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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国内学者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有两种看法。有人认为中美关系转变是灾难性的，很可能滑入修昔底德陷阱；还有人认为，贸易战是正常的，这没什么大不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持后一种观点，他认为，当前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最好的战略机遇，关键是如何利用这个机遇。
过去的40年，中国外交收获了哪些经验教训？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中国面临的外交局势究竟怎样？下一个十年，中国又该如何提升国际地位？带着这些问题，《南风窗》记者专访了阎学通教授。
南风窗：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过去的40年，中国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交领域也是这样。在这40年里，你印象最深的与中国外交相关的一件事是什么？
阎学通：从外交的角度来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它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外交遭遇了巨大的困境，中国面临着全世界的封锁。当时的情况有多严重呢？不光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中国，发展中国家也没有领导人来访问，就连跟中国关系特别好的坦桑尼亚原总统尼雷尔都不访问中国。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形象非常不好，可以说处于严重的孤立状态。
要扭转这样一种状态，可想而知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有多大。从外交环境来讲，比那时更困难的时期也就只有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50年代我太小，沒什么记忆，但80年代末我是亲身经历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中国政府改善国际环境，靠的就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讲话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随后，具体的开放政策就铺天盖地地落实了。到1993年，中国的外交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从谁都不跟中国来往，到各国纷纷与中国改善双边关系。中国依靠扩大开放，打破了国际社会的封锁。
南风窗：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以“引进来”为主。近些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外交“走出去”的动作越来越多，许多国家都有中国的投资项目。外交战略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阎学通：中国的对外开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以“引进来”为主，21世纪头10年就开始了“走出去”，当前是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没有发生方向性变化。
中国外交“走出去”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利益拓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我们没什么东西能“走出去”。那时中国更需要的是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到21世纪初，中国已经有了一些东西能够走出去，比如说中国的一些技术可以出口，一些服务也可以出口，随着技术和服务的出口，人员、资本等要素也就“走出去”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
南风窗：中国在“走出去”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暂时的困难，比如巴基斯坦国内动荡的局势，比如马来西亚终止了与中国的铁路项目等。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哪些挑战？需要注意些什么？
阎学通：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遭遇的许多困难，是因为中国把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特别是陆地交通的建设上，如果以企业投资为主就没有这样多的困难。
我认为，中国现在在海外建设基础设施，缺少国际关系专家参与的可行性研究。从国际关系角度讲，在一个国家无论建设多么大型的工厂，都不需要靠该国的主权来运营；但无论修建多么小的基础设施，其运营都离不开该国主权。这是两者的根本性区别。比如麦当劳到中国开连锁店，不需要有中国的国家主权，照样可以销售，消费者直接买产品就行了。而建造一个发电厂就不同了，电力输出必须靠电网，收费得靠电力公司，这些都是国有的，外国投资方掌控不了。
中国在海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必须考虑到：主权不在我们手里，在对方政府手里。对方政府的政权是会更迭的，新政府很可能不同意上届政府的政策，或者不同意按原先的协议来运行基础设施。政治因素是不可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海外的基础设施建设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
“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我们在海外投资也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没有这么大，就是因为当时主要投资是非基础设施项目。
南风窗：除了资本和技术，有人还提议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可以“走出去”，供其他国家学习。但有的西方国家批评中国，说“中国模式”是在输出价值观。你认为中国应当怎样看待自己的发展模式？
阎学通：中国应强调，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一样都不适合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需要发明他们自己的模式才能成功。模仿中国模式和模仿美国模式一样，都是失败的可能性大于成功的可能性。
从宏观角度来讲，现在美国已经说，中美两国是模式之争。如果我们顺着这个说法，向海外大力推行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跟美国进行发展模式竞争，继而升级为意识形态竞争，那么世界就将重新回到冷战。这种潜在的危险是非常需要警惕的。
具体而言，中国的模式只适合中国，就像美国的模式只适合美国一样。中国政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中国能成功是因为走了“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模仿他国的模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建设的。同样的道理，别的国家模仿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很可能失败。
