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是为1949年后第一个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中科院为何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而非涵盖范围更为全面的历史研究所,这一举措一方面体现了中共＂厚今薄古＂的史学理念,是对延安史学趋向的延续;另一方面,此举直接导因于范文澜之选择,意在名正言顺地避开原中研院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以古代史研究见长的史家,以避免人事纠葛。其背后隐然可见新时代史学界之延安史学与民国＂旧史学＂之间颇为微妙的紧张关系。1949年后,史坛发生权势转移,延安史学进驻中心,但因其学术积累方面尚有所欠缺,难以独力撑起整个史学繁荣之局面。在最高当局的直接介入下,1954年成立上古、中古、近代3个史学研究所,引入民国＂旧史学＂,打破延安史学在中科院的垄断地位。此种举措虽被陈寅恪讥为＂临时抱佛脚＂,却为顺应当时史坛实际格局的开明之举。细绎各方对中科院史学机构设置的不同考量,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史学界的复杂形态可能会有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