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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二次曝光》做后期的时候，负责配乐的英国同事跟导演李玉讲了一件事：前段时间，他在街头跟人打了一架。事后，这位英国作曲家非常恐慌，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从17岁以后就再没跟人打过架。猝不及防发生的这起冲突，让他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我怎么有了暴力倾向？这一切从哪儿来的？是我的生活出了问题，还是我自己？很快，他找到了心理医生，第一时间开始了自己的治疗。
无独有偶，影片筹备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在李玉心头，却又是一番滋味。剧组同事联系拍摄所需的医院，碰巧遇到了自己的熟人。等在心理医生门外候诊区的朋友十分紧张，不停地解释，反复强调“我已经康复只是过来拿点药”。
“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但在欧美，这非常平常。”东西方面对心理建设的不同态度，令李玉十分感慨。“大家也是在‘走饭’离开之后，才知道了她。大量的案例和现状，说明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怎么疏导。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只关心如何成为比尔?盖茨，如何让自己从外部看起来没有缺憾。这就是为什么杜拉拉这样的故事会畅销，另一方面我们外在一个压力巨大的时代，身怀很深的挫败，却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
“拍《二次曝光》，就是想用一个极致的方式，探讨我们的心理问题。”李玉说。
90后是在偿还父辈欠下的债
在上一部电影《观音山》拍摄期间，李玉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女孩来到公安局自首，声泪俱下地详细讲述自己亲手杀死哥哥的全部经过。警察立即赶到案发现场。在嫌犯指认的作案现场，一切如常，并无异样。警方随后走访女孩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才发现：她根本没有哥哥，一切都是她的幻觉。
进一步走访之后，警方得知：女孩从小失去父母，因为相貌漂亮，經常遭到异性骚扰。她内心一直特别希望有个哥哥，能够保护自己。于是，“哥哥”便在幻觉里产生，并且进入了她的日常生活。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哥哥不在了”。“为什么不在？因为我亲手杀死了他。”
“人的心理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领域，甚至是现代医学都只能有限深入的黑洞。”李玉说，“我大概是3年前看到这个报道，从那以后就一直难以忘记。”
出道至今，当代中国人的爱与痛一直是李玉持续不断讲述的电影主题。她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自己的制片人方励。听过之后，年长她近二十岁的方励与她分享了自己在1990年代刚开始打拼时亲历的一些往事。那个时代是很多中国人挖第一桶金的起点，弄潮儿们来不及做多少准备活动，就一猛子扎进越来越汹涌的商品大潮，也埋下了一个民族心态悄然裂变的种子。《二次曝光》的故事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经常在朋友的倾诉中会听到他们说‘我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自我的迷失。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迷失得非常厉害。从90年代起，我们就开始迷失。所以今天的90后，实际上是在偿还父辈欠下的债。”
在《二次曝光》之前，李玉写过这样一个故事：3个不被父母和学校接纳的90后每天都在一起，一次上网时发现列车脱轨是一件举国震惊的大事，甚至连最高领导人都会亲自批示过问。为了让周遭真正“重视”自己一次，3个孩子相约出走，租下一处房子，并且偷着开出女房东的车，密谋实施让列车翻车脱轨的计划。
3人租房的那位中年女房东在丈夫离开、儿子突然车祸去世之后孤身一人，最大的心愿就是痛快一死从此解脱。意外听到孩子们的计划后，女房东死在了他们的车轮之下。她用自己的死，阻止了孩子们的行动。她留在家中的那封信，让3个泪流满面的孩子知道：原来我们已经脱轨很久了。
