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间距离最近的香港读者眼中，金庸先生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世界第一健笔”。无论提起哪支笔来，他的功力都犹如武林高手般登峰造极。
　　1959年在香港创办《明报》后，金庸左手书写江湖传奇，以连载武侠小说拉动报纸销量;右手辣评时局民生，发出振聋发聩之声。他两手握住的仿佛不是笔，而是两盏灯，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探出一方广阔天地。若论被这光亮照射到的人群，小说自然更胜一筹，但金庸始终认为，报人身份才是他的第一生命。离开《明报》后，他在演讲中依然自称为“新闻工作者”。
　　“我在1946年夏天就参加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兼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回忆起入行往事，金庸在与池田大作合著的《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中如是说道。自这一年后，他与新闻业的缘分再未断绝。从杭州、上海再到香港，这个才情无限、满腹珠玑的青年一步步成长为传奇报人。

入行时任翻译，曾是专栏“段子手”

　　“‘狂气’，我以为是一种达于极点的冲动，有时甚至于是‘故意的盲目’……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1941年9月，《东南日报》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一文，开篇即从学校训导主任批评学生的一句“你真是狂得可以”谈起，大胆提出反驳观点，并以法国大革命等案例加以佐证。文章的作者，正是当时在读高二的金庸。
　　此前，金庸因为写壁报讽刺这位对学生很凶的老师被开除，转学之后仍愤懑不平，于是写就此文。年龄虽小，他的词句却格外犀利。“狂文”见报后，年仅17岁的金庸一炮而红。《东南日报》副刊主编陈向平对这位敢怒敢言的学生颇为欣赏，文章刊出后不久，他就在出差途中专门下乡看望金庸，后又将其推荐给《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倘若没有此文，金庸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1946年11月，金庸与《东南日报》签下职工保证书，职务一栏里写着“记者兼收英文广播”。实际上，那时他出门采访的次数很少，主要工作是收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电台等外国广播，从中选取有价值的内容编译成国际新闻稿。由于缺少录音设备，金庸没有回听的机会，只能边听边记，一次译出。同学余兆文看到后深感震惊：“外国电台说话那么快，又只说一遍，能听懂就已经很不错了，你怎么还能逐字逐句直译下来？”金庸解释：“每段时间国际上只有那么几件大事，又多是有来龙去脉，有连续性的。必要时写下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再注意听听有什么新的发展，总是八九不离十。”
　　除了翻译国际新闻，金庸还负责几个栏目的内容更新。民间研究者赵跃利曾走访国家图书馆、香港中央图书馆等地，整理出金庸在《东南日报》发表的各类文章，发现金庸曾一人分饰多角，以笔名“查理”“宜”“镛”主编《信不信由你》《看你聪明不聪明》《咪咪博士答客问》等栏目。其中既有取自外国的一些奇闻轶事，又有智力考验和用以逗乐的问答题。在《咪咪博士答客问》中，金庸以幽默搞怪的风格同读者互动作答，可谓活脱脱的“段子手”。从以下三则中即可感知：
　　问：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结婚。
　　问：英王乔治六世加冕是在什么地方？
　　答：加在他的头上。
　　问：教师是一种什么东西？
　　答：属哺乳动物灵长类人科，其主要食料为粉笔灰。
　　但对于做新闻的人来说，这些内容再有趣，也只能算是佐料，实打实的采访报道才是正餐。金庸的第一篇访问稿于1946年12月6日见报，标题为《访问东方的剑桥大学——浙江大学》。文章开头写道：“踏着薄薄的积雪，记者到大学路浙大去访问代理校长王季樑先生......”与小块专栏不同的是，这篇文章署名“查良镛”。通过对比同时期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在此文之后，凡属正式采访文章金庸皆署真名。
　　虽然早期做严肃新闻不多，金庸还是在报社学到不少东西，为日后在《大公报》工作打下了基础。1947年10月，《大公报》上海馆公开招聘3名翻译。广告一出便有百余人来应征，其中甚至有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和知名作家。经过一番挑选，金庸和另外9人进入笔试环节。试题由精通英、日、俄文的《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出题，内容是将电报和社论译成中文。金庸仅用65分钟就完成笔试，成为第一个交卷参加口试的人。录取名单公布后，他的名字位列榜首，金庸至此进入《大公报》。

三篇“從国际法论”，向新中国建言献策

　　在上海《大公报》工作不到半年，金庸就被选派到香港参加《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工作。一次看似寻常的工作安排，让命运在他身上打了个转向。
　　“要感谢《大公报》派我来香港！”日后回忆起来，金庸深感幸运，但当时的他可谓“身无分文走香江”，生活相当窘迫。追随《大公报》创办人之一胡政之来到香港后，金庸就住在宿舍楼的楼道里，每天胡政之都要侧身从他的床边走过。短暂的相处中，金庸感受到胡政之身上那股读书人的正气和文章报国的精神。近距离接触《大公报》的各位前辈，也让他受益良多。可以说，金庸接受到真正的新闻启蒙正是在《大公报》工作时期。此后的漫长岁月中，这把思想火炬一直指引他前行，提醒他去完成一个报人的使命。
　　来到香港没多久，胡政之就因病返回上海治疗，隔年便病重辞世。得到消息的金庸很是伤感，他在《再也听不到那些话了》一文中深情缅怀，“与胡先生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因工作、吃饭、睡觉都是在一起，这位伟大的报人对于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生活和学习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胡政之曾对金庸说“外交不是根本的学问，要多看点历史与经济的书籍”。金庸照做了，也因此在学养和见识上得到极大提升。

