的表情，原地哧溜打转儿”…… 秦岭就像宽厚的父亲一样，既有严厉、伟岸的一面，又有温和、慈祥的一面，事实上，人们也多用厚重的山来形容父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黄朴民教授把秦岭与长江相提并论，认为后者是母亲河，而前者是父亲山，“秦岭是一种雄健，是一种精神”。这个说法得到了另一位陕西作家陈忠实的认同，他说：“秦岭福泽的不仅仅是陕西人，他被称做中国人的父亲山是当之无愧的。”
有趣的是，父亲很多时候是一个让人又爱又畏的角色。秦岭，包括两侧的汉江、渭河，也是如此。有时候，它们代表着闭塞、灾难、艰苦，有时候，它们又是环保、滋养、绿色的代名词。我们崇拜他，远离他，厌恶他，怀念他，讴歌他，走近了忍不住深情一抱，却又迅疾地分开。我们与父亲保持着适中的距离。所以讴歌山村的人很多，但是他们从不在此定居；怀念在此度过童年的人更多，但他们陆续搬离了，又不至于跑得太远，只是远远地看着，住在西安，遥望秦岭，正如站在秦岭之上回看西安一样。我们不得不自夸一句，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祖先，向来不乏调和的智慧。
马尾上的中国
1901年10月，美国《基督教先遣报》的记者弗郎西斯·亨利·尼科尔斯（Francis Henry Nichols）奉命来到陕西，调查当时关中干旱、饥荒的情形。调查结束后，正值隆冬大雪天气，往东走多有不便，他便在西安官员、土著的帮助下翻越秦岭，取道安康，顺长江而下前往上海。
对尼科尔斯来说，翻越秦岭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向秦岭进发的行程并不艰难。平原就像桌面一样平整，连绵不断、单调乏味地向山延伸。地面没有任何起伏的迹象，被车辙压损的道路变得越来越窄，成为一条宽度仅容一匹马或骡子通行的小路，然后突然向上急拐。从平地到上坡的过渡如此突然，以至于当马开始向上爬行的时候，人们对在马鞍上的突然后仰几乎毫无防备。过了大约十五分钟，我们的马匹开始口吐白沫，痛苦地喘息着。当我们到达一处长约四分之一英里特别陡峭的山坡时，卫队长翻身下来，用鞭子猛抽他的马，牢牢地揪住他的尾巴。其他人照着卫队长的样子做，我们列成单队爬上了山坡。这一策略在我们穿越山区期间，一天要重复很多次。”
尼科尔斯把这一过程叫做“从马尾上看到的中国”。登上秦岭后，他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关中平原。“它就像一幅巨大的地图一样横陈在我们眼底，白色的道路痕迹点缀着用土建盖的村落。古老的渭河穿越西安平原，向北蜿蜒而去，在潼关汇入黄河。在远远的西北方向，西安的灰色城墙和城区在陕西天空的澄净蓝色的背景下，勾勒出高低不平的轮廓……”
比视觉冲击力更大的是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缠裹的残废小脚，随处可见的小庙，在建设方面欠缺规划的城市，像印第安人那样皮肤发红的关中人，各种与“官话”截然不同的方言，纺线织布的农村妇女，爱讲狼故事的客栈老板，记载唐高宗成为早期基督徒的石碑，都给这位生长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美国记者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一路陪同他的王姓翻译有着中国旧式的礼仪，一到住地便帮忙照料尼科尔斯的生活，尼科尔斯让他先打个盹儿，他说：“在看到您休息以前，我先睡觉不合礼数，先生。”说这话时，他脸上是“中国人迷离、凄苦的笑容”。
结束这趟特殊的行程之后，尼科尔斯坦承“第一次穿越这片灰色土地，接触到这个古老民族的时候，我有着外国人拥有的所有偏见……但在我与他们朝夕相处时，他们即开始激发了我的兴趣。”这便是旅行的乐趣与裨益，打破成见，修正自己的世界观。
无独有偶，说到缅甸的萨尔温江，英国作家毛姆说：“我很是无知，到了缅甸才听说它，而即使那时，它于我也只是一个名字……只因为我沿江而行，它于我才有意义，才有意味深长的神秘。它是测量距离的一种方法，我们距萨尔温江还有七天，还有六天；它似乎非常遥远。”追随毛姆的思绪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在他笔下，景点本身并不清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路历程，许多已知的东西得到印证，更多的偏见得到纠正。
