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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近代中国美学研究中，宗白华始终走着与中国文化相一致的学术研究之路，他的中国美学研究以鲜明的中国特色而获得独立的学术价值。宗白华的美学研究领域是诗化了的世界，他以诗意的眼光观照世界，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叙述它，从而创作出诗化的美学。
关键词 中国美学 诗化美学
宗白华的美学思想在现代之所以受到极高的评价，是因为他始终走着与中国文化相一致的学术研究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不弃中国人所长就中国人所短，从而在中国美学史上留下了与西方美学截然不同的美学理论形态。
熟读宗先生美学论文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先生的论文读来美不胜收，与那些读来磕磕拌拌的所谓符合学术规范的美学研究论文相比，使人顿生一种亲切感。如果再比较一下这两者的内容，我们就会明白，同样是研究美学，为何行文差别如此之大。这不仅是因为宗先生从不奢谈美的本质是什么，也从不牵强附会地去用“唯心”、“唯物”划分艺术的种类和价值，更在于他对蕴涵着中国美学精神的传统艺术的发自内心的热爱。对于那种抽象地讨论美的本质，把生动、具体而活泼的美纳入抽象的美的概念之中的做法，宗先生从来不感兴趣。他始终认为中国的艺术和美学是来自于人的生命体验，而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意境的创造源于人格涵养。因此，他每每直接从艺术品本身、古代作家的论述中作出美学结论与批评。与中国古代那些文人一样，宗白华偏爱一些优美轻灵的词句但却很少“独创” 概念。
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方式看似另类，实质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民族文化的总根基是“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中的哲学底蕴与民族精神原型，则以系统理论的方式集中于《易经》之内，这一点在宗白华的著作中经常被提及。《易经》与美学理论相关的原则，一个是拟象说，一个是“言不尽意”说。二者都是“感官系统”把握世界的根本特征。关于这一点，方东美先生有很好的概括，“中国形而上学……讨论世界或宇宙时……要不断的加以超化。对儒家言，超化之，成为道德宇宙；对道家而言，超化之，成为艺术天地；对佛家言，超化之，成为宗教境界”。先看儒家的诗性理论形态。《论语》中反复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它们表明，不管是“知之”、“好之”的理论偏向，也不管是“诗—礼”的实践规范，更不管由“道”而“德”、而“仁”的人生历程，都赶不上“乐”和“艺”。这里的“乐”和“艺”，就是一种诗性文化的表现。概而言之，即历代大贤所指的“人生艺术化”。实践中的行为如此，理论展开的特有形态也如此。因此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中国没有艺术科学的名称，只有一个“乐”字。真是一语中的，“乐”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学称。
道家的形上境界，就是“艺术天地”，因此千百年来，人们都把道家哲学看做中国的诗与艺术的源头。道家最为突出的诗性形态，应当说是“虚静—无为”。道家理论形态的诗性表现方式是：“寓言—重言—卮言”的“三言”话语。“寓言”，是隐喻式的小故事，是诗性文化的典型载体；“重言”，即历代圣贤之言，是历代圣贤诗性智慧的结晶；“卮言”是个性睿智的发挥，是情感的淋漓尽致表现。
与中国文学艺术审美价值观相比，西方的文学审美价值观长期以来赖以支撑的是理性主义，这一点在柏拉图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柏拉图认为在现实的世界之上，存在着一个属神的“理式”世界的摹仿，现实是理式世界的影子，而文艺作为现实世界的模仿，则是“影子的影子”，和理式“隔着三层”。在柏拉图看来，人性当中的“理性的部分”是真理的体现，是“人性中最好的部分”。在柏拉图的文艺价值体系中，“理性”是其本然的基础，而“无理性”则是被排除在其价值体系之外的。在古典主义那里，“理性”同样也被奉为至上。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明确地说：“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而在后来的启蒙主义者的文艺价值观中，理性亦高居其位，有时甚至理性得过了头。
