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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才高命短，文采斐然，乃“初唐四杰”之冠冕，其即席创作的《滕王阁序》（原题为《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亦成千古不朽的骈文经典。历代与之相关的评赏品鉴、本事探源文字，犹如天宇繁星，难以尽数。在这些篇什里，人们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似乎情有独钟、激赏不已。最早赋予其神秘色彩的，属晚唐诗人罗隐，他在《中元传》中写道：“至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不觉以手鸣几曰：‘此天才也。’文成，阎公阅之，曰：‘子落笔似有神助，令帝子声流千古。吾之名闻后世，洪都风月，江山无价，子之力也。’乃厚赠之。”（宋《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三“异兆门·王勃不贵”引录）此后，五代的王定保在《唐摭言》中亦有类似叙述，且颇具影响，自唐以降的关于《滕王阁序》的本事书写，皆大同小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天生丽句的地位也便无可撼动了，且后世仿句也层出不穷，足见读者喜爱之深。对华赡辞藻的笃爱，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耽溺其中而不识作者文心，则大谬矣！奇怪的是，今之论者也竟然多将此二句视作《滕王阁序》的文眼，或曰乃中心主旨所在，如此妄下论断，唐突古人，真是不可思议！难怪宋人郑思肖曾不无感慨地写道：“王勃清才俊不禁，烂铺艳锦赏知音。空余高阁青云里，谁识落霞秋水心。”（《王勃滕王阁记图》）是啊，谁识落霞秋水心？王勃《滕王阁序》的文眼、文心究竟在哪里呢？
我以為，文眼必须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在语言形式上最见锤炼之功，自然生动，夺目全篇；二是，在思想情感上极富点睛之妙，关乎文心，诚挚深刻，有远见卓识。文眼其实就是作者情思的核心，是最能表现“文心”即文章之大情怀、大视野、大精神、大境界的词语或句子。而“落霞”二句，仅符合第一个条件，它诚然是写景佳句、绝妙丹青；但还不足以牵动全篇，况且作者创作《滕王阁序》的真正命意也并非仅就山水楼阁作穷形尽相的描摹。作者是想在宏阔深邃的宇宙背景中，通过自己被朝廷除名后南下省父，途经南昌这一特殊的游观体验来抒写对命运的种种省察。他旨在借天地宇宙这面镜子照出社会、历史、人生之“变”与“不变”的纷繁影像，照出一己之悲欣交集和困厄穷途中的建功立业之想。他要让世人看到自己作为“失路之人”的人生低谷以及低谷中的心灵挣扎，其文心是坦诚真率的；他又无时无刻不在表明自己意欲获得知音赏遇，报效国家的心志，其文心更是奋发昂扬的。由此观之，符合此文文眼条件者，则应是“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宇宙无穷、盈虚有数，这正是王勃历经坎坷后对世界，对人生的清醒认知。这一文眼的设置，极见作者的功力、匠心。它成功地联结了文章前半部分的“游观”与后半部分的“感怀”，将“应目”之景与“会心”之思两相交融，宇宙意识与生命意识互相生发，“有生之乐”与“虚生之忧”比邻而生，极大地提升了《滕王阁序》作为登临之作的审美价值，同时也给读者提供了以亭台楼阁为立足点的这类登临诗文的解读路径。下面，我们不妨沿此路径做一探赏。
一、游观：三秋日暮的“见”与“不见”，欢乐中含殷忧
《滕王阁序》的山水游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登山临水、寻幽览胜，其“游”有双重性质：既是与宴登阁之游，又是迁谪省亲之游。这可以从《新唐书·王勃传》的有关记载得知：“父福畤，繇雍州司功参军，坐勃故，左迁交趾令。勃往省，……初道出钟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沆然不辞。”该记叙片段中的“坐勃故”，涉及王勃“擅杀官奴”一案。在虢州参军任上，王勃先是窝藏州中通缉的官奴曹达，后又杀人灭口，酿成血案，获罪下狱，以致父亲王福畤亦因此被贬为交趾县令。上元元年（674）秋，王勃遇赦，出狱南下，往交趾省父认错。因此，这次途经南昌的滕王阁之游，对王勃来说，是抑郁苦闷、愧疚万分之游，但他在文中却表现得极有节制，没有过多渲染。尽管如此，读者在解读该文写景文字时，断不可忽视其心灵阴霾的影响。一般来说，且游且观，似乎必有其乐；然而王勃的此番“游”乐，在“见”与“不见”或“观看”与“想象”的比照下，却暗自生发出“虚生之忧”。且看他如何抒写。
