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便赋予图书十分崇高的地位。《易经》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尚书·顾命》说文王登基时，将《大训》《河图》与其他镇国之宝同时陈列在太庙中;西汉“求遗书于天下”，积累起“如山丘”的藏书……这些都说明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国家层面的图书典籍搜集、整理和使用工作。在现代图书馆出现之前，各朝代都设置了管理国家藏书的政府机构，其中设置时间最长的就是秘书监。
　　秘书监的设立
　　据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我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就是商朝的甲骨文，在商朝也出现了最原始的国家图书馆。商朝神权迷信极为严重，统治者用神权巩固统治，维护其自身利益。《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他们大至祭祀、典礼、征战，小至狩猎、出游、天气、收成，都要求神问卜，以定吉凶，决定行止，他们把记录问卜之事的龟甲、兽骨加以保存，以便日后查阅，这些甲骨就是我国最初的“书籍”了。到了商朝后期，使用的汉字达4500多个，现已发掘的甲骨卜辞总量达15万块，这些甲骨大多是按照时间跨度存放在不同的穴窖中，并由称为“作册”的史官进行保藏、管理和查阅。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殷墟保存甲骨卜辞的处所是我国最早的图书馆。
　　周朝时礼乐制度完备，文化空前繁荣，周天子设置了太史、内史（或称册尹）来记录史事，保管文书档案，并设置了专职管理收藏典籍的地方——藏室。根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曾担任国家藏书机构的史官。
　　秦朝实现了文字的统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一统奠定了基础，使图书和图书馆事业开始了高速发展。秦朝执掌国家图书典籍的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仅次于丞相的行政长官，为御史之长、三公之一，是朝廷的核心成员。御史大夫之下设负责具体管理典籍的御史，秦时御史张苍即为掌管秦宫廷藏书的官员。由此可以看出，秦朝时国家的图书管理机构就形成系统了。
　　到了汉朝，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文化上愚民政策的失败，采取了对战国以来各种思想流派和学说不加禁止的措施，仍用御史大夫等掌管典籍。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朝廷正式解除挟书禁令，民间藏书成为合法之事，解开了束缚图书发展的枷锁;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官府藏书上也服务于这一思想，他广开献书之路，借以鼓励把流失的典籍上送朝廷，广泛收罗天下图书，充实了皇家藏书;到汉成帝时，官府藏书数量已“如山丘”。汉桓帝时，正式设立我国藏书管理机构——秘书监。秘书监的负责官员称监丞，下有校书郎中、校书郎、典籍等职。
　　秘书监职责的完善
　　魏、蜀、吴三国按东汉的职官设置各级官吏，秘书监的设置也为其继承。曹操为魏王时，由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兼管图书秘记。曹丕即位后将秘书令的职辖一分为二，中书与秘书分开，下面又分设秘书承、秘书郎、校书郎等官员。晋朝是秘书监的一个发展时期。晋惠帝将秘书省设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不仅典掌图书文籍，还兼领著作局，这极有利于典籍的编撰。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则因袭旧制。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朝代更迭，隋朝再次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隋文帝时期重视收集天下图书，规定“凡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同时隋朝废除了魏晋以来任官只重门阀的九品中正制，实行了科举取士制度。这种制度促使知识分子阶层扩大，从而也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隋炀帝时期，在秘书监职能不断完善的情况下，秘书监官员大力从事抄书工作，国家藏书事业发展更快。丰富的图书典籍为皇室图书馆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政府部门图书馆的建立创造了有力条件。当时皇家图书馆称修文殿和观文殿，政府藏书机构是西京的嘉则殿等处。修文殿藏书质量最高，备有一套最完备且无重复的正御本书籍。经过多次征集整理，皇室藏书数量猛增，仅西京嘉则殿的政府精装藏书就达3.7万卷。
　　唐朝国力强盛，版图辽阔，政治、文化、军事均空前繁荣，图书大量刊行，各项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带动了图书馆事业也呈现出兴盛繁荣的景象。唐朝置秘书省总理图书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图书的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唐朝秘书省人员较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所设主事、典书、亭长、掌固、熟纸匠、笔匠等职官均是前所未有。系统完善的职官体系，为唐朝官府藏书的搜集、整理、发展乃至利用提供了保证。
