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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调将从“保增长”调整为“促转变”，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在此背景下，我们“促消费、拉内需”的工作，也面临转变——从粗活到细活的转变。
所谓粗活与细活，是相对而言的。有的方法虽然简单、容易，但是成本高、效率低，可能加剧产能过剩，就算“粗活”，有的方法尽管复杂、困难，不过成本低、效率高，有利于提升产业结构，就算“细活”。从“粗活”到“细活”的进步过程，可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
初级：增加消费能力
对于内需不振的问题，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老百姓没有钱可以花，所以才不消费。
关于“有没有钱”这件事，目前还存在争议。所以我们暂时搁置“有没有钱”这件事，讨论用什么办法能使老百姓有钱可花，这个办法能否有效拉动内需。
第一个办法是透支消费，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
美国是透支消费模式的典型，随着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海啸的发生，美丽的幻觉终于破灭。假如保持理性，控制住风险，透支消费也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但问题是，债务总是要还的，当前透支消费的钱，必然挤占其他消费项目。比如说，房奴采用20年按揭贷款的方式购买了一套住宅，就会在未来20年内尽可能压缩其他开支。更重要的是，透支消费只能解一时之困，缓解了产能过剩，却扭曲了优胜劣汰法则，该倒闭的企业没有退出，不利于市场竞争。
第二个办法是增加工资，从而增加支付能力。
思路很诱人，但是存在一个很大的困难：工资的涨跌，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如果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可能适得其反。比如硬性提高最低工资门槛，会让出不起“最低工资”的企业家放弃投资，减少劳动力需求，而那些能力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失业将更多。
退一步说，即使成功加了工资，老百姓也可能存起来，或者投资到股市，而不用于消费。这就没法子了，总不能强行规定老百姓赚的钱必须全部花掉。
当然，笔者强烈赞同为老百姓增加工资，提供更优质的透支消费、信用消费等金融服务，只不过那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应该以“促消费、拉内需”名义盲目进行。否则，就是在做粗活，甚至可能好心办了坏事。
中级：增强消费意愿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助于将他们头脑中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但对于中高收入群体来说，这样做不一定能将他们钱包里的有效需求转化为最终消费。
当前人们倾向于把钱储蓄起来，没有足够强烈的消费意愿，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原因是不敢消费。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人们需要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养老、医疗等消费支出做准备，未雨绸缪。这只是一个猜想，找不到支持的数据，相反的数据倒不鲜见。笔者强烈赞同尽快完善社保体系，但社保与内需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
其实老百姓并不完全是不敢花钱，更重要的因素是不愿意消费，“不敢”和“不愿”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不敢”是个心理预期的问题，哪怕社保暂时还不到位，只要有信号表明能够很快完善，老百姓就“敢”消费了。而“不愿”则是当下的价值判断，是花钱值不值的问题。
在后工业时代，生产技术的进步速度远大于消费需求的自然增长速度，世界各国都面临产能相对过剩，需求不足的问题。不是说各国的居民收入不足或者社保不到位，而是普遍缺乏消费意愿。
所谓“拉动内需”就是在自然消费的基础上，强行扩张，增强老百姓的消费意愿。用什么办法呢?奖励消费，比如笔者首创的奖励式消费券模式。
以彩电行业为例，都说产能过剩了，其实目前还只是相对的，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50英寸的等离子彩电。很多家庭存在对它的有效需求，但是认为不值6000元的价格，所以不愿意消费。如果我们发行彩电消费券，让老百姓花5000元购买到价值6000元的彩电消费券，换回价格6000元的等离子彩电(货现率为20％)，老百姓就有消费的意愿了。
决定消费意愿的因素有三个：商品的客观功能、交易价格、消费者效用(或者说主观价值感觉)。奖励式消费券降低了商品的交易价格，使其向消费者效用的方向靠拢，消费者认为值，就有消费意愿了。这种方法，对于清理已经产生的库存积压商品，是非常适用的。
在技术操作的层面，我们还可以运用行为经济学的原理，发挥市场感觉论的威力，改变消费者的主观价值感觉。比如说，同样一台等离子彩电，一种情况是刷卡消费6000元，另一种情况是从钱包里数出60张百元现钞来进行消费，消费者的心理感觉是不同的，前者更轻松一些，消费意愿也更强一些。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商品身上做文章，在现有交易价格的基准上，开发出更能满足消费者效用的新商品，比如等离子彩电卖不动了，就推出LED彩电，相同的外观尺寸和影音表现力，却更轻薄、更节能、更环保，同样也能增强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但是，问题来了，随着新商品的层出不穷，市场上的有效需要没有大量增加，商品却多次倍增，岂不是又加剧产能过剩了吗?要避免这一问题，需要釜底抽薪，采用规模需求的方式，先需求，后生产。
