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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的田致祥轻稳地拿出了宝贝一幅自己画的7米长卷，绘满了100只姿态各异的大熊猫。
大熊猫保护工作，田致祥干了一辈子。“我算过，我做这份工作37年，到退休领了52000元工资。”他说，从28岁起，他的命运就和大熊猫拧在了一起。
1963年，四川在汶川县卧龙乡关门沟林区成立卧龙自然保护区，1960年被分配到汶川县林业局的田致祥，成为这个自然区的第一人。当时，田致祥背着铺盖卷一步步走进保护区时，2万公顷的深山老林，只有他和另外一位当地村民来负责管理。
最详细的一条就是不打熊猫
“你不晓得有多脏!”刚走进深山的田致祥一时无法适应。几十个人的通铺，七八十斤的被子，“翻身都要喊一二三”，而且还是男女同铺。
由于出身不好，田致祥依然愿意留在保护区。
那时，田致祥并不懂得如何去保护熊猫。而熊猫作为“外交大使”的特殊作用，已经有所体现。1961年，大熊猫“熙熙”被英国伦敦动物园借展，万人争睹，直接导致世界自然基金会将大熊猫动人的形象作为该组织的标志。
但对于田致祥来说，保护区的工作就是打界桩，写标语。每年900元的办公经费，大都用于购买文具纸张。“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定，最详细的一条就是不打熊猫。”
1973年，田致祥执笔的一封密信，改变了整个卧龙自然保护区。
1961年，仿照苏联模式，四川省批准成立卧龙关森林工业局，开林伐木，而这与汶川县林业局产生了矛盾。
1973年，田致祥被当时的汶川县革委会主任叫去，写出了一封发给中央的告状信。信中说森工局毁林导致100多只大熊猫被撵跑。
不久，中央工作组即来人调查。田致祥领着他们四处寻找证据，终于在梯子沟发现一片倒塌的竹子，他一口咬定这就是熊猫的窝，而熊猫已经被赶走。“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可能是野猪窝，因为熊猫根本不打窝，但当时大家都不懂。”
森工局自然不甘心，“他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好几天，结果画出了一张图。”田致祥说，按照这张图，方圆十几万公顷的深山老林里到处都是熊猫的踪迹。
最终结果却出人意料。1975年，国务院将四川汶川县卧龙自然保护区的面积由2万公顷扩大到20万公顷，交由四川省直接管理，森工局也被挪到了松潘县。
田致祥顺理成章留在了扩大后的卧龙自然保护区。
熊猫贝贝之死
1980年，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到来，在卧龙自然保护区掀起了一场风波。他们是数十年来第一批来到熊猫国度的外国人。
乔治·夏勒是这批外国专家的代表。后来，他写出了《最后的熊猫》一书，对考察大熊猫的历程做了详细描述，对中国的保护工作多有不满。
田致祥是陪伴这些外国专家的中国代表。此后，在海拔2500多米的大熊猫野外观察哨“五一棚”，田致祥待了8年。
在田致祥看来，中方代表与西方专家的矛盾，主要在要不要喂养大熊猫这一问题上。熊猫贝贝的故事成为矛盾的典型。
1984年，熊猫贝贝经常到“五一棚”觅食，中国队员们习惯性地喂养起来，这遭到了外国专家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即便是熊猫饿死在野外，也不应该喂养他们。”田致祥说。
那时，卧龙自然保护区刚刚来了一批大学生，大学生们认为，对大熊猫进行野外观察非常不便，通过喂养来观察，没有什么不对。
而在乔治·夏勒的叙述中，这些大学生的到来简直就是场灾难——贝贝被他们训练成以攻击为方法索讨食物，他们花在喂养贝贝上的时间比工作还多，而观察棚则被贝贝占领，无法使用。
外国专家与这些大学生的矛盾，引来了中央工作组。中央工作组处理了一些人，指示“一切以外国专家为主”。
遵照外国专家的意见，“五一棚”不再给贝贝食物，并且对贝贝进行驱赶，“每次都要抬到几十公里以外。”田致祥说，外国专家希望这样能使它重新在老家做一头野生熊猫。
1985年4月18日，贝贝在距“五一棚”不远处死亡，死因结论是：成年熊猫，可能因衰老而自然死亡。死亡时消瘦现象已非常严重。无法确定有其他致死原因。
田致祥至今仍觉得，不应该不管贝贝。但他并不反对外国专家的意见，“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可能也对。”
竹子开花造成熊猫濒危是个误解
“竹子开花哕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呀星星真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首歌。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为了拯救濒临灭绝的国宝熊猫而作的。当时，不仅国内，甚至国际上，都曾掀起“拯救大熊猫”的热潮。
从1982年开始，赖炳辉担任卧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1983年，刚刚分到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大学生首次发现箭竹开花，逐级上报，引起了特别的重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带着所有的地委书记来卧龙考察，省长也带着所有的行署专员来到卧龙。”赖炳辉说。