　　唐太宗时的秘书监魏征为《隋书·经籍志》所写的“总序”，是一篇有重要价值的图书馆学文献，代表了唐代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水平。魏征把书籍看成是人类智慧的宝库、变通世道的利器。他以大量篇幅系统研究了上古至唐初历代的图书馆事业，描绘了一幅兴衰图，并就各代图书馆建制、发展、活动内容、藏书规模等做了探讨，把图书和图书馆看成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锐利器具。
　　秘书监的削弱和革除
　　北宋时期经济发展迅速，文化繁荣，学术昌明，科举盛行，雕版印刷经过200年的流行达到了其鼎盛阶段，为各种门类的学术著作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和保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宋朝历代帝王一贯推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保护甚为关注，使宋朝国家藏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纪录。据《宋史·艺文志》记载，两宋共计有图书9819部、11.9972万卷。然而，与此同时，宋朝掌国家经籍图书的机构———秘书省却未能取得与图书事业同步的发展，其职能和作用被严重削弱，其官员的职官地位和俸禄不但比宋朝其他官员低，与唐、五代、元和明初的秘书省官员相比，也是最低的。
　　宋朝立国之初，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稳定政局，建立了一套官、职、差遣相区别的官制制度。秘书省诸官皆是只拿俸禄、不务职事的寄禄官，它在统治者眼中无实际地位，职官地位也就相当低。元朝时政府设立秘书监，其职亦承历代政府“待遇儒臣”之意，由于秘书监是个“朝廷所以优待文臣”的地方，故“其监承皆用大臣奏荐，选世家名臣子弟为之”。其职能是“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同时兼领天文历数的部分职务。因此秘书监所掌管的从现在看来，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档案，而且是专供皇帝等少数人阅览和皇室成员自身形成的档案，其职能已从掌管天下典籍变成了专管档案了。 　　明朝在建国初期，仍然仿照唐、宋、元旧制，设弘文馆、秘书监，专司收藏和整理典籍。后因丞相胡惟庸谋反案件的发生，导致了明太祖朱元璋对明廷官职进行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年）七月，朱元璋下令裁撤了中书省、丞相等职位，同时也将有1200余年历史的秘书监一职彻底革除了，并其任于翰林院，至此，秘书监被彻底废除。明朝秘书监制度的废除是其宫廷政治斗争、阶层分解的牺牲品，对藏书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副作用。虽然有翰林院的监督，但是毕竟与秘书监的专人管理大相径庭，这导致了明中叶以后，国家藏书的逐渐衰败，宫廷藏书也逐步散亡。再加上南京和北京的宫殿多次发生火灾，殃及到国家藏书楼被焚，官府藏书杂乱无章，图书霉烂、虫蛀现象普遍。明末之时，文渊阁藏书所剩无几，以至于清初之时，有人认为明朝文渊阁只是沿袭其名而已，文渊阁藏书数量当为虚数。
　　秘书监的重新设立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始终在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上下功夫，于是大搞图书编修笼络人心，缓和文化冲突，如康熙皇帝授命编修的《古今图书集成》达1万卷;乾隆皇帝授命编修的《四库全书》多达79337卷，成为封建王朝中修书最多的一个朝代。
　　清初，明朝宫廷和政府机构藏书得以保存，清朝宫廷藏书就在明朝藏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清朝雍正时期设置了文渊阁职，实际上是履行前朝秘书监的职能。乾隆时，因为收藏《四库全书》陆续建成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等宫廷四阁;又因为将藏书在江南开放而在江苏、浙江建成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江南三阁。为了加强国家藏书的管理，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内阁借鉴宋朝馆阁管理经验，并考虑到清朝宫廷藏书多处的情况，提出由文渊阁统一管理朝廷藏书事务，其他宫廷馆阁不另设立官职。
　　当时拟定的文渊阁管理章程中明确说明《四库全书》分藏于各阁，阁中图书“特许臣僚借读”。在章程中，他们提出了文渊阁官员的职责分工、文渊阁与内府管理的关系以及每年的曝书制度等。至于图书的借阅，“如翰林及大臣官员内欲观秘书者，准其告之领阁事，赴署请阅”，这标志着秘书监制度又被重新启用了。
　　随着现代图书馆的诞生，秘书监这一机构已退出历史舞台，现代图书馆的机构性质、藏书内容、读者对象、管理制度乃至职能作用虽远非秘书监所能比，但秘书监对我国典籍的贡献是难以磨灭的，秘书监时期形成的图书馆学思想，收存、编修的文献典籍，创造的古籍分类和管理经验等，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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