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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是一个民主化、民族化、群众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而在这其中，群众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美术的群众化不仅是审美普及的现实需要，更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理想的具体体现。但是，美术的群众化与群众美术还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尽管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或者说，就这两者而言，美术的群众化是努力的目标和方向，而群众美术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或结果。本文将在这样的背景中对新中国的群众美术及其相关方面做出简略的探讨。
一、新中国群众美术的来源
新中国群众美术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整个二十世纪社会民主化、群众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和在美术中的具体体现。或者我们可以说，新中国群众美术是整个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而这个过程及其结果，是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生存环境以及面对此提出的一系列解决办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五四运动”之后，传统的破坏和新价值的缺失使得中国社会处于全面的历史大变动之中。五四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了自身以及五四的自由主义面临的威胁，感受到五四革命的失败和五四理想的破灭，这给他们带来了从个人到理想的苦闷和彷徨，并逐步认识到五四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局限性——在政治上，启蒙并没有真正接近群众；在文化上，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平民文学”和“白话文运动”等意在普及文化教育的社会改革，在冲破传统的贵族文言文语体的同时，却又在多受欧式教育的新知识分子那里变成一种如瞿秋白所说的“新文言”而隔离于群众。
因此，必须再来一次新的飞跃，即第二次启蒙。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和认识下，文艺界提出了“走出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的新的文艺方向。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爭的观点看待美术运动，并把它视为一场具有新的启蒙意义的新兴美术运动，是左翼美术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在延安得到了全面的实践。
以历史的责任感站在新的立场上看待这种新兴的美术——普罗美术，就必然要求其题材、形式和手段也是全新的。在鲁迅的大力推动下，木刻最初获得了肯定，并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为了使之符合群众化的需要，许多人开始探索木刻与民族民间艺术结合的可能。特别是在延安等“解放区”，木刻与民族民间艺术结合的成果以新年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涉及到的艺术形式主要包括传统民间年画、传统连环画以及上海等地的新连环画、民间剪纸、纸马等，并在抗战中将这些形式与宣传画、壁画、漫画等绘画体裁结合起来进行宣传。特别重要的是，延安鲁艺不仅成为这种群众艺术实践的大本营，而且将之理论化，并通过学员的培养为艺术走向群众准备了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纲领、有目标的艺术队伍。这就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群众美术的开展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二、新中国群众美术的特征
（一）它是自上而下的。中国群众美术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的民间美术或类似的普及性宣传，就在于它不是自发的，而是获得了体制上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新中国最早的群众美术活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它源自艺术为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思想。无论使这种思想得到切实贯彻和落实，新中国不仅动用了各方面的力量，还特别从体制上给予了保证。所以，新中国文化部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会议就是研究“新年画”创作的相关问题，发出的第一个通知也是“新年画”创作。为了使群众美术活动有效展开并给予指导，文化部一成立就设立了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专门负责群众文化工作。随后又在全国设立了自省、市（地区）至县乡的文化（群艺）馆、站，从而使群众文化事业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络。即使是中国美术家协会这样的艺术家组织也在一个时期中担负着群众文艺的普及工作。群众文艺工作不仅通过文化部——文化厅——文化局——文化馆——文化站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使各项指令得以有效贯彻，而且还借助国家相关文化、宣传机构以及民间文化艺术机构的配合，使群众美术活动按照国家总的部署有效展开。
（二）它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中国群众美术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无论在人数、规模还是作品数量等方面，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而这种状况只有在一定的组织和计划下才有可能。在经过了体制建设之后，一个完整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在群众美术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各种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在相关文化艺术部门的组织、鼓励和号召下从事群众美术的创作，或有组织地奔赴乡村、厂矿、部队写生、辅导，培养群众中的群众美术业余作者，另一方面是大批人民群众被组织起来开展各种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或创作，不仅繁荣了当地的群众文化生活，还特别培养出大批著名画家，如程十发、孔仲起、李世南等。这种组织性和计划性同样反映在出版、展览等方面。
