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匆匆去二炮医院看望黄先生，遗憾的是只能透过视频远远地凝望着先生，不想这远远的一刻凝望却成为了今生今世与先生的永别。
　　我与先生相识于1992年初冬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的教育哲学年会。当时我在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攻读教育基本理论的硕士研究生。西南师范大学地处西南一隅的重庆北碚，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在当年学术信息相对比较闭塞。基于这样的原因，教育系非常注重学生的培养，常常邀请教育心理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到学校讲学，鼓励学生参加专业学术会议，倡导拜访名家的出外游学。作为学生的我们却因此因“祸”得福，期间受到了教育界的许多知名学者学术滋养和为人的熏陶。1990年入学后的第一个冬季，就有幸听到了孙喜亭先生讲授的“教育学原理”系列专题，体悟到了抽象的理论如何讲得通俗易懂，领悟了学理与逻辑的力量。1991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参加我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次学术会议——教育哲学年会，在这次会议上，有幸结识了教育学原理的老前辈——王道俊、郭文安先生以及教育哲学的当家人——陆有铨先生以及一批同道中人。1992年再次参加在长沙举行的教育哲学年会，在这次年会上，有幸认识了教育哲学的主要奠基人——黄济先生和教学论的泰斗级人物——王策三先生。读研时期与这些大家的交往，受到他们耳闻目染的熏陶，对自己今后在做研究、做事情以及应当如何为人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黄先生的影响至今都铭刻在心。
　　记得湖南师范大学的教育哲学年会后，我到北京去访学，刚好与黄先生同行，火车一晚夜行之后，一早就与同行的老师同学一起蹭到黄先生所在的卧铺车厢，舒展身体，同时聆听老先生的谆谆教诲。到京之前黄先生专门嘱咐参会的北师大学生带我们到北师大的招待所，安顿好我们的住宿。第二天一早，起床不久就听到敲门的声音，打开门一看，我们都非常诧异，站在门口的竟是黄济先生。先生一进门就问我们一夜休息得怎样，并询问我们当天的安排。当先生听到我们计划上午要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时，执意要给我们带路，这让我们这些后辈诚惶诚恐，先生却只是淡淡地说，我这只是顺路。就这样我们随行先生，一路到了现在北三环的北太平庄的路口，并告知我们西行不远就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想想这一路前行几乎穿越了整个北师大校园，对于当时已经70多岁的先生来说也是不短的距离。在北京这充满寒意的初冬早上，这一段经历使一群初来乍到的青年后学者感受到了先辈学者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关爱和呵护。有时候想想，什么是人格魅力，可能不在于一个人言说了什么，而更在于你践行了什么。身教重于言教，这一中华的古训在这里找到了其合理的解释与注脚。我也第一次深深感受到先生的为人为事的风范。
　　1993年考入北师大追随孙喜亭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后，与黄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无论是读博期间在孙先生和成有信先生主持的“博士生论坛”上，还是黄先生参与的我的博士学位答辩会;无论是留校工作后，在校内的邂逅，还是到先生家的专程拜访，你都会受到先生深厚的学识以及为人厚重的熏陶。尤其是见到先生时，他一张口那带着浓郁山东口音的普通话称呼你：“亚庆同志”，你内心就会有某种灵魂的触动，你能够感受先生的真诚与坦荡。但令我更为触动的是先生在获得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终身成就奖，却因不愿突破自己信奉的做人原则而坚辞不领取学校给予的重大奖励。在与先生多次电话沟通中，先生言辞之间都渗透着自己坚守的做人原则以及超越功利化的坦荡坚守。这一重大奖项至今没有领取，这使我深深感叹，在这日趋功利化，“精致个人主义”尘嚣日上的时代背景下，先生的超功利、至诚至善的做人操守尤显稀有，尤其难能可贵。这是先生使我第二次深深的感动。
　　这两次深深的触动，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使我一辈子受益。记得先生在90华诞的座谈会上，先生在答谢发言中，带有玩笑意蕴地说了一句话，“我这个人很复杂”。确实先生的经历很复杂，从白区到解放区，从小学教员到大学教师，经历了上个世纪中叶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重要时期，复杂的经历没有改变先生的做人原则，却使先生悟出了做人的真谛并坚守到生命的终点，这就是至诚至善，老实做人，认真做事。这是后学者应该铭记在心并应该践行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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