这种感觉同样始终伴随着我的秦岭之行。在穿越秦岭的时候，我觉得所钟爱的秦汉、三国历史瞬时立体起来，这种感觉是我看多少遍历史地图都无法建立起来的，也再次验证了古人所说的日常道理：“纸上得来终觉浅，缘知此事要躬行。”人与鸟兽同处蓝天下，青山绿水的互相照映，都在逐渐勾起我的童年回忆，激起我的浓厚兴趣与留恋之情。若非亲临秦岭，它在我脑海中可能到现在还只是一座只与“南北分界线”、四大国宝有关的抽象山脉。
对于周遭的环境，我们所要做的或许只是打破盲人摸象那种建立在部分真相上的信心与自大，让持续的行走施予我们谦卑，并填补大量阅读与谈话仍无法弥补的认知空白、认识偏差。若能如此，不管是走入秦岭，还是走访其他地方，相信我们总会看到另一个中国、另一个世界。
山脉·命运·国运
当蜀王与秦惠文王在秦岭相遇的时候，随手送给后者一把泥土，未料就此也把岭南的国土送了出去。同样，当楚怀王北上秦岭，在武关与秦昭襄王相会的时候，一样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此结束了为王的历史，最终客死他乡。
古往今来，秦岭不知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远在成为南北分界线的一部分之前，秦岭以其东西长一千六百公里、南北宽两三百公里的雄浑气势，成为天然的国界线，岭南为荆楚、巴蜀等南方文化，岭北是以秦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三国时，岭南为蜀，岭北为魏。南北朝时，岭南是交替出现的宋齐梁陈，岭北是北魏、西魏、北周乃至后来统一中国的隋。及至唐代，为了躲避安史之乱，唐玄宗李隆基被迫南迁四川，亲自翻越了一回秦岭，终于体会到了李白曾经感慨的“蜀道难”：“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在学界，狭义的“蜀道”，指的便是四条翻越秦岭、连接西安与汉中的古栈道，从西向东依次为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这几条栈道都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故事，如刘邦的明修褒斜道、暗渡陈仓道。唐玄宗避险四川时走的是傥骆道。
走入秦岭，我们似乎走进了古老的历史年轮：老子两千多年前来过，诸葛亮在此去世，诗人王维在此隐居，金庸笔下有“终南山下，活死人墓”……古今交映，虚实相生。正如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所言：“秦岭可以说是辉煌的周、秦、汉、唐文明的一个历史见证人，一个文化的守卫者。”
秦岭也并非只代表着阻碍与闭塞。起码唐代这里有步入政坛的“终南捷径”——不得意的时候，“隐”在这离都城不远的山中，既可保持资讯通达，又可在必要时迅速赶至都城。秦岭有饿死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但也走出了成为汉惠帝师傅的“商山四皓”。汉唐时期的秦岭，除了宗教人士，最多的便是这些古老的“北漂”了。
宋时，金、元先后南侵，秦岭成为比黄河、长江更值得信赖的天险。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认为，秦岭具有“掩蔽汉中和安康两盆地，而巩固巴蜀的前卫”的作用。在诸葛亮曾经战斗的地方，“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同样在抗争。或许正因为宋人在秦岭给元兵造成重大挫折，新政权建立后，废除了以秦岭为界的传统做法，划岭南的汉中入陕西行省，四川失去了北部最重要的天然屏障，再无据险称王的可能。至此，秦岭的历史风云方才暂告一段落。
自然界的欢聚之地
近代的秦岭，因科研而兴。
1873年，法国神甫阿尔芒·戴维德（Armand David）在四川发现大熊猫后的第6年，将目光转向了秦岭这座横亘在汉江与渭河之间的巍峨山脉。直觉告诉他，这片群山里同样蕴藏着巨大的宝藏。英国人紧跟而来，也考察了一番秦岭的鸟兽。不久，德国人也来了……1909年，第一部由外国人撰写的秦岭科考文献《中国陕西的哺乳动物》问世，再次引发秦岭的研究热。1932年，法国神甫索威比（Sowerby）到太白山一带考察，推测秦岭也有大熊猫分布。
戴维德的判断是正确的。秦岭不仅有大熊猫，而且有金丝猴、羚牛、朱鹮、云豹、金雕等国宝级野生动物。中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数据显示，秦岭有大熊猫273只，占全国大熊猫种群的17.1％，同时还发现了“宝中之宝”的棕色大熊猫。金丝猴和羚牛的种群规模巨大，都在5000只以上。朱鹮的种群由1981年发现时的仅有7只，发展到现在的近2000只。