　　有研究者认为，金庸真正以新闻人的角色来写社论，应当以1948年12月13日发表的《论美军登陆护侨》为第一篇。在这篇文章中，金庸以“违反国际公法”“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莫斯科宣言”“违反中美平等新约”“违反美国国内法”“违反杜鲁门的外交政策声明”“美侨是自愿来的”等7个部分逐个说明美国军舰以保护侨民为由靠岸上海的严重违法性。这次尝试之后，金庸的时评写作一发不可收拾。
　　1949年6月，金庸写下评论文章《从国际法看新中国政府的承认》，表态支持即将成立的新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国共两党对香港铁路的资产问题争持不下，金庸于1949年11月分兩日连载《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一文，阐明这些资产应当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1950年11月，他又执笔写下《从国际法论援朝志愿部队》，论证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抗美的合法性。金庸运用大学时期对国际法知识的掌握，有理有据地辩驳，表明了他对家国大事的态度。文章发出后，金庸还得到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等人的赞赏。
　　自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报》工作整整10年，新闻人的职业素养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巩固、提升。当时的《大公报》以要求严格著称，稿子付印前往往要经过编辑好几轮修改，仔细推敲后才定稿。报纸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超过一定字数就会被解职。在这种氛围下，金庸养成了好习惯。他的手稿从来都是清晰工整，每个字和符号均占一格。有增删涂改之处，也都遵循业内编辑方式一一标明，绝不含糊。手稿送到编辑那里，基本上可以直接送去打字排版，无需再花费时间订正错字或重新誊写。读书时，但凡看到错别字或是用错了的标点符号，他都会拿起笔将错误之处勾出并订正。
　　《大公报》的这段经历对金庸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尽管在他进入报馆之时，一代名家张季鸾已经离世数年，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还是深深地影响了他，在思想和价值观上将他塑造为真正的“报人金庸”。

创办《明报》，强调人民性

　　回首金庸的一生，不禁让人对“偶然”二字深深感慨。1955年，因《新晚报》武侠专栏完结，金庸被临时拉去填补空白，结果一部《书剑恩仇录》深受读者追捧，他由此走上武侠小说之路。4年之后，金庸与老友沈宝新相遇，二人商议后决定合办一家旬刊，专门刊载武侠小说。在报贩的建议下，旬刊的设想被日报替代，《明报》就这样诞生。金庸在发刊词中表明立场，立志维护“公正与善良”。
　　为了办报，金庸将积攒下的8万港元稿费全部投入其中。创业最艰难时，报馆只剩下金庸和沈宝新两个人。每次下班已是深夜或凌晨，金庸从报社回家需要过海，为了凑齐6个人分摊船费，他常要在凉风中等待，人满之后才能乘一艘俗称“哗啦哗啦”的小电船渡海。日子虽然过得艰苦，好在报纸一点一滴积累起声誉，影响力不断增强。
　　《明报》之所以能在香港报纸中独树一帜，除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还与他的社评分不开。身为总编辑，金庸肩上的担子实在不轻。一节小说八九百字，社评要写1000多字，每天一睁眼他就欠了2000多字。以至于朋友请客他都不去，“我必须要写好社评后才能放心吃饭”。每当有大事发生，无论港英当局还是内地和台湾，都会有无数双眼睛在关注《明报》的态度。
　　金庸有意识地让社论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港府有新政策出台，他会分析哪部分人将受到影响，思考政策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香港发生劳资纠纷，他积极调解社会矛盾：“对穷人的福利工作，我们做得够了么？对于下层阶级的人，我们是否能给以更多的公平机会？公务人员对于穷人，是否有足够的礼貌和尊重？”港英当局要拆掉有大量底层居民聚居的九龙城寨时，金庸在社评中历数前几次试图拆迁带来的后果，以“相信这一次也会停止拆迁”表明态度。在香港社会之外，海外的华侨华人也为金庸所关注，个别东南亚国家有排华举动，金庸立马发文《中国人感到忧虑》，分析华侨华人的安全能否得到保障。

　　国际形势和重大新闻更是金庸社评的主要话题。1964年，金庸在一篇题为《世界粮食分配不均》的社评中谈到粮食安全，“纵然有一半以上人口从事耕作，拉丁美洲仍然有数百万人陷于饥馑;非洲方面，每一个农民所生产的粮食只够他本人及家庭成员吃”。他以日本作示范，认为其农业制度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
　　除了对国计民生的关切，面对复杂变幻的时局，金庸也总是强调人民性。“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哪一个政党或集团真能为广大人民服务，人民自然会拥护他们。”金庸曾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因此《明报》得到市民群体的广泛支持。
　　在报纸内容上，金庸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用“五字真言”总结出专栏文章的写作要求，即“短、趣、近、快、图”。至于副刊文章，还有另外一个“廿四字诀”：“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人投篮。”投篮就是把稿件投入废纸篓，弃而不用，可见金庸对报纸立场的重视。这些主张不仅在《明报》上得到充分应用，甚至影响了整个香港的严肃媒体。几十年过去，很多做法依然适用。
　　主持《明报》的33年间，金庸将无数心血融入到报纸中。除了期间撰写的十几部小说，仅他亲自执笔的社评就有7000多篇。《明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成为香港名报，无论今日还是以后，当人们谈到香港新闻史时，金庸的名字必然要提及。在他珍视的第一身份“新闻工作者”上，金庸取得了一流高手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