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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著名中西医眼科专家唐由之的行医生涯中，毛泽东是一位最特殊的病人。当年不是党员的唐由之，曾因毛泽东的病情分析而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曾见证了毛泽东泪洒书房的细节；曾在毛泽东面前因为恪守职责而“抗旨”。唐由之为毛泽东的左眼施行4分钟的白内障手术，用了240多天的时间做准备，而与毛泽东相约一年后为他施行右眼手术却因故未能兑现，成为唐由之此生最大的遗憾。
不久前，唐由之及其夫人陆丽珠在北京万寿路寓所接受了笔者的专访，让笔者分享了一代医师为共和国主席主刀手术的传奇经历。
神秘的会诊
1973年，80高龄的毛泽东依然忙碌着国家大事，晚年的他体弱多病，其中罹患老年性白内障最令他苦恼。
一生靠眼睛读书写文章，靠眼睛洞察秋毫、高瞻远瞩的人，这时连看书都已经很困难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眼前的世界陷入一片浑浊，这对于生性敏锐、充满激情的领袖来说，该是多么的痛苦。
这年12月，当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两千年之前帛书的喜讯传到中南海时，毛泽东很兴奋。有关人员把整理好的文字写成拳头大的字让他看，但他仍很难看清楚，因为这不是老花眼——字大一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1974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时，双目几近失明。这年，武汉的夏天格外炎热，毛泽东想到长江游泳。医护人员得知后苦苦劝阻，认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不适于下水游泳，在游泳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在医护人员的极力劝说之下，他才把去长江游泳的计划改为在室内游泳池进行。
如何为毛泽东安全稳妥地治疗眼疾，成为党中央一件高度机密的大事。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召开为毛泽东手术治疗白内障的專业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专家有十几位，但大家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老年患者”是谁，只知道患者有慢性肺心病、两年前休克过、咳嗽得厉害、咳嗽以后常会没有吞咽反应。
此时，病重的周恩来已把办公室从中南海的西花厅移到了305医院，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工作。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是他最关心的事。
唐由之回忆说：“那天，我一进305医院的会议室，就感觉情况有些异常，怎么来了这么多医生？有皮肤科的、耳鼻喉科、神经科、心脏科、呼吸科的，还有眼科的，一共有10多位。按我们过去会诊的习惯，报告完病例后就应该去看病人，但这次不一样，由专人来报告病例，病人既没有姓名，也没有籍贯，更没有职业，只知道是个男性和大致的年龄。在报告病例的时候也不是专讲眼科，而是把整个身体状况系统性地讲了一遍。当时我想，这不是一般的会诊，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报告完病史后，一位领导同志就请各专业分头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比如对这个病你们还需要了解什么、初步印象是什么病、你们打算如何进行治疗，等等。我们眼科组的意见很明确，这是典型的老年性白内障。但是这个人白内障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不十分清楚，根据病历分析只知道他的视力看书已很困难了。”
这种神秘的会诊唐由之先后参加了3次。唐由之说：“以前的特殊病人，病历上什么身份都没有，但是最后总会让我们知道一个名字，而这位病人直到看到真人前，我都不知道名字。”
1975年2月，毛泽东前往杭州。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专家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眼科、神经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
这年春节前的一个星期天，唐由之在家里休息。中央警卫局派人专门到他家里，请他做好准备乘飞机出去执行任务。唐由之回忆说：“到我家来的是位解放军同志，年龄大概40多岁，在确认了我就是唐由之以后，说，有一些事需要你出去几天。到底出去几天他没说，只是要求我带上随身替换的衣服和洗漱用具。那时还需要粮票，我问要不要带，他说不用了，我于是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跟他走了。”
