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起上海的南昌路，大概老卢湾区以外没多少人知道。然而，沿着这条不甚闻名的路一路向东，走到东头，隔着重庆南路朝与之对接的路口望去，你立刻就会发现，接下去的路大名鼎鼎。
只要对中国现代史略有涉猎的人，无不知晓这条和南昌路相衔接、如今名为兴业的路。这条路尽头的76号联体院子里，在1921年7月23日发生过被史书描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
其实，与兴业路隔着重庆南路向西伸展的弯曲狭长的南昌路，沉积着更多的故事，慢慢咀嚼，似乎更加耐人寻味，意蕴悠长。中国共产党好像正是顺着南昌路一路向东，才走到了创建肇始的那一天。
截取南昌路从思南路向东500米的一段路，可以贴切地复原和深入地解析中共创立前的那段历程。那些淹没于沿路众多石库门和花园洋房群落中的几座不起眼的建筑，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很不寻常的时光。
在环龙路马斯南路的一个把角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渊源款曲合分恩怨，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论，后者怎么说也是前者的前辈。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初创这一段，缺了中国国民党这个要角，那不仅是个大大的残缺，而且更失去了历史的意趣和质感。
倘若删繁就简的话，国共两党的故事，恰恰可以从笔者在开篇所提到的那条如今被称作南昌路的街道开头。
不过在此之前，首先要簡单地了解一下南昌路的历史。
南昌路原来不是路，而是一条叫蚂蚁浜的河浜。鸦片战争若干年后，这里被划入法租界。1912年填河造路，因此这条路有些蜿蜒，在东头与兴业路对接前，还弯出较大的弧度。
南昌路初筑成时名叫军官路，后来被切分成了两段。华龙路（今雁荡路）以东称陶尔斐司路。陶尔斐司是一个在一战中阵亡的法国侨民。华龙路以西则称环龙路。环龙是一个法国飞行员。1911年他带了两架飞机到上海做飞行表演，不幸坠机身亡，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起空难。
陶尔斐司、环龙都不算什么大人物，比之南边不远处平行的曾以辣斐德命名的复兴路，南昌路从诞生之日起就很低调。辣斐德是法国贵族，因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而闻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租界被取消，租界内的道路多被重新命名。陶尔斐司、环龙两段路合一，更名南昌路，沿用至今。笔者所讲的都是环龙路时期的往事，所以暂且先让南昌路仅仅作为一个注脚吧。
低调的环龙路上却住过几位在中国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人物，例如中国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1921年以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分分合合，主导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两党的领袖同住一条街，往来只消三五分钟的步行距离，这全然不是出于偶然的巧合。
与中国国民党诞生在中国共产党之前一样，首先踏进环龙路的，是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孙中山。
在环龙路和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交叉口的东南把角处，原来有两座小楼，靠东边的一座，即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1916年和1918年，孙中山曾携妻子宋庆龄两度居住于此。
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上海街道图上，还可以看到两座小楼院落的布局，院内楼南都有不小的花园，因此是那个时期比石库门高档讲究的西式花园洋房。
环龙路44号，中国国民党旗号从此处打出
1916年夏，孙中山携妻子宋庆龄第一次住进环龙路63号时，他刚刚能够比较安全地在中国境内公开露面。因为袁世凯在当年6月初病死了，随即就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很快就宣布解除袁世凯时期的党禁。
党禁一开，此前被袁世凯通缉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便陆续回到国内。孙中山归国两个月后，中华革命党本部也从东京迁到了上海。在孙中山、宋庆龄居住的小楼里，又多了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等一批中华革命党的股肱。
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于1914年7月流亡日本时新组建的。1913年，由于宋教仁遇刺，引发了国民党与袁世凯兵戎相见，史称“二次革命”。但不出4个月，二次革命即以失败告终，一岁生日刚过的国民党随之土崩瓦解。孙中山要继续革命事业，不得不与同志们重组新党。
迁回国内的中华革命党本部，就设在孙中山等居住的小楼对面——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这是一栋独立的白色两层小楼，在当年应该是这条街上不小的独栋建筑，它容纳了一个政党的五脏六腑。
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等上班，只需跨过十来米宽的马路。而后陆续在白楼现身的邓仲元、蒋介石、吴忠信等人，也都在环龙路44号附近租屋栖身。
孙中山等将寓所和国民党本部安置在法租界内的环龙路是有原因的：上海的外国租界受治外法权保护，范围之内不啻“国中之国”。中国政府的统治，一涉入租界，便失去了力度，既不能干预租界里的外国人，也无法对租界里的中国人进行直接的管辖。
与袁世凯当局刀兵相向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遭到通缉，他们必须特别审慎地对待自身的安全问题。即使劲敌已死，他们依然把理想的会聚点，选在处于靠近法租界中心区的环龙路一带。
后来，陈独秀等中共创始期的骨干也选择此地落脚，显然与国民党核心层抱有同样的心理。
孙中山和陈独秀的处境是颇为相似的。他们都有被捕和受迫害之虞。而租界的治外法权，确实是一把可以借以保护的伞。据说，孙中山住进环龙路，事先得到法租界方面保障安全的暗中承诺。