“豫章故郡……躬逢胜饯”这段，大多是得体的恭维之辞，也寓有希望与会各位能鼎力相助的用意。尤其是“家君作宰，路出明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四句，交待了作者参与宴会的因由，且将“游”的双重性质蕴含其中。在该性质的影响下，作者以“三秋日暮”的时间和高远寥廓的空间为宇宙背景，将自己的游观体验融注其中，开始对“应目”之景做大色块的有层次的铺染。此即“时维九月，序属三秋……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的写景策略。
“三秋”即深秋九月，岁序已晚；日暮乃白昼将尽，辉煌即逝。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此二者最易引发岁月不居、盛衰更迭等方面的伤感。因而，置身这样的时间节点，作者的情感肯定是复杂的，其生命意识的迁逝感，当如暗流涌动，难以平息。但是，此中又有对生命价值的思考，生命以怎样的形式呈现才不算虚掷，这是初盛唐文人考量的重点。一个正走向繁荣昌盛的时代，其社会风貌也必将影响到其文人士子的心态。再者，历代奉儒的家族背景对王勃关于生命的思考也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些便是当下自然美景反而能够触发作者“虚生之忧”的文化、社会、家族等方面的原因。当然，享受“有生之乐”与心怀“虚生之忧”能够比邻而生，也有其生理层面的原因：在人的大脑中，分别主管乐与悲的两个神经中枢原本就相距不足半毫米，若其中的某一方受到强烈刺激，则将越界影响到对方，从而使对方的功能彰显出来。乐极生悲或悲极见乐，皆属此理。由乐及悲的机制在《滕王阁序》中，是由“见→不见”或“观看→想象”的结构形态来表现的。作者的滕王阁之游，所“见”的景象有山水晴空晚霞，沙洲岛屿平原，白鹤孤鹜悲鸿，楼阁宫殿民居，还有往来江上的船舶。这是一幅自然永恒、物阜民丰、百姓安居乐业的图画。作者“不见”的对象是昔日帝子李元婴以及“佩玉鸣鸾”的歌舞场面。“阁中帝子今何在”？这里，“见”与“不见”的对比，作者获得的不仅仅是欣赏盛世美景的快乐，更是暗中切入了人生无常、历史无情等方面的体验，他从“应目”之景中也渐渐发现了自我命运：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却没有他驰骋才情的天地，还没有找到其人生“支点”，刚刚拉开仕途的序幕旋即又成了阶下囚以至被除名。当他“观看”到渔舟、雁阵的时候，不禁“想象”渔歌一直传到彭蠡之滨、雁鸣声裹挟着凛冽的寒意在衡山南面打住的情形。相传雁群飞至衡山便不再南飞，而此时此刻，作者必能想到他自己仍不得不继续南游的命运，究竟“何处是归程”？敢问路在何方？这些都将是作者隐约感知的阴影，只是他暂时将此搁置一边，且享受当下的游乐罢了。 “遥襟甫畅，逸兴遄飞……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转写阁中宴会之乐，且将此乐推向极致。作者又开始运用典故，借梁孝王刘武，东晋诗人陶潜，以及曹植、谢灵运等人的诗酒风流来表现滕王阁里的文人雅怀。典故是历史的活化石，个中人物都曾经由“现实之乐”随时间的推移而坠入了历史，“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今日的宴游之乐，谁能保证它的持续永恒？！故而，历史人物之“不见”与如今“四美具，二难并”之“见”的强烈比照，在中天暇日背景下的游目骋怀之际，终于唤醒了作者一直潜藏着的巨大的人生悲哀。前面所有的“应目”之景皆化作了后面的“会心”之思，作者的思路由“游观”成功地转换至“感怀”。而实现这一转换的正是本文的文眼：“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虛之有数”。
二、感怀：天才失路的心灵挣扎，忧思中见进取
