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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稳步发展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1998年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回落，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呈现出积极的发展势头，并在2003年再次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局面。如图1所示，据统计，2000年到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合同额从36.91亿美元增加到91.62亿美元，实际投资额从29.16亿美元增加到54.52亿美元，分别增加了148.2％和87.％。从总体来看，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额年均为63.05亿美元，实际投资额年均为43.92亿美元，都明显超过了上次投资高峰。2005年1—6月，在中国外商实际投资减少3.2％的情况下，日本对华投资却达32．69亿美元，同比增长20.4％。
一、从产业角度看新世纪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变化
在投资总量持续增加的同时，日本对华投资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在亚洲的投资，一直遵循着“边际产业转移论”，并以此为依据开展对华投资。“边际产业转移论”的基本主张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处于或者已经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开始。同时也是对方即东道国具有显在或者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接受投资。因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首先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但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展、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市场导向指引下，开始从边际产业转向比较优势产业，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也逐渐提高。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的分类，把全部经济活动按照社会分工形式与内在联系，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次产业。一般地，三次产业分类基本如下：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和狩猎业；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采掘业、矿业、建筑业以及电力和自来水；第三产业包括运输业、仓储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教育、新闻、国防，以及社会服务、娱乐、个人生活服务，通信和信息产业。下面具体到三次产业以及产业内行业来看一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
1．制造业投资比重不断提高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便一直以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为投资中心而展开，在进入2000年后，制造业的比例进一步提高。2000—2004年，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共为11013亿日元，非制造业投资2101亿日元，分别占总投资的81.3％、15.5％。与上次投资高峰1994—1997年相比，制造业投资比重提高了6．3个百分点，而非制造业比重却下降了7.8个百分点。其中，2004年制造业投资为4066亿日元，远远超出非制造业投资的635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82.8％。从整体上看，截至2004年末，在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额中，制造业投资为25769亿日元，非制造业为9868亿日元，分别占70.4％、26.9％。
2．运输机器工业(主要是汽车工业)投资迅速增加
在日本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中，纺织、服装工业在上世纪70—80年代一度是投资主角，而进入90年代以后，电气机器工业则成了投资的主角，一般机械工业投资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超过了纺织、服装工业投资。如表1所示，2000—2004年运输机器工业投资最多，为3312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24．4％。以下是机器工业投资2392亿日元、占17．1％，纺织和服装工业投资396亿日元、占2.9 ％，食品工业投资381亿日元、占2.8％，木材和造纸业投资126亿日元、占0.9％，其他工业投资为1088亿日元、占8.0％。截至2004年末，电气机器工业投资最多，为6175亿日元，占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额的16.8％，其次是运输机器工业投资4403亿日元、占12.0％，一般机械工业投资3151亿日元、占8.6％，纺织和服装工业投资2379亿日元、占6.5％，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投资2205亿日元、占6.0％，化学工业投资2009亿日元、占5.5％，食品工业投资1353亿日元、占3.7％，木材和造纸业工业投资369亿日元、占1.0％，其他工业投资为3689亿日元、占10.1％。
下面从日本在华主要的汽车公司出发，看一下日本对汽车工业投资的变化情况。面临中国汽车市场迅速扩大和欧美汽车厂商抢先占领中国市场的局面，日本厂商也毫不示弱，加快了对华投资的步伐。其中，丰田汽车公司自2002年10月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简称“一汽”)合作在天津开始当地生产后，2003年4月又宣布与一汽合作，投资1000亿日元，生产皇冠等四种高级轿车，2010年形成年产20—30万辆的生产规模。另外，丰田公司2004年2月和3月先后与广州汽车公司和一汽合资建立了发动机工厂，总投资各为22亿和160亿日元，2005年开始生产，年产规模都为30万台。日产汽车公司与东风汽车公司合资建立东风汽车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宣布建立广州发动机工厂总投资30亿日元，2006年初开工生产，2008年年产30万台。三菱公司为实现2007年在中国销售30万发动机、占领中国市场5％、销售汽车90％的生产目标，2003年6月制定了“扩大在华销售网点战略”，在把沈阳和哈尔滨的两个发动机工厂的生产能力提高一倍、形成年产30万台生产规模的基础上，计划四年内在中国建设300个销售店。
3．非制造业投资没有多大起色
在日本对华非制造业直接投资中，非制造业三大投资无多大起色。在日本对华非制造业直接投资中，服务业、房地产业和商业的投资是三项最主要的投资。1994—1997年，上述三项投资各为884亿、737亿和675亿日元，分别占投资总额的7.2％、6.0％和5.5％。然而，2000—2004年，在非制造业投资总体继续低迷的情况下，上述三项投资都没有多大起色，投资额分别为32亿、46亿和510亿日元，只分别相当于1994—1997年的37.2％、6.2％和75.6％。不过，伴随中国人世后商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开放，2004年商业投资已略微超过90年代前期的水平，达到273亿元，而金融、保险业投资也增加到前所未有的175亿日元。从整个情况看，截至2004年末服务业投资依然最多，为3966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10.8％，以下分别是房地产业投资2171亿日元、占5.9％，商业投资1779亿日元、占4.8％，运输业投资1047亿日元、占2.9％，建筑投资612亿日元、占1.7％，金融保险业投资648亿日元、占1.8％，农林水产业投资171亿日元、占0.5％。