环龙路真正热络起来，是在1918年6月孙中山从广东返回上海后。虽然他不久就从环龙路63号搬到距此不过数百米之遥的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二次革命失败，护法运动受挫，孙中山再度陷入沉思。此后一段时间，他再度把较多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其間，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相继发生，社会主义思潮涌起，给了他很深的触动。 据施存统回忆：“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常常到新青年杂志社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
在维经斯基与陈独秀频繁接触的那段时间，毛泽东也来到了老渔阳里2号，拜望了陈独秀。他后来对斯诺回忆其与陈独秀在上海见面的情景时说：“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
此刻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几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会成为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竟然要天天在这条街上步履匆匆，到环龙路44号坐班履职。
陈独秀此刻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其与维经斯基商议的组党议题，但毛泽东在回到湖南后不久，就收到其嘱咐他在长沙筹建共产党地方支部的亲笔信。从那时起，组建全国性党组织的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幽灵”首先踅进了上海
为了拍到南昌路上几座有历史里程碑意义建筑的理想照片，筆者特意在一个熹微初露的清晨来到南昌路。
蜿蜒的马路上，只有笔者形单影只地游荡。走着拍着，不知怎么的，脑海中悠然浮出《共产党宣言》中开篇的那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其实，在陈望道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中，第一句还是“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直到1943年，“怪物”一词才被“幽灵”取代，它出自博古笔下的“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幽灵”。
笔者脚下这条南昌路，与第一个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从翻译到出版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提议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提供翻译所依文本的戴季陶、向戴推荐陈望道的邵力子都在环龙路44号上班。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原本是要在《星期评论》上连载的。然而当他在浙江老家完成翻译，兴冲冲来到上海时，《星期评论》却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法租界当局的压制下停刊了。
经浙江老乡俞秀松引荐，陈望道结识了陈独秀，继而加入了陈独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常客、中共创始组的一员。
当陈独秀得知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刊载搁浅的事，便提出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来设法出版。陈独秀将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本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并在李汉俊校正修改后，亲自审阅。陈望道又根据陈、李二人的意见，做了最后的修改才定稿。
一直不同意接受苏俄经费支持的陈独秀，为了马克思主义读物的印刷传播，从维经斯基手中接受了一笔钱，并用这笔钱在辣斐德路（今建国中路）成裕里12号，兴办了一个小印刷厂。8月的一天，1000本红色封面的《共产党宣言》从成裕里12号送到上海几家书店，通过书店的渠道发行。由于编辑印制匆忙，封面书名被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尽管如此，1000本图书很快售罄。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还是个28岁的年轻人。再看当时《新青年》的编辑骨干和主要撰稿人，也都是这样的年纪。可他们一个个都已有编辑报刊的丰富经验，直接阅读原版外文著作的能力，而且拿起笔就能写文章，已然是宣传的行家里手。长于宣传，是中共当家的本领、与生俱来的优势。
而中共的这种天生的优势，只有在报刊密集，有着国内最为众多的图书出版社，有着为数众多的现代机械印刷厂和当时国内最发达的现代邮政系统支撑的上海，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笔者很想看看印刷了第一个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小印刷厂的模样。然而，当笔者来到复兴中路221弄（原辣斐德路成裕里）的所在，这里已经被夷平为工地。
此处西边紧靠着黄陂南路，这就是说，这个小印刷厂，与中共一大会址，基本是在同一条经线上。一条不到300米的经线，把南边《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诞生地与北边中共的诞生地串在了一起。
石库门特征与中国共产党血统的联想
环龙路走到尽头继续向东，就进入了与之衔接的望志路，“开天辟地”的大戏就在这里上演。
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在与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交接的拐角上，是处典型的新式石库门建筑。石库门的房子一般都有前后门，望志路106号的后门是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3号。