随后，场面越来越大，香港知名富商、歌唱家，都来卧龙进行捐助。美日英德等国家都有人到卧龙。再加上世界几大通讯社的报道，卧龙的名气越来越大。
这种密集宣传的力度成效显著，全世界都在为大熊猫挨饿而纷纷解囊。1984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启动了快速行动项目，无偿支援88.7万美元，大部分都用于修路和造林。
但实情似乎并没有那么严重。据当时参与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项目的熊猫研究专家潘文石实地考察和分析，海拔2600米以上的冷箭竹还有20％没有开花，2600米以下的拐棍竹则没有开花，熊猫每年连吃带毁只消耗箭竹的2％，怎么会导致熊猫饿死?说竹子大面积开花造成熊猫濒危，是一个误解。
乔治·夏勒在其《最后的熊猫》一书中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找不到挨饿的熊猫。
不过，“误解”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大熊猫的生存状况。到了90年代，更多保护大熊猫栖息地的措施开始生效。
“国礼”时代结束
现在野生熊猫还有多少?没有人能说清楚。1974年，林业部和四川省政府曾经组成调查队，对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熊猫数量进行过普查，对外公布的数字是140只。
“那个时候，你走100米就能看到熊猫的粪便，就有熊猫的痕迹。”田致祥说，现在，这种痕迹越来越少，甚至走一天都发现不了。而人工繁育大熊猫的“野放”状况极为不理想，“野放了几只都死了”。
“熊猫的命运与国家的外交契合很深。但对熊猫的保护，很多人却是什么都不懂。”原卧龙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周守德说。那时，只有对单一物种的保护，没有整个生态系统保护的概念。直到1983年之后，随着科学家的介入，对大熊猫的保护才步入正轨。
从1957年到1982年间，23只大熊猫被作为友好象征，走出国门，送往9个国家。1982年后，中国停止了向外国无偿赠送大熊猫的做法，大熊猫作为“国礼”的时代结束了。
自1984年起，中国开启了著名的“大熊猫租借”方案，随后，短期借展很快被改进，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国际动物保护机构等经过研究，达成了一项沿用至今的协议：中国如果送1对健康、有繁殖能力的大熊猫出国，可以留在所在国进行为期10年的合作研究，该国每年付给中方1130万美元，用于大熊猫的保护与研究，而繁殖的后代仍归属中国。目前，“留洋”的大熊猫有十余只。
大熊猫保护工作，田致祥干了一辈子。“我算过，我做这份工作37年，到退休领了52000元工资。”他说，从28岁起，他的命运就和大熊猫拧在了一起。
1963年，四川在汶川县卧龙乡关门沟林区成立卧龙自然保护区，1960年被分配到汶川县林业局的田致祥，成为这个自然区的第一人。当时，田致祥背着铺盖卷一步步走进保护区时，2万公顷的深山老林，只有他和另外一位当地村民来负责管理。
最详细的一条就是不打熊猫
“你不晓得有多脏!”刚走进深山的田致祥一时无法适应。几十个人的通铺，七八十斤的被子，“翻身都要喊一二三”，而且还是男女同铺。
由于出身不好，田致祥依然愿意留在保护区。
那时，田致祥并不懂得如何去保护熊猫。而熊猫作为“外交大使”的特殊作用，已经有所体现。1961年，大熊猫“熙熙”被英国伦敦动物园借展，万人争睹，直接导致世界自然基金会将大熊猫动人的形象作为该组织的标志。
但对于田致祥来说，保护区的工作就是打界桩，写标语。每年900元的办公经费，大都用于购买文具纸张。“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定，最详细的一条就是不打熊猫。”
1973年，田致祥执笔的一封密信，改变了整个卧龙自然保护区。
1961年，仿照苏联模式，四川省批准成立卧龙关森林工业局，开林伐木，而这与汶川县林业局产生了矛盾。
1973年，田致祥被当时的汶川县革委会主任叫去，写出了一封发给中央的告状信。信中说森工局毁林导致100多只大熊猫被撵跑。
不久，中央工作组即来人调查。田致祥领着他们四处寻找证据，终于在梯子沟发现一片倒塌的竹子，他一口咬定这就是熊猫的窝，而熊猫已经被赶走。“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可能是野猪窝，因为熊猫根本不打窝，但当时大家都不懂。”
森工局自然不甘心，“他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好几天，结果画出了一张图。”田致祥说，按照这张图，方圆十几万公顷的深山老林里到处都是熊猫的踪迹。
最终结果却出人意料。1975年，国务院将四川汶川县卧龙自然保护区的面积由2万公顷扩大到20万公顷，交由四川省直接管理，森工局也被挪到了松潘县。
田致祥顺理成章留在了扩大后的卧龙自然保护区。
熊猫贝贝之死
1980年，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到来，在卧龙自然保护区掀起了一场风波。他们是数十年来第一批来到熊猫国度的外国人。
乔治·夏勒是这批外国专家的代表。后来，他写出了《最后的熊猫》一书，对考察大熊猫的历程做了详细描述，对中国的保护工作多有不满。