在作者看来，世间的成功与失败，兴盛与衰落，得志与失意，富贵与穷困等等，都是有定数的，也有其互相转化的规律。这是作者在“三秋日暮”的图景里获得的哲理性认识，是其“感怀”的起点。接着，作者仍以“瞻望”模式，在“见”与“不见”之间，将一己怀思指向政治失路之悲。“望长安于日下”至“奉宣室以何年”这一片段，抒写的正是这种“失路”的感慨。作者眼前所“见”者是“地势极”“南溟深”“天柱高”的宇宙背景以及众多的萍水相逢的天涯沦落之人，而“不见”者却是帝阍长安和喻指皇帝的“北辰”。在“见”与“不见”的比照中，作者体悟到身处浩瀚宇宙，个体生命的短暂和人类命运的起伏不定。尽管如此，他对朝廷、国君仍抱有极大幻想，“奉宣室以何年”这一以贾谊自比的诘问便是明证。只是“谁悲失路之人”呢？作者对自己困厄穷途的处境看得非常清楚的同时又极想跳出“怀才不遇”的历史怪圈。这样，便引出了“嗟夫，时运不齐，命途多舛……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这一片段里痛苦的心灵挣扎。他广泛征引冯唐、李广、贾谊、梁鸿、孟尝、阮籍等怀才不遇的历史人物与自己的命运类比，在深广的忧思中，作者一方面获得了“与前世而皆然”的心理安慰，一方面又明确了“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的观点。他认为君子、达人如果能够做到见“机”而动，把握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或许能够跳出一些所谓的历史怪圈，从而另辟人生新境。“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的人生观，是本文的一大亮点。它让作者从政治失路、人生苦短的感伤走向了自信和奋进。这种情感的演变、推进在文中是以一系列含有转折或让步假设关系的语句来表现的。其中，有的已成经典警句，如“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等等。作者表示他虽然像孟尝那样“空余报国之情”，但决不仿效阮籍的“穷途之哭”。这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虽以苦涩为代价，却令历代读者感奋不已。这也是一种极富青春气息的可贵的文心。接着，作者又以“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来强化他想表达的中心意旨。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报国之情不致“空余”呢？那当然只能“所望于群公”了。“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渴望知音引荐、提携之意已非常醒豁。作者能否跳出贤而不遇的“怪圈”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有无知音赏识便成了关键。“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遗憾的是，作者将自己的盖世才情和深沉感喟最终都交付给了南海的涛声。
谁识落霞秋水心？《滕王阁序》的文眼解读之旅也仅仅是回答此一问题的尝试。不过，由天地宇宙的永恒写到一己生命的伤逝，由赏景之乐写到沉思之忧，差不多是此类登临之作共同的抒写模式。
[作者通联：广东深圳市光明新区高级中学]
我以為，文眼必须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在语言形式上最见锤炼之功，自然生动，夺目全篇；二是，在思想情感上极富点睛之妙，关乎文心，诚挚深刻，有远见卓识。文眼其实就是作者情思的核心，是最能表现“文心”即文章之大情怀、大视野、大精神、大境界的词语或句子。而“落霞”二句，仅符合第一个条件，它诚然是写景佳句、绝妙丹青；但还不足以牵动全篇，况且作者创作《滕王阁序》的真正命意也并非仅就山水楼阁作穷形尽相的描摹。作者是想在宏阔深邃的宇宙背景中，通过自己被朝廷除名后南下省父，途经南昌这一特殊的游观体验来抒写对命运的种种省察。他旨在借天地宇宙这面镜子照出社会、历史、人生之“变”与“不变”的纷繁影像，照出一己之悲欣交集和困厄穷途中的建功立业之想。他要让世人看到自己作为“失路之人”的人生低谷以及低谷中的心灵挣扎，其文心是坦诚真率的；他又无时无刻不在表明自己意欲获得知音赏遇，报效国家的心志，其文心更是奋发昂扬的。由此观之，符合此文文眼条件者，则应是“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宇宙无穷、盈虚有数，这正是王勃历经坎坷后对世界，对人生的清醒认知。这一文眼的设置，极见作者的功力、匠心。它成功地联结了文章前半部分的“游观”与后半部分的“感怀”，将“应目”之景与“会心”之思两相交融，宇宙意识与生命意识互相生发，“有生之乐”与“虚生之忧”比邻而生，极大地提升了《滕王阁序》作为登临之作的审美价值，同时也给读者提供了以亭台楼阁为立足点的这类登临诗文的解读路径。下面，我们不妨沿此路径做一探赏。
