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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申请三倍人身自由赔偿？
2018年5月23日，递交完国家赔偿申请，律师屈振红被问到这个问题。她的当事人、吉林男子刘忠林，因被指控犯故意杀人罪遭羁押9218天，不久前终获无罪改判。
按照国家赔偿法，人身自由赔偿金以上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为标准，按实际羁押天数累计计算，并无三倍之说。
屈振红的理解是，这个规定不合理、不公平：刘忠林每天24小时都在坐牢，怎能按每天8小时的工资标准赔偿呢？
与之类似，在江西乐平案、钱仁凤案等冤错案件中，律师也都曾申请“三倍赔偿”，但没有一家法院予以支持。
刑事国家赔偿标准偏低问题由来已久。中国政法大学一名教授曾对记者回忆，1994年国家赔偿法通过伊始，便被称作“国家不赔法”，有司法考试培训讲师开玩笑，“说（选择题）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选最少的一项就对了”。
“国家赔偿法（2010年、2012年）修改之后，情况已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评价，近年来国家赔偿制度的程序趋于科学，标准不断提高，但赔偿的案件数量与实际支付金额，与学界预期仍有距离。
“人家是在里面坐牢啊”
2018年5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年度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经计算，上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为284.74元。
次日，284.74元被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赋予了新的身份——侵犯人身自由权的日赔偿标准。这比去年高了25.85元，几乎是10年前的3倍。
5天后，福建的赵璟娅收到一份法院的国家赔偿决定。她的丈夫江先路卷入房屋租赁纠纷引起的一场冲突，被以涉嫌聚众斗殴罪羁押，一审获刑一年零三个月，二审被改判无罪。被羁押456天，换来人身自由赔偿金11万余元。
赵璟娅想不明白，丈夫原本是亿万富翁，投资着过亿元的项目，而错误羁押带来的损失与日平均工资的补偿，明显“不是一码事”。
“人家是在里面坐牢啊。换作你，一天坐在里面，国家给你一天的‘工钱’，你愿意吗？”燕山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徐昀说。
普通人的困惑，也是法学家的困惑。
六年前，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论坛，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当时回忆，一名美国学者曾对他提出，用工资作为支付赔偿标准，或会引发道德上的问题，即“坐牢、被限制人身自由，也是公民的一份工作”。
论坛上，曾参与国家赔偿法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也回顾，当年制定标准时，有人觉得，该按照地区平均工资计算，但落后地区坚决不干；有人提出城乡有差别，也被反对；还有人认为，收入高于日平均工资的人，赔偿金额可以高一些。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赔偿委员会主任陈春龙向记者解释，统一的标准赔偿符合中国国情，“不能说老板就多赔，农民就少赔。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老板和老板之间也不一样”。
不少学者曾公开呼吁提高人身赔偿标准。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的方案是做乘法，2至4倍的日平均工资“合理一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建议做加法，用日平均工资加上实际收入损失。
精神抚慰：冤死者赔最多
相较而言，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得更少，赔偿标准也更难把握。
2010年，国家赔偿法第一次修订后，精神赔偿才被纳入法定赔偿范围。4年后，司法解释为其划出两条线：最高，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
作此规定的考量因素，既包括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况，也包括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过错程度、手段、方式，以及公民罪名、刑罚的轻重，纠错的环节、过程，还有相关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陈春龙等受访者均表示，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不好衡量，需要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有学者认为，赔多赔少，和案件的舆论影响也有一定关系。
