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检察机关刚恢复重建，百废俱兴，每一个人都忙得脚不沾地，父亲白天工作，晚上又去电大读法律，我有时半夜醒来，还能看见他摇着扇子读书的侧影。
我的父亲覃计亮先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检察院、百色市检察院和自治区检察院三级检察院任职，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第一批到岗的检察官。
端午节前夕，我们一家来看望父亲，弟弟计林在广西第一劳教所工作，疫情防控期间封闭管理，每十天才能轮班一次，这次没与我碰到。
父亲总是半骄傲半抱怨地说，我们平时太忙，但后一秒就又严肃地说在当努力之年还是要以工作为主。虽然已经退休19年，说起自己当年的工作，父亲还是如数家珍，年份、数字、细节……这些当时记录在档的文字仿佛已经刻在了他的脑海里，未沾染半分岁月的尘埃。
父亲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登山村，家中兄弟姐妹十人，作为第一个出生的大哥，他被寄予厚望。因天资聪慧，举全家之力只供他一人读书。
在父亲高三第一学期的时候，家里实在是没钱了，父亲只能回家务农，“不吃公粮当农民算了”，但他觉得，学校可以不去，但人不能停止学习，干一行就要学一行。
登山村里有一条河流盘绕而过，村里人都用它灌溉农田，河流上之前建起过五六个水坝，但用起水来还不是很方便。刚回家务农的父亲去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拉着当地的小学老师一起将这些水坝整合起来，盖起了水泵站，村里用水一下子就方便了起来。
1981年10月16日，覃计亮在百色市检察院 。（来源：资料图片）
1964年下半年，当地教育部门动员父亲再去参加考试，父亲估量着自己考一个师范类的中专应该问题不大，想到师范类院校不用交学费还给分配工作，只当了一年农民的父亲又开开心心读书去了。
师范毕业那年正赶上“文革”结束，他一天老师都没有当上，直接被分配到百色市乐业县某公社，干了9年，后又被调到县委干了4年。1978年底，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乐业县从各机关抽调了56名干部，这些检察工作的门外汉们经过培训，半是忐忑半是期待地上岗了。工作以后，做刑事检察的父亲很快就发觉自己的法律知识储备不足，有些案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让素来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他十分不适。
检察机关刚恢复重建，百废俱兴，每一个人都忙得脚不沾地，父亲白天工作，晚上又去电大读法律，我有时半夜醒来，还能看见他摇着扇子读书的侧影。父亲最后拿到了大专的文凭，他开心极了，说可以甩开膀子干了。
直到今天，父亲仍然没有停止学习，虽然已经退休了19年，但“四大检察”“十大业务”他如数家珍，他也对我说过，当检察官期间有其他机关要调他过去，他都向当地组织部打了报告，再三考虑还是拒绝了，“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学一行”，这是他用大半辈子的言行教给我的第一课。
父亲忙了大半辈子，他都在忙什么？在他退休之前，儿女们其实并不大清楚。我们只能在他偶尔周末回家的片言只语里猜测又有大案子了。
他退休之后，终于有大把的时间跟我们聊天了，我们才知道，当检察官，既骄傲又危险。
父亲说在1985年办理的一个案子，在侦查期间，他跟着公安干警下乡调查，一名老乡后怕地对他们说：“好彩（当地方言，幸好之意）他前脚走，你们后脚来，要是早了一点怕是要见鬼哦。”
和老乡再细聊起，父亲才知道原来对方已经私藏枪支，而当时的检察官也是配枪的，如果双方遇到了十有八九避免不了冲突，他们怎么可能轻松地全身而退呢？回忆起当年的案子，父亲历历在目：“案卷太多了，一个月都看不完。6名主犯，审了一个星期，我们两个公诉人对面站了一排的律师。”
2018年5月1日，覃计亮和女儿、外孙合影。（来源：资料图片）
我第一次有“物证比口供更重要”的概念，也是来自父亲。1987年他办理一起故意杀人案，嫌疑人屡次翻供，父亲认为检察官对待翻供要有正确的态度，要防止只要被告人翻供就认为其不老实，还要防止只要被告人翻供即使有证据证实犯罪事实也不敢定案。
“从未有人给嫌疑人描述过案发现场，而他被捕当天的口供，不但详细描述了被害人当天的穿着、埋尸的地点，连埋尸后尸体头部朝向都与现场勘查一致。检察官要重视翻供，但不唯口供，要对原供的内容和翻供的内容认真审查判断，这才能判断翻供的真实性。对这起案子，检察官要敢于公诉。”父亲这席话是他在1987年时的思考，但放在现在也不失为进步。
1998年，已经临近退休年龄的父亲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监所处处长，我们本以为他要在这个岗位上四平八稳地干到退休，没想到转年他就“干了票大的”。
1999年，父亲办理了当年被称为監狱系统第一案的“罗城监狱受贿窝案”，该案上了当年的《焦点访谈》，最高检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召开了全国监所部门现场会，各省监所处都派人来学习办案经验，父亲说，这是他记忆中全国检察机关现场会第一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召开。