一、游观：三秋日暮的“见”与“不见”，欢乐中含殷忧
《滕王阁序》的山水游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登山临水、寻幽览胜，其“游”有双重性质：既是与宴登阁之游，又是迁谪省亲之游。这可以从《新唐书·王勃传》的有关记载得知：“父福畤，繇雍州司功参军，坐勃故，左迁交趾令。勃往省，……初道出钟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沆然不辞。”该记叙片段中的“坐勃故”，涉及王勃“擅杀官奴”一案。在虢州参军任上，王勃先是窝藏州中通缉的官奴曹达，后又杀人灭口，酿成血案，获罪下狱，以致父亲王福畤亦因此被贬为交趾县令。上元元年（674）秋，王勃遇赦，出狱南下，往交趾省父认错。因此，这次途经南昌的滕王阁之游，对王勃来说，是抑郁苦闷、愧疚万分之游，但他在文中却表现得极有节制，没有过多渲染。尽管如此，读者在解读该文写景文字时，断不可忽视其心灵阴霾的影响。一般来说，且游且观，似乎必有其乐；然而王勃的此番“游”乐，在“见”与“不见”或“观看”与“想象”的比照下，却暗自生发出“虚生之忧”。且看他如何抒写。
“豫章故郡……躬逢胜饯”这段，大多是得体的恭维之辞，也寓有希望与会各位能鼎力相助的用意。尤其是“家君作宰，路出明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四句，交待了作者参与宴会的因由，且将“游”的双重性质蕴含其中。在该性质的影响下，作者以“三秋日暮”的时间和高远寥廓的空间为宇宙背景，将自己的游观体验融注其中，开始对“应目”之景做大色块的有层次的铺染。此即“时维九月，序属三秋……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的写景策略。
“三秋”即深秋九月，岁序已晚；日暮乃白昼将尽，辉煌即逝。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此二者最易引发岁月不居、盛衰更迭等方面的伤感。因而，置身这样的时间节点，作者的情感肯定是复杂的，其生命意识的迁逝感，当如暗流涌动，难以平息。但是，此中又有对生命价值的思考，生命以怎样的形式呈现才不算虚掷，这是初盛唐文人考量的重点。一个正走向繁荣昌盛的时代，其社会风貌也必将影响到其文人士子的心态。再者，历代奉儒的家族背景对王勃关于生命的思考也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些便是当下自然美景反而能够触发作者“虚生之忧”的文化、社会、家族等方面的原因。当然，享受“有生之乐”与心怀“虚生之忧”能够比邻而生，也有其生理层面的原因：在人的大脑中，分别主管乐与悲的两个神经中枢原本就相距不足半毫米，若其中的某一方受到强烈刺激，则将越界影响到对方，从而使对方的功能彰显出来。乐极生悲或悲极见乐，皆属此理。由乐及悲的机制在《滕王阁序》中，是由“见→不见”或“观看→想象”的结构形态来表现的。作者的滕王阁之游，所“见”的景象有山水晴空晚霞，沙洲岛屿平原，白鹤孤鹜悲鸿，楼阁宫殿民居，还有往来江上的船舶。这是一幅自然永恒、物阜民丰、百姓安居乐业的图画。作者“不见”的对象是昔日帝子李元婴以及“佩玉鸣鸾”的歌舞场面。“阁中帝子今何在”？这里，“见”与“不见”的对比，作者获得的不仅仅是欣赏盛世美景的快乐，更是暗中切入了人生无常、历史无情等方面的体验，他从“应目”之景中也渐渐发现了自我命运：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却没有他驰骋才情的天地，还没有找到其人生“支点”，刚刚拉开仕途的序幕旋即又成了阶下囚以至被除名。当他“观看”到渔舟、雁阵的时候，不禁“想象”渔歌一直传到彭蠡之滨、雁鸣声裹挟着凛冽的寒意在衡山南面打住的情形。相传雁群飞至衡山便不再南飞，而此时此刻，作者必能想到他自己仍不得不继续南游的命运，究竟“何处是归程”？敢问路在何方？这些都将是作者隐约感知的阴影，只是他暂时将此搁置一边，且享受当下的游乐罢了。 “遥襟甫畅，逸兴遄飞……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转写阁中宴会之乐，且将此乐推向极致。