近年来一些冤錯案件的精神赔偿突破了35%的上限。福建念斌案赔偿总额为119万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55万元，占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86%；浙江张氏叔侄案、江西乐平案精神赔偿比例分别达到69%、65%。
就数额来说，被告人已被执行死刑的，家属获赔最多。呼格吉勒图案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万元，聂树斌案的130万元则曾“创下纪录”。
这种弹性，某种程度上被作为特殊弥补的空间。聂树斌在羁押217天后被执行死刑，人身自由赔偿金一项仅为52579.1元。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没法多给受害人人身自由赔偿金，但可以通过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来达到抚慰的目的。”一名参与国家赔偿法立法论证的学者对记者透露。
从思明法院、厦门中院到福建高院，赵璟娅一路申诉，精神损害抚慰金均止步于3.86万元——这已到达35%上限，法院未再予突破。
赵璟娅觉得，家属所受的精神创伤，远非3.86万元可弥补。丈夫江先路被羁押后，公司关门，损失数亿，官司不断。因为病情恶化，江先路在被改判无罪半年后就去世了。儿子的精神状态也出了问题。
“自己‘判’自己，肯定赔的少”
在赵璟娅看来，法院不愿突破 35%上限，与她坚持要求追究司法机关错案责任有关。3.86万元的精神赔偿决定，最早由思明法院作出。而其丈夫的有罪判决，也来自该院。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公检法均有可能是赔偿义务机关。在中级以上法院内部，都设有国家赔偿委员会。
“自己‘判’自己，肯定赔的少。”徐昀建议，类似案件可异地管辖，法院和有关部门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否则，即使赔得公正，也易被认为不公正。
应松年曾回忆，当年立法论证时，有人建议设立一个国家赔偿委员会，吸纳公、检、法人员及学者、律师参与。还有建议认为，应将其设在人大之下。 这些建议未被采纳。“（有人提出）学者、律师为什么要参加到国家赔偿委员会里面？那不行。”应松年说。
在刑事案件中，公安可能错拘，检察院可能错捕，法院可能错判，该找谁？两高2016年出台司法解释：以有罪方式作出最后处理的国家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换句话说，只需找最后出错的机关，它得负责把案件前前后后所有的错误都管起来。
但还是有人不得不来回折腾。念斌所获119万元国家赔偿，包括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两项，而伤残赔偿请求一直未被支持。
2017年1月，最高法院驳回念斌的申诉：福州中院侵犯的是念斌的人身自由权而非生命健康权；如认为看守所违法使用警械造成身体伤害，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为公安机关。
“念斌提出伤残赔偿，法院却以与其审判行为无关为由，让他去找看守所索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不是判死刑，就不会夹戴工字镣铐。责任显然在判决机关。”应松年在发表于《法治社会》2017年第2期的论文中写道。
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告诉记者，2017年5月，念斌以福州、平潭两级公安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案件在福建高院开庭。目前，该院尚未就针对福州市公安局的赔偿申请作出决定，申请平潭县公安局赔偿的案件，则已以程序性理由驳回。
刑讯逼供：认定少，举证难
从张氏叔侄案、念斌案、陈满案，到著名的聂树斌案，最终的无罪判决均未认定案件存在刑讯逼供。
而证明自己遭受刑讯逼供或违法使用械具等情况，是当事人申请更多精神赔偿和生命健康赔偿的重要理由。
北京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铁雁介绍，他代理的吉林孙宝东三兄弟涉黑案再审开庭前，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调取了刑拘后进看守所前的入所体检报告，显示孙宝东双腿内侧有擦伤。
虽然最高法院再审认定孙宝东不存在涉黑犯罪，但判决载明无证据显示其曾受刑讯逼供。
孙宝东因此未申请生命健康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拿到5.7万元。“（若认定）受到刑讯逼供，抚慰金相对就会提高。”张铁雁说。
张铁雁曾从事十余年公安工作，他坦言，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来证明受到过刑讯逼供，是不可能实现的。
反之，需要賠偿义务机关证明自身与事情有无因果关系的情形，目前仅有“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两种。轻伤、重伤等情况不在此列。