4．高新技术产业大型投资增加
面对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丰田汽车公司竞相在中国投资和生产最新型号的轿车，丰 田公司决定与一汽集团合作设立研发中心，双方各持50％的股份；东风日产承用车研发中心也在广州正式开张成立；电气机器厂商为抢得先机，也开始在中国生产高附加值的价值产品，力争以独特的产品优势确立竞争优势。例如，在计算机方面，索尼和东芝公司2001年已开始了笔记本电脑的当地组装生产和销售；2002年日本松下公司继在去年初在北京中关村成立研发机构后，在苏州设立了第二家研发机构；2003年4月，东芝公司又新建东芝信息机器公司，开始进行中高档笔记本电脑的当地组装生产和销售。NEC公司和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11月宣布合资建立“上海广电NEC液晶显示器公司”，全面策划、开发、生产和销售液晶显示器及笔记本电脑等高新技术产品。该投资注册资本500亿日元，总投资850亿日元。另外在IT行业，JVC、三菱、富士通、索尼、爱立信也都在华建立了各自的研发机构。在精细化工方面，资生堂也在北京设立了资生堂中国研究所。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当然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也是迫其调整的重要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1．中日两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变化
根据“边际产业转移论”，投资国应该向东道国转移在东道国处于显在或者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正是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日本原来投资的在中国处于比较优势的产品优势在不断减弱。下面从日本和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来分析两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
通常，出口竞争力指数，其中Xi为行业的出口额、Mi为行业的进口额。Ci大于0时，表明该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处于比较优势，并且值越大优势也越大。Ci小于0时，表明该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处于比较劣势，数值越大，劣势也越大。
从表2可以看出，日本在汽车产业、运输机器、建筑机械和照相机等光学产品方面仍然处有比较优势的地位，并且这种优势还有继续加强的趋势。在通信产品、电气产品方面也保持着中等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有下降的趋势。但在医药化学工业品和数码产品方面，优势处于低水平的状态。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在建筑机械、医药化学工业品、数码产品、通信产品方面竞争优势在不断提升，这与中国内部产业结构升级是分不开的，这些产品恰恰是日本对华投资初期集中投资的产业，虽然与日本相比中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从完全劣势到有一定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因而，在中国本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日本对华投资结构向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变，尤其在上面所说的汽车行业和运输机器类。
2．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投资环境全面改善
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和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一时增多的情况下，日本对华投资一度下降。然而，中国以加人世贸组织为契机，成功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003年在“非典”的影响下，GDP增长率仍达到了9.3％，2004年又提高到9.5％，2005年上半年仍为9.5％。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潜在的市场变为具有相当购买力的消费市场，为外商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履行人世承诺，在制造业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了服务业市场，并制定、修改了相关法律法规，转变了政府作风，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了外商的普遍认可。根据日本国际协力兴行开发金融研究所2004年初公布的2003年海外直接投资民意调查，从长期来看，93.1％的日本企业认为中国是开展海外事业最理想的场所，大大高于第二位东盟的29.2％、第三位美国的21.6％；与此同时，70.8％的企业已经制定了在中国开展事业活动的具体计划。根据日本国际协力兴行开发金融研究所2004年11月公布的2004海外直接投资民意调查，而根据道琼斯公司2004年11月15日关于全球50家主要跨国公司今后发展的调查：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认为中国提供优质廉价的产品、有优秀人才和大市场，20％的企业认为国际市场利润来源与中国，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同等重要。根据日本中小企业金融公库2004年10月公布的《中国投资企业现状调查》，与上年同期相比，80％的日资企业销售额增加，63％的日资企业的经营收益增加明显高于上半年调查的44％和50％，并且73％的企业认为经营收益今后将会增加。
3．与欧美和中国企业竞争的需要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中国企业的国家竞争力也不断增强，使日本企业在面临欧美企业的同时不得不迎接中国企业的挑战。日本对华投资长期实行扩大贸易的战略，在直接投资方面也利用中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为主，忽视占领中国市场的投资，在技术转移和经营当地化方面也不彻底。因此，日本在面对欧美企业时已处于明显的劣势，这在汽车方面尤为明显。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丰田热衷于扩大对华出口的战略，认为对华投资为时尚早，而德国大众却捷足先登，率先占领了中国市场。因此，近年来在中国汽车业迅速发展，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日本企业纷纷加快了对华投资的步伐。另外，随着中国企业的迅速发展，日本企业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纺织、化学品等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因此日本不得不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华投资力度。
4．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战略的变化——由“中国事业战略”到“中国市场战略”