载着唐由之的轿车，很快到了南苑机场。“在机场我看见了我提名要求同去的广安门医院眼科医师高培质。她问我咱们到哪儿去，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此时我已有了感觉，可能是给毛主席看病。我们在飞机旁边看到了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我就更觉得是去见毛主席了。”
在飞机上，唐由之根据太阳的方向和大地由黄转绿的景色，断定飞机在往南飞。飞机即将降落时，他看到雷峰塔的旧址。唐由之回忆说：“飞机大约飞了两三个多钟头，降落在了杭州。下了飞机，我问去哪儿，随行的人说今晚住在雷峰塔那边。晚上有人告诉我们，明天你们要见到毛主席了，主席请你们为他检查一下眼睛。我们知道要见毛主席后，都是又高兴又紧张。”
第二天，唐由之等一行人来到西湖畔的一幢别墅里，第4个进门的唐由之看到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位老人穿了一件毛巾睡衣，是补过的，旧的，穿了一双拖鞋，头发很乱，就在沙发里这么靠着。旁边有位女同志，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机要秘书张玉凤。她告诉主席：主席呀，医生们来看你了。主席一听，扳着扶手要站起来。但是他不容易站起来，张玉凤去搀他。我们看到了就跑过去，说：主席呀，您别起来了，我们是晚辈，您请坐，我们今天来给你检查眼睛的。随即我们一一通报姓名。”
那一瞬间，唐由之心里百感交集，既兴奋，又难过，还感到无比意外。唐由之感慨：“因为报纸上经常讲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都是这么描写的。我当时一看他灰白的头发蓬乱得很，满脸慢性病容，反差太大，很难受的。”
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4天。除进一步确诊毛泽东患白内障外，在这次体检中还检查出毛泽东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但是，究竟对毛泽东的上述疾病如何进行医治，医疗专家仍需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制订医疗方案。
2月19日，周恩来抱病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唐由之等医疗专家分别就毛泽东的心脏病和肺心病的治疗、双眼白内障手术以及心电图、X光肺片检查所得到的进一步情况，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汇报。 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3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所以，在医疗专家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期间，大家反反复复地讨论眼科手术方案，专家们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分析病情，然后决定治疗方案。
在会上，唐由之看到了江青。唐由之回忆：“总理问西医：有多大把握？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张晓楼说他有85%的把握；又问我有多大把握，我说我们也有85%。实际上不止，是留有余地的。”此时，坐在邓小平、叶剑英、周恩来后面的江青正拿着一个盘子在吃夜宵。“只有她一个人在吃，我觉得她不认真。我回答85%的时候，她鼻子里边哼边冷笑：你们也有85%”。
听到江青的质问，唐由之坐不下去了，尴尬地站在那里。周恩来立即解围，并摆手让他坐下：“唐大夫的情况我知道，他在福建、广西做了这类手术不少，反映还不错的。”
各种治疗方案汇总起来，其中唐由之提交的是白内障针拨术，手术只需几分钟、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技术成熟、更适合年老体弱的患者。他认为当时西医摘除白内障手术切口大，咳嗽可能会造成手术意外，导致切口破裂、角膜裂开，房水、虹膜、玻璃体外溢等，非常危险。
会诊后，大家提出，对毛泽东最好以较为安全的白内障针拨术的手术方式清除眼中的白内障。这主要考虑到这种手术方法是我国当时中医眼科的较成熟技术，既能在手术过程中照顾到像毛泽东这样年迈多病的患者，同时又因手术的时间短，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而且术后视力恢复好。不过，当时还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医的针拨手术虽可减少病人术中的痛苦，但病人眼中残留的浑浊水晶体仍有复发的可能，建议实行白内障摘除手术。考虑到两种白内障手术方案各有利弊，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尚未从杭州回京之前，尽快在北京着手进行两种手术的实地比较，在分别对病例进行成功手术作出治疗效果总结以后，再报周恩来，由他选定其中一种适合毛泽东的手术方案。
艰难的手术说服工作
