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见识的官员，都相当重视家庭教育，都有严格的家训，都期望后代能成才，知书达理，以维系良好的家风，延续家族的良性发展。
　　重言传，更重身教，力戒儿孙奢靡浪费
　　唐朝的卢承庆博学有才干，曾任宰相，临终时交代儿子：“我死后就穿平常的衣服入殓，不要用牲畜祭奠，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行了，不要过于高大宽广；只用棺材，不需要棺外椁，那样太浪费了；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不要弄许多漂亮话在上头。”这无疑是对儿孙的一种言传身教，在旖旎繁华、生活富足的唐初，高官能俭朴平实、不尚浮华，绝对也是有益世风的正能量。
　　后唐名将李存审凭着战功，官至宣武节度使，深得皇帝信任。他常对儿孙说：“我家境贫寒，年轻时带剑从军，40年来出生入死，历经艰难困苦才到今天的位置，你们看我全身上下的100多处伤口就知道了。”边说还会边给儿孙们看，以教育他们不要奢侈浪费，要学会进取、吃苦。后来，他的儿辈都成了颇有作为的大臣。
　　深知子孙才分有高低，但必须知书达礼
　　清朝顺治年间的户部尚书梁清标教育子弟“家法醇谨”，要求子弟们即使是走路的姿势、进退的方式都必须符合礼仪，并且，严格规定，除了当时视为正统学问的理学著作和有关经世济民的书籍之外，小说、野史之类的杂书一律不许阅读，可见其对子孙们读书的重视程度。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汝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国藩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不许儿辈出入公门，不许乘车，要多做善事
　　明朝神宗时的礼部尚书沈鲤在京为官，常写信给商丘老家的儿辈，对他们的约束极其严格：出行上，不许儿辈“出入公门，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车”；衣着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产业上，要求自家减少田亩，不要多积财货，不要购置太多的房产田地，“使身终之日，留下争端，自取辱名”，等等。并且，他还经常写信提醒儿辈“秋夏粮及早上纳，多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显然这是要家人遵纪守法。
　　此外，沈鲤还要求儿辈多做善事：每年冬天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孤寡者，也要经常接济等等。他在家书中教育儿辈：“大抵盛极则衰，月满则亏，日中则昃，一定之理。唯有自處退步，不张气焰，不过享用，不作威福，虽处盛时，可以保守。”历史上的沈鲤为人正直，为官清正，由此被推崇为贤臣。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