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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起新文化运动，不能不提《新青年》。在旧有的知识谱系里，《新青年》是一份带有启蒙使命的进步刊物，而王尔德是一个略为颓废、因有伤风化被投进监狱的唯美主义代表作家，生在都柏林，却被算作是英国人，因为他的特立独行，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坛传奇。这样一个人，和肩负思想启蒙、民族救亡的《新青年》怎么竟能挨得上边呢？
如今再细细看来，这个边儿不仅挨上了，而且还挨得十分紧密。实际上，粗略统计下，《新青年》中文学翻译篇目所占比例并不高，但王尔德却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更是唯一得到如此隆重推介的英国作家。薛琪瑛女士译的《意中人》（今译《理想丈夫》），分别连载于《新青年》（当时名为《青年杂志》）第一卷的第二、三、四、六号和第二卷第二号上，紧接着又在第二卷的第一、三号上连载了陈嘏译的《弗洛连斯》（今译作《佛罗伦萨的悲剧》），以及沈性仁译的《遗扇记》（今译作《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当时因洪深改编为《少奶奶的扇子》上演获成功而为人所熟知），连载于《新青年》第五卷的第六号和第六卷的第一、三号上。应该说，除了易卜生外，王尔德是获得译介第二多的外国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所表现出来的对个性解放的尊崇、对社会弊端的批判精神，与“新青年”团体的建设新文化、改造旧社会理念有着极为紧密的契合关系，因此不难理解易卜生在《新青年》上获得“专号”的殊荣了，而王尔德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青睐呢？
其实，不仅是《新青年》，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文坛就有一股王尔德热。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在二十年代，王尔德的《无足轻重的女人》、《认真的重要》、《莎乐美》以及他唯一的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都相继被译介到中国来，甚至《王尔德童话集》、《快乐的王子集》还有他的文论著作《谎言的颓败》、《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都在当时被翻译出版，相应的研究篇目自然也不少，类似《王尔德评传》、《童话家王尔德》和《王尔德介绍》的研究文章就多见于《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知名报刊上，应该说这是一股不折不扣的“王尔德热”了。按照有关研究成果的统计，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每年都有王尔德的译作发表，直到民族救亡运动爆发，关于王尔德的翻译才告一段落。
任何一项文学翻译活动都绝非孤立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王尔德热呢？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新青年》为什么会选择王尔德而不是狄更斯，不是劳伦斯，更不是哈代？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英国作家中，在今天的文学史叙述中，上述三位作家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声望可以说都在王尔德之上，可偏偏是他，在《新青年》这样一份极有社会责任的刊物上得到大力推介。
在哪些方面，王尔德契合了“五四”时期的大众诉求呢？
二
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主张和新文化派的文学主张显然是不在一个频道上，但这并不影响《新青年》对他的喜爱，原因在于：首先，王尔德特立独行的反传统姿态是与新文化派诸人不谋而合的。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尔德无论是在个人私生活还是在艺术主张上，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人士来说都有着巨大的榜样力量。从他身上和他的作品中还是散发出了令当时中国文坛感到欣喜的一些信号，正是因为这些信号暗合了当时一心谋求革命的新文化派的心理，王尔德就掩盖了其他著名作家如狄更斯、如哈代的光芒，而成为新文化派眼里的文学大师。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新青年》第一卷第三号）中即认为，“或称易卜生及俄国屠尔格涅甫（即今屠格涅夫），英国王尔德，比利时之梅特尔林克为近代四大代表作家”。