徐昀建议，扩大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有关部门掌握整个监控资料，应当承担证明责任。这在技术上很容易，成本也是很低的”。
财产损失：只赔直接损失
对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和精神三大类损害，主要支付赔偿金。而涉财类案件的国家赔偿方式，一般是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通俗地说，就是要“物归原主”。
但是，涉案财物往往在法院判决前已被处理，出现难以原物奉还的两种情况：要么扣押单位不愿还，要么返还多少有争议。
吉林商人牟洋名下的一家公司，2005年因偷税等罪被法院处罚金250万元。牟洋缴纳了罚金，而吉林省公安厅先前多扣押的2020万拖了十余年未返还。2016年9月最高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要求吉林省公安厅本息全付。
辽宁“黑老大”袁诚家，二审判决后的罪名和量刑都没变，但财产部分作了改判，最主要的是17个其名下与黑社会犯罪无关联的企业及账户资金被判返还。
2017年，辽宁省公安厅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返还袁诚家超范围查扣款本息共计6.79亿元，媒体称这创了国家赔偿额的纪录。
但袁诚家并不满意，他提出的申请额高达37.3亿元，最主要的就是“17家企业及2010年11月至2017年5月企业正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该项共计26亿元。袁诚家的代理律师王殿学介绍，2017年9月向公安部提出的国家赔偿复议申请目前暂无结果。
前述企业可能取得的收益，实践中往往会被认定为间接损失。马怀德表示，国家赔偿法仅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哪怕是必然可得利益的损失，比如，一辆车被违法扣押了，而这辆车出门拉货3年或许能赚几万元，但这部分钱是不赔的。
马怀德认为，任何商业投资都有风险，不可能稳赚不赔，因此间接损失的金额不易计算。徐昀也推测，立法这样规定，可能是担心某些间接损失“没有边际”，容易“鸡生蛋、蛋生鸡，引起无限连环”。
“（赔偿某些必然可得的利益）曾经讨论过。”应松年认为，相关条文可考虑修改。
在多名学者看来，某些案例中的间接损失，是因办案机关的违法行为（比如超范围查扣）所导致。陈春龙多次提出，应进一步扩大刑事赔偿范围，以实际损害为准，尽可能弥补受害人遭受的损失。
“法定”的局限，“法外”的争议
记者从多名冤错案当事人及律师处获悉，除了法定赔偿，部分地区有关部门还会提供“法外补偿”，补偿数额有时能逼近法定赔偿数额的二分之一。
拿钱的前提，可能是放弃追责、息诉息访，各不相同。
“等赔偿标准修改哪是这么容易的事？当事人等得到吗？”一名曾代理冤错案国家赔偿的律师对记者诉苦，“私了”就是博弈的无奈结果。
“‘法外补偿’是中国法治进程当中，成文法和潜规则的互动。”周汉华用“阵痛”形容这种现象，“它对案结事了、定分止争起到了现实作用，不能一棍子打死。但从法治发展角度（来看），它破坏规则的权威性，也会导致（当事人之间）相互攀比。”
在徐昀看来，“法外补偿”实际上可能造成纳税人的损失，“还是应该把标准提上去，把赔偿公开化，这样大家也没什么说的”。
在法学界人士的设想中，国家赔偿法还有盲区需填补。例如，在刑事案件中，只有改判完全无罪或部分无罪的受害人，方有资格申请国家赔偿，而改判为轻罪的，不在法律允许申请的范围内。
此外，几乎所有的冤错案当事人都会申请赔偿申诉费、交通费、律师费等等，但获得法院支持的是极少数。
马怀德解释，这是因为我国目前采取法定赔偿原则，即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方式和金额支付赔偿金。申诉费等损害虽然实际发生，但因未纳入法定赔偿项目，通常难以获赔。
马怀德一直坚持，国家赔偿法改革需遵循两原则：一是合理赔偿，有些实际损失虽未进入法定赔偿范围，但不赔偿显然不合理；二是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刑事司法机关的侵害对受害人而言是百分百损失，而国家支付的赔偿金仅是九牛一毛，可赔可不赔时应当判赔。
一些法院正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浙江高院2015年曾发文指出，律师费等赔偿请求“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在不超过冤案受害人实际支出的前提下，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适当赔偿金额，以其他直接损失名义纳入赔偿范围，促使受害人服判息诉。
“下一步需要进行系统的改革。”周汉华对记者分析称，不能孤立地谈论国家赔偿制度，只有在整体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转变赔偿义务机关的观念和评价体系，提高公权力机关的权利保护意识，才能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