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分为老式和新式。老式出现在上海是19世纪70年代，它脱胎于江南民居的住宅形式，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一般为三开间或五开间，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的特点。建筑都以石料做门框，故而以石库门名之。
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式石库门大量出现并逐渐取代老式石库门。新式石库门大多采用单开间或双开间，双开间只保留一侧的前后厢房，单开间则完全取消了厢房。为了减少占地面积，节省建筑用材，新式的缩小了居室的进深，降低了楼层和围墙的高度。
新式石库门外墙面多用清水青砖、红砖或青红砖混用，石灰勾缝；也不再选取老式常用的马头墙或观音兜式样。另外，新式的几乎不再用石料做门框，而改用清水砖砌，门楣的装饰更为繁复，多参照西方建筑门窗上部的山花楣饰。这些变化，都可以在望志路106、108号的门脸上看到。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此处召开时，这栋建筑竣工还不到一年。房子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李书城的身份，使他的家成为中共一大会议的理想之所。据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回忆，石库门房屋的正门通常是不开的，他们家人进出都是走后门树德里3号。故而中共一大召开前发给各位代表通知的地址，是贝勒路树德里3号。
从7月23日到30日，中共一大在望志路106号底层客厅召开。有意思的是，围坐在长桌边的15位与会者，甚至有两位是外国人，却没有一位上海本地人。
石库门承载着当年上海这个新兴大都市的气韵，而一旦将它和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便悠然引发出更多的联想：
彼时的上海，最多地汇集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最前沿的元素。特别是租界区内，最先受到外来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冲击，租界充当了推进中国现代化步履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物化形态，都已在上海具象；与这种具象伴生的，是上海成为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发祥地与最大集群地；欧美的新思潮新文化首先在上海融汇，再传入中国各地；思想文化的“工业化”的支撑，还奠定了上海在近现代中国舆论和文化中心的地位……
依照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是与其所处时代最前端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相联系的，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诞生于那一时期的上海，又会诞生在哪里呢？
如果說，中共一大会址选在了望志路106、108号，还有某种偶然性，那么其诞生在上海，则不能不说是一种必然。■
只要对中国现代史略有涉猎的人，无不知晓这条和南昌路相衔接、如今名为兴业的路。这条路尽头的76号联体院子里，在1921年7月23日发生过被史书描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
其实，与兴业路隔着重庆南路向西伸展的弯曲狭长的南昌路，沉积着更多的故事，慢慢咀嚼，似乎更加耐人寻味，意蕴悠长。中国共产党好像正是顺着南昌路一路向东，才走到了创建肇始的那一天。
截取南昌路从思南路向东500米的一段路，可以贴切地复原和深入地解析中共创立前的那段历程。那些淹没于沿路众多石库门和花园洋房群落中的几座不起眼的建筑，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很不寻常的时光。
在环龙路马斯南路的一个把角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渊源款曲合分恩怨，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论，后者怎么说也是前者的前辈。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初创这一段，缺了中国国民党这个要角，那不仅是个大大的残缺，而且更失去了历史的意趣和质感。
倘若删繁就简的话，国共两党的故事，恰恰可以从笔者在开篇所提到的那条如今被称作南昌路的街道开头。
不过在此之前，首先要簡单地了解一下南昌路的历史。
南昌路原来不是路，而是一条叫蚂蚁浜的河浜。鸦片战争若干年后，这里被划入法租界。1912年填河造路，因此这条路有些蜿蜒，在东头与兴业路对接前，还弯出较大的弧度。
南昌路初筑成时名叫军官路，后来被切分成了两段。华龙路（今雁荡路）以东称陶尔斐司路。陶尔斐司是一个在一战中阵亡的法国侨民。华龙路以西则称环龙路。环龙是一个法国飞行员。1911年他带了两架飞机到上海做飞行表演，不幸坠机身亡，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起空难。
陶尔斐司、环龙都不算什么大人物，比之南边不远处平行的曾以辣斐德命名的复兴路，南昌路从诞生之日起就很低调。辣斐德是法国贵族，因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而闻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租界被取消，租界内的道路多被重新命名。陶尔斐司、环龙两段路合一，更名南昌路，沿用至今。笔者所讲的都是环龙路时期的往事，所以暂且先让南昌路仅仅作为一个注脚吧。
低调的环龙路上却住过几位在中国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人物，例如中国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1921年以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分分合合，主导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两党的领袖同住一条街，往来只消三五分钟的步行距离，这全然不是出于偶然的巧合。
