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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68-01
一
俞平伯和周作人、废名等一起在《骆驼草》发文，是周作人与其弟子以统一的形象出现在文坛的标志。俞平伯在存在仅半年的《骆驼草》上发表了9篇文章，在创刊号和终刊前的第25期上，都有他的作品。正如孙玉蓉所说，“俞平伯是看着《骆驼草》诞生，而又护送着它寿终正寝的人”。
《骆驼草》上的文章，“趣味”“自己”已然成为俞平伯这一时期的关键词：
依本《草》的主张，原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们做的，就可以登，这自然不是说凡不是我们做的，就不登。人家说你们又是趣味！趣味之为世诟病也，千百年来非一日矣。仔细想来真叫冤枉，譬如孩子喜欢吃糖，女人喜欢喝醋都是趣味，而我们独以趣味名，呜呼！
在《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坟》中对诟病“趣味”之说予以反批评，在《冰雪小品跋》中又一再以重申，并对“趣味”以自嘲：
这些作家作品之间，似乎找不到什么公共之点，若说是趣味吧，阿毛阿狗也都有趣味的。一定要去找，那么他们都在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可算惟一的特色。所感不同，所说不同，说法亦不必尽同，可是就这一点看，他们都是“忠实同志”哩。
进而又强调“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这一点是对普罗文学强调艺术和言文的社会性的侧击，即《又是没落》中所概括的“创作欲是自足的，无求于外”。在《又是没落》，俞平伯愤慨地言明自己去了“被宣告没落的周作人的家里”一起喝茶交谈，表明自己与周立场的一致并同为普罗文学家攻击的目标。
如《北京的茶食》吃不求饱的点心，《泽泻集》写作一些“趣味之文”等，周作人对“趣味”的推崇想必是众所周知的，俞平伯这里表现出的也显然是和老师相似的趣味；俞“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与“创作欲是自足的，无求于外”也与周的说法颇为相近：
我们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我并不想这些文章会于别人有什么用处，或者可以给予多少怡悦；我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的目的。
“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即是俞所言“自己的话”，在文艺上来说，就是“自己的表现”，而文艺创作的目的在于表现自己，而不是为了社会或是别的目的。这也正是周命名《自己的园地》的初衷之所在，“我们还不如去耕种自己的园地。”
二
俞平伯与周作人的交往，1918年俞平伯就有听周作人讲授“俄国之问题小说”和“欧洲文学史”课，1920年10月22日，俞平伯致北京周作人信，这是他们通信的开始，然而，他们真正“相识”是在1922年初关于新诗问题的讨论[1]。
1922年1月，俞平伯在《诗》创刊号上发表了《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认为“平民性是诗底主要质素，贵族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诗的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俞平伯初期对平民性的坚信到对“平民性”的弃绝——放弃平民性、抒写自我，高恒文在《周作人与周门弟子》已有详尽论述，兹不赘述。
“诗的效用”，实则涉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解志熙在《美的偏至》中指出，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主张，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是他，代表文学研究会同仁庄严地宣布“为人生”的坚定立场[1]。正如《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所言：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周作人认为，“文学是一种工作”，对于人生来说只是一个为人生服务的工具。宣言中还指出发起文研会是为了“助成国民文学之进步”。到和俞平伯爭论时期，周的思想已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宣言》中“助成国民文学之进步”明显含有启蒙意愿的功利性思想，到《诗的效用》转而强调“文艺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现，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1921到1922仅一年时间里，从强调工具性到推重“自我表现”，这一变化颇有意味。
紧接着，周作人在1922年3月的信中对俞平伯的“诗的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动多数人向善的”说法予以反驳：
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
周作人指出“文学的感化力”的有限性，对俞说法直接回应。这是周对五四时期“为人生”的坚定立场作出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在《自己的园地》有所体现：
泛称人生派的艺术，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对，但是普通人所谓人生派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对于这个我却略有一点意见。“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但并非唯一的职务。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
周强调艺术的独立性，“感人向善”只是艺术的一部分，否则是将艺术服侍人生；周对“为人生的艺术”的想法做出了辨析，或者可以说是其对早期思想的修正。关于这一点，周在《文艺上的宽容》有更清晰的表达，也是对俞早期诗论高度概括的回答：
文艺以表现自己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馀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是研究的人便宜上的分类，不是文艺本质上判分优劣的标准。
周这里的“感染他人”可以和俞的“感人向善”放到一起来讨论，表述不同，意涵则一致。俞平伯将感人向善作为文学的终极目的即周作人所说的“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周“文艺以表现自己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文艺不是劝善书，主次上有根本区别。到了《骆驼草》时期，俞“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和“创作欲是自足的，无求于外”的说法与周“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惊人的一致，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俞平伯对周作人有一个从批评到认同的过程。