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尔德是把艺术当成生活的人，正如当时有的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反对这种死的、无味的、机械的社会，主张把人生美化、戏曲化，把人生造成一篇罗曼史，一首田园诗”，这与其说是对王尔德的评价，不如说是当时中国文人的一种自我想象和追求。考虑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特别是《新青年》在当时持有的强烈的反传统立场，王尔德在文学上这种鲜明的反叛立场在中国当时得到新文化派的强烈回应，也就不足为奇。文学革命，作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有着远远超乎文学本身的社会现实意义。早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在掀起“小说界革命”时宣称：“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所以，尽管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对自昌黎以来的“文以载道”之说大加挞伐，可是，后来新文化派所掀起的文学革命，以及后来的白话文革命，其实皆带有“文以载道”的使命，只不过是此“道”非彼“道”而已。
其次，王尔德的反传统姿态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追求上，也表现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的超前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契合了新文化派对“新”的追求。据说，王尔德的母亲就是一位热衷于离奇夸张打扮、不满足于中规中矩生活的女性，如果此说属实，显然王尔德是得到了母亲的真传。尽管是牛津大学这所比较保守的高等学府的高材生，王尔德却热衷于奇特的服饰，甚至能操刀设计，连住所也充分显示主人的独特品位。他更是对自己的人生极具预见性：“我要成为诗人、作家或剧作家，不管怎样，我会流芳百世”，“如果不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
尽管王尔德过于前卫的私生活不见容于保守的英伦，但他在经历了牢狱之灾、破产之祸而流落异乡并最终英年早逝后，却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倍享死后哀荣。这个自封的“声名狼藉的牛津大学圣奥斯卡，诗人暨殉道者”死于1900年末。像大多数艺术家一样，他的死再次在英国掀起了王尔德热，而此时此刻，中国正有大批留学生开始了留洋生活，在这样一种恰当的历史时机和气氛中，王尔德被快速传播到中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即便其最早的译者是没有走出国门的年轻的薛琪瑛女士，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远赴英伦，久远的时空已经无法阻挡王尔德进入中国的脚步。
王尔德的“新”不仅因其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和艺术追求，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人来说，他的“新”更在于《新青年》之前，他还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相较之下，那时的狄更斯，已有多部小说被译介到国内：“从1907年到1909年3年间，林纾与魏易合作连续翻译出版了狄更斯的五部小说，为狄更斯在二十世紀中国的译介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此，也就可以理解王尔德为何比狄更斯更受《新青年》欢迎了。死于1870年的狄更斯在英国文坛的影响力已是过去式了，而死于1900年的王尔德风头正劲。因此从文学追求上来说，偏于“写实”的狄更斯尽管更符合《新青年》诸人的口味，奈何时机不对。 更重要的是，王尔德的政治见解几乎是毫无缝隙地和新文化派后来的政治理想贴合在一起，这主要体现在王尔德那篇《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其中，王尔德这段话既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个人风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随便用哪个名字来称呼它，这种主义化私有财产为公共财富，用共同经营来取代竞争，从而使社会回复到一种属于完全健康的有机体的良好状态中去，并保障了每个社会成员的福利。实际上，它将会为生活带来稳定的基础和适宜的环境。但是要想让生活得到尽善尽美的充分发展，还需要更多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个人主义。”从这句话，再回头看新文化派当年的思想主张，二者如出一辙。无论是从社会启蒙还是个性解放角度来看，王尔德此番言论都足以令他成为当时的新文化阵营最适合的代言人。