中国成功不成功，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如果有谁愿意来中国来学习，我们不隐藏经验；但中国也没必要刻意到海外去介绍和推广发展模式，这样会产生负面作用。 南风窗：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过去40年有很大的不同。乐观者认为，中国的实力越来越接近美国，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可悲观者说，目前是40年来形势最紧迫的时候，中美很可能滑入修昔底德陷阱。放在改革开放40年的大背景下看，你觉得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怎样的？
阎学通：我认为当前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最好的战略机遇。
特朗普破坏了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得到了改善。2017年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朗普不愿为盟国承担安全责任。在他上任前，美国是带着盟友一同防范中国；而现在，美国选择和中国单打独斗。从战略意义来讲，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比特朗普上台之前要好很多，甚至比“9·11事件”之后，中美在反恐领域展开合作时还要好一点。
仅从双边角度来讲，当前的中美关系确实不如奥巴马时期，也不如小布什时期，但还是比克林顿的第一任期要好，那时的台海危机、银河号事件让中美关系降到了冰点。况且，中国现在应对美国压力的物质力量比以前强得多，实力更强了，也就更能抵御冲击。
总之，与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90年代的国际制裁相比，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困难都是很小的，而中美实力差距又远远小于以前。现在最关键的，是中国应该怎样利用这个战略机遇。
南风窗：40年来的经验与教训，给了中国许多启示。你提到中国要利用好当前的战略机遇，那中国应该朝什么方向去努力？
阎学通：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经验是，只有不断扩大开放才能增强实力、提高国际地位。当前最紧迫的是扩大开放的原则要落地为具体的政策，每个领域要更开放，而不是更严控。
中央领导反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但我的体会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制定的具体政策并没有起到进一步开放的作用，甚至有关门的趋势。以智库建设为例，智库与国外机构的交流并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困难，各种审批手续变得更复杂，更严格。个人生活中的很多领域也在收紧，而不是更开放，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南风窗：从原理上来讲，为什么说扩大开放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阎学通：原理是这样的，开放能解决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打开国门，到国际上去比较，我们就能看到世界上有先进，有落后。我们不一定能完全明白导致先进和落后的原理，但通过比较，我们至少可以照猫画虎地去学：既然看见了这个先进，那我们就向它学习；既然知道了这个落后，我们就避免跟它一样。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重要的经验，中国在各个领域不断地开放，可以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经验，避免走其他国家走过的弯路。
反之，如果中国关起门来搞改革，那改革成功的概率就会小很多。不了解国际上先進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一项改革的方向是正确还是错误呢？靠主观想象制定的政策很可能不符合客观实际，如果政策调整的方向不对，那就不能叫改革了，而叫倒退，因为它是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在变化。
开放可以让中国的改革朝正确的方向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首先要打开门看，看了才知道往哪个方向改。连看都不看，不比较先进和落后，坐在屋子里自己想，正确率是很低的。先去看成功者是怎么做的，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国情改进，虽然这样做也可能有失误，但失误率会低得多。
南风窗：有人担心，如果中国扩大开放，要承担一些风险。
阎学通：在开放的问题上，一个国家的确需要考虑自身国力。这是就为什么一些中小国家在开放时非常谨慎，担心别的国家比自己能力强，一旦打开大门、自由竞争，别人的产品涌进来，自己的民族工业就不行了。弱者有这个考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强者有这个考虑就很奇怪了。
美国为什么关税很低？因为它经济能力很强，在竞争中有优势，所以它不需要关税的保护，而是利用自由竞争更有效地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我们在跟大多数国家开展贸易活动时，都是更强的一方，应该有一个比别的国家更开放的姿态，而不是自我保护的姿态。
中国现在存在着一些现象，让人不太好理解。比如说，我们国家基本上不生产奢侈品，但是我们又对奢侈品进口征收很高的关税。这能保护什么生产能力呢？保护一个自己不生产的商品，这样的保护起不到促进崛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政策，明显不是从国家大局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从部门利益出发。看起来对进口奢侈品征收高额关税增加了税收，但实际上这对综合国力的增长起到了负面作用。
南风窗：你前面提到，当前中国扩大开放的相关政策还不够。
阎学通：扩大开放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中国今天面临的困难远不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期。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搞改革开放，下场就会和苏联一样。在那样的背景下能作出继续开放的决定，没有远见卓识是做不到的。
如今，没有人还会质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已有改革开放的大原则，还缺少更多具体的政策。举个简单的例子，国家规定每个老百姓每年都有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可是真要把这5万美元汇到国外是很困难的。银行制定了各种政策，都在阻碍人们去使用这5万美元的额度。其他一些领域也是这样，遇到的困难都是非常具体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各项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扎扎实实地落地了，这是中国今天最需要的。
南风窗：你是否认为当下的中国又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扩大开放的时刻？
阎学通：的确如此。与20世纪90年代初有点类似，中国又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开放的时期。在90年代初，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快速扭转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状态；今天的情况是，如果我们能够尽快扩大开放，中国的崛起会迅速上升一个台阶。
某种程度来讲，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过去40年，我们就是靠着不断的开放和改革取得了今天一系列的成就。