作者又开始运用典故，借梁孝王刘武，东晋诗人陶潜，以及曹植、谢灵运等人的诗酒风流来表现滕王阁里的文人雅怀。典故是历史的活化石，个中人物都曾经由“现实之乐”随时间的推移而坠入了历史，“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今日的宴游之乐，谁能保证它的持续永恒？！故而，历史人物之“不见”与如今“四美具，二难并”之“见”的强烈比照，在中天暇日背景下的游目骋怀之际，终于唤醒了作者一直潜藏着的巨大的人生悲哀。前面所有的“应目”之景皆化作了后面的“会心”之思，作者的思路由“游观”成功地转换至“感怀”。而实现这一转换的正是本文的文眼：“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虛之有数”。
二、感怀：天才失路的心灵挣扎，忧思中见进取
在作者看来，世间的成功与失败，兴盛与衰落，得志与失意，富贵与穷困等等，都是有定数的，也有其互相转化的规律。这是作者在“三秋日暮”的图景里获得的哲理性认识，是其“感怀”的起点。接着，作者仍以“瞻望”模式，在“见”与“不见”之间，将一己怀思指向政治失路之悲。“望长安于日下”至“奉宣室以何年”这一片段，抒写的正是这种“失路”的感慨。作者眼前所“见”者是“地势极”“南溟深”“天柱高”的宇宙背景以及众多的萍水相逢的天涯沦落之人，而“不见”者却是帝阍长安和喻指皇帝的“北辰”。在“见”与“不见”的比照中，作者体悟到身处浩瀚宇宙，个体生命的短暂和人类命运的起伏不定。尽管如此，他对朝廷、国君仍抱有极大幻想，“奉宣室以何年”这一以贾谊自比的诘问便是明证。只是“谁悲失路之人”呢？作者对自己困厄穷途的处境看得非常清楚的同时又极想跳出“怀才不遇”的历史怪圈。这样，便引出了“嗟夫，时运不齐，命途多舛……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这一片段里痛苦的心灵挣扎。他广泛征引冯唐、李广、贾谊、梁鸿、孟尝、阮籍等怀才不遇的历史人物与自己的命运类比，在深广的忧思中，作者一方面获得了“与前世而皆然”的心理安慰，一方面又明确了“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的观点。他认为君子、达人如果能够做到见“机”而动，把握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或许能够跳出一些所谓的历史怪圈，从而另辟人生新境。“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的人生观，是本文的一大亮点。它让作者从政治失路、人生苦短的感伤走向了自信和奋进。这种情感的演变、推进在文中是以一系列含有转折或让步假设关系的语句来表现的。其中，有的已成经典警句，如“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等等。作者表示他虽然像孟尝那样“空余报国之情”，但决不仿效阮籍的“穷途之哭”。这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虽以苦涩为代价，却令历代读者感奋不已。这也是一种极富青春气息的可贵的文心。接着，作者又以“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来强化他想表达的中心意旨。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报国之情不致“空余”呢？那当然只能“所望于群公”了。“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渴望知音引荐、提携之意已非常醒豁。作者能否跳出贤而不遇的“怪圈”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有无知音赏识便成了关键。“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遗憾的是，作者将自己的盖世才情和深沉感喟最终都交付给了南海的涛声。
谁识落霞秋水心？《滕王阁序》的文眼解读之旅也仅仅是回答此一问题的尝试。不过，由天地宇宙的永恒写到一己生命的伤逝，由赏景之乐写到沉思之忧，差不多是此类登临之作共同的抒写模式。
[作者通联：广东深圳市光明新区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