这个名为《脱轨》的故事在报送立项的时候，被主管部门枪毙。囿于审查尺度，李玉不得不对故事作了伤筋动骨的大幅修改，后来这部电影改名为《观音山》。
“我们老说要拍不一样的中国电影，在我心中，这就是不一样的中国电影。”李玉说，“尤其是现在，整个社会的底线还在降低，需要有人来扎一针。”
成长与创痛的基因
李玉的影像生涯始于电视台。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她在家乡山东济南的电视台找到了一份外人眼里十分体面的工作：新闻中心主播。但对于从青春期就沉迷于摇滚和哲学经典、文学名著的文艺青年来说，这份刻板教条的工作既不浪漫，也无美感。“人活着很大的一个乐趣，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但我在那里，差不多能看到自己80岁的样子……就这样播下去，然后做个小领导，副主任、主任，直到退休。”
一次打开电视，李玉看到一个片子，讲的是一位洗厕所的女环卫工人一天的工作。比起自己每天播报的那些大同小异的各级领导人活动，李玉觉得这个小片子“生动极了”。她记下了这个栏目和版块的名字：《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
那是1990年代中后期，也是中国电视纪录片佳作频出的黄金时代的尾声。找到《东方时空》制片人陈虻的联系方式后，李玉鼓起勇气给他打了电话。“我们不是什么人都收，你先拍个寄过来看看吧。”陈虻答复她。
第一次拍摄就在挑战中茫然无措地开始了。李玉将镜头对准了济南的一个地方剧团。那一年，全国都在学习一位名叫孔繁森的山东籍援藏干部，以他为名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团里也不例外。大小演员使出各种办法，就为了能够出演主角孔繁森。大势之下，一位丑角演员也不得不加入其中，努力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他就是李玉这个片子的主人公。
后来，这部名为《丑角》的纪录片，成为李玉职业生涯的第一部影像作品。虽然有各种硬伤，但凭借它，李玉如愿以偿，加盟了《东方时空》。辞职的时候，台里有位领导刚刚生了一场大病，每天上万元的高额医疗费全部出自公费。挽留李玉时，台长一直在念叨这件事：你看你现在，有什么事我们都会管。去了北京，就是死了都没人知道。
“我就记得来北京那天，我真的是跳上的火车。”那一年，她不到24岁。
在后来的学者笔下，这段中国纪录片蓬勃发展的阶段被命名为“新纪录运动”。以康建宁、段锦川、蒋樾、吴文光、陈虻、陈晓卿、魏斌等一大批体制内外创作者构成的创作群，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用一批人文气息浓厚、至今依然经典的优秀作品，成为中国纪录片创作的中坚力量，缔造和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影像风潮。《生活空间》那句由王刚配音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直到今天，依然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北漂数月之后，李玉一直没有打开局面。朋友给了她一个选题：家乡济南有位刑警，历时半年，跟一位罪犯斗智斗勇，最终成功抓捕。“那时候很多人喜欢拍英雄，但对于我来说，太主旋律了。”到了济南之后，李玉第一站没有来到这位警察所在的单位，她提出“去家里看看吧”。
一进门，刑警的女儿跑过来问“我是叫你姐姐还是阿姨啊？”妈妈连忙赶过来说，“你别理她，她特别不懂事。”李玉一下被眼前极有意思的家庭关系给吸引，她改了主意，提出就拍他们家。妈妈马上反对，“这哪儿能上电视啊？”吃饭时她跟李玉急了，“你别拍啦，让不让我们吃饭啦？”一个星期以后，对方终于开始忽略摄像机的存在，拍摄开始正常。
这就是李玉进入《东方时空》的第一部片子《姐姐》。片中的高潮段落也发生在一次饭间。刑警家中是一对剖腹产的孪生姐弟。在饭桌上姐弟发生争执后，妈妈说了无数次的那句“你是姐姐”点燃了小女孩爆发的导火索：“凭什么总是要我让着他？是我要做姐姐的吗？”在她心中，自己和弟弟都不是正常分娩，所以这个“姐姐”的名分，完全是大人人为造成的。
全片充满了她对“姐姐”这种身份的极力抗拒。她喜欢学舞蹈，但弟弟要学象棋，妈妈为了让弟弟有个人可以陪练，于是逼着姐姐放弃舞蹈也学了象棋。、
成长、创伤、疼痛、渴望爱，从《姐姐》到《二次曝光》，这些关键词一直都是李玉作品里挥之不去的心理基因。