高级：增进规模需求
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促消费、拉内需”需要科学的方法。从微观上说，要求消费者考虑特定需求所消耗资源与财富的综合效益和长远影响，既不吝惜金钱，也不挥霍浪费，进行可持续消费。从宏观上说，要求我们扩充以消费为依托的市场容量，使人们所消费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及其比例更加符合经济规律以及资源状况的客观要求。
在买方市场，规模需求模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所谓规模需求，是在购买之前经过收集和组织的确定的需求。不管商品新旧，只有得到规模需求，才具备开工生产的资格，这就避免了资源浪费。同时，每一件商品从研发设计到原料选择，从生产过程到流通渠道，都是记名的，指向某个确定的消费者的特定需求，这就实现了个性化定制。
更妙的是，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企业和产品，不需要生产出来、进入市场就可以视情况退出，转战其他生产活动，经济结构自然健康合理。结果每个人都是高效的生产者，也都是负责的消费者，每个人的劳动都发挥了应有的价值。
搜集规模需求，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在信息时代才成为可能。
首先，规模需求是存在的，那么消费者愿不愿意提前亮出自己的需求?俗话说不见兔子不撒鹰，现货总是比较踏实的。有的人厌恶期货的风险，也有的人愿意尝鲜。是否愿意亮出需求，关键看奖励的幅度够不够诱惑。三年后结婚需要婚宴、家具、家电，如果今天预定，能享受三年后市场价的七折，你不心动吗?而且，对于同质化的产品而言，是不需要挑选的，无所谓现货不现货，同一种品牌和型号的彩电，其品质差异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搜集和确定规模需求容不容易?买卖双方的沟通成本是否能够覆盖折扣优惠?又如何保证需求不反悔?互联网和物联网的飞速发展，大大降低了信息成本。如果必要，对一款等离子彩电，轻松货比三万家，找到他们的交易记录和顾客的评价感言，随时随地采用网络工具相互沟通。而电子支付手段的不断进步，又使得第三方账户存储订金之类的金融服务更加方便，价格也更加便宜。至于组织规模需求的人，可能诞生一个新的行业——消费经纪中介，因为专业分工可以提升效率。
我国现阶段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促消费、拉内需”是重中之重，我们应该左手先做粗活，右手续作细活，逐渐过渡到细活为主，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最终实现规模需求模式的理想目标。
所谓粗活与细活，是相对而言的。有的方法虽然简单、容易，但是成本高、效率低，可能加剧产能过剩，就算“粗活”，有的方法尽管复杂、困难，不过成本低、效率高，有利于提升产业结构，就算“细活”。从“粗活”到“细活”的进步过程，可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
初级：增加消费能力
对于内需不振的问题，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老百姓没有钱可以花，所以才不消费。
关于“有没有钱”这件事，目前还存在争议。所以我们暂时搁置“有没有钱”这件事，讨论用什么办法能使老百姓有钱可花，这个办法能否有效拉动内需。
第一个办法是透支消费，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
美国是透支消费模式的典型，随着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海啸的发生，美丽的幻觉终于破灭。假如保持理性，控制住风险，透支消费也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但问题是，债务总是要还的，当前透支消费的钱，必然挤占其他消费项目。比如说，房奴采用20年按揭贷款的方式购买了一套住宅，就会在未来20年内尽可能压缩其他开支。更重要的是，透支消费只能解一时之困，缓解了产能过剩，却扭曲了优胜劣汰法则，该倒闭的企业没有退出，不利于市场竞争。
第二个办法是增加工资，从而增加支付能力。
思路很诱人，但是存在一个很大的困难：工资的涨跌，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如果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可能适得其反。比如硬性提高最低工资门槛，会让出不起“最低工资”的企业家放弃投资，减少劳动力需求，而那些能力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失业将更多。
退一步说，即使成功加了工资，老百姓也可能存起来，或者投资到股市，而不用于消费。这就没法子了，总不能强行规定老百姓赚的钱必须全部花掉。
当然，笔者强烈赞同为老百姓增加工资，提供更优质的透支消费、信用消费等金融服务，只不过那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应该以“促消费、拉内需”名义盲目进行。否则，就是在做粗活，甚至可能好心办了坏事。
中级：增强消费意愿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助于将他们头脑中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但对于中高收入群体来说，这样做不一定能将他们钱包里的有效需求转化为最终消费。