过去的40年，中国外交收获了哪些经验教训？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中国面临的外交局势究竟怎样？下一个十年，中国又该如何提升国际地位？带着这些问题，《南风窗》记者专访了阎学通教授。
40年大国外交
南风窗：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过去的40年，中国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交领域也是这样。在这40年里，你印象最深的与中国外交相关的一件事是什么？
阎学通：从外交的角度来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它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外交遭遇了巨大的困境，中国面临着全世界的封锁。当时的情况有多严重呢？不光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中国，发展中国家也没有领导人来访问，就连跟中国关系特别好的坦桑尼亚原总统尼雷尔都不访问中国。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形象非常不好，可以说处于严重的孤立状态。
要扭转这样一种状态，可想而知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有多大。从外交环境来讲，比那时更困难的时期也就只有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50年代我太小，沒什么记忆，但80年代末我是亲身经历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中国政府改善国际环境，靠的就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讲话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随后，具体的开放政策就铺天盖地地落实了。到1993年，中国的外交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从谁都不跟中国来往，到各国纷纷与中国改善双边关系。中国依靠扩大开放，打破了国际社会的封锁。
南风窗：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以“引进来”为主。近些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外交“走出去”的动作越来越多，许多国家都有中国的投资项目。外交战略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阎学通：中国的对外开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以“引进来”为主，21世纪头10年就开始了“走出去”，当前是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没有发生方向性变化。
中国外交“走出去”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利益拓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我们没什么东西能“走出去”。那时中国更需要的是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到21世纪初，中国已经有了一些东西能够走出去，比如说中国的一些技术可以出口，一些服务也可以出口，随着技术和服务的出口，人员、资本等要素也就“走出去”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
南风窗：中国在“走出去”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暂时的困难，比如巴基斯坦国内动荡的局势，比如马来西亚终止了与中国的铁路项目等。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哪些挑战？需要注意些什么？
阎学通：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遭遇的许多困难，是因为中国把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特别是陆地交通的建设上，如果以企业投资为主就没有这样多的困难。
我认为，中国现在在海外建设基础设施，缺少国际关系专家参与的可行性研究。从国际关系角度讲，在一个国家无论建设多么大型的工厂，都不需要靠该国的主权来运营；但无论修建多么小的基础设施，其运营都离不开该国主权。这是两者的根本性区别。比如麦当劳到中国开连锁店，不需要有中国的国家主权，照样可以销售，消费者直接买产品就行了。而建造一个发电厂就不同了，电力输出必须靠电网，收费得靠电力公司，这些都是国有的，外国投资方掌控不了。
中国在海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必须考虑到：主权不在我们手里，在对方政府手里。对方政府的政权是会更迭的，新政府很可能不同意上届政府的政策，或者不同意按原先的协议来运行基础设施。政治因素是不可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海外的基础设施建设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
“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我们在海外投资也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没有这么大，就是因为当时主要投资是非基础设施项目。
最好的战略机遇
南风窗：除了资本和技术，有人还提议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可以“走出去”，供其他国家学习。但有的西方国家批评中国，说“中国模式”是在输出价值观。你认为中国应当怎样看待自己的发展模式？
阎学通：中国应强调，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一样都不适合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需要发明他们自己的模式才能成功。模仿中国模式和模仿美国模式一样，都是失败的可能性大于成功的可能性。
从国际关系角度讲，在一个国家无论建设多么大型的工厂，都不需要靠该国的主权来运营；但无论修建多么小的基础设施，其运营都离不开该国主权。这是两者的根本性区别。
从宏观角度来讲，现在美国已经说，中美两国是模式之争。如果我们顺着这个说法，向海外大力推行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跟美国进行发展模式竞争，继而升级为意识形态竞争，那么世界就将重新回到冷战。这种潜在的危险是非常需要警惕的。
具体而言，中国的模式只适合中国，就像美国的模式只适合美国一样。中国政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中国能成功是因为走了“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模仿他国的模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建设的。同样的道理，别的国家模仿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很可能失败。
中国成功不成功，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如果有谁愿意来中国来学习，我们不隐藏经验；但中国也没必要刻意到海外去介绍和推广发展模式，这样会产生负面作用。 南风窗：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过去40年有很大的不同。乐观者认为，中国的实力越来越接近美国，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可悲观者说，目前是40年来形势最紧迫的时候，中美很可能滑入修昔底德陷阱。放在改革开放40年的大背景下看，你觉得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怎样的？