当然，王尔德那些被频频引用的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更是随手拈来，他在文坛上所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也就大放异彩了，所以，当丘吉尔被问到百年后愿意和谁在天堂会面时，会毫不犹豫地说奥斯卡·王尔德！
三
中国现代文学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现代戏剧的出现。如此说，原因有二：一是戏剧是中国现代史上新文学时期引进于西方的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与中国古典戏曲全然不同，特别是西方十九世纪末期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戏剧更符合新文化派的审美需求；二是《新青年》重点译介的是戏剧家易卜生和王尔德的作品。作为舞台表演艺术，没有什么比当时的西方戏剧更能直接表现生活了。这种全新的文学艺术形式，相对于诗歌、小说、散文这些古已有之的文学样式来说，显然更能吸引提倡新文学革命的新文化人士。因此，《新青年》所选取的王尔德的著作不是童话或小说，而正是戏剧。由于晚清时期所谓“文明戏”已经在中国舞台上出现，到了《新青年》创刊时期对于西方现代戏剧的接受也就没有什么隔阂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王尔德的戏剧本身更容易被接受。
作为西方唯美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王尔德的剧本《意中人》（即《理想丈夫》，这里遵从《新青年》采用的译名）中却没有融入任何唯美主义的成分，更无半点颓废之感，相反处处流露出的是对生活中高尚的爱情、友谊的维护。当然，比较符合王尔德气质的就是剧本背景中那种贵族上层社会的日常场景，以及随处可见的机智的格言、警句。《意中人》中主人公奇尔顿爵士在妻子眼中是个理想高尚的英国绅士，他所从事的政治事业在他妻子的眼中也是高尚的；而在奇尔顿眼里，妻子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为了她，他可以抛弃一切权力和名利，而曾经在他的眼里，“只有权力，万人之上的权力，左右世界的权力，才是值得享有的东西，值得知道的至高快乐，是人乐此不疲的欢乐，是我们这个世纪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东西”。但就是这样一个如此迷恋权力的男人，在最后为了妻子的爱情曾一度放弃了内阁的位置。推动剧情发展的戏剧冲突来自于一个叫做谢弗利太太的女人，这是一个邪恶、没有廉耻的人，因为手里握有当年奇尔顿的一桩政治丑闻，进而要挟奇尔顿在内阁会议上违心地赞同一项投资项目，在妻子的要求下，奇尔顿拒绝了谢弗利太太的无理要求。当然，在他们最好的朋友戈林子爵的帮助下，奇尔顿最后免于了身败名裂的结局，不仅获得妻子的原谅，更因为他出色的表现获得首相的肯定。
实际上，借助于两封密信作为推动事件发展的线索，王尔德实则重在探讨婚姻、爱情、男人和女人的本质。在他看来，真正的爱是原谅和宽容，而不是崇拜和楷模。不同于《玩偶之家》的海尔茂和娜拉，《意中人》中的奇尔顿夫妇不仅彼此相爱，而且最终找到了爱和婚姻的真谛，即宽容。
爱情，对于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一百年前的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来说，无疑是充满了巨大的魅力的。这也就不奇怪，《新青年》最初选译的文学作品，都与爱情有关，如屠格涅夫的《春潮》和《初恋》。更何况，除了爱情，在《意中人》中，最终还是借助于深厚的友谊化解了一场身败名裂、婚姻解体的危机。而爱情、友谊等这样美好的字眼，无疑也是对当时的中国大众充满了诱惑力的。
《遗扇记》（又译《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同样关乎家庭伦理，或者说关乎母愛。王尔德这个在十九世纪后期现代派文学阵营中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却在创作中选取了最为传统的素材。像他大多数剧本一样，从最寻常的日常生活中、运用最具冲突感的伦理关系来探讨人生的真谛。一位曾经失足的母亲，在最关键的时刻从万丈深渊的边缘将自己的女儿挽救了回来，又是通过他人的及时介入，化解了又一场即将身败名裂、婚姻解体的危机，和《意中人》如出一辙。
