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父亲在县里的中学当语文老师。他有个同事是广东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从遥远的广东来到内陆。或许他是一名知青，因为插队来到山西汾阳。也可能是他的出身不好，是地主或者资本家的后代，历次政治运动的狂飙将他裹挟而起，让他辗转流落此地。
　　从外表上看，除了颧骨高点，这位广东叔叔已经和山西本地人没什么两样，但在心理上我还是会把他当做外地人。或许是因为都教语文的缘故，广东叔叔和我父亲非常要好。每到星期六下午他就会来到我家，与我父亲高谈阔论。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走了第一批人。上海有很多人开始出国寻亲，北京也开始有人自费留学。两个县中学的语文老师在午后的残阳里谈论着城市里发生的事情。有一天广东叔叔很严肃地和我父亲谈起了他的广东老家，沉默良久他才说：“要是工作调不回广东，我就去香港，我有很多亲戚在那里。”
　　那时，大街上到处是“解放思想”的标语，但他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还是压抑着声音，仿佛这是“叛国”的秘密，唯恐被别人知道。是啊，英国占据的香港是一个多么神秘的所在，在人们的印象中那是一个与“鸦片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花花世界，那是传说中的资本主义城市：满街灯红酒绿中，盛开着被大陆禁止的一切。广东叔叔说他想出去看看，他的话有些惊吓到了我父亲，他一直劝他耐心等待工作调动，安心内陆山西的小城生活。
　　没过几天，广东叔叔的儿子突然失踪了，他的儿子比我年纪稍大两岁。那时候电影院刚刚放过《少林寺》，报纸广播里常有孩子离家出走，去少林寺拜师学艺的报道。学校的老师按照这个思路推理，判断广东叔叔的儿子也是遁空门而去了。大家兵分几路去省城太原火车站，甚至跑到郑州寻找，最终都没有孩子的消息。没想到过了不久，广东叔叔的儿子被公安押回了汾阳。原来他一路辗转竟然去了深圳。他想游过深圳河，去到对岸，去到香港。那时，我在汾阳县城能见到的最大的水面，也就是公共澡堂里的浴池，我真想不明白广东叔叔的儿子是怎么学会游泳的，更不可思议的是从小在山西长大，满嘴汾阳话的他，为何有着比他父亲更强烈的游到河对岸去的冲动？
　　后来县城开始有了录像厅，放映的大多是香港电影。我终日沉溺于此，在香烟缭绕的黑暗屋子里通过电影去了解香港。那是吴宇森《喋血双雄》《英雄本色》里的城市：招牌密集、人来车往、帮派林立、歌舞升平。码头上货柜往来，街道上警匪相战，美女、假钞、毒品、游艇、电子手表、尼龙T恤，还有必不可少的夜总会里传来的流行歌，这些构成了我对香港全部的想象。
　　我身边真的开始有人出国了，他是我们的小学校长。我就学的汾阳实验小学以前是狄青庙，抗战时候成了侵华日军驻汾阳的一个据点。在据点里当过兵的几个日本老兵出面邀请，校长一行便踏上了“中日友好”之旅。校长考察回来春风得意，站在学校操场的土台上为师生们讲他的出国见闻。他的开场白深受《新闻联播》的影响，他用庄重、喜悦的口吻讲到：“我们一行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乘搭中国民航第多少号航班前往日本首都东京。飞机一声长啸，甩开大地，向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飞去。”让全校师生爆笑的是他对初到日本时的描绘，校长的声音提高了八度，他接近于喊叫地说“你们知道吗？一出东京机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辆接一辆的日本进口车。”
　　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去看看已经是1996年，那时候我的短片《小山回家》应邀去香港参加独立短片展。一接到入围通知我便四处化缘，准备凑足盘缠去见识一下香港。那时候香港尚未回归，我也还是学生身份，如何赴港成了大难题。得一位搞旅游的姐姐指点迷津，她说：“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是中国政府允许的旅游目的地，这几个地方的旅游签证容易拿到。如果你有一本中国护照，再有这3个国家其中之一的签证，你就可以从香港过境停留7天。”我连忙申请护照，拿到马来西亚签证后和我的一个香港同学一起乘飞机抵达了深圳。