阎学通：我认为当前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最好的战略机遇。
特朗普破坏了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得到了改善。2017年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朗普不愿为盟国承担安全责任。在他上任前，美国是带着盟友一同防范中国；而现在，美国选择和中国单打独斗。从战略意义来讲，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比特朗普上台之前要好很多，甚至比“9·11事件”之后，中美在反恐领域展开合作时还要好一点。
仅从双边角度来讲，当前的中美关系确实不如奥巴马时期，也不如小布什时期，但还是比克林顿的第一任期要好，那时的台海危机、银河号事件让中美关系降到了冰点。况且，中国现在应对美国压力的物质力量比以前强得多，实力更强了，也就更能抵御冲击。
总之，与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90年代的国际制裁相比，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困难都是很小的，而中美实力差距又远远小于以前。现在最关键的，是中国应该怎样利用这个战略机遇。
最紧迫的是扩大开放
南风窗：40年来的经验与教训，给了中国许多启示。你提到中国要利用好当前的战略机遇，那中国应该朝什么方向去努力？
阎学通：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经验是，只有不断扩大开放才能增强实力、提高国际地位。当前最紧迫的是扩大开放的原则要落地为具体的政策，每个领域要更开放，而不是更严控。
中央领导反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但我的体会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制定的具体政策并没有起到进一步开放的作用，甚至有关门的趋势。以智库建设为例，智库与国外机构的交流并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困难，各种审批手续变得更复杂，更严格。个人生活中的很多领域也在收紧，而不是更开放，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南风窗：从原理上来讲，为什么说扩大开放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阎学通：原理是这样的，开放能解决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打开国门，到国际上去比较，我们就能看到世界上有先进，有落后。我们不一定能完全明白导致先进和落后的原理，但通过比较，我们至少可以照猫画虎地去学：既然看见了这个先进，那我们就向它学习；既然知道了这个落后，我们就避免跟它一样。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重要的经验，中国在各个领域不断地开放，可以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经验，避免走其他国家走过的弯路。
反之，如果中国关起门来搞改革，那改革成功的概率就会小很多。不了解国际上先進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一项改革的方向是正确还是错误呢？靠主观想象制定的政策很可能不符合客观实际，如果政策调整的方向不对，那就不能叫改革了，而叫倒退，因为它是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在变化。
开放可以让中国的改革朝正确的方向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首先要打开门看，看了才知道往哪个方向改。连看都不看，不比较先进和落后，坐在屋子里自己想，正确率是很低的。先去看成功者是怎么做的，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国情改进，虽然这样做也可能有失误，但失误率会低得多。
南风窗：有人担心，如果中国扩大开放，要承担一些风险。
特朗普破坏了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得到了改善，2017年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朗普不愿为盟国承担安全责任。
阎学通：在开放的问题上，一个国家的确需要考虑自身国力。这是就为什么一些中小国家在开放时非常谨慎，担心别的国家比自己能力强，一旦打开大门、自由竞争，别人的产品涌进来，自己的民族工业就不行了。弱者有这个考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强者有这个考虑就很奇怪了。
美国为什么关税很低？因为它经济能力很强，在竞争中有优势，所以它不需要关税的保护，而是利用自由竞争更有效地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我们在跟大多数国家开展贸易活动时，都是更强的一方，应该有一个比别的国家更开放的姿态，而不是自我保护的姿态。
中国现在存在着一些现象，让人不太好理解。比如说，我们国家基本上不生产奢侈品，但是我们又对奢侈品进口征收很高的关税。这能保护什么生产能力呢？保护一个自己不生产的商品，这样的保护起不到促进崛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政策，明显不是从国家大局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从部门利益出发。看起来对进口奢侈品征收高额关税增加了税收，但实际上这对综合国力的增长起到了负面作用。
南风窗：你前面提到，当前中国扩大开放的相关政策还不够。
阎学通：扩大开放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中国今天面临的困难远不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期。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搞改革开放，下场就会和苏联一样。在那样的背景下能作出继续开放的决定，没有远见卓识是做不到的。
如今，没有人还会质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已有改革开放的大原则，还缺少更多具体的政策。举个简单的例子，国家规定每个老百姓每年都有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可是真要把这5万美元汇到国外是很困难的。银行制定了各种政策，都在阻碍人们去使用这5万美元的额度。其他一些领域也是这样，遇到的困难都是非常具体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各项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扎扎实实地落地了，这是中国今天最需要的。
南风窗：你是否认为当下的中国又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扩大开放的时刻？
阎学通：的确如此。与20世纪90年代初有点类似，中国又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开放的时期。在90年代初，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快速扭转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状态；今天的情况是，如果我们能够尽快扩大开放，中国的崛起会迅速上升一个台阶。
某种程度来讲，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过去40年，我们就是靠着不断的开放和改革取得了今天一系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