与中国国民党诞生在中国共产党之前一样，首先踏进环龙路的，是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孙中山。
在环龙路和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交叉口的东南把角处，原来有两座小楼，靠东边的一座，即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1916年和1918年，孙中山曾携妻子宋庆龄两度居住于此。
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上海街道图上，还可以看到两座小楼院落的布局，院内楼南都有不小的花园，因此是那个时期比石库门高档讲究的西式花园洋房。
环龙路44号，中国国民党旗号从此处打出
1916年夏，孙中山携妻子宋庆龄第一次住进环龙路63号时，他刚刚能够比较安全地在中国境内公开露面。因为袁世凯在当年6月初病死了，随即就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很快就宣布解除袁世凯时期的党禁。
党禁一开，此前被袁世凯通缉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便陆续回到国内。孙中山归国两个月后，中华革命党本部也从东京迁到了上海。在孙中山、宋庆龄居住的小楼里，又多了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等一批中华革命党的股肱。
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于1914年7月流亡日本时新组建的。1913年，由于宋教仁遇刺，引发了国民党与袁世凯兵戎相见，史称“二次革命”。但不出4个月，二次革命即以失败告终，一岁生日刚过的国民党随之土崩瓦解。孙中山要继续革命事业，不得不与同志们重组新党。
迁回国内的中华革命党本部，就设在孙中山等居住的小楼对面——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这是一栋独立的白色两层小楼，在当年应该是这条街上不小的独栋建筑，它容纳了一个政党的五脏六腑。
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等上班，只需跨过十来米宽的马路。而后陆续在白楼现身的邓仲元、蒋介石、吴忠信等人，也都在环龙路44号附近租屋栖身。
孙中山等将寓所和国民党本部安置在法租界内的环龙路是有原因的：上海的外国租界受治外法权保护，范围之内不啻“国中之国”。中国政府的统治，一涉入租界，便失去了力度，既不能干预租界里的外国人，也无法对租界里的中国人进行直接的管辖。
与袁世凯当局刀兵相向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遭到通缉，他们必须特别审慎地对待自身的安全问题。即使劲敌已死，他们依然把理想的会聚点，选在处于靠近法租界中心区的环龙路一带。
后来，陈独秀等中共创始期的骨干也选择此地落脚，显然与国民党核心层抱有同样的心理。
孙中山和陈独秀的处境是颇为相似的。他们都有被捕和受迫害之虞。而租界的治外法权，确实是一把可以借以保护的伞。据说，孙中山住进环龙路，事先得到法租界方面保障安全的暗中承诺。
环龙路真正热络起来，是在1918年6月孙中山从广东返回上海后。虽然他不久就从环龙路63号搬到距此不过数百米之遥的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二次革命失败，护法运动受挫，孙中山再度陷入沉思。此后一段时间，他再度把较多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其間，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相继发生，社会主义思潮涌起，给了他很深的触动。 据施存统回忆：“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常常到新青年杂志社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
在维经斯基与陈独秀频繁接触的那段时间，毛泽东也来到了老渔阳里2号，拜望了陈独秀。他后来对斯诺回忆其与陈独秀在上海见面的情景时说：“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
此刻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几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会成为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竟然要天天在这条街上步履匆匆，到环龙路44号坐班履职。
陈独秀此刻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其与维经斯基商议的组党议题，但毛泽东在回到湖南后不久，就收到其嘱咐他在长沙筹建共产党地方支部的亲笔信。从那时起，组建全国性党组织的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幽灵”首先踅进了上海
为了拍到南昌路上几座有历史里程碑意义建筑的理想照片，筆者特意在一个熹微初露的清晨来到南昌路。
蜿蜒的马路上，只有笔者形单影只地游荡。走着拍着，不知怎么的，脑海中悠然浮出《共产党宣言》中开篇的那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其实，在陈望道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中，第一句还是“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直到1943年，“怪物”一词才被“幽灵”取代，它出自博古笔下的“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幽灵”。
笔者脚下这条南昌路，与第一个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从翻译到出版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提议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提供翻译所依文本的戴季陶、向戴推荐陈望道的邵力子都在环龙路44号上班。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原本是要在《星期评论》上连载的。然而当他在浙江老家完成翻译，兴冲冲来到上海时，《星期评论》却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法租界当局的压制下停刊了。