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摄影机应该像墙上的苍蝇，不被人注意，从而真实地记录现实。”美国纪录片大师、“直接电影运动”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 怀斯曼曾经这样阐述自己的拍摄主张。《姐姐》在摘取系列大奖后的一次纪录片电影節上，出现在了怀斯曼眼前。当大师起身问身后的观众“谁是李玉”，她已经在观看一部讲述柏林墙的片子时开始犯困，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姐姐》这个片子，就是‘墙上的苍蝇’最好的例子，也是我想达到的一种境界。”怀斯曼说。
随着收视率对纪录片栏目造成的压力增大，“墙上的苍蝇”也越来越难以像从前那样静观其变。为了继续拍自己想拍的故事，李玉在2000年选择了电影。
跟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父母无休止的争吵打骂是她脑海中最不堪的成长记忆。李玉比自己的姐姐要敏感，年少时躲在门后面偷偷地哭过之后，她会不停地琢磨男人和女人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听烂了男欢女爱的离散聚合，她想用电影关注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这就是处女作《今年夏天》。因为压根不知道在中国拍电影需要报备和审查，这部处女作成为一部非法拍摄的地下电影。
那时的李玉，剪着一头短发。投资人听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讲了几分钟后，不是开始找烟就是回电话——没有人相信她能拍电影。和当时的男友商量之后，他们卖掉房子，拿出彼此的积蓄，借了所有能借的钱，凑了40万拍摄经费。在济南关机之后，给剧组所有人买完车票，她已身无分文，和男友一起逃票爬上了回京的火车。
面试女演员时，李玉清楚地记得，那天她突然来了例假。她刚尴尬起身，马上就有个面试的女孩塞给她一样东西，是卫生巾。“所以你看，同性之间的这种敏感跟男女太不一样了。”在后来在回忆文字里，李玉写道：我想表达的是女人真正的痛苦和无助。在主角小群的眼里，社会就像一堵墙，她的愿望和欲求都被这堵墙隔着。她的沉默给她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和压力。这部电影里，两个女主角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恋人，但拍完这部戏就分手了，我的电影使她们逝去的情感成为永恒。
女性视角，几乎是一把可以打开所有李玉作品的钥匙。当然，这部讲述女同情感的大胆之作给李玉带来的另一个后遗症就是，“到现在，很多人都误以为我是同性恋。”范冰冰凭借《观音山》斩获影后的庆功宴上，她亲李玉的那个瞬间被人PS出舌头之后，这个误会越结越深。
因为题材和尺度屡次挑战审查禁忌，李玉这个让有些部门稍感头疼的名字，一直在扮演着中国电影的非主流。她和制片人也因为拍摄“含有色情内容”的《苹果》和“违规参赛”等问题，遭遇了中国电影近年来最大的罚单：吊销该片公映许可证；没收影片拷贝及相关素材；停止该片在影院发行、放映；停止网络传播；停止音像制品的发行。取消影片制片方北京劳雷影视两年摄制资格，公司法人代表方励两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对参与投资方通报批评；对制片人、导演及相关演员严肃批评教育，要求作出深刻检查。
经历系列事件之后，李玉也开始反思：《脱轨》剧本被毙之后，虽然通过《观音山》改头换面重新面世，但毕竟打了太大的折扣。如果要继续在这个环境下拍电影，恐怕要作一些聪明的改变了。
令她和制片人方励颇感欣慰的是，这次《二次曝光》送审，只有一处修改：将范冰冰的台词“你以为我是傻逼吗”改成“你以为我是傻瓜吗”。“在审查允许的环境下，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也可以实现。”
李玉一直很喜欢王安忆的一句话：不要急于适应社会，先适应你自己。“大家现在都在说奋斗，我觉得奋斗是一个尤其需要谨慎的词。在这种跟随大家的奋斗中，很多人都找不到自己了。”
她一直很感谢从前的制片人陈虻。拍完《今年夏天》之后，不名一文的她又回到《东方时空》，吃大食堂，还经常接一些栏目的选题拍摄还债，才挺过了最艰难的那个阶段。“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这是英年早逝的陈虻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它让很多行路之人在倦怠之际重新充满能量，也包括李玉。
“每次想到他，我都会不断想起我当初为什么来北京。我很庆幸没有在这些年变成另外一个迷失的人，否则我会在漩涡里越陷越深。我的合作者经常问我，你为什么总要这么清醒，总要做点深刻的不一样的，因为我永远记得我想做的事。我想用我们所有的真诚，再出发一次。太多的人害怕自己被主流抛弃，我想说不要急于去做主流。我相信不管我做一个怎样的电影，哪怕它再商业，总有我的东西在。”