　　从罗湖出关的时候，我的香港同学从旅客稀疏的香港居民入口进去。我一个人被稠密的人流裹挟，沿着大陆居民通道前行。没有想象中手持武器的士兵，也看不到森严的铁丝网，过关的人流中年轻人很少，大多是老人和妇女。我发现很多人拉着小旅行车，车里面放着几捆青菜，仿佛持护照、通行证过关去香港只是为了送菜。所谓的边防口岸居然如此日常。我不由得想起广东叔叔的儿子，据说当时他被边防军人抓获时还挨了一刺刀。他们一家后来终于调回了广东，然后就失去了联系。我们乘火车到达红磡火车站，香港同学把我带到了传说中的油麻地。我同学的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划船从海南岛偷渡到香港的，如今他把我安排到庙街附近的香港海南同乡会居住。正是傍晚时分，我趴在窗口上看油麻地如织的广告牌，那些繁体字招牌在夜幕中闪着霓虹光芒。这些繁体字是我熟悉的，我在颜真卿、柳公权的字帖里早已拜读过，不知为何会有一种莫名的好感。走出去一到街上，这里分明是一个陌生的所在，满街听不懂的广东话与英语不时提醒我已身在异乡。
　　我很快被街上的找换店吸引，几乎每条街上都有不只一家写着“Money Exchange”的找换店。狭小的门脸儿里交换着美元、英镑、马克、港币。金钱就这样在大街上明目张胆地交换，各种货币就这样自由流通。这是大陆没有的景观，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吗？我像梦游一样沿着弥敦道游走，庙街传来丝竹之声，寻古音而去，一些临街商铺是专门唱粤剧的会馆。街道上人的密度真高，擦肩而过时甚至会触碰到别人的皮肤，从旺角的女人街、庙街的自由市场、佐敦的国货店，一直走到尖沙咀。夜色中海面上往来着摆渡船，人来人又去，此岸又彼岸。多年之后，我还是喜欢九龙多于香港本岛。那一片连接着大陆的土地上龙蛇混杂，港口里货船进进出出，茶楼酒肆里人声鼎沸，人们饮茶、吃饭，翻报纸，说闲话，疲惫倒也生机勃勃。在油尖旺一带闲逛，我常渴望遇到一场吴宇森电影里的枪战。我在人流中分辨谁是黑社会，谁是暗探，谁是国际通缉犯。明月依旧照尖东，但终究什么都没有发生。
　　以后我有机会前往世界各地旅行，还是保留了从香港出港的习惯。无论去巴黎、纽约，或者曼谷，我都会从香港出发，然后再回到香港。我有7天的过境期限，我可以享受7天的资本主义生活。在香港我养成了买书刊的习惯，在路边那些报摊、唐楼上的二楼书店里，买些政治书刊、看看政治八卦；或者捧一本厚厚的回忆录，看革命者、改革家或者托派讲自己的故事。无论掌权的、下台的，还是被遗忘的，香港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言说的台面。我常常买两瓶水，带几本书报杂志回到酒店，然后彻夜阅读。香港成了我的一小块精神自留地，有时间就飞过去读书看报看电影。
　　1997年以后，香港街上的大陆同胞逐渐多了起来，服务员也开始学说普通话。去太古广场或者是圆方，抑或海港城附近，仿佛去了王府井。一边会突然有重庆阿姨的喊声，另一边是东北大哥在打电话。当然还有上海人，突然会愤懑地说一句，册那！前几天再去香港，早晨下到餐厅吃饭，那里已经高朋满座。往往是一个香港移民或者投资顾问面对一个大陆家庭，他们热烈讨论着股票、投资、移民。在杯盘刀叉的声音之外，时常听到大陆客突然高声说：“钱不是个问题。”然后香港顾问简短而肯定地回答：“就这么简单。”
　　香港的确在变，它的商业外观已经不再吸引我。上海、北京不也有着同样的商业气息吗？资本主义不只商业那么简单，“7—11”里充满各种观点的报刊杂志依旧在卖，香港回归的时候说保持现有制度和生活方法50年不变，50年没到，大陆已经变得“钱不是个问题”，香港人也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保持不变真的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