经浙江老乡俞秀松引荐，陈望道结识了陈独秀，继而加入了陈独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常客、中共创始组的一员。
当陈独秀得知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刊载搁浅的事，便提出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来设法出版。陈独秀将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本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并在李汉俊校正修改后，亲自审阅。陈望道又根据陈、李二人的意见，做了最后的修改才定稿。
一直不同意接受苏俄经费支持的陈独秀，为了马克思主义读物的印刷传播，从维经斯基手中接受了一笔钱，并用这笔钱在辣斐德路（今建国中路）成裕里12号，兴办了一个小印刷厂。8月的一天，1000本红色封面的《共产党宣言》从成裕里12号送到上海几家书店，通过书店的渠道发行。由于编辑印制匆忙，封面书名被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尽管如此，1000本图书很快售罄。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还是个28岁的年轻人。再看当时《新青年》的编辑骨干和主要撰稿人，也都是这样的年纪。可他们一个个都已有编辑报刊的丰富经验，直接阅读原版外文著作的能力，而且拿起笔就能写文章，已然是宣传的行家里手。长于宣传，是中共当家的本领、与生俱来的优势。
而中共的这种天生的优势，只有在报刊密集，有着国内最为众多的图书出版社，有着为数众多的现代机械印刷厂和当时国内最发达的现代邮政系统支撑的上海，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笔者很想看看印刷了第一个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小印刷厂的模样。然而，当笔者来到复兴中路221弄（原辣斐德路成裕里）的所在，这里已经被夷平为工地。
此处西边紧靠着黄陂南路，这就是说，这个小印刷厂，与中共一大会址，基本是在同一条经线上。一条不到300米的经线，把南边《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诞生地与北边中共的诞生地串在了一起。
石库门特征与中国共产党血统的联想
环龙路走到尽头继续向东，就进入了与之衔接的望志路，“开天辟地”的大戏就在这里上演。
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在与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交接的拐角上，是处典型的新式石库门建筑。石库门的房子一般都有前后门，望志路106号的后门是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3号。
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分为老式和新式。老式出现在上海是19世纪70年代，它脱胎于江南民居的住宅形式，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一般为三开间或五开间，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的特点。建筑都以石料做门框，故而以石库门名之。
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式石库门大量出现并逐渐取代老式石库门。新式石库门大多采用单开间或双开间，双开间只保留一侧的前后厢房，单开间则完全取消了厢房。为了减少占地面积，节省建筑用材，新式的缩小了居室的进深，降低了楼层和围墙的高度。
新式石库门外墙面多用清水青砖、红砖或青红砖混用，石灰勾缝；也不再选取老式常用的马头墙或观音兜式样。另外，新式的几乎不再用石料做门框，而改用清水砖砌，门楣的装饰更为繁复，多参照西方建筑门窗上部的山花楣饰。这些变化，都可以在望志路106、108号的门脸上看到。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此处召开时，这栋建筑竣工还不到一年。房子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李书城的身份，使他的家成为中共一大会议的理想之所。据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回忆，石库门房屋的正门通常是不开的，他们家人进出都是走后门树德里3号。故而中共一大召开前发给各位代表通知的地址，是贝勒路树德里3号。
从7月23日到30日，中共一大在望志路106号底层客厅召开。有意思的是，围坐在长桌边的15位与会者，甚至有两位是外国人，却没有一位上海本地人。
石库门承载着当年上海这个新兴大都市的气韵，而一旦将它和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便悠然引发出更多的联想：
彼时的上海，最多地汇集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最前沿的元素。特别是租界区内，最先受到外来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冲击，租界充当了推进中国现代化步履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物化形态，都已在上海具象；与这种具象伴生的，是上海成为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发祥地与最大集群地；欧美的新思潮新文化首先在上海融汇，再传入中国各地；思想文化的“工业化”的支撑，还奠定了上海在近现代中国舆论和文化中心的地位……
依照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是与其所处时代最前端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相联系的，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诞生于那一时期的上海，又会诞生在哪里呢？
如果說，中共一大会址选在了望志路106、108号，还有某种偶然性，那么其诞生在上海，则不能不说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