（三）它是有理想、有目标的。中国群众美术之所以形成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群众美术活动，就在于它是有理想、有目标的，这个理想和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白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沉痛的历史苦难促使中国人民奋起，努力探寻一条适合自己的富国强民的发展之路，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与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联系在一起的。从人民公社的成立到“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无不体现着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美好未来的向往，而群众美术运动的开展就是这个理想实现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要实现共产主义首先就要求人民的文化知识的提高，就像当时许多群众所说：“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而轰轰烈烈的群众美术运动，正是“共产主义艺术的萌芽”，因为“在某种社会条件下，每个人都是优秀的画家，……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将没有特殊的画家，而只有从事绘画工作的人。”到那时，知识将不再神秘；过去造成人们等级划分的社会分工也将消失；“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对立将成为过去，一个美好的世界就要到来——正是这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美好憧憬，成为还处于贫困中的中国人的巨大的精神支柱，并激励着人们为这个理想而不断拼搏。
四、它是以民族民间艺术为基础的。毛泽东所阐述的民族的、科学的、群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阐明了新中国群众美术的基本方向和特征。这个民族的方向和特征本身就是与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意识的兴起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开始逐步融人世界之后而出现的一个大事件，它表明中国人已放弃了传统的以我为天下的“中国”概念，而开始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一元，这同时也是民族自我认同的表现。这种意识必然要把民族民间文化和艺术作为民族的立足之本，否则其民族自我认同就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群众作为群众美术主要组成部分的主体，本身就是以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为其生存根基的，其视觉经验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因此，民族民间艺术自然成为这两个方面的汇合点。
三、结束语
无论从群众美术本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还是群众美术所造成的各方面影响来说，它都是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所不能缺少和忽视的，群众美术将以其在艺术与理想之间复杂的综合性表现和意义而载入史册。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到二十世纪90年代之后，尽管群众美术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退出社会舞台，但却很快就受到敏感的青年艺术家的青睐，在当代美术中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价值。这种价值今后也仍然值得重视和研究。
（作者单位：肇庆市文化馆）
一、新中国群众美术的来源
新中国群众美术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整个二十世纪社会民主化、群众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和在美术中的具体体现。或者我们可以说，新中国群众美术是整个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而这个过程及其结果，是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生存环境以及面对此提出的一系列解决办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五四运动”之后，传统的破坏和新价值的缺失使得中国社会处于全面的历史大变动之中。五四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了自身以及五四的自由主义面临的威胁，感受到五四革命的失败和五四理想的破灭，这给他们带来了从个人到理想的苦闷和彷徨，并逐步认识到五四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局限性——在政治上，启蒙并没有真正接近群众；在文化上，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平民文学”和“白话文运动”等意在普及文化教育的社会改革，在冲破传统的贵族文言文语体的同时，却又在多受欧式教育的新知识分子那里变成一种如瞿秋白所说的“新文言”而隔离于群众。
因此，必须再来一次新的飞跃，即第二次启蒙。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和认识下，文艺界提出了“走出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的新的文艺方向。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爭的观点看待美术运动，并把它视为一场具有新的启蒙意义的新兴美术运动，是左翼美术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在延安得到了全面的实践。
以历史的责任感站在新的立场上看待这种新兴的美术——普罗美术，就必然要求其题材、形式和手段也是全新的。在鲁迅的大力推动下，木刻最初获得了肯定，并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为了使之符合群众化的需要，许多人开始探索木刻与民族民间艺术结合的可能。特别是在延安等“解放区”，木刻与民族民间艺术结合的成果以新年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涉及到的艺术形式主要包括传统民间年画、传统连环画以及上海等地的新连环画、民间剪纸、纸马等，并在抗战中将这些形式与宣传画、壁画、漫画等绘画体裁结合起来进行宣传。特别重要的是，延安鲁艺不仅成为这种群众艺术实践的大本营，而且将之理论化，并通过学员的培养为艺术走向群众准备了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纲领、有目标的艺术队伍。这就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群众美术的开展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二、新中国群众美术的特征