李玉
导演，生于1973年，山东济南人。纪录片有《姐姐》《守望》等，电影有《苹果》《观音山》等，《观音山》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最佳女主角。最新作品为《二次曝光》。
无独有偶，影片筹备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在李玉心头，却又是一番滋味。剧组同事联系拍摄所需的医院，碰巧遇到了自己的熟人。等在心理医生门外候诊区的朋友十分紧张，不停地解释，反复强调“我已经康复只是过来拿点药”。
“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但在欧美，这非常平常。”东西方面对心理建设的不同态度，令李玉十分感慨。“大家也是在‘走饭’离开之后，才知道了她。大量的案例和现状，说明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怎么疏导。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只关心如何成为比尔?盖茨，如何让自己从外部看起来没有缺憾。这就是为什么杜拉拉这样的故事会畅销，另一方面我们外在一个压力巨大的时代，身怀很深的挫败，却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
“拍《二次曝光》，就是想用一个极致的方式，探讨我们的心理问题。”李玉说。
90后是在偿还父辈欠下的债
在上一部电影《观音山》拍摄期间，李玉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女孩来到公安局自首，声泪俱下地详细讲述自己亲手杀死哥哥的全部经过。警察立即赶到案发现场。在嫌犯指认的作案现场，一切如常，并无异样。警方随后走访女孩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才发现：她根本没有哥哥，一切都是她的幻觉。
进一步走访之后，警方得知：女孩从小失去父母，因为相貌漂亮，經常遭到异性骚扰。她内心一直特别希望有个哥哥，能够保护自己。于是，“哥哥”便在幻觉里产生，并且进入了她的日常生活。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哥哥不在了”。“为什么不在？因为我亲手杀死了他。”
“人的心理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领域，甚至是现代医学都只能有限深入的黑洞。”李玉说，“我大概是3年前看到这个报道，从那以后就一直难以忘记。”
出道至今，当代中国人的爱与痛一直是李玉持续不断讲述的电影主题。她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自己的制片人方励。听过之后，年长她近二十岁的方励与她分享了自己在1990年代刚开始打拼时亲历的一些往事。那个时代是很多中国人挖第一桶金的起点，弄潮儿们来不及做多少准备活动，就一猛子扎进越来越汹涌的商品大潮，也埋下了一个民族心态悄然裂变的种子。《二次曝光》的故事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经常在朋友的倾诉中会听到他们说‘我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自我的迷失。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迷失得非常厉害。从90年代起，我们就开始迷失。所以今天的90后，实际上是在偿还父辈欠下的债。”
在《二次曝光》之前，李玉写过这样一个故事：3个不被父母和学校接纳的90后每天都在一起，一次上网时发现列车脱轨是一件举国震惊的大事，甚至连最高领导人都会亲自批示过问。为了让周遭真正“重视”自己一次，3个孩子相约出走，租下一处房子，并且偷着开出女房东的车，密谋实施让列车翻车脱轨的计划。
3人租房的那位中年女房东在丈夫离开、儿子突然车祸去世之后孤身一人，最大的心愿就是痛快一死从此解脱。意外听到孩子们的计划后，女房东死在了他们的车轮之下。她用自己的死，阻止了孩子们的行动。她留在家中的那封信，让3个泪流满面的孩子知道：原来我们已经脱轨很久了。
这个名为《脱轨》的故事在报送立项的时候，被主管部门枪毙。囿于审查尺度，李玉不得不对故事作了伤筋动骨的大幅修改，后来这部电影改名为《观音山》。
“我们老说要拍不一样的中国电影，在我心中，这就是不一样的中国电影。”李玉说，“尤其是现在，整个社会的底线还在降低，需要有人来扎一针。”
成长与创痛的基因