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文化艺术中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而中国人则永远达不到康德黑格尔理论形态那种水平。任何有智慧的民族，都应懂得“扬长避短”或“取长补短” ，而不是“舍长就短”。在《欢欣的回忆和祝贺》一文中，宗白华引焦里堂语：“一代有一代之胜，舍其胜以就其不胜，皆寄人篱下者”，并引之为至理名言，而他在中国美学研究的道路上，也始终践行此言。正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骨髓的领悟，宗白华用他的双手弹奏出了中国美学的独特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在当时甚至后来的一些时期不被重视，但他的存在却是不容忽视的。
回顾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首先就是五四以来“以美拯救世界”的善良愿望，使美学学科承担了它不应承担的伦理学重担，这同样也体现在80年代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发生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哲学美学大讨论中；其次，也是直接的是由于内在情感生命的欠缺，再加上知识结构的先天不足，而导致的美学研究人员审美能力的钝化。还有最重要的一个误区是，近现代随着西方美学理论的大量涌入，从而导致哲学美学理论地位的上升。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多的问题？归结起来，无不是不清楚或者无视中国文化艺术特殊性的结果。这些问题和误区直接导致中国美学研究的异化，使中国美学成了不中不西的怪胎。然而仔细翻检百年来关于美学问题的数次讨论记录，我们很少发现宗白华的声音。这位美学老人始终默默地耕耘在艺术美学领域，很少做一些无谓的争论，对高尔泰美学的商榷应该是唯一一次。而对于争论最多的“美的本质”问题，宗先生更少发言。关于这一点，刘士林先生在《澄明美学》中说：“（宗白华）正是由于洞悉了所有关于审美意识本质性的发问都会破坏它作为自由意识的澄明之境，所以在宗白华的散步美学中看不到诸如美是什么，审美认知图式，审美对象与范围等讨论，因为一旦这样发问，就不可避免地异化为一种永无解脱之日的野狐之身。”（3）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看，中国审美意识的全部基础就在于理智直观，或者说中国哲学讲的“与物无对”的存在是不容置疑也是无须思议的。新儒家牟宗三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序》中直接讲：假如没有理智直观存在的自明性，“不但全部中国哲学不可能，即康德本人所讲的全部道德哲学亦全成空话”。简言之，宗白华先生是直承“与物无对”“与物混然”的诗性文化传统，从而不自觉地抛弃了不适合中国文化艺术的理性图式，而在艺术花园中走到哪里体验到哪里。
从对百年中国美学的回顾中得知，一旦用理性方式去论证审美意识的本质，就会离美越来越远。而宗白华先生以一种“目击而道存”的研究方式，把美的存在，直观地澄明于世界中。宗先生的美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运用中国特有的感性思维同样可以回答美学问题，而且可以讲得更好。但是这种感性思维与中国古代感悟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宗白华先生散步美学与中国古代的感悟式批评做一简单区别。从形式上看，前者对问题的回答是全面而系统的，是对不可思议的思议；后者则是只言片语，随到随评，有时甚至故弄玄虚；从内容上看，前者既有具体例证，又有理论总结，而后者则多是兴之所至，缺少理论概括力度。
由于西方理性思维的力量太过于强大，致使当代中国美学大多陷入西方理论话语霸权之中而失去了学术独立性。众声喧哗中，宗白华以直观和体悟的方法来阐述美学思想，以中国传统美学的诗性话语，表达审美义理的做法在时下获得极高评价也是可以理解的。宗白华的美学研究领域是诗化了的世界，他以诗意的眼光观照世界，从而创作出诗化的美学。这种独特的美学理论形态值得我们做更多的研究。谢林在《艺术哲学文选》中曾说：“哲学家必须象诗人那样具有更多的审美的力量，没有审美感的哲学家是掉书袋的哲学家。”宗白华以他的美学研究印证了这句话的深刻性。
参考文献：
[1]方东美：《生生之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9：288.
[2]布瓦洛：《诗的艺术》，载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90.
[3]刘士林：《澄明美学》，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190.