（摘自5月31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特约撰稿）
2018年5月23日，递交完国家赔偿申请，律师屈振红被问到这个问题。她的当事人、吉林男子刘忠林，因被指控犯故意杀人罪遭羁押9218天，不久前终获无罪改判。
按照国家赔偿法，人身自由赔偿金以上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为标准，按实际羁押天数累计计算，并无三倍之说。
屈振红的理解是，这个规定不合理、不公平：刘忠林每天24小时都在坐牢，怎能按每天8小时的工资标准赔偿呢？
与之类似，在江西乐平案、钱仁凤案等冤错案件中，律师也都曾申请“三倍赔偿”，但没有一家法院予以支持。
刑事国家赔偿标准偏低问题由来已久。中国政法大学一名教授曾对记者回忆，1994年国家赔偿法通过伊始，便被称作“国家不赔法”，有司法考试培训讲师开玩笑，“说（选择题）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选最少的一项就对了”。
“国家赔偿法（2010年、2012年）修改之后，情况已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评价，近年来国家赔偿制度的程序趋于科学，标准不断提高，但赔偿的案件数量与实际支付金额，与学界预期仍有距离。
“人家是在里面坐牢啊”
2018年5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年度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经计算，上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为284.74元。
次日，284.74元被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赋予了新的身份——侵犯人身自由权的日赔偿标准。这比去年高了25.85元，几乎是10年前的3倍。
5天后，福建的赵璟娅收到一份法院的国家赔偿决定。她的丈夫江先路卷入房屋租赁纠纷引起的一场冲突，被以涉嫌聚众斗殴罪羁押，一审获刑一年零三个月，二审被改判无罪。被羁押456天，换来人身自由赔偿金11万余元。
赵璟娅想不明白，丈夫原本是亿万富翁，投资着过亿元的项目，而错误羁押带来的损失与日平均工资的补偿，明显“不是一码事”。
“人家是在里面坐牢啊。换作你，一天坐在里面，国家给你一天的‘工钱’，你愿意吗？”燕山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徐昀说。
普通人的困惑，也是法学家的困惑。
六年前，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论坛，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当时回忆，一名美国学者曾对他提出，用工资作为支付赔偿标准，或会引发道德上的问题，即“坐牢、被限制人身自由，也是公民的一份工作”。
论坛上，曾参与国家赔偿法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也回顾，当年制定标准时，有人觉得，该按照地区平均工资计算，但落后地区坚决不干；有人提出城乡有差别，也被反对；还有人认为，收入高于日平均工资的人，赔偿金额可以高一些。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赔偿委员会主任陈春龙向记者解释，统一的标准赔偿符合中国国情，“不能说老板就多赔，农民就少赔。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老板和老板之间也不一样”。
不少学者曾公开呼吁提高人身赔偿标准。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的方案是做乘法，2至4倍的日平均工资“合理一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建议做加法，用日平均工资加上实际收入损失。
精神抚慰：冤死者赔最多
相较而言，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得更少，赔偿标准也更难把握。
2010年，国家赔偿法第一次修订后，精神赔偿才被纳入法定赔偿范围。4年后，司法解释为其划出两条线：最高，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
作此规定的考量因素，既包括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况，也包括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过错程度、手段、方式，以及公民罪名、刑罚的轻重，纠错的环节、过程，还有相关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陈春龙等受访者均表示，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不好衡量，需要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有学者认为，赔多赔少，和案件的舆论影响也有一定关系。