2002年，父亲退休了，他说这一辈子没白干，圆满了。
忙碌的父亲不大顾得上家里，我的母亲在南宁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家乡广西凌云县当老师，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情况，只好到乐业县当电影放映员，孩子们放学后也正是她忙碌的时候，因此8岁的我和5岁的弟弟计林早就学会了在邻居叔叔阿姨家蹭饭。 那时候，大院里的每一扇门都是开着的，孩子们在各家里乱窜，我有时候也踩着板凳做菜，弄得厨房一片狼藉。妈妈问我爸爸工作回不来我会不会想他？我不耐烦地说他回家也是碍手碍脚的，你们两个不在家更好，自由。
外婆的到来给一直被放养的我们姐弟套上了缰绳，但相比孩子们的教育，外债这个事明显是主要矛盾。之前说过父亲兄弟姐妹十人，他是老大，当初举全家之力供他上学，长兄如父也必然会伸手帮衬。外婆来的时候，家里还欠着100多元钱的债，能干的外婆借了一笔钱买了头猪仔，告诉我们到年底猪仔长大卖掉就有钱了。
猪仔的到来让整个大院里的孩子都兴奋了，每天放学我家的院子里总是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小客人，到年底，外婆果然卖掉猪还上了外债。
在我的印象中，大院里的子女里，我们姐弟过得最自由也是最穷的，但是那些因为父亲不在身边作出的努力，反而成了我们童年里的快乐。
我们早早就学会了责任，照顾好自己的责任，照顾好家庭的责任，亲友之间互相帮助的责任，父亲退休后，说起这段时光总是心底有愧，但是其中种种，谁又能真的算得一清二楚呢。
父亲对我们姐弟俩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成不成才在你们自己，但在社会上一定要活得像个人，别做坏事。别以为爸爸是检察官能保住你们，要是进了监狱，我看都不会去看你们一眼”。这句话在我们心里扎了根，几十年过去了，问起爸爸对自己的要求，“要活得像个人”是我们脱口而出的答案。
嘴上说着对子女成才没有要求，父亲在心里可是从没有忽视过两个孩子。
我是女孩子，比较乖巧，学习成绩又好，小学四年级时，父亲送给我一支钢笔。可没过几天，我就把钢笔弄丢了，哭着不敢回家，在外面待到天黑躲无可躲。严厉又略暴躁的父亲却并没有发火，而是重重地揉了揉我的头，说“我对你的期待很高”，那一刻我才发现，父亲的爱比他表现出来的要更深。
2001年，弟弟计林参加公务员考试，父亲嘴上说着“你不好好看书考不过可不要来找我”，心里却比谁都惦记。时隔20年，父亲清楚地记得那年有1400人报名，只录取200个，其中男生140人，女生60人。公安系统第二轮体检，弟弟双眼视力只有4.6，这可愁坏了父亲，幸运的是这批考生的视力都不好，最终标准恰好降到了4.6，弟弟顺利过关。
弟弟通过考试后，在百色市隆林县公安局做刑警，因在广州成功抓捕到一名杀人犯，还荣立了个人三等功。隆林县紧邻贵州，相对偏僻，这两年，计林调动到广西第一劳教所，虽然离父母近了，但还是惦记回去做他的刑侦工作。
經常有老朋友感叹“你家崽以前去那么偏远，你也放心”，而父亲则十分骄傲地说：“我家崽高兴着呢，他还想再去，我也不拦着” 。
我毕业后则成了一名教师，现任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本以为除了和大院里的检察官叔叔们聊聊天，就再也接触不到检察工作，没想到我又以另一种方式与检察工作相遇。
2018年，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没想到第一份建议就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对未成年人欺凌和暴力等违法犯罪现象加强立法，建立强制报告制度。
我担任南宁市督学三年，发现校园欺凌事件在学生年龄上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建议在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尽快出台一些惩治未成年人欺凌暴力等违法现象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以加强法律干预。
作为老师，我认为要多挖掘社区工作者还有家长的能力。当发现这些暴力现象时候，应该向相关部门报告。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如果相关人知情不报将受到一定处罚，这样可以激发整个社会关注。
第二年，我又带来一个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建议——通过修改刑法适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调研期间，我了解到，早在10多年前，未成年人犯罪年龄就较20世纪90年代提前了2～3岁，18岁以下青少年犯罪率约上升120%，14岁以下青少年犯罪率约上升280%，10～13岁的低龄犯罪占了未成年人犯罪的79%。在现实生活中，12～13岁的未成年人并非不懂法，他们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宣传教育下，大部分未成年人已经理解刑法的性质、功能和违法的后果，但少数未成年人凶残施暴，往往是深知法律对其很难有严格的约束。