1975年初，醫疗组专家开始为毛泽东白内障手术做准备。他们把中央直属招待所——华北招待所的两间小会议室辟成临时病室，为40名高龄白内障患者分别进行白内障摘除术和中医白内障针拨手术。这40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由西医做白内障摘除术，另一组由唐由之进行白内障针拨术。两组医生既要注意患者的手术过程，同时也要总结患者术后的恢复情况。40名白内障患者手术成功后，记录两种手术效果的总结报告都呈送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经慎重对比和咨询后，最终批准以中西医结合的白内障针拨术来治疗困扰毛泽东多年的白内障。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中央正式决定：由唐由之主刀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唐由之回忆说：“任务果然落在我头上了。一想起这次任务的重大，我一个星期都睡不踏实。”
决定由唐由之主刀后，唐由之主动请求除了已定的名单外，希望能再增加一位手术助手，并希望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生中增选。其实，按常规，这种手术有一名助手足矣。但唐由之内心有一个期待：中医眼科人员肩负着这项意义重大的任务，如果能有西医眼科人员一起加入，从中体现中西医团结合作的精神更好！他的请求得到认可，中共中央办公厅保健局最后确定的毛泽东眼科手术人员名单上，增补了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张淑芳作为第二手术助手。
随后，毛泽东眼科医疗小组“真枪实弹”的准备工作在唐由之的带领下全面开展起来。唐由之像一个战场上的总指挥，除手术本身外，他还给其他人做了分工，对每项工作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麻醉针打得好不好，是手术的关键一环。当时，眼科手术还需要做球后麻醉，这个注射由眼科医生亲自操作。正常情况下，眼球的转动，依靠眼球后面的几条肌肉协调控制。球后麻醉打得好，那些肌肉松弛了，眼球就不能转动了，瞳孔会稍许散大，眼压也轻度下降，甚至睑裂的皮肤也会轻度松弛，这种效果有利于眼科手术的精确操作。经过多年实践，唐由之的操作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为毛泽东做手术，麻醉必须一针到位、百分之百见效，绝不能第一针打不好，再打第二针。为保险起见，张晓楼主动要求唐由之给他试打，想亲身体验一下，结果十分理想，真是一针见效。
了解自己病人的情况，是医生必须做的事情。接下来，唐由之提出要注意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一次，毛泽东正在用餐，唐由之悄悄进去察看。毛泽东听力特别好，马上就问谁来了，机要秘书张玉凤告诉他是唐大夫来了，毛泽东笑着打招呼：“吃饭也要看？”他的饭菜很简单，一段武昌鱼尾、一盘蔬菜、三片白切肉、一碟湖南人爱吃的辣椒酱。
让唐由之没想到的是，虽然毛泽东因为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时间看不到东西了，但是要想最终说服他接受手术并不简单。
“他不太愿意，有人告诉过我，主席对医生的讲话，十句话只相信三句。我想主席这个人很健魄、很自强，他宁愿动员自己身体里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第二，主席清楚，医生对他肯定无微不至地照顾，就是三分病也要说它个五六分、七八分病，怕他不重视，猜到了我们的心态。”唐由之回忆说，“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因为治病影响工作，他眼睛看不见，也照常工作。他已经看不见一年多了，周总理曾经把自己的老花镜送给他。后来别人拿来放大镜，后来放大镜越来越大，用很大的放大镜主席也看不见。”
几次接触过后，毛泽东渐渐对这位“唐大夫”熟了起来。于是，唐由之讲解起老年性白内障形成的原因，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疗方法。经过循序渐进的讲解，他已经能够向毛泽东介绍中医、西医两套白内障手术方法是怎么回事了。
唐由之想，最直接的方法也许最奏效。他干脆起身，走到毛泽东身边蹲了下来，轻轻托着主席的大手，将它握成拳头，说，“这只握着的拳头好比是一个眼球”，他一边在拳头上指划着，一边打着比喻，“这里好比是眼球前面中央最外面的黑色眼珠，叫做角膜，已经浑浊的晶体就在它后面的这个位置”。停了一会儿，他又用一个指头按住拳头的另一个位置，说：“做针拨术时，这里就是进针的地方。”毛泽东耐心听着，感受唐由之在自己手上比喻的眼球结构，似乎对眼睛这个陌生的领域有了一个形象的了解。
为了从更多的方面让毛泽东了解眼科的相关常识，唐由之另辟蹊径，找到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一首与治疗眼病相关的诗，念给毛泽东听，以此说明这种手术的历史。白居易在诗中写道：“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贮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毛泽东听了，自然懂得诗中之意。原来自己所患的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程度，便无药可医。古人用金针一拨，如日当空，豁然明朗。唐由之接着介绍，唐代已流传的针拨内障古法手术，经过千年光阴的流转，加上现代医学方法和技术、器械的改进，已成为一种中西合璧的手术。与正在使用的西医手术相比，中医针拨内障术具有手术时间短、切口小、对人体创伤小、操作简便、术后恢复得快等优点。只要病人在术前、术中、术后能与医生配合，就能取得好的疗效。毛泽东耐心地听完唐由之所做的讲解后，没有再说别的话。由此，唐由之认为，毛泽东已经没有拒绝手术治疗的意思了。（待续）（题图为1975年11月，毛泽东与眼科医疗小组合影（后左三为唐由之））