秦岭的丛林，是160多种兽类、335种鸟类、2000多种昆虫和3400多种植物的家园，它的物种多样性，让世界上许多山脉无法望其项背。秦岭将地球上数千公里甚至更大范围内的气候带、植被带、动物带，依次排布在海拔740米至3767米的山地内。纵观全世界，具备如此特点的山脉屈指可数。从动植物的角度来看，秦岭像极了一个浓缩的中国。
今天，秦岭与岷山、横断山脉并称中国三大生物多样性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三个特有鸟类的分布中心之一，更是世界闻名的物种基因宝库，与阿尔卑斯山、安第斯山脉并称“地球三姊妹”。2003年4月22日，国际最大的自然保护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宣布秦岭成为献给地球的第83份礼物。
秦岭作为万物皆出的“陆海”与“君山龙脉所在”，一直受到历代王朝和宗教社团的保护。如道书《云笈七签》中便有诸多戒条：不得烧野田山林，不得妄伐树木，不得渔猎，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蛰藏虫物……时代变迁，秦岭周边的人们仍一直恪守这一传统。“中国熊猫之父”——北京大学教授潘文石在秦岭工作数十年，他说：“千百年来，生活在秦岭南北的人们已经和自然达成了一种默契，以秦岭海拔1350米为界，以上是动植物的家园，以下是人类的家园，这条界线，虽有个别地区逾越，但总体是相符合的。”
是“龙脊”，更是“父亲山”
在户外运动爱好者心中，秦岭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山，因为它不仅地域广阔、相对海拔高，而且位置特殊，处在中国版图的正中央，是中国的“龙脊”。
“秦岭的北边是黄河流域，南边是长江流域，特殊的地理布局使它成为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如果说中国大地上趴着一条巨龙的话，那么青藏高原无疑是龙头，向西高昂着头颅，太行山、大别山是长长的龙尾，而秦岭是龙的脊背，中国地的龙脊。”许多人把徒步穿越秦岭当成一个梦想，将其视为“巅峰行走”，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巍峨的秦岭会送给你什么礼物”。
对于去年十一黄金周的秦岭鳌太线穿越，西安落云户外俱乐部的领队落云至今印象深刻：晚上在海拔将近3200米的高地露营，第二天早起，放眼四周，一切皆白，仿佛身处童话世界，原来夜间悄然下了一场大雪。接下来，他们又遭遇了弥天大雾，待雾散天晴、白雪消融，迎接他们的是金黄色的树林，那是秦岭特有的太白红衫，漫山遍野，气势磅礴。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秦岭可能没有这么宏大，却充满温情。在陕西作家贾平凹的笔下，秦岭被解构成无数记忆的碎片，有时候是一个鸟巢，“筑个笼筐儿似的，一对鸟夫妻住在那里，叫不上名字，是白的脑门、长的尾巴那一类的，一早就起飞走了，晚上才飞回来”；有时候是一棵小桃树，悄无声息地长在院子的角落里，蓄着儿时的梦；有时候是一条盘山公路，“太窄太陡了，冰又瓷溜溜的，车要数次停下来，不是需要挂防滑链，就是出了故障，司机爬到车底下，仰面躺着，露出两条腿来”；有时候是冬天里的劳动者，捡粪的人“踽踽地走，用铲子捡驴粪，驴粪却冻住了，他立在那里，无声地笑笑，作出长久的沉默。”有人在沙地里扫落叶，“手已经僵硬了，偶尔被树枝碰了，就伸着手指在嘴边，笑不出来，哭不出来，一副不能言传的表情，原地哧溜打转儿”…… 秦岭就像宽厚的父亲一样，既有严厉、伟岸的一面，又有温和、慈祥的一面，事实上，人们也多用厚重的山来形容父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黄朴民教授把秦岭与长江相提并论，认为后者是母亲河，而前者是父亲山，“秦岭是一种雄健，是一种精神”。这个说法得到了另一位陕西作家陈忠实的认同，他说：“秦岭福泽的不仅仅是陕西人，他被称做中国人的父亲山是当之无愧的。”