然而大多数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都不在刑法调整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很多恶性案件除极少数被依法惩处外，对绝大多数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法依法惩罚的。
这几份建议被全国人大分配到不同部门共同办理，第一个回复我的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每一次长时间的电话沟通、每一份细致的书面答复文稿，不但让我看到了承办检察官的业务与责任，还让我看到自己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2020年5月7日，最高检等9部门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虐待、欺凌、拐卖等9类不法侵害，以及面临这些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这让我多次感叹“检察速度”。
经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多方推动，今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条对刑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修改完善，明确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符合特定条件的追究刑事责任。
在与检察机关接触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法律职业人员缺乏科学统一的培训机制、培训资源过于分散、培训内容与方法比较单一的不足。我建议中央政法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加强沟通、统筹、协调，打开思路、开阔视野，探索建立法律工作者培训体系，科学整合、优化利用法律职业培训资源，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对我的建议，父亲第一个拍手赞成：“我的儿女没能继续在检察系统工作，是我的一个遗憾，但谁说不在检察系统就不能为检察事业做贡献呢？”
我的父亲覃计亮先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检察院、百色市检察院和自治区检察院三级检察院任职，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第一批到岗的检察官。
端午节前夕，我们一家来看望父亲，弟弟计林在广西第一劳教所工作，疫情防控期间封闭管理，每十天才能轮班一次，这次没与我碰到。
父亲总是半骄傲半抱怨地说，我们平时太忙，但后一秒就又严肃地说在当努力之年还是要以工作为主。虽然已经退休19年，说起自己当年的工作，父亲还是如数家珍，年份、数字、细节……这些当时记录在档的文字仿佛已经刻在了他的脑海里，未沾染半分岁月的尘埃。
人不能停止学习
父亲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登山村，家中兄弟姐妹十人，作为第一个出生的大哥，他被寄予厚望。因天资聪慧，举全家之力只供他一人读书。
在父亲高三第一学期的时候，家里实在是没钱了，父亲只能回家务农，“不吃公粮当农民算了”，但他觉得，学校可以不去，但人不能停止学习，干一行就要学一行。
登山村里有一条河流盘绕而过，村里人都用它灌溉农田，河流上之前建起过五六个水坝，但用起水来还不是很方便。刚回家务农的父亲去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拉着当地的小学老师一起将这些水坝整合起来，盖起了水泵站，村里用水一下子就方便了起来。
1964年下半年，当地教育部门动员父亲再去参加考试，父亲估量着自己考一个师范类的中专应该问题不大，想到师范类院校不用交学费还给分配工作，只当了一年农民的父亲又开开心心读书去了。
师范毕业那年正赶上“文革”结束，他一天老师都没有当上，直接被分配到百色市乐业县某公社，干了9年，后又被调到县委干了4年。1978年底，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乐业县从各机关抽调了56名干部，这些检察工作的门外汉们经过培训，半是忐忑半是期待地上岗了。工作以后，做刑事检察的父亲很快就发觉自己的法律知识储备不足，有些案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让素来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他十分不适。
检察机关刚恢复重建，百废俱兴，每一个人都忙得脚不沾地，父亲白天工作，晚上又去电大读法律，我有时半夜醒来，还能看见他摇着扇子读书的侧影。父亲最后拿到了大专的文凭，他开心极了，说可以甩开膀子干了。