近年来一些冤錯案件的精神赔偿突破了35%的上限。福建念斌案赔偿总额为119万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55万元，占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86%；浙江张氏叔侄案、江西乐平案精神赔偿比例分别达到69%、65%。
就数额来说，被告人已被执行死刑的，家属获赔最多。呼格吉勒图案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万元，聂树斌案的130万元则曾“创下纪录”。
这种弹性，某种程度上被作为特殊弥补的空间。聂树斌在羁押217天后被执行死刑，人身自由赔偿金一项仅为52579.1元。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没法多给受害人人身自由赔偿金，但可以通过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来达到抚慰的目的。”一名参与国家赔偿法立法论证的学者对记者透露。
从思明法院、厦门中院到福建高院，赵璟娅一路申诉，精神损害抚慰金均止步于3.86万元——这已到达35%上限，法院未再予突破。
赵璟娅觉得，家属所受的精神创伤，远非3.86万元可弥补。丈夫江先路被羁押后，公司关门，损失数亿，官司不断。因为病情恶化，江先路在被改判无罪半年后就去世了。儿子的精神状态也出了问题。
“自己‘判’自己，肯定赔的少”
在赵璟娅看来，法院不愿突破 35%上限，与她坚持要求追究司法机关错案责任有关。3.86万元的精神赔偿决定，最早由思明法院作出。而其丈夫的有罪判决，也来自该院。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公检法均有可能是赔偿义务机关。在中级以上法院内部，都设有国家赔偿委员会。
“自己‘判’自己，肯定赔的少。”徐昀建议，类似案件可异地管辖，法院和有关部门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否则，即使赔得公正，也易被认为不公正。
应松年曾回忆，当年立法论证时，有人建议设立一个国家赔偿委员会，吸纳公、检、法人员及学者、律师参与。还有建议认为，应将其设在人大之下。 这些建议未被采纳。“（有人提出）学者、律师为什么要参加到国家赔偿委员会里面？那不行。”应松年说。
在刑事案件中，公安可能错拘，检察院可能错捕，法院可能错判，该找谁？两高2016年出台司法解释：以有罪方式作出最后处理的国家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换句话说，只需找最后出错的机关，它得负责把案件前前后后所有的错误都管起来。
但还是有人不得不来回折腾。念斌所获119万元国家赔偿，包括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两项，而伤残赔偿请求一直未被支持。
2017年1月，最高法院驳回念斌的申诉：福州中院侵犯的是念斌的人身自由权而非生命健康权；如认为看守所违法使用警械造成身体伤害，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为公安机关。
“念斌提出伤残赔偿，法院却以与其审判行为无关为由，让他去找看守所索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不是判死刑，就不会夹戴工字镣铐。责任显然在判决机关。”应松年在发表于《法治社会》2017年第2期的论文中写道。
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告诉记者，2017年5月，念斌以福州、平潭两级公安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案件在福建高院开庭。目前，该院尚未就针对福州市公安局的赔偿申请作出决定，申请平潭县公安局赔偿的案件，则已以程序性理由驳回。
刑讯逼供：认定少，举证难
从张氏叔侄案、念斌案、陈满案，到著名的聂树斌案，最终的无罪判决均未认定案件存在刑讯逼供。
而证明自己遭受刑讯逼供或违法使用械具等情况，是当事人申请更多精神赔偿和生命健康赔偿的重要理由。
北京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铁雁介绍，他代理的吉林孙宝东三兄弟涉黑案再审开庭前，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调取了刑拘后进看守所前的入所体检报告，显示孙宝东双腿内侧有擦伤。
虽然最高法院再审认定孙宝东不存在涉黑犯罪，但判决载明无证据显示其曾受刑讯逼供。
孙宝东因此未申请生命健康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拿到5.7万元。“（若认定）受到刑讯逼供，抚慰金相对就会提高。”张铁雁说。
张铁雁曾从事十余年公安工作，他坦言，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来证明受到过刑讯逼供，是不可能实现的。
反之，需要賠偿义务机关证明自身与事情有无因果关系的情形，目前仅有“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两种。轻伤、重伤等情况不在此列。