这样的戏剧表现手段和对爱情、婚姻、家庭的纯洁性的维护，和人们眼中新潮、前卫的唯美主义代表人物、同性恋者王尔德实不相符，然而这些剧作又实实在在出于王尔德之手。仅从深刻性来说，王尔德的家庭伦理戏剧的确不及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然而却不妨碍王尔德的戏剧同样得到《新青年》的青睐。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王尔德为易卜生的登场做了很好的铺垫，他让中国读者看到了美好的爱情和婚姻，并从他的戏剧中明白婚姻生活的真谛。如果说，他使中国读者看到婚姻生活美好、忠诚的一面，易卜生则是通过《玩偶之家》让中国读者看到了婚姻生活中虚伪、丑陋的一面，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人关于婚姻生活的启蒙教育，让国人看到了在“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之外的另一种全新的婚姻模式，这对于当时的中国青年男女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意中人》的译者是薛琪瑛女士，其在译文开头所附的“译者识”中是如此介绍的：“此剧描写英人政治上及社会上之生活与特性，风行欧陆，每幕均为二人对谈，表情极真切可味。作者王尔德，晚近欧洲著名之自然派文学大家也。此篇为其生平得意之作。曲中之义，乃指陈吾人对于他人德行的缺点，谓吾人须存仁爱宽恕之心，不可只憎恶他人之过，尤当因人过失而生怜爱心，谋扶掖之。夫妇之间，亦应尔也。特译之以飨吾青年男女同胞，民国四年秋。”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王尔德，尽管之前已有译作在国内出现，国内读者对他仍不十分了解，也因此才会将其称作“自然派文学大家”；而对于该剧所表现出来的主旨，译者则是十分赞同，并特别指出是“以飨吾青年男女同胞”的初衷。薛琪瑛女士作为“幼承家学”，且毕业于女学英文高等科的新女性，接触到王尔德的“爱情喜剧”并被其所深深吸引，并不奇怪。不过稍有遗憾的是，不知译者原因还是刊物原因，《意中人》没能在《新青年》上得到完整地呈现。
但不得不说，《新青年》给予了王尔德足够的重视和礼遇。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同样作为戏剧家，王尔德和易卜生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婚姻模式和思考，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二人共同出现在《新青年》里。再回首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那个引领时代潮流的刊物《新青年》带给人们的惊讶和思考恐怕还有很多。彼时的王尔德，因为同性恋行为被以有伤风化的罪名投入狱中，可以说彻底毁灭了他的艺术生命，而一百年后的今天，同性恋婚姻已被多国相继立法承认。回头再看当年的《新青年》，不愧是立在时代的潮头上，用一百年后今天的眼光来看，仍未过时。
说起新文化运动，不能不提《新青年》。在旧有的知识谱系里，《新青年》是一份带有启蒙使命的进步刊物，而王尔德是一个略为颓废、因有伤风化被投进监狱的唯美主义代表作家，生在都柏林，却被算作是英国人，因为他的特立独行，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坛传奇。这样一个人，和肩负思想启蒙、民族救亡的《新青年》怎么竟能挨得上边呢？
如今再细细看来，这个边儿不仅挨上了，而且还挨得十分紧密。实际上，粗略统计下，《新青年》中文学翻译篇目所占比例并不高，但王尔德却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更是唯一得到如此隆重推介的英国作家。薛琪瑛女士译的《意中人》（今译《理想丈夫》），分别连载于《新青年》（当时名为《青年杂志》）第一卷的第二、三、四、六号和第二卷第二号上，紧接着又在第二卷的第一、三号上连载了陈嘏译的《弗洛连斯》（今译作《佛罗伦萨的悲剧》），以及沈性仁译的《遗扇记》（今译作《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当时因洪深改编为《少奶奶的扇子》上演获成功而为人所熟知），连载于《新青年》第五卷的第六号和第六卷的第一、三号上。应该说，除了易卜生外，王尔德是获得译介第二多的外国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所表现出来的对个性解放的尊崇、对社会弊端的批判精神，与“新青年”团体的建设新文化、改造旧社会理念有着极为紧密的契合关系，因此不难理解易卜生在《新青年》上获得“专号”的殊荣了，而王尔德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青睐呢？
其实，不仅是《新青年》，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文坛就有一股王尔德热。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在二十年代，王尔德的《无足轻重的女人》、《认真的重要》、《莎乐美》以及他唯一的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都相继被译介到中国来，甚至《王尔德童话集》、《快乐的王子集》还有他的文论著作《谎言的颓败》、《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都在当时被翻译出版，相应的研究篇目自然也不少，类似《王尔德评传》、《童话家王尔德》和《王尔德介绍》的研究文章就多见于《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知名报刊上，应该说这是一股不折不扣的“王尔德热”了。按照有关研究成果的统计，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每年都有王尔德的译作发表，直到民族救亡运动爆发，关于王尔德的翻译才告一段落。