直到今天，父亲仍然没有停止学习，虽然已经退休了19年，但“四大检察”“十大业务”他如数家珍，他也对我说过，当检察官期间有其他机关要调他过去，他都向当地组织部打了报告，再三考虑还是拒绝了，“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学一行”，这是他用大半辈子的言行教给我的第一课。
当年的检察官都在干什么
父亲忙了大半辈子，他都在忙什么？在他退休之前，儿女们其实并不大清楚。我们只能在他偶尔周末回家的片言只语里猜测又有大案子了。
他退休之后，终于有大把的时间跟我们聊天了，我们才知道，当检察官，既骄傲又危险。
父亲说在1985年办理的一个案子，在侦查期间，他跟着公安干警下乡调查，一名老乡后怕地对他们说：“好彩（当地方言，幸好之意）他前脚走，你们后脚来，要是早了一点怕是要见鬼哦。”
和老乡再细聊起，父亲才知道原来对方已经私藏枪支，而当时的检察官也是配枪的，如果双方遇到了十有八九避免不了冲突，他们怎么可能轻松地全身而退呢？回忆起当年的案子，父亲历历在目：“案卷太多了，一个月都看不完。6名主犯，审了一个星期，我们两个公诉人对面站了一排的律师。”
我第一次有“物证比口供更重要”的概念，也是来自父亲。1987年他办理一起故意杀人案，嫌疑人屡次翻供，父亲认为检察官对待翻供要有正确的态度，要防止只要被告人翻供就认为其不老实，还要防止只要被告人翻供即使有证据证实犯罪事实也不敢定案。
“从未有人给嫌疑人描述过案发现场，而他被捕当天的口供，不但详细描述了被害人当天的穿着、埋尸的地点，连埋尸后尸体头部朝向都与现场勘查一致。检察官要重视翻供，但不唯口供，要对原供的内容和翻供的内容认真审查判断，这才能判断翻供的真实性。对这起案子，检察官要敢于公诉。”父亲这席话是他在1987年时的思考，但放在现在也不失为进步。
1998年，已经临近退休年龄的父亲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监所处处长，我们本以为他要在这个岗位上四平八稳地干到退休，没想到转年他就“干了票大的”。
1999年，父亲办理了当年被称为監狱系统第一案的“罗城监狱受贿窝案”，该案上了当年的《焦点访谈》，最高检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召开了全国监所部门现场会，各省监所处都派人来学习办案经验，父亲说，这是他记忆中全国检察机关现场会第一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召开。
2002年，父亲退休了，他说这一辈子没白干，圆满了。
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我们反而学会了责任
忙碌的父亲不大顾得上家里，我的母亲在南宁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家乡广西凌云县当老师，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情况，只好到乐业县当电影放映员，孩子们放学后也正是她忙碌的时候，因此8岁的我和5岁的弟弟计林早就学会了在邻居叔叔阿姨家蹭饭。 那时候，大院里的每一扇门都是开着的，孩子们在各家里乱窜，我有时候也踩着板凳做菜，弄得厨房一片狼藉。妈妈问我爸爸工作回不来我会不会想他？我不耐烦地说他回家也是碍手碍脚的，你们两个不在家更好，自由。
外婆的到来给一直被放养的我们姐弟套上了缰绳，但相比孩子们的教育，外债这个事明显是主要矛盾。之前说过父亲兄弟姐妹十人，他是老大，当初举全家之力供他上学，长兄如父也必然会伸手帮衬。外婆来的时候，家里还欠着100多元钱的债，能干的外婆借了一笔钱买了头猪仔，告诉我们到年底猪仔长大卖掉就有钱了。
猪仔的到来让整个大院里的孩子都兴奋了，每天放学我家的院子里总是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小客人，到年底，外婆果然卖掉猪还上了外债。
在我的印象中，大院里的子女里，我们姐弟过得最自由也是最穷的，但是那些因为父亲不在身边作出的努力，反而成了我们童年里的快乐。
我们早早就学会了责任，照顾好自己的责任，照顾好家庭的责任，亲友之间互相帮助的责任，父亲退休后，说起这段时光总是心底有愧，但是其中种种，谁又能真的算得一清二楚呢。
“成不成才在你们自己，但在社会上一定要活得像个人”
父亲对我们姐弟俩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成不成才在你们自己，但在社会上一定要活得像个人，别做坏事。别以为爸爸是检察官能保住你们，要是进了监狱，我看都不会去看你们一眼”。这句话在我们心里扎了根，几十年过去了，问起爸爸对自己的要求，“要活得像个人”是我们脱口而出的答案。
嘴上说着对子女成才没有要求，父亲在心里可是从没有忽视过两个孩子。
我是女孩子，比较乖巧，学习成绩又好，小学四年级时，父亲送给我一支钢笔。可没过几天，我就把钢笔弄丢了，哭着不敢回家，在外面待到天黑躲无可躲。严厉又略暴躁的父亲却并没有发火，而是重重地揉了揉我的头，说“我对你的期待很高”，那一刻我才发现，父亲的爱比他表现出来的要更深。
2001年，弟弟计林参加公务员考试，父亲嘴上说着“你不好好看书考不过可不要来找我”，心里却比谁都惦记。时隔20年，父亲清楚地记得那年有1400人报名，只录取200个，其中男生140人，女生60人。公安系统第二轮体检，弟弟双眼视力只有4.6，这可愁坏了父亲，幸运的是这批考生的视力都不好，最终标准恰好降到了4.6，弟弟顺利过关。