作者简介：
吴金香（1978-）女，河南郑州人，教师，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工作单位：中州大学。
（作者单位：河南省中州大学）
关键词 中国美学 诗化美学
宗白华的美学思想在现代之所以受到极高的评价，是因为他始终走着与中国文化相一致的学术研究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不弃中国人所长就中国人所短，从而在中国美学史上留下了与西方美学截然不同的美学理论形态。
熟读宗先生美学论文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先生的论文读来美不胜收，与那些读来磕磕拌拌的所谓符合学术规范的美学研究论文相比，使人顿生一种亲切感。如果再比较一下这两者的内容，我们就会明白，同样是研究美学，为何行文差别如此之大。这不仅是因为宗先生从不奢谈美的本质是什么，也从不牵强附会地去用“唯心”、“唯物”划分艺术的种类和价值，更在于他对蕴涵着中国美学精神的传统艺术的发自内心的热爱。对于那种抽象地讨论美的本质，把生动、具体而活泼的美纳入抽象的美的概念之中的做法，宗先生从来不感兴趣。他始终认为中国的艺术和美学是来自于人的生命体验，而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意境的创造源于人格涵养。因此，他每每直接从艺术品本身、古代作家的论述中作出美学结论与批评。与中国古代那些文人一样，宗白华偏爱一些优美轻灵的词句但却很少“独创” 概念。
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方式看似另类，实质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民族文化的总根基是“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中的哲学底蕴与民族精神原型，则以系统理论的方式集中于《易经》之内，这一点在宗白华的著作中经常被提及。《易经》与美学理论相关的原则，一个是拟象说，一个是“言不尽意”说。二者都是“感官系统”把握世界的根本特征。关于这一点，方东美先生有很好的概括，“中国形而上学……讨论世界或宇宙时……要不断的加以超化。对儒家言，超化之，成为道德宇宙；对道家而言，超化之，成为艺术天地；对佛家言，超化之，成为宗教境界”。先看儒家的诗性理论形态。《论语》中反复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它们表明，不管是“知之”、“好之”的理论偏向，也不管是“诗—礼”的实践规范，更不管由“道”而“德”、而“仁”的人生历程，都赶不上“乐”和“艺”。这里的“乐”和“艺”，就是一种诗性文化的表现。概而言之，即历代大贤所指的“人生艺术化”。实践中的行为如此，理论展开的特有形态也如此。因此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中国没有艺术科学的名称，只有一个“乐”字。真是一语中的，“乐”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学称。
道家的形上境界，就是“艺术天地”，因此千百年来，人们都把道家哲学看做中国的诗与艺术的源头。道家最为突出的诗性形态，应当说是“虚静—无为”。道家理论形态的诗性表现方式是：“寓言—重言—卮言”的“三言”话语。“寓言”，是隐喻式的小故事，是诗性文化的典型载体；“重言”，即历代圣贤之言，是历代圣贤诗性智慧的结晶；“卮言”是个性睿智的发挥，是情感的淋漓尽致表现。
与中国文学艺术审美价值观相比，西方的文学审美价值观长期以来赖以支撑的是理性主义，这一点在柏拉图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柏拉图认为在现实的世界之上，存在着一个属神的“理式”世界的摹仿，现实是理式世界的影子，而文艺作为现实世界的模仿，则是“影子的影子”，和理式“隔着三层”。在柏拉图看来，人性当中的“理性的部分”是真理的体现，是“人性中最好的部分”。在柏拉图的文艺价值体系中，“理性”是其本然的基础，而“无理性”则是被排除在其价值体系之外的。在古典主义那里，“理性”同样也被奉为至上。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明确地说：“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而在后来的启蒙主义者的文艺价值观中，理性亦高居其位，有时甚至理性得过了头。