（责任编辑：吴 玫）
不久前，唐由之及其夫人陆丽珠在北京万寿路寓所接受了笔者的专访，让笔者分享了一代医师为共和国主席主刀手术的传奇经历。
神秘的会诊
1973年，80高龄的毛泽东依然忙碌着国家大事，晚年的他体弱多病，其中罹患老年性白内障最令他苦恼。
一生靠眼睛读书写文章，靠眼睛洞察秋毫、高瞻远瞩的人，这时连看书都已经很困难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眼前的世界陷入一片浑浊，这对于生性敏锐、充满激情的领袖来说，该是多么的痛苦。
这年12月，当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两千年之前帛书的喜讯传到中南海时，毛泽东很兴奋。有关人员把整理好的文字写成拳头大的字让他看，但他仍很难看清楚，因为这不是老花眼——字大一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1974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时，双目几近失明。这年，武汉的夏天格外炎热，毛泽东想到长江游泳。医护人员得知后苦苦劝阻，认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不适于下水游泳，在游泳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在医护人员的极力劝说之下，他才把去长江游泳的计划改为在室内游泳池进行。
如何为毛泽东安全稳妥地治疗眼疾，成为党中央一件高度机密的大事。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召开为毛泽东手术治疗白内障的專业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专家有十几位，但大家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老年患者”是谁，只知道患者有慢性肺心病、两年前休克过、咳嗽得厉害、咳嗽以后常会没有吞咽反应。
此时，病重的周恩来已把办公室从中南海的西花厅移到了305医院，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工作。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是他最关心的事。
唐由之回忆说：“那天，我一进305医院的会议室，就感觉情况有些异常，怎么来了这么多医生？有皮肤科的、耳鼻喉科、神经科、心脏科、呼吸科的，还有眼科的，一共有10多位。按我们过去会诊的习惯，报告完病例后就应该去看病人，但这次不一样，由专人来报告病例，病人既没有姓名，也没有籍贯，更没有职业，只知道是个男性和大致的年龄。在报告病例的时候也不是专讲眼科，而是把整个身体状况系统性地讲了一遍。当时我想，这不是一般的会诊，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报告完病史后，一位领导同志就请各专业分头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比如对这个病你们还需要了解什么、初步印象是什么病、你们打算如何进行治疗，等等。我们眼科组的意见很明确，这是典型的老年性白内障。但是这个人白内障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不十分清楚，根据病历分析只知道他的视力看书已很困难了。”
这种神秘的会诊唐由之先后参加了3次。唐由之说：“以前的特殊病人，病历上什么身份都没有，但是最后总会让我们知道一个名字，而这位病人直到看到真人前，我都不知道名字。”
1975年2月，毛泽东前往杭州。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专家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眼科、神经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
这年春节前的一个星期天，唐由之在家里休息。中央警卫局派人专门到他家里，请他做好准备乘飞机出去执行任务。唐由之回忆说：“到我家来的是位解放军同志，年龄大概40多岁，在确认了我就是唐由之以后，说，有一些事需要你出去几天。到底出去几天他没说，只是要求我带上随身替换的衣服和洗漱用具。那时还需要粮票，我问要不要带，他说不用了，我于是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跟他走了。”
载着唐由之的轿车，很快到了南苑机场。“在机场我看见了我提名要求同去的广安门医院眼科医师高培质。她问我咱们到哪儿去，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此时我已有了感觉，可能是给毛主席看病。我们在飞机旁边看到了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我就更觉得是去见毛主席了。”