田致祥是陪伴这些外国专家的中国代表。此后，在海拔2500多米的大熊猫野外观察哨“五一棚”，田致祥待了8年。
在田致祥看来，中方代表与西方专家的矛盾，主要在要不要喂养大熊猫这一问题上。熊猫贝贝的故事成为矛盾的典型。
1984年，熊猫贝贝经常到“五一棚”觅食，中国队员们习惯性地喂养起来，这遭到了外国专家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即便是熊猫饿死在野外，也不应该喂养他们。”田致祥说。
那时，卧龙自然保护区刚刚来了一批大学生，大学生们认为，对大熊猫进行野外观察非常不便，通过喂养来观察，没有什么不对。
而在乔治·夏勒的叙述中，这些大学生的到来简直就是场灾难——贝贝被他们训练成以攻击为方法索讨食物，他们花在喂养贝贝上的时间比工作还多，而观察棚则被贝贝占领，无法使用。
外国专家与这些大学生的矛盾，引来了中央工作组。中央工作组处理了一些人，指示“一切以外国专家为主”。
遵照外国专家的意见，“五一棚”不再给贝贝食物，并且对贝贝进行驱赶，“每次都要抬到几十公里以外。”田致祥说，外国专家希望这样能使它重新在老家做一头野生熊猫。
1985年4月18日，贝贝在距“五一棚”不远处死亡，死因结论是：成年熊猫，可能因衰老而自然死亡。死亡时消瘦现象已非常严重。无法确定有其他致死原因。
田致祥至今仍觉得，不应该不管贝贝。但他并不反对外国专家的意见，“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可能也对。”
竹子开花造成熊猫濒危是个误解
“竹子开花哕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呀星星真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首歌。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为了拯救濒临灭绝的国宝熊猫而作的。当时，不仅国内，甚至国际上，都曾掀起“拯救大熊猫”的热潮。
从1982年开始，赖炳辉担任卧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1983年，刚刚分到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大学生首次发现箭竹开花，逐级上报，引起了特别的重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带着所有的地委书记来卧龙考察，省长也带着所有的行署专员来到卧龙。”赖炳辉说。
随后，场面越来越大，香港知名富商、歌唱家，都来卧龙进行捐助。美日英德等国家都有人到卧龙。再加上世界几大通讯社的报道，卧龙的名气越来越大。
这种密集宣传的力度成效显著，全世界都在为大熊猫挨饿而纷纷解囊。1984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启动了快速行动项目，无偿支援88.7万美元，大部分都用于修路和造林。
但实情似乎并没有那么严重。据当时参与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项目的熊猫研究专家潘文石实地考察和分析，海拔2600米以上的冷箭竹还有20％没有开花，2600米以下的拐棍竹则没有开花，熊猫每年连吃带毁只消耗箭竹的2％，怎么会导致熊猫饿死?说竹子大面积开花造成熊猫濒危，是一个误解。
乔治·夏勒在其《最后的熊猫》一书中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找不到挨饿的熊猫。
不过，“误解”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大熊猫的生存状况。到了90年代，更多保护大熊猫栖息地的措施开始生效。
“国礼”时代结束
现在野生熊猫还有多少?没有人能说清楚。1974年，林业部和四川省政府曾经组成调查队，对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熊猫数量进行过普查，对外公布的数字是140只。
“那个时候，你走100米就能看到熊猫的粪便，就有熊猫的痕迹。”田致祥说，现在，这种痕迹越来越少，甚至走一天都发现不了。而人工繁育大熊猫的“野放”状况极为不理想，“野放了几只都死了”。
“熊猫的命运与国家的外交契合很深。但对熊猫的保护，很多人却是什么都不懂。”原卧龙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周守德说。那时，只有对单一物种的保护，没有整个生态系统保护的概念。直到1983年之后，随着科学家的介入，对大熊猫的保护才步入正轨。
从1957年到1982年间，23只大熊猫被作为友好象征，走出国门，送往9个国家。1982年后，中国停止了向外国无偿赠送大熊猫的做法，大熊猫作为“国礼”的时代结束了。
自1984年起，中国开启了著名的“大熊猫租借”方案，随后，短期借展很快被改进，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国际动物保护机构等经过研究，达成了一项沿用至今的协议：中国如果送1对健康、有繁殖能力的大熊猫出国，可以留在所在国进行为期10年的合作研究，该国每年付给中方1130万美元，用于大熊猫的保护与研究，而繁殖的后代仍归属中国。目前，“留洋”的大熊猫有十余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