作者简介：李亚楠（1992-9）女，山西晋城人，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一
俞平伯和周作人、废名等一起在《骆驼草》发文，是周作人与其弟子以统一的形象出现在文坛的标志。俞平伯在存在仅半年的《骆驼草》上发表了9篇文章，在创刊号和终刊前的第25期上，都有他的作品。正如孙玉蓉所说，“俞平伯是看着《骆驼草》诞生，而又护送着它寿终正寝的人”。
《骆驼草》上的文章，“趣味”“自己”已然成为俞平伯这一时期的关键词：
依本《草》的主张，原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们做的，就可以登，这自然不是说凡不是我们做的，就不登。人家说你们又是趣味！趣味之为世诟病也，千百年来非一日矣。仔细想来真叫冤枉，譬如孩子喜欢吃糖，女人喜欢喝醋都是趣味，而我们独以趣味名，呜呼！
在《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坟》中对诟病“趣味”之说予以反批评，在《冰雪小品跋》中又一再以重申，并对“趣味”以自嘲：
这些作家作品之间，似乎找不到什么公共之点，若说是趣味吧，阿毛阿狗也都有趣味的。一定要去找，那么他们都在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可算惟一的特色。所感不同，所说不同，说法亦不必尽同，可是就这一点看，他们都是“忠实同志”哩。
进而又强调“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这一点是对普罗文学强调艺术和言文的社会性的侧击，即《又是没落》中所概括的“创作欲是自足的，无求于外”。在《又是没落》，俞平伯愤慨地言明自己去了“被宣告没落的周作人的家里”一起喝茶交谈，表明自己与周立场的一致并同为普罗文学家攻击的目标。
如《北京的茶食》吃不求饱的点心，《泽泻集》写作一些“趣味之文”等，周作人对“趣味”的推崇想必是众所周知的，俞平伯这里表现出的也显然是和老师相似的趣味；俞“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与“创作欲是自足的，无求于外”也与周的说法颇为相近：
我们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我并不想这些文章会于别人有什么用处，或者可以给予多少怡悦；我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的目的。
“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即是俞所言“自己的话”，在文艺上来说，就是“自己的表现”，而文艺创作的目的在于表现自己，而不是为了社会或是别的目的。这也正是周命名《自己的园地》的初衷之所在，“我们还不如去耕种自己的园地。”
二
俞平伯与周作人的交往，1918年俞平伯就有听周作人讲授“俄国之问题小说”和“欧洲文学史”课，1920年10月22日，俞平伯致北京周作人信，这是他们通信的开始，然而，他们真正“相识”是在1922年初关于新诗问题的讨论[1]。
1922年1月，俞平伯在《诗》创刊号上发表了《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认为“平民性是诗底主要质素，贵族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诗的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俞平伯初期对平民性的坚信到对“平民性”的弃绝——放弃平民性、抒写自我，高恒文在《周作人与周门弟子》已有详尽论述，兹不赘述。
“诗的效用”，实则涉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解志熙在《美的偏至》中指出，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主张，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是他，代表文学研究会同仁庄严地宣布“为人生”的坚定立场[1]。正如《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所言：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周作人认为，“文学是一种工作”，对于人生来说只是一个为人生服务的工具。宣言中还指出发起文研会是为了“助成国民文学之进步”。到和俞平伯爭论时期，周的思想已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宣言》中“助成国民文学之进步”明显含有启蒙意愿的功利性思想，到《诗的效用》转而强调“文艺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现，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1921到1922仅一年时间里，从强调工具性到推重“自我表现”，这一变化颇有意味。
紧接着，周作人在1922年3月的信中对俞平伯的“诗的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动多数人向善的”说法予以反驳：
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
周作人指出“文学的感化力”的有限性，对俞说法直接回应。这是周对五四时期“为人生”的坚定立场作出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在《自己的园地》有所体现：
泛称人生派的艺术，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对，但是普通人所谓人生派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对于这个我却略有一点意见。“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但并非唯一的职务。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
周强调艺术的独立性，“感人向善”只是艺术的一部分，否则是将艺术服侍人生；周对“为人生的艺术”的想法做出了辨析，或者可以说是其对早期思想的修正。关于这一点，周在《文艺上的宽容》有更清晰的表达，也是对俞早期诗论高度概括的回答：
文艺以表现自己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馀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是研究的人便宜上的分类，不是文艺本质上判分优劣的标准。
周这里的“感染他人”可以和俞的“感人向善”放到一起来讨论，表述不同，意涵则一致。俞平伯将感人向善作为文学的终极目的即周作人所说的“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周“文艺以表现自己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文艺不是劝善书，主次上有根本区别。到了《骆驼草》时期，俞“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和“创作欲是自足的，无求于外”的说法与周“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惊人的一致，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俞平伯对周作人有一个从批评到认同的过程。
作者简介：李亚楠（1992-9）女，山西晋城人，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