李玉的影像生涯始于电视台。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她在家乡山东济南的电视台找到了一份外人眼里十分体面的工作：新闻中心主播。但对于从青春期就沉迷于摇滚和哲学经典、文学名著的文艺青年来说，这份刻板教条的工作既不浪漫，也无美感。“人活着很大的一个乐趣，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但我在那里，差不多能看到自己80岁的样子……就这样播下去，然后做个小领导，副主任、主任，直到退休。”
一次打开电视，李玉看到一个片子，讲的是一位洗厕所的女环卫工人一天的工作。比起自己每天播报的那些大同小异的各级领导人活动，李玉觉得这个小片子“生动极了”。她记下了这个栏目和版块的名字：《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
那是1990年代中后期，也是中国电视纪录片佳作频出的黄金时代的尾声。找到《东方时空》制片人陈虻的联系方式后，李玉鼓起勇气给他打了电话。“我们不是什么人都收，你先拍个寄过来看看吧。”陈虻答复她。
第一次拍摄就在挑战中茫然无措地开始了。李玉将镜头对准了济南的一个地方剧团。那一年，全国都在学习一位名叫孔繁森的山东籍援藏干部，以他为名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团里也不例外。大小演员使出各种办法，就为了能够出演主角孔繁森。大势之下，一位丑角演员也不得不加入其中，努力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他就是李玉这个片子的主人公。
后来，这部名为《丑角》的纪录片，成为李玉职业生涯的第一部影像作品。虽然有各种硬伤，但凭借它，李玉如愿以偿，加盟了《东方时空》。辞职的时候，台里有位领导刚刚生了一场大病，每天上万元的高额医疗费全部出自公费。挽留李玉时，台长一直在念叨这件事：你看你现在，有什么事我们都会管。去了北京，就是死了都没人知道。
“我就记得来北京那天，我真的是跳上的火车。”那一年，她不到24岁。
在后来的学者笔下，这段中国纪录片蓬勃发展的阶段被命名为“新纪录运动”。以康建宁、段锦川、蒋樾、吴文光、陈虻、陈晓卿、魏斌等一大批体制内外创作者构成的创作群，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用一批人文气息浓厚、至今依然经典的优秀作品，成为中国纪录片创作的中坚力量，缔造和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影像风潮。《生活空间》那句由王刚配音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直到今天，依然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北漂数月之后，李玉一直没有打开局面。朋友给了她一个选题：家乡济南有位刑警，历时半年，跟一位罪犯斗智斗勇，最终成功抓捕。“那时候很多人喜欢拍英雄，但对于我来说，太主旋律了。”到了济南之后，李玉第一站没有来到这位警察所在的单位，她提出“去家里看看吧”。
一进门，刑警的女儿跑过来问“我是叫你姐姐还是阿姨啊？”妈妈连忙赶过来说，“你别理她，她特别不懂事。”李玉一下被眼前极有意思的家庭关系给吸引，她改了主意，提出就拍他们家。妈妈马上反对，“这哪儿能上电视啊？”吃饭时她跟李玉急了，“你别拍啦，让不让我们吃饭啦？”一个星期以后，对方终于开始忽略摄像机的存在，拍摄开始正常。
这就是李玉进入《东方时空》的第一部片子《姐姐》。片中的高潮段落也发生在一次饭间。刑警家中是一对剖腹产的孪生姐弟。在饭桌上姐弟发生争执后，妈妈说了无数次的那句“你是姐姐”点燃了小女孩爆发的导火索：“凭什么总是要我让着他？是我要做姐姐的吗？”在她心中，自己和弟弟都不是正常分娩，所以这个“姐姐”的名分，完全是大人人为造成的。
全片充满了她对“姐姐”这种身份的极力抗拒。她喜欢学舞蹈，但弟弟要学象棋，妈妈为了让弟弟有个人可以陪练，于是逼着姐姐放弃舞蹈也学了象棋。、
成长、创伤、疼痛、渴望爱，从《姐姐》到《二次曝光》，这些关键词一直都是李玉作品里挥之不去的心理基因。
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摄影机应该像墙上的苍蝇，不被人注意，从而真实地记录现实。”美国纪录片大师、“直接电影运动”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 怀斯曼曾经这样阐述自己的拍摄主张。《姐姐》在摘取系列大奖后的一次纪录片电影節上，出现在了怀斯曼眼前。当大师起身问身后的观众“谁是李玉”，她已经在观看一部讲述柏林墙的片子时开始犯困，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姐姐》这个片子，就是‘墙上的苍蝇’最好的例子，也是我想达到的一种境界。”怀斯曼说。