弟弟通过考试后，在百色市隆林县公安局做刑警，因在广州成功抓捕到一名杀人犯，还荣立了个人三等功。隆林县紧邻贵州，相对偏僻，这两年，计林调动到广西第一劳教所，虽然离父母近了，但还是惦记回去做他的刑侦工作。
經常有老朋友感叹“你家崽以前去那么偏远，你也放心”，而父亲则十分骄傲地说：“我家崽高兴着呢，他还想再去，我也不拦着” 。
我毕业后则成了一名教师，现任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本以为除了和大院里的检察官叔叔们聊聊天，就再也接触不到检察工作，没想到我又以另一种方式与检察工作相遇。
当选人大代表与检察工作相遇
2018年，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没想到第一份建议就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对未成年人欺凌和暴力等违法犯罪现象加强立法，建立强制报告制度。
我担任南宁市督学三年，发现校园欺凌事件在学生年龄上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建议在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尽快出台一些惩治未成年人欺凌暴力等违法现象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以加强法律干预。
作为老师，我认为要多挖掘社区工作者还有家长的能力。当发现这些暴力现象时候，应该向相关部门报告。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如果相关人知情不报将受到一定处罚，这样可以激发整个社会关注。
第二年，我又带来一个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建议——通过修改刑法适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调研期间，我了解到，早在10多年前，未成年人犯罪年龄就较20世纪90年代提前了2～3岁，18岁以下青少年犯罪率约上升120%，14岁以下青少年犯罪率约上升280%，10～13岁的低龄犯罪占了未成年人犯罪的79%。在现实生活中，12～13岁的未成年人并非不懂法，他们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宣传教育下，大部分未成年人已经理解刑法的性质、功能和违法的后果，但少数未成年人凶残施暴，往往是深知法律对其很难有严格的约束。
然而大多数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都不在刑法调整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很多恶性案件除极少数被依法惩处外，对绝大多数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法依法惩罚的。
这几份建议被全国人大分配到不同部门共同办理，第一个回复我的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每一次长时间的电话沟通、每一份细致的书面答复文稿，不但让我看到了承办检察官的业务与责任，还让我看到自己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2020年5月7日，最高检等9部门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虐待、欺凌、拐卖等9类不法侵害，以及面临这些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这让我多次感叹“检察速度”。
经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多方推动，今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条对刑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修改完善，明确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符合特定条件的追究刑事责任。
在与检察机关接触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法律职业人员缺乏科学统一的培训机制、培训资源过于分散、培训内容与方法比较单一的不足。我建议中央政法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加强沟通、统筹、协调，打开思路、开阔视野，探索建立法律工作者培训体系，科学整合、优化利用法律职业培训资源，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对我的建议，父亲第一个拍手赞成：“我的儿女没能继续在检察系统工作，是我的一个遗憾，但谁说不在检察系统就不能为检察事业做贡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