（一）它是自上而下的。中国群众美术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的民间美术或类似的普及性宣传，就在于它不是自发的，而是获得了体制上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新中国最早的群众美术活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它源自艺术为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思想。无论使这种思想得到切实贯彻和落实，新中国不仅动用了各方面的力量，还特别从体制上给予了保证。所以，新中国文化部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会议就是研究“新年画”创作的相关问题，发出的第一个通知也是“新年画”创作。为了使群众美术活动有效展开并给予指导，文化部一成立就设立了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专门负责群众文化工作。随后又在全国设立了自省、市（地区）至县乡的文化（群艺）馆、站，从而使群众文化事业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络。即使是中国美术家协会这样的艺术家组织也在一个时期中担负着群众文艺的普及工作。群众文艺工作不仅通过文化部——文化厅——文化局——文化馆——文化站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使各项指令得以有效贯彻，而且还借助国家相关文化、宣传机构以及民间文化艺术机构的配合，使群众美术活动按照国家总的部署有效展开。
（二）它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中国群众美术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无论在人数、规模还是作品数量等方面，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而这种状况只有在一定的组织和计划下才有可能。在经过了体制建设之后，一个完整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在群众美术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各种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在相关文化艺术部门的组织、鼓励和号召下从事群众美术的创作，或有组织地奔赴乡村、厂矿、部队写生、辅导，培养群众中的群众美术业余作者，另一方面是大批人民群众被组织起来开展各种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或创作，不仅繁荣了当地的群众文化生活，还特别培养出大批著名画家，如程十发、孔仲起、李世南等。这种组织性和计划性同样反映在出版、展览等方面。
（三）它是有理想、有目标的。中国群众美术之所以形成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群众美术活动，就在于它是有理想、有目标的，这个理想和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白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沉痛的历史苦难促使中国人民奋起，努力探寻一条适合自己的富国强民的发展之路，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与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联系在一起的。从人民公社的成立到“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无不体现着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美好未来的向往，而群众美术运动的开展就是这个理想实现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要实现共产主义首先就要求人民的文化知识的提高，就像当时许多群众所说：“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而轰轰烈烈的群众美术运动，正是“共产主义艺术的萌芽”，因为“在某种社会条件下，每个人都是优秀的画家，……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将没有特殊的画家，而只有从事绘画工作的人。”到那时，知识将不再神秘；过去造成人们等级划分的社会分工也将消失；“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对立将成为过去，一个美好的世界就要到来——正是这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美好憧憬，成为还处于贫困中的中国人的巨大的精神支柱，并激励着人们为这个理想而不断拼搏。
四、它是以民族民间艺术为基础的。毛泽东所阐述的民族的、科学的、群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阐明了新中国群众美术的基本方向和特征。这个民族的方向和特征本身就是与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意识的兴起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开始逐步融人世界之后而出现的一个大事件，它表明中国人已放弃了传统的以我为天下的“中国”概念，而开始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一元，这同时也是民族自我认同的表现。这种意识必然要把民族民间文化和艺术作为民族的立足之本，否则其民族自我认同就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群众作为群众美术主要组成部分的主体，本身就是以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为其生存根基的，其视觉经验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因此，民族民间艺术自然成为这两个方面的汇合点。
三、结束语
无论从群众美术本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还是群众美术所造成的各方面影响来说，它都是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所不能缺少和忽视的，群众美术将以其在艺术与理想之间复杂的综合性表现和意义而载入史册。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到二十世纪90年代之后，尽管群众美术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退出社会舞台，但却很快就受到敏感的青年艺术家的青睐，在当代美术中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价值。这种价值今后也仍然值得重视和研究。
（作者单位：肇庆市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