徐昀建议，扩大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有关部门掌握整个监控资料，应当承担证明责任。这在技术上很容易，成本也是很低的”。
财产损失：只赔直接损失
对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和精神三大类损害，主要支付赔偿金。而涉财类案件的国家赔偿方式，一般是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通俗地说，就是要“物归原主”。
但是，涉案财物往往在法院判决前已被处理，出现难以原物奉还的两种情况：要么扣押单位不愿还，要么返还多少有争议。
吉林商人牟洋名下的一家公司，2005年因偷税等罪被法院处罚金250万元。牟洋缴纳了罚金，而吉林省公安厅先前多扣押的2020万拖了十余年未返还。2016年9月最高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要求吉林省公安厅本息全付。
辽宁“黑老大”袁诚家，二审判决后的罪名和量刑都没变，但财产部分作了改判，最主要的是17个其名下与黑社会犯罪无关联的企业及账户资金被判返还。
2017年，辽宁省公安厅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返还袁诚家超范围查扣款本息共计6.79亿元，媒体称这创了国家赔偿额的纪录。
但袁诚家并不满意，他提出的申请额高达37.3亿元，最主要的就是“17家企业及2010年11月至2017年5月企业正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该项共计26亿元。袁诚家的代理律师王殿学介绍，2017年9月向公安部提出的国家赔偿复议申请目前暂无结果。
前述企业可能取得的收益，实践中往往会被认定为间接损失。马怀德表示，国家赔偿法仅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哪怕是必然可得利益的损失，比如，一辆车被违法扣押了，而这辆车出门拉货3年或许能赚几万元，但这部分钱是不赔的。
马怀德认为，任何商业投资都有风险，不可能稳赚不赔，因此间接损失的金额不易计算。徐昀也推测，立法这样规定，可能是担心某些间接损失“没有边际”，容易“鸡生蛋、蛋生鸡，引起无限连环”。
“（赔偿某些必然可得的利益）曾经讨论过。”应松年认为，相关条文可考虑修改。
在多名学者看来，某些案例中的间接损失，是因办案机关的违法行为（比如超范围查扣）所导致。陈春龙多次提出，应进一步扩大刑事赔偿范围，以实际损害为准，尽可能弥补受害人遭受的损失。
“法定”的局限，“法外”的争议
记者从多名冤错案当事人及律师处获悉，除了法定赔偿，部分地区有关部门还会提供“法外补偿”，补偿数额有时能逼近法定赔偿数额的二分之一。
拿钱的前提，可能是放弃追责、息诉息访，各不相同。
“等赔偿标准修改哪是这么容易的事？当事人等得到吗？”一名曾代理冤错案国家赔偿的律师对记者诉苦，“私了”就是博弈的无奈结果。
“‘法外补偿’是中国法治进程当中，成文法和潜规则的互动。”周汉华用“阵痛”形容这种现象，“它对案结事了、定分止争起到了现实作用，不能一棍子打死。但从法治发展角度（来看），它破坏规则的权威性，也会导致（当事人之间）相互攀比。”
在徐昀看来，“法外补偿”实际上可能造成纳税人的损失，“还是应该把标准提上去，把赔偿公开化，这样大家也没什么说的”。
在法学界人士的设想中，国家赔偿法还有盲区需填补。例如，在刑事案件中，只有改判完全无罪或部分无罪的受害人，方有资格申请国家赔偿，而改判为轻罪的，不在法律允许申请的范围内。
此外，几乎所有的冤错案当事人都会申请赔偿申诉费、交通费、律师费等等，但获得法院支持的是极少数。
马怀德解释，这是因为我国目前采取法定赔偿原则，即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方式和金额支付赔偿金。申诉费等损害虽然实际发生，但因未纳入法定赔偿项目，通常难以获赔。
马怀德一直坚持，国家赔偿法改革需遵循两原则：一是合理赔偿，有些实际损失虽未进入法定赔偿范围，但不赔偿显然不合理；二是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刑事司法机关的侵害对受害人而言是百分百损失，而国家支付的赔偿金仅是九牛一毛，可赔可不赔时应当判赔。
一些法院正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浙江高院2015年曾发文指出，律师费等赔偿请求“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在不超过冤案受害人实际支出的前提下，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适当赔偿金额，以其他直接损失名义纳入赔偿范围，促使受害人服判息诉。
“下一步需要进行系统的改革。”周汉华对记者分析称，不能孤立地谈论国家赔偿制度，只有在整体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转变赔偿义务机关的观念和评价体系，提高公权力机关的权利保护意识，才能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
（摘自5月31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特约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