任何一项文学翻译活动都绝非孤立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王尔德热呢？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新青年》为什么会选择王尔德而不是狄更斯，不是劳伦斯，更不是哈代？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英国作家中，在今天的文学史叙述中，上述三位作家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声望可以说都在王尔德之上，可偏偏是他，在《新青年》这样一份极有社会责任的刊物上得到大力推介。
在哪些方面，王尔德契合了“五四”时期的大众诉求呢？
二
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主张和新文化派的文学主张显然是不在一个频道上，但这并不影响《新青年》对他的喜爱，原因在于：首先，王尔德特立独行的反传统姿态是与新文化派诸人不谋而合的。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尔德无论是在个人私生活还是在艺术主张上，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人士来说都有着巨大的榜样力量。从他身上和他的作品中还是散发出了令当时中国文坛感到欣喜的一些信号，正是因为这些信号暗合了当时一心谋求革命的新文化派的心理，王尔德就掩盖了其他著名作家如狄更斯、如哈代的光芒，而成为新文化派眼里的文学大师。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新青年》第一卷第三号）中即认为，“或称易卜生及俄国屠尔格涅甫（即今屠格涅夫），英国王尔德，比利时之梅特尔林克为近代四大代表作家”。
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尔德是把艺术当成生活的人，正如当时有的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反对这种死的、无味的、机械的社会，主张把人生美化、戏曲化，把人生造成一篇罗曼史，一首田园诗”，这与其说是对王尔德的评价，不如说是当时中国文人的一种自我想象和追求。考虑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特别是《新青年》在当时持有的强烈的反传统立场，王尔德在文学上这种鲜明的反叛立场在中国当时得到新文化派的强烈回应，也就不足为奇。文学革命，作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有着远远超乎文学本身的社会现实意义。早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在掀起“小说界革命”时宣称：“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所以，尽管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对自昌黎以来的“文以载道”之说大加挞伐，可是，后来新文化派所掀起的文学革命，以及后来的白话文革命，其实皆带有“文以载道”的使命，只不过是此“道”非彼“道”而已。
其次，王尔德的反传统姿态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追求上，也表现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的超前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契合了新文化派对“新”的追求。据说，王尔德的母亲就是一位热衷于离奇夸张打扮、不满足于中规中矩生活的女性，如果此说属实，显然王尔德是得到了母亲的真传。尽管是牛津大学这所比较保守的高等学府的高材生，王尔德却热衷于奇特的服饰，甚至能操刀设计，连住所也充分显示主人的独特品位。他更是对自己的人生极具预见性：“我要成为诗人、作家或剧作家，不管怎样，我会流芳百世”，“如果不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
