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住在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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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黑森林一个开阔的陡峭斜坡上,有一间滑雪小屋,海拔1150米。小屋仅6米宽,7米长。低矮的屋顶覆盖着三间房间:厨房兼起居室,卧室和书房。整个狭长的谷底和对面同样陡峭的山坡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农舍,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林子里,那里古老的杉树茂密参天,这一切之上,是夏日明净的天空。两只苍鹰在这片灿烂的晴空里盘旋,舒缓,自在。
  这便是我的“工作的世界”——由观察者(访客和夏日度假者)的眼光所见的情况。严格说来,我自己从不“观察”这里的风景。我只是在季节变换之际,日夜地体验它每一时刻的变化。群山无言地庄重,岩石原始地坚硬,杉树缓慢精心地生长,花朵怒放的草地绚丽而又朴素的光彩,漫长的秋夜山溪的奔涌,积雪的平原肃穆的单一——所有的这些风物变幻,都穿透日常存在,在这里突现出来,不是在“审美的”沉浸或人为勉强的移情发生的时候,而仅仅在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之际……
  严冬的深夜里,风雪在小屋外肆虐,白雪覆盖了一切,还有什么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思考的呢?这样的时候,所有的追问必然会变得更加单纯而富有实质性。这样的思想产生的成果只能是原始而犀利的。那种把思想诉诸语言的努力,则像高耸的杉树对抗风暴的场景一样。
  这种哲学思索可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遁,它属于类似农夫劳作的自然过程。当农家少年将沉重的雪撬拖上山坡,扶稳撬把,推上高高的山毛榉,沿危险的斜坡运回坡下的家里;当牧人一无所思,漫长缓行赶着他的牛群上山;当农夫在自己的棚屋里将数不清的盖屋顶用的木板整理就绪:这类情景和我的工作是一样的。思想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生活,二者亲密无间。
  城市里的人认为屈尊纡贵和农民作一番长谈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夜间工作之余,我和农民们一起烤火,或坐在“主人的角落”的桌边时,通常很少说话。大家在寂静中抽着烟斗,偶尔有人说起伐木工作快结束了,昨夜有只貂钻进了鸡棚,有头母牛可能早晨会产下牛犊,某人的叔伯害着中风,或者天气很快就要转了。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扎根于南黑森林,扎根于这里的农民几百年来未曾变化的生活的那种不可替代的大地的根基。
  生活在城里的人一般只是从所谓的“逗留乡间”获得一点“刺激”,我的工作却是整个儿被这里的一切所支持和引导。后来,我在小屋里的工作一次次被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演讲邀请、会议和弗莱堡的教职所打断。然而,只要我一回到那里,甚至是在那小屋里“存在”的最初几个小時里,以前追问思索的整个世界就会以我离去时的原样重新向我涌来。我只是进入工作自身的节奏,从根本意义上讲,我自己并不能操纵它。城市人总担心,在山里和农民呆那么长时间,生活一无变化,人会不会觉得寂寞?其实,在这里体会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独。大都市中,人们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并不难感到寂寞,但绝对想象不出这份孤独。孤独有某种特别的原始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我们整个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处。
  在公众社会里,人可以靠报纸记者的宣传,一夜间成为名人。这是造成一个人本来的意愿被曲解,并很快被彻底遗忘的最确定无疑的遭际了。
  相反,农民的记忆有其朴素明确永志不忘的忠实性。前些时候,那里的一位农妇快要去世了,她平日很爱和我聊天,告诉我许多村子里的古老传说。她的质朴无文的谈吐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她还在使用村里许多年轻人不再熟悉很快就会漂没的不少古字和习语。去年,我独自在小屋里接连住过几个星期。那阵子,这位农妇经常不顾83岁高龄,爬上山坡来看我。照她自己说,她一次次来,不过是想看看我是否还在这里,或者,是否有人突然把我的小屋洗劫一空。整个弥留之夜,她都在跟家人谈话。就在生命最后一刻前一个半钟头,她还要人向那个“教授”致意。这样的记忆,胜过任何国际性报刊对据说是我的哲学思想的聪明的报道。
  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错误的危险。都市人想到农民的世界和存在时,常常有意把他们那种其实非常顽固的炫耀生活暂时收敛一番,殊不知这与他们心底的实情——和农民的生活尽量疏远,听任他们的存在一如既往,不逾旧轨,对学究们言不由衷的关于“民风”、“土地的根基”的长篇大论嗤之以鼻——又自相矛盾了。农民不需要也不想要这种城市派头的好管闲事。他们所需所想的是对其存在与自主的静谧生活的维系。但是今天许多城里人在村子里,在农民的家里,行事往往就跟他们在城市的娱乐区“找乐子”一样。这种行为一夜之间破坏的东西比百年关于民俗民风的博学炫耀所能毁坏的还要多。
  让我们抛开这些屈尊俯就的熟悉和假冒的对“乡人”的关心,学会严肃地对待那里的原始单纯的生存吧!惟其如此,那种原始单纯的生存才能重新向我们言说它自己。
  (夏艺文摘自时代华文书局《人,诗意地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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