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文化艺术中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而中国人则永远达不到康德黑格尔理论形态那种水平。任何有智慧的民族，都应懂得“扬长避短”或“取长补短” ，而不是“舍长就短”。在《欢欣的回忆和祝贺》一文中，宗白华引焦里堂语：“一代有一代之胜，舍其胜以就其不胜，皆寄人篱下者”，并引之为至理名言，而他在中国美学研究的道路上，也始终践行此言。正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骨髓的领悟，宗白华用他的双手弹奏出了中国美学的独特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在当时甚至后来的一些时期不被重视，但他的存在却是不容忽视的。
回顾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首先就是五四以来“以美拯救世界”的善良愿望，使美学学科承担了它不应承担的伦理学重担，这同样也体现在80年代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发生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哲学美学大讨论中；其次，也是直接的是由于内在情感生命的欠缺，再加上知识结构的先天不足，而导致的美学研究人员审美能力的钝化。还有最重要的一个误区是，近现代随着西方美学理论的大量涌入，从而导致哲学美学理论地位的上升。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多的问题？归结起来，无不是不清楚或者无视中国文化艺术特殊性的结果。这些问题和误区直接导致中国美学研究的异化，使中国美学成了不中不西的怪胎。然而仔细翻检百年来关于美学问题的数次讨论记录，我们很少发现宗白华的声音。这位美学老人始终默默地耕耘在艺术美学领域，很少做一些无谓的争论，对高尔泰美学的商榷应该是唯一一次。而对于争论最多的“美的本质”问题，宗先生更少发言。关于这一点，刘士林先生在《澄明美学》中说：“（宗白华）正是由于洞悉了所有关于审美意识本质性的发问都会破坏它作为自由意识的澄明之境，所以在宗白华的散步美学中看不到诸如美是什么，审美认知图式，审美对象与范围等讨论，因为一旦这样发问，就不可避免地异化为一种永无解脱之日的野狐之身。”（3）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看，中国审美意识的全部基础就在于理智直观，或者说中国哲学讲的“与物无对”的存在是不容置疑也是无须思议的。新儒家牟宗三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序》中直接讲：假如没有理智直观存在的自明性，“不但全部中国哲学不可能，即康德本人所讲的全部道德哲学亦全成空话”。简言之，宗白华先生是直承“与物无对”“与物混然”的诗性文化传统，从而不自觉地抛弃了不适合中国文化艺术的理性图式，而在艺术花园中走到哪里体验到哪里。
从对百年中国美学的回顾中得知，一旦用理性方式去论证审美意识的本质，就会离美越来越远。而宗白华先生以一种“目击而道存”的研究方式，把美的存在，直观地澄明于世界中。宗先生的美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运用中国特有的感性思维同样可以回答美学问题，而且可以讲得更好。但是这种感性思维与中国古代感悟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宗白华先生散步美学与中国古代的感悟式批评做一简单区别。从形式上看，前者对问题的回答是全面而系统的，是对不可思议的思议；后者则是只言片语，随到随评，有时甚至故弄玄虚；从内容上看，前者既有具体例证，又有理论总结，而后者则多是兴之所至，缺少理论概括力度。
由于西方理性思维的力量太过于强大，致使当代中国美学大多陷入西方理论话语霸权之中而失去了学术独立性。众声喧哗中，宗白华以直观和体悟的方法来阐述美学思想，以中国传统美学的诗性话语，表达审美义理的做法在时下获得极高评价也是可以理解的。宗白华的美学研究领域是诗化了的世界，他以诗意的眼光观照世界，从而创作出诗化的美学。这种独特的美学理论形态值得我们做更多的研究。谢林在《艺术哲学文选》中曾说：“哲学家必须象诗人那样具有更多的审美的力量，没有审美感的哲学家是掉书袋的哲学家。”宗白华以他的美学研究印证了这句话的深刻性。
参考文献：
[1]方东美：《生生之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9：288.
[2]布瓦洛：《诗的艺术》，载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90.
[3]刘士林：《澄明美学》，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190.
作者简介：
吴金香（1978-）女，河南郑州人，教师，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工作单位：中州大学。
（作者单位：河南省中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