尽管王尔德过于前卫的私生活不见容于保守的英伦，但他在经历了牢狱之灾、破产之祸而流落异乡并最终英年早逝后，却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倍享死后哀荣。这个自封的“声名狼藉的牛津大学圣奥斯卡，诗人暨殉道者”死于1900年末。像大多数艺术家一样，他的死再次在英国掀起了王尔德热，而此时此刻，中国正有大批留学生开始了留洋生活，在这样一种恰当的历史时机和气氛中，王尔德被快速传播到中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即便其最早的译者是没有走出国门的年轻的薛琪瑛女士，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远赴英伦，久远的时空已经无法阻挡王尔德进入中国的脚步。
王尔德的“新”不仅因其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和艺术追求，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人来说，他的“新”更在于《新青年》之前，他还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相较之下，那时的狄更斯，已有多部小说被译介到国内：“从1907年到1909年3年间，林纾与魏易合作连续翻译出版了狄更斯的五部小说，为狄更斯在二十世紀中国的译介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此，也就可以理解王尔德为何比狄更斯更受《新青年》欢迎了。死于1870年的狄更斯在英国文坛的影响力已是过去式了，而死于1900年的王尔德风头正劲。因此从文学追求上来说，偏于“写实”的狄更斯尽管更符合《新青年》诸人的口味，奈何时机不对。 更重要的是，王尔德的政治见解几乎是毫无缝隙地和新文化派后来的政治理想贴合在一起，这主要体现在王尔德那篇《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其中，王尔德这段话既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个人风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随便用哪个名字来称呼它，这种主义化私有财产为公共财富，用共同经营来取代竞争，从而使社会回复到一种属于完全健康的有机体的良好状态中去，并保障了每个社会成员的福利。实际上，它将会为生活带来稳定的基础和适宜的环境。但是要想让生活得到尽善尽美的充分发展，还需要更多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个人主义。”从这句话，再回头看新文化派当年的思想主张，二者如出一辙。无论是从社会启蒙还是个性解放角度来看，王尔德此番言论都足以令他成为当时的新文化阵营最适合的代言人。
当然，王尔德那些被频频引用的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更是随手拈来，他在文坛上所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也就大放异彩了，所以，当丘吉尔被问到百年后愿意和谁在天堂会面时，会毫不犹豫地说奥斯卡·王尔德！
三
中国现代文学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现代戏剧的出现。如此说，原因有二：一是戏剧是中国现代史上新文学时期引进于西方的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与中国古典戏曲全然不同，特别是西方十九世纪末期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戏剧更符合新文化派的审美需求；二是《新青年》重点译介的是戏剧家易卜生和王尔德的作品。作为舞台表演艺术，没有什么比当时的西方戏剧更能直接表现生活了。这种全新的文学艺术形式，相对于诗歌、小说、散文这些古已有之的文学样式来说，显然更能吸引提倡新文学革命的新文化人士。因此，《新青年》所选取的王尔德的著作不是童话或小说，而正是戏剧。由于晚清时期所谓“文明戏”已经在中国舞台上出现，到了《新青年》创刊时期对于西方现代戏剧的接受也就没有什么隔阂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王尔德的戏剧本身更容易被接受。
作为西方唯美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王尔德的剧本《意中人》（即《理想丈夫》，这里遵从《新青年》采用的译名）中却没有融入任何唯美主义的成分，更无半点颓废之感，相反处处流露出的是对生活中高尚的爱情、友谊的维护。当然，比较符合王尔德气质的就是剧本背景中那种贵族上层社会的日常场景，以及随处可见的机智的格言、警句。《意中人》中主人公奇尔顿爵士在妻子眼中是个理想高尚的英国绅士，他所从事的政治事业在他妻子的眼中也是高尚的；而在奇尔顿眼里，妻子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为了她，他可以抛弃一切权力和名利，而曾经在他的眼里，“只有权力，万人之上的权力，左右世界的权力，才是值得享有的东西，值得知道的至高快乐，是人乐此不疲的欢乐，是我们这个世纪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东西”。但就是这样一个如此迷恋权力的男人，在最后为了妻子的爱情曾一度放弃了内阁的位置。推动剧情发展的戏剧冲突来自于一个叫做谢弗利太太的女人，这是一个邪恶、没有廉耻的人，因为手里握有当年奇尔顿的一桩政治丑闻，进而要挟奇尔顿在内阁会议上违心地赞同一项投资项目，在妻子的要求下，奇尔顿拒绝了谢弗利太太的无理要求。当然，在他们最好的朋友戈林子爵的帮助下，奇尔顿最后免于了身败名裂的结局，不仅获得妻子的原谅，更因为他出色的表现获得首相的肯定。