在飞机上，唐由之根据太阳的方向和大地由黄转绿的景色，断定飞机在往南飞。飞机即将降落时，他看到雷峰塔的旧址。唐由之回忆说：“飞机大约飞了两三个多钟头，降落在了杭州。下了飞机，我问去哪儿，随行的人说今晚住在雷峰塔那边。晚上有人告诉我们，明天你们要见到毛主席了，主席请你们为他检查一下眼睛。我们知道要见毛主席后，都是又高兴又紧张。”
第二天，唐由之等一行人来到西湖畔的一幢别墅里，第4个进门的唐由之看到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位老人穿了一件毛巾睡衣，是补过的，旧的，穿了一双拖鞋，头发很乱，就在沙发里这么靠着。旁边有位女同志，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机要秘书张玉凤。她告诉主席：主席呀，医生们来看你了。主席一听，扳着扶手要站起来。但是他不容易站起来，张玉凤去搀他。我们看到了就跑过去，说：主席呀，您别起来了，我们是晚辈，您请坐，我们今天来给你检查眼睛的。随即我们一一通报姓名。”
那一瞬间，唐由之心里百感交集，既兴奋，又难过，还感到无比意外。唐由之感慨：“因为报纸上经常讲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都是这么描写的。我当时一看他灰白的头发蓬乱得很，满脸慢性病容，反差太大，很难受的。”
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4天。除进一步确诊毛泽东患白内障外，在这次体检中还检查出毛泽东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但是，究竟对毛泽东的上述疾病如何进行医治，医疗专家仍需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制订医疗方案。
2月19日，周恩来抱病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唐由之等医疗专家分别就毛泽东的心脏病和肺心病的治疗、双眼白内障手术以及心电图、X光肺片检查所得到的进一步情况，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汇报。 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3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所以，在医疗专家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期间，大家反反复复地讨论眼科手术方案，专家们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分析病情，然后决定治疗方案。
在会上，唐由之看到了江青。唐由之回忆：“总理问西医：有多大把握？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张晓楼说他有85%的把握；又问我有多大把握，我说我们也有85%。实际上不止，是留有余地的。”此时，坐在邓小平、叶剑英、周恩来后面的江青正拿着一个盘子在吃夜宵。“只有她一个人在吃，我觉得她不认真。我回答85%的时候，她鼻子里边哼边冷笑：你们也有85%”。
听到江青的质问，唐由之坐不下去了，尴尬地站在那里。周恩来立即解围，并摆手让他坐下：“唐大夫的情况我知道，他在福建、广西做了这类手术不少，反映还不错的。”
各种治疗方案汇总起来，其中唐由之提交的是白内障针拨术，手术只需几分钟、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技术成熟、更适合年老体弱的患者。他认为当时西医摘除白内障手术切口大，咳嗽可能会造成手术意外，导致切口破裂、角膜裂开，房水、虹膜、玻璃体外溢等，非常危险。
会诊后，大家提出，对毛泽东最好以较为安全的白内障针拨术的手术方式清除眼中的白内障。这主要考虑到这种手术方法是我国当时中医眼科的较成熟技术，既能在手术过程中照顾到像毛泽东这样年迈多病的患者，同时又因手术的时间短，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而且术后视力恢复好。不过，当时还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医的针拨手术虽可减少病人术中的痛苦，但病人眼中残留的浑浊水晶体仍有复发的可能，建议实行白内障摘除手术。考虑到两种白内障手术方案各有利弊，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尚未从杭州回京之前，尽快在北京着手进行两种手术的实地比较，在分别对病例进行成功手术作出治疗效果总结以后，再报周恩来，由他选定其中一种适合毛泽东的手术方案。
艰难的手术说服工作
1975年初，醫疗组专家开始为毛泽东白内障手术做准备。他们把中央直属招待所——华北招待所的两间小会议室辟成临时病室，为40名高龄白内障患者分别进行白内障摘除术和中医白内障针拨手术。这40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由西医做白内障摘除术，另一组由唐由之进行白内障针拨术。两组医生既要注意患者的手术过程，同时也要总结患者术后的恢复情况。40名白内障患者手术成功后，记录两种手术效果的总结报告都呈送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经慎重对比和咨询后，最终批准以中西医结合的白内障针拨术来治疗困扰毛泽东多年的白内障。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中央正式决定：由唐由之主刀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唐由之回忆说：“任务果然落在我头上了。一想起这次任务的重大，我一个星期都睡不踏实。”