当前人们倾向于把钱储蓄起来，没有足够强烈的消费意愿，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原因是不敢消费。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人们需要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养老、医疗等消费支出做准备，未雨绸缪。这只是一个猜想，找不到支持的数据，相反的数据倒不鲜见。笔者强烈赞同尽快完善社保体系，但社保与内需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
其实老百姓并不完全是不敢花钱，更重要的因素是不愿意消费，“不敢”和“不愿”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不敢”是个心理预期的问题，哪怕社保暂时还不到位，只要有信号表明能够很快完善，老百姓就“敢”消费了。而“不愿”则是当下的价值判断，是花钱值不值的问题。
在后工业时代，生产技术的进步速度远大于消费需求的自然增长速度，世界各国都面临产能相对过剩，需求不足的问题。不是说各国的居民收入不足或者社保不到位，而是普遍缺乏消费意愿。
所谓“拉动内需”就是在自然消费的基础上，强行扩张，增强老百姓的消费意愿。用什么办法呢?奖励消费，比如笔者首创的奖励式消费券模式。
以彩电行业为例，都说产能过剩了，其实目前还只是相对的，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50英寸的等离子彩电。很多家庭存在对它的有效需求，但是认为不值6000元的价格，所以不愿意消费。如果我们发行彩电消费券，让老百姓花5000元购买到价值6000元的彩电消费券，换回价格6000元的等离子彩电(货现率为20％)，老百姓就有消费的意愿了。
决定消费意愿的因素有三个：商品的客观功能、交易价格、消费者效用(或者说主观价值感觉)。奖励式消费券降低了商品的交易价格，使其向消费者效用的方向靠拢，消费者认为值，就有消费意愿了。这种方法，对于清理已经产生的库存积压商品，是非常适用的。
在技术操作的层面，我们还可以运用行为经济学的原理，发挥市场感觉论的威力，改变消费者的主观价值感觉。比如说，同样一台等离子彩电，一种情况是刷卡消费6000元，另一种情况是从钱包里数出60张百元现钞来进行消费，消费者的心理感觉是不同的，前者更轻松一些，消费意愿也更强一些。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商品身上做文章，在现有交易价格的基准上，开发出更能满足消费者效用的新商品，比如等离子彩电卖不动了，就推出LED彩电，相同的外观尺寸和影音表现力，却更轻薄、更节能、更环保，同样也能增强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但是，问题来了，随着新商品的层出不穷，市场上的有效需要没有大量增加，商品却多次倍增，岂不是又加剧产能过剩了吗?要避免这一问题，需要釜底抽薪，采用规模需求的方式，先需求，后生产。
高级：增进规模需求
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促消费、拉内需”需要科学的方法。从微观上说，要求消费者考虑特定需求所消耗资源与财富的综合效益和长远影响，既不吝惜金钱，也不挥霍浪费，进行可持续消费。从宏观上说，要求我们扩充以消费为依托的市场容量，使人们所消费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及其比例更加符合经济规律以及资源状况的客观要求。
在买方市场，规模需求模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所谓规模需求，是在购买之前经过收集和组织的确定的需求。不管商品新旧，只有得到规模需求，才具备开工生产的资格，这就避免了资源浪费。同时，每一件商品从研发设计到原料选择，从生产过程到流通渠道，都是记名的，指向某个确定的消费者的特定需求，这就实现了个性化定制。
更妙的是，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企业和产品，不需要生产出来、进入市场就可以视情况退出，转战其他生产活动，经济结构自然健康合理。结果每个人都是高效的生产者，也都是负责的消费者，每个人的劳动都发挥了应有的价值。
搜集规模需求，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在信息时代才成为可能。
首先，规模需求是存在的，那么消费者愿不愿意提前亮出自己的需求?俗话说不见兔子不撒鹰，现货总是比较踏实的。有的人厌恶期货的风险，也有的人愿意尝鲜。是否愿意亮出需求，关键看奖励的幅度够不够诱惑。三年后结婚需要婚宴、家具、家电，如果今天预定，能享受三年后市场价的七折，你不心动吗?而且，对于同质化的产品而言，是不需要挑选的，无所谓现货不现货，同一种品牌和型号的彩电，其品质差异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搜集和确定规模需求容不容易?买卖双方的沟通成本是否能够覆盖折扣优惠?又如何保证需求不反悔?互联网和物联网的飞速发展，大大降低了信息成本。如果必要，对一款等离子彩电，轻松货比三万家，找到他们的交易记录和顾客的评价感言，随时随地采用网络工具相互沟通。而电子支付手段的不断进步，又使得第三方账户存储订金之类的金融服务更加方便，价格也更加便宜。至于组织规模需求的人，可能诞生一个新的行业——消费经纪中介，因为专业分工可以提升效率。
我国现阶段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促消费、拉内需”是重中之重，我们应该左手先做粗活，右手续作细活，逐渐过渡到细活为主，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最终实现规模需求模式的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