实际上，借助于两封密信作为推动事件发展的线索，王尔德实则重在探讨婚姻、爱情、男人和女人的本质。在他看来，真正的爱是原谅和宽容，而不是崇拜和楷模。不同于《玩偶之家》的海尔茂和娜拉，《意中人》中的奇尔顿夫妇不仅彼此相爱，而且最终找到了爱和婚姻的真谛，即宽容。
爱情，对于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一百年前的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来说，无疑是充满了巨大的魅力的。这也就不奇怪，《新青年》最初选译的文学作品，都与爱情有关，如屠格涅夫的《春潮》和《初恋》。更何况，除了爱情，在《意中人》中，最终还是借助于深厚的友谊化解了一场身败名裂、婚姻解体的危机。而爱情、友谊等这样美好的字眼，无疑也是对当时的中国大众充满了诱惑力的。
《遗扇记》（又译《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同样关乎家庭伦理，或者说关乎母愛。王尔德这个在十九世纪后期现代派文学阵营中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却在创作中选取了最为传统的素材。像他大多数剧本一样，从最寻常的日常生活中、运用最具冲突感的伦理关系来探讨人生的真谛。一位曾经失足的母亲，在最关键的时刻从万丈深渊的边缘将自己的女儿挽救了回来，又是通过他人的及时介入，化解了又一场即将身败名裂、婚姻解体的危机，和《意中人》如出一辙。
这样的戏剧表现手段和对爱情、婚姻、家庭的纯洁性的维护，和人们眼中新潮、前卫的唯美主义代表人物、同性恋者王尔德实不相符，然而这些剧作又实实在在出于王尔德之手。仅从深刻性来说，王尔德的家庭伦理戏剧的确不及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然而却不妨碍王尔德的戏剧同样得到《新青年》的青睐。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王尔德为易卜生的登场做了很好的铺垫，他让中国读者看到了美好的爱情和婚姻，并从他的戏剧中明白婚姻生活的真谛。如果说，他使中国读者看到婚姻生活美好、忠诚的一面，易卜生则是通过《玩偶之家》让中国读者看到了婚姻生活中虚伪、丑陋的一面，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人关于婚姻生活的启蒙教育，让国人看到了在“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之外的另一种全新的婚姻模式，这对于当时的中国青年男女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意中人》的译者是薛琪瑛女士，其在译文开头所附的“译者识”中是如此介绍的：“此剧描写英人政治上及社会上之生活与特性，风行欧陆，每幕均为二人对谈，表情极真切可味。作者王尔德，晚近欧洲著名之自然派文学大家也。此篇为其生平得意之作。曲中之义，乃指陈吾人对于他人德行的缺点，谓吾人须存仁爱宽恕之心，不可只憎恶他人之过，尤当因人过失而生怜爱心，谋扶掖之。夫妇之间，亦应尔也。特译之以飨吾青年男女同胞，民国四年秋。”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王尔德，尽管之前已有译作在国内出现，国内读者对他仍不十分了解，也因此才会将其称作“自然派文学大家”；而对于该剧所表现出来的主旨，译者则是十分赞同，并特别指出是“以飨吾青年男女同胞”的初衷。薛琪瑛女士作为“幼承家学”，且毕业于女学英文高等科的新女性，接触到王尔德的“爱情喜剧”并被其所深深吸引，并不奇怪。不过稍有遗憾的是，不知译者原因还是刊物原因，《意中人》没能在《新青年》上得到完整地呈现。
但不得不说，《新青年》给予了王尔德足够的重视和礼遇。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同样作为戏剧家，王尔德和易卜生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婚姻模式和思考，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二人共同出现在《新青年》里。再回首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那个引领时代潮流的刊物《新青年》带给人们的惊讶和思考恐怕还有很多。彼时的王尔德，因为同性恋行为被以有伤风化的罪名投入狱中，可以说彻底毁灭了他的艺术生命，而一百年后的今天，同性恋婚姻已被多国相继立法承认。回头再看当年的《新青年》，不愧是立在时代的潮头上，用一百年后今天的眼光来看，仍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