决定由唐由之主刀后，唐由之主动请求除了已定的名单外，希望能再增加一位手术助手，并希望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生中增选。其实，按常规，这种手术有一名助手足矣。但唐由之内心有一个期待：中医眼科人员肩负着这项意义重大的任务，如果能有西医眼科人员一起加入，从中体现中西医团结合作的精神更好！他的请求得到认可，中共中央办公厅保健局最后确定的毛泽东眼科手术人员名单上，增补了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张淑芳作为第二手术助手。
随后，毛泽东眼科医疗小组“真枪实弹”的准备工作在唐由之的带领下全面开展起来。唐由之像一个战场上的总指挥，除手术本身外，他还给其他人做了分工，对每项工作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麻醉针打得好不好，是手术的关键一环。当时，眼科手术还需要做球后麻醉，这个注射由眼科医生亲自操作。正常情况下，眼球的转动，依靠眼球后面的几条肌肉协调控制。球后麻醉打得好，那些肌肉松弛了，眼球就不能转动了，瞳孔会稍许散大，眼压也轻度下降，甚至睑裂的皮肤也会轻度松弛，这种效果有利于眼科手术的精确操作。经过多年实践，唐由之的操作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为毛泽东做手术，麻醉必须一针到位、百分之百见效，绝不能第一针打不好，再打第二针。为保险起见，张晓楼主动要求唐由之给他试打，想亲身体验一下，结果十分理想，真是一针见效。
了解自己病人的情况，是医生必须做的事情。接下来，唐由之提出要注意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一次，毛泽东正在用餐，唐由之悄悄进去察看。毛泽东听力特别好，马上就问谁来了，机要秘书张玉凤告诉他是唐大夫来了，毛泽东笑着打招呼：“吃饭也要看？”他的饭菜很简单，一段武昌鱼尾、一盘蔬菜、三片白切肉、一碟湖南人爱吃的辣椒酱。
让唐由之没想到的是，虽然毛泽东因为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时间看不到东西了，但是要想最终说服他接受手术并不简单。
“他不太愿意，有人告诉过我，主席对医生的讲话，十句话只相信三句。我想主席这个人很健魄、很自强，他宁愿动员自己身体里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第二，主席清楚，医生对他肯定无微不至地照顾，就是三分病也要说它个五六分、七八分病，怕他不重视，猜到了我们的心态。”唐由之回忆说，“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因为治病影响工作，他眼睛看不见，也照常工作。他已经看不见一年多了，周总理曾经把自己的老花镜送给他。后来别人拿来放大镜，后来放大镜越来越大，用很大的放大镜主席也看不见。”
几次接触过后，毛泽东渐渐对这位“唐大夫”熟了起来。于是，唐由之讲解起老年性白内障形成的原因，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疗方法。经过循序渐进的讲解，他已经能够向毛泽东介绍中医、西医两套白内障手术方法是怎么回事了。
唐由之想，最直接的方法也许最奏效。他干脆起身，走到毛泽东身边蹲了下来，轻轻托着主席的大手，将它握成拳头，说，“这只握着的拳头好比是一个眼球”，他一边在拳头上指划着，一边打着比喻，“这里好比是眼球前面中央最外面的黑色眼珠，叫做角膜，已经浑浊的晶体就在它后面的这个位置”。停了一会儿，他又用一个指头按住拳头的另一个位置，说：“做针拨术时，这里就是进针的地方。”毛泽东耐心听着，感受唐由之在自己手上比喻的眼球结构，似乎对眼睛这个陌生的领域有了一个形象的了解。
为了从更多的方面让毛泽东了解眼科的相关常识，唐由之另辟蹊径，找到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一首与治疗眼病相关的诗，念给毛泽东听，以此说明这种手术的历史。白居易在诗中写道：“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贮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毛泽东听了，自然懂得诗中之意。原来自己所患的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程度，便无药可医。古人用金针一拨，如日当空，豁然明朗。唐由之接着介绍，唐代已流传的针拨内障古法手术，经过千年光阴的流转，加上现代医学方法和技术、器械的改进，已成为一种中西合璧的手术。与正在使用的西医手术相比，中医针拨内障术具有手术时间短、切口小、对人体创伤小、操作简便、术后恢复得快等优点。只要病人在术前、术中、术后能与医生配合，就能取得好的疗效。毛泽东耐心地听完唐由之所做的讲解后，没有再说别的话。由此，唐由之认为，毛泽东已经没有拒绝手术治疗的意思了。（待续）（题图为1975年11月，毛泽东与眼科医疗小组合影（后左三为唐由之））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