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没人比他们，更能洞悉中国金融改革顶层设计的传导效应，哪怕一点点积极的信号，他们都为之欢欣雀跃。
　　也没人比他们，更能体察地方金融工作腾挪空间的狭小，哪怕再难、再苦，他们都愿意去尝试。
　　他们，是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是近5年来，地方同级领导序列中，最频繁进行央地交流的职位。
　　在他们身后，是中国金融改革两股力量的风云际会。一是事关大局的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艰难推进；二是区域性金改纷纷“摸着石头”涉水过滩。
　　当温州金改最初的理想主义激情，遭遇无法逾越的政策壁垒，人们开始反思，地方金融创新到底面临哪些困境？
　　金融业很强的外生性、流动性和扩张性特点，使得地方金融创新需要在全国基本制度框架内进行。也就是说，顶层设计的刚性特征，决定了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比其它任何领域都要艰难。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实体经济的疲软，又恰恰需要金融创新接续发展动力。温州和泉州的改革冲动，无不是为了通过金融创新提振实体经济。
　　金融业，是生产性服务业最高端的部分，对金融工作的管理，也是政府经济工作“技术含量”要求最高的部分。
　　金融副市长，就是游走在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之间的那个群体，他们渴望创新，但又倍感纠结。
　　“分管”金融，这一个“管”字，其中有些许无奈。自1998年末，人民银行设立九个跨省区市分行之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垂直管理体制得以强化，改革初衷在于“不让地方政府干预金融”。
　　而原本服务于地方中小企业的城市信用社，在做大做强的同时，摇身一变成为跨区域的城市商业银行。对二三线城市来说，其吸储功能已经大于金融服务功能。
　　城市银行变得骨骼强健，但是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则越来越羸弱，金融监管机构为了应对反复轮回的难题，于2006、2008年开闸放水，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才得以破壳。
　　在“一行三会”和全国性金融机构均已实现垂直管理的格局下，整整15年过去了，地方政府可“管”金融机构，也就是农信社、小贷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
　　当然，分管金融，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分管金融机构，但是，金融副市长在大的体制框架下，可以腾挪的空间、可以创新的余地着实有限。
　　这也是金融副市长们纷纷对三中全会《决定》关于金融改革的内容深切寄望的原因所在。
　　《决定》中对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论述涵盖多个方面，包括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等。
　　未来三五年，中国金融改革能否好戏连台，不仅仅需要一个好的顶层设计，更重要的还是底层设计，改革终需尊重底层创新，回归市场取向。
　　随着地方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压力的逐年递增，如何发挥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正能量，如何破解新型城镇化道路上的资金约束，如何释放地方金融创新活力，这些命题都一一摆在面前。
　　金融副市长，他们具有哪些群体性特征？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为什么事情犯愁，又为什么事高兴？
　　让我们走近这个群体，通过他们的眼睛去观察、去记录地方金融创新活动中的那些高兴事儿与烦心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