有趣的是，父亲很多时候是一个让人又爱又畏的角色。秦岭，包括两侧的汉江、渭河，也是如此。有时候，它们代表着闭塞、灾难、艰苦，有时候，它们又是环保、滋养、绿色的代名词。我们崇拜他，远离他，厌恶他，怀念他，讴歌他，走近了忍不住深情一抱，却又迅疾地分开。我们与父亲保持着适中的距离。所以讴歌山村的人很多，但是他们从不在此定居；怀念在此度过童年的人更多，但他们陆续搬离了，又不至于跑得太远，只是远远地看着，住在西安，遥望秦岭，正如站在秦岭之上回看西安一样。我们不得不自夸一句，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祖先，向来不乏调和的智慧。
马尾上的中国
1901年10月，美国《基督教先遣报》的记者弗郎西斯·亨利·尼科尔斯（Francis Henry Nichols）奉命来到陕西，调查当时关中干旱、饥荒的情形。调查结束后，正值隆冬大雪天气，往东走多有不便，他便在西安官员、土著的帮助下翻越秦岭，取道安康，顺长江而下前往上海。
对尼科尔斯来说，翻越秦岭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向秦岭进发的行程并不艰难。平原就像桌面一样平整，连绵不断、单调乏味地向山延伸。地面没有任何起伏的迹象，被车辙压损的道路变得越来越窄，成为一条宽度仅容一匹马或骡子通行的小路，然后突然向上急拐。从平地到上坡的过渡如此突然，以至于当马开始向上爬行的时候，人们对在马鞍上的突然后仰几乎毫无防备。过了大约十五分钟，我们的马匹开始口吐白沫，痛苦地喘息着。当我们到达一处长约四分之一英里特别陡峭的山坡时，卫队长翻身下来，用鞭子猛抽他的马，牢牢地揪住他的尾巴。其他人照着卫队长的样子做，我们列成单队爬上了山坡。这一策略在我们穿越山区期间，一天要重复很多次。”
尼科尔斯把这一过程叫做“从马尾上看到的中国”。登上秦岭后，他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关中平原。“它就像一幅巨大的地图一样横陈在我们眼底，白色的道路痕迹点缀着用土建盖的村落。古老的渭河穿越西安平原，向北蜿蜒而去，在潼关汇入黄河。在远远的西北方向，西安的灰色城墙和城区在陕西天空的澄净蓝色的背景下，勾勒出高低不平的轮廓……”
比视觉冲击力更大的是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缠裹的残废小脚，随处可见的小庙，在建设方面欠缺规划的城市，像印第安人那样皮肤发红的关中人，各种与“官话”截然不同的方言，纺线织布的农村妇女，爱讲狼故事的客栈老板，记载唐高宗成为早期基督徒的石碑，都给这位生长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美国记者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一路陪同他的王姓翻译有着中国旧式的礼仪，一到住地便帮忙照料尼科尔斯的生活，尼科尔斯让他先打个盹儿，他说：“在看到您休息以前，我先睡觉不合礼数，先生。”说这话时，他脸上是“中国人迷离、凄苦的笑容”。
结束这趟特殊的行程之后，尼科尔斯坦承“第一次穿越这片灰色土地，接触到这个古老民族的时候，我有着外国人拥有的所有偏见……但在我与他们朝夕相处时，他们即开始激发了我的兴趣。”这便是旅行的乐趣与裨益，打破成见，修正自己的世界观。
无独有偶，说到缅甸的萨尔温江，英国作家毛姆说：“我很是无知，到了缅甸才听说它，而即使那时，它于我也只是一个名字……只因为我沿江而行，它于我才有意义，才有意味深长的神秘。它是测量距离的一种方法，我们距萨尔温江还有七天，还有六天；它似乎非常遥远。”追随毛姆的思绪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在他笔下，景点本身并不清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路历程，许多已知的东西得到印证，更多的偏见得到纠正。
这种感觉同样始终伴随着我的秦岭之行。在穿越秦岭的时候，我觉得所钟爱的秦汉、三国历史瞬时立体起来，这种感觉是我看多少遍历史地图都无法建立起来的，也再次验证了古人所说的日常道理：“纸上得来终觉浅，缘知此事要躬行。”人与鸟兽同处蓝天下，青山绿水的互相照映，都在逐渐勾起我的童年回忆，激起我的浓厚兴趣与留恋之情。若非亲临秦岭，它在我脑海中可能到现在还只是一座只与“南北分界线”、四大国宝有关的抽象山脉。
对于周遭的环境，我们所要做的或许只是打破盲人摸象那种建立在部分真相上的信心与自大，让持续的行走施予我们谦卑，并填补大量阅读与谈话仍无法弥补的认知空白、认识偏差。若能如此，不管是走入秦岭，还是走访其他地方，相信我们总会看到另一个中国、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