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张玉环无罪，予以释放。为了这一天，53岁的张玉环盼了将近27年。
　　良知应是最高判案准则。江西高院的良知、勇气和担当值得点赞。但赞赏不能代替对冤案的深刻反思，人们一方面希望对造成这一人间悲剧的人严惩不贷，另一方面也希望反思现有司法体系的缺失。
　　首先，张玉环称“遭刑讯逼供、电击蹲桩、被狼狗咬”，对这些控诉理当查实并追责。
　　其次，更应检讨的是司法体制的弊端：一是“有罪推定”，二是破案率考核指标。现实中，冤假错案的发生涉及很多方面，既有“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也有控辩失衡的庭审结构。
　　相比“赵作海案”和“呼格案”的“被动平反”，“张玉环案”的平反难度和阻力显然更大——因为“有罪推定”，张玉环在缺少关键证据的前提下被定罪;因为控辩失衡，在江西高院终审裁决时，竟然没有律师为张玉环辩护。究其原因，執法者在“有罪推定”的思维主导下，很容易通过刑讯逼供按图索骥。而对于刑讯逼供，“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又往往将被害人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人身自由受限、缺乏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想要对执法者进行举证又谈何容易？
　　四中全会鲜明提出要以庭审为中心，其实质就是要破除以侦查为中心，坚持以事实为根据，注重证据。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推广“司法责任制”，即“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凡判案皆可追溯、可追责，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冤假错案。
　　此外，制衡“有罪推定”的重要力量还在于尊重律师权利。律师是法庭上的一方，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因此律师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
　　更重要的是，司法体系还必须审视以破案率为首的考核指标。破案率之于公安机关，如GDP之于政府部门。将案件侦办指标化，尤其是严打时期更是如此，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
　　早在2015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就提到要对各类执法司法考核指标进行全面清理，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破案率等不合理、不科学的考核指标。只有在考核指标上正本清源，才能最大程度上减少冤假错案。
　　当然，冤假错案的发生并非侦查一个环节的失误，也要看到起诉、审判环节存在的问题，这就涉及整个司法事务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的相互制衡问题。理想的司法状态下，侦查机关提供的不自洽的证据链多会被驳倒，破案率考核压力不应左右案件的最终走向。所以回归法治理性的尝试，更需着力于司法机制的自我建设，一方面要加强检察机关和法院的专业能力，强化公检法三者的制衡结构;另一方面，要通过人事权、财权与行政机构分离，构建独立审判的司法环境。
　　每一次冤假错案的曝光，都是对公民权利的伤害，也是对法治信心的打击。相比启动国家赔偿机制，全面启动责任追究势在必行。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少一些张玉环式的人生悲剧，才能不辜负“为前夫奔走”的宋小女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