随着收视率对纪录片栏目造成的压力增大，“墙上的苍蝇”也越来越难以像从前那样静观其变。为了继续拍自己想拍的故事，李玉在2000年选择了电影。
跟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父母无休止的争吵打骂是她脑海中最不堪的成长记忆。李玉比自己的姐姐要敏感，年少时躲在门后面偷偷地哭过之后，她会不停地琢磨男人和女人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听烂了男欢女爱的离散聚合，她想用电影关注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这就是处女作《今年夏天》。因为压根不知道在中国拍电影需要报备和审查，这部处女作成为一部非法拍摄的地下电影。
那时的李玉，剪着一头短发。投资人听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讲了几分钟后，不是开始找烟就是回电话——没有人相信她能拍电影。和当时的男友商量之后，他们卖掉房子，拿出彼此的积蓄，借了所有能借的钱，凑了40万拍摄经费。在济南关机之后，给剧组所有人买完车票，她已身无分文，和男友一起逃票爬上了回京的火车。
面试女演员时，李玉清楚地记得，那天她突然来了例假。她刚尴尬起身，马上就有个面试的女孩塞给她一样东西，是卫生巾。“所以你看，同性之间的这种敏感跟男女太不一样了。”在后来在回忆文字里，李玉写道：我想表达的是女人真正的痛苦和无助。在主角小群的眼里，社会就像一堵墙，她的愿望和欲求都被这堵墙隔着。她的沉默给她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和压力。这部电影里，两个女主角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恋人，但拍完这部戏就分手了，我的电影使她们逝去的情感成为永恒。
女性视角，几乎是一把可以打开所有李玉作品的钥匙。当然，这部讲述女同情感的大胆之作给李玉带来的另一个后遗症就是，“到现在，很多人都误以为我是同性恋。”范冰冰凭借《观音山》斩获影后的庆功宴上，她亲李玉的那个瞬间被人PS出舌头之后，这个误会越结越深。
因为题材和尺度屡次挑战审查禁忌，李玉这个让有些部门稍感头疼的名字，一直在扮演着中国电影的非主流。她和制片人也因为拍摄“含有色情内容”的《苹果》和“违规参赛”等问题，遭遇了中国电影近年来最大的罚单：吊销该片公映许可证；没收影片拷贝及相关素材；停止该片在影院发行、放映；停止网络传播；停止音像制品的发行。取消影片制片方北京劳雷影视两年摄制资格，公司法人代表方励两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对参与投资方通报批评；对制片人、导演及相关演员严肃批评教育，要求作出深刻检查。
经历系列事件之后，李玉也开始反思：《脱轨》剧本被毙之后，虽然通过《观音山》改头换面重新面世，但毕竟打了太大的折扣。如果要继续在这个环境下拍电影，恐怕要作一些聪明的改变了。
令她和制片人方励颇感欣慰的是，这次《二次曝光》送审，只有一处修改：将范冰冰的台词“你以为我是傻逼吗”改成“你以为我是傻瓜吗”。“在审查允许的环境下，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也可以实现。”
李玉一直很喜欢王安忆的一句话：不要急于适应社会，先适应你自己。“大家现在都在说奋斗，我觉得奋斗是一个尤其需要谨慎的词。在这种跟随大家的奋斗中，很多人都找不到自己了。”
她一直很感谢从前的制片人陈虻。拍完《今年夏天》之后，不名一文的她又回到《东方时空》，吃大食堂，还经常接一些栏目的选题拍摄还债，才挺过了最艰难的那个阶段。“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这是英年早逝的陈虻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它让很多行路之人在倦怠之际重新充满能量，也包括李玉。
“每次想到他，我都会不断想起我当初为什么来北京。我很庆幸没有在这些年变成另外一个迷失的人，否则我会在漩涡里越陷越深。我的合作者经常问我，你为什么总要这么清醒，总要做点深刻的不一样的，因为我永远记得我想做的事。我想用我们所有的真诚，再出发一次。太多的人害怕自己被主流抛弃，我想说不要急于去做主流。我相信不管我做一个怎样的电影，哪怕它再商业，总有我的东西在。”
李玉
导演，生于1973年，山东济南人。纪录片有《姐姐》《守望》等，电影有《苹果》《观音山》等，《观音山》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最佳女主角。最新作品为《二次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