严格地说，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日本跨国公司并没有真正的“中国市场战略”，拥有的是“中国事业战略”。“中国事业战略”是为日本跨国公司的日本市场战略或是美国市场战略服务的。中国的企业研究专家指出，日本跨国公司的“中国事业战略”的特点是“持返”，即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加工组装，然后把完成品带回日本国内市场销售。一部分日本学者及舆论抱怨说，这种“持返”的事业战略是导致日本国内“通货紧缩”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中国事业战略”而无“中国市场战略”，日本家电产品在中国市场上败下阵来就不足为奇。中国加入WTO及服务市场的开放，为日本跨国公司启动“中国市场战略”带来了新的契机。加强中国地区总部的战略计划、市场营销等统合功能，构筑营销及技术服务网格、加强针对中国市场的研发功能、寻求与强势中国企业的战略联盟机会等，成为日本跨国公司在今后2—3年内的主要工作内容。
三、合理利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正在加速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结构调整，为了使日资在中国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优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吸引日资的战略就必须由注重总量增长效应向注重结构升级效应转变。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1．中日双方要加强沟通和协商。减少和避免摩擦
随着中日经济合作的加深，双方难免会在某些问题上产生分歧或摩擦。日资企业在与中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出现矛盾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出现问题后往往抱怨合作伙伴不好。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被派到中国的日资企业负责人通常是从日本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决策体制中培养出来的，在实际经营中不了解中日企业文化的差异和中国的商业知识，加之一部分人又轻率地认为中日两国人种相同，都使用汉字，常常将日本的经营方式强加给合资企业，致使问题出现。为尽可能减少和避免摩擦，在合作之前，双方有必要增进相互交流和沟通，加深了解，进行可行性调查研究，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实上，中日双方在这方面已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能满足中日经贸合作迅速发展和新形势的需要。今后双方有待于继续共同努力，在官方、半官方、民间建立起沟通和协调的桥梁，对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隐患事先进行对策研究，共同协商解决，以减少摩擦发生的可能性。
2．正确处理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避免出现“政冷经冷”的不利局面
尽管中日曾一度出现“政冷经热”的局面，但熟悉中日历史的人士都深知，中日经贸关系一直都是服从于政治关系的，“政冷经热”的结果最终也会导致经济交往的道路越走越窄，终使经济同样陷入“冷”的局面之中。2005年由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台湾问题、东海问题、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和新闻媒体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等问题，中日关系陷入低谷，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日本演讲时所说，“中日关系目前正处于1972年建交以来的最低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王义桅副教授也认为，“政冷”使中日经济关系不能达到应该有的高度。他指出，如果不存在“政冷”，中日经济关系目前也许已经发展到一个让世人惊叹的水平。因为中国有许多重大项目、工程已经列入发展规划，比如京沪高速铁路建设，往往需要日本技术和资金，但是没有顺利地决定下来，这显然是受到“政冷”的影响。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日本开始把投资转向中国旁边的另外一个大国——印度，用印度的发展来平衡中国，意图造成中国劳动力低廉的优势无法发挥，中国的所得大为减少。小泉大幅削减对华ODA贷款，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再感兴趣。因为利用中国平衡东南亚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投资转向印度，是为了让印度平衡中国。普遍认为，小泉的下一届日本政府政策将会更趋强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的投资调整和转向是围堵中国的开始。他们宁愿先做赔本的买卖。压逼中国人民币升值只是日本既定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避免中国“一人胜”，这是典型的平衡战略。综上分析，正确处理好中日两国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中日“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3．提高日资制造业企业在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层次
二战以后，日本在东亚地区孜孜以求，构建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雁行分工体系”。中国在东亚地区属于后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拥有丰富的生产要素，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充当雁尾的角色，因此日本在中国投资的制造业企业在其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较低层次。虽然在高附加值产品和技术研发上日本加大了对我国的投资力度，但从总体上看，目前日本向我国转移的大量是来料加工、装配等产业，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转移的较少，中国基本上承担了国际供应链的末端即劳动密集产业群。
为此，我国应该制定新的产业政策导向，鼓励日本企业投资构建新型产业链和产业群，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资力度，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应加快进行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建设和司法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日企来华投资和转让技术提供良好环境。同时，鼓励日本企业从单个项目转向全方位的系统化投资，既投资于上中下游的最终产品，也投资相关的零部件。积极引导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加强与日资企业的合作配套，以提高我国制造业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延伸在全球制造中的生产链。
4．改变外资企业普遍优惠制的政策，实行促进结构优化升级的差别化优惠制政策
目前，凡有外商投资项目均实行法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包括各地方制定的不透明的其他优惠政策，这种普惠制的做法今后应该改变。作为全国的统一政策，应只奖励那些在实行行业评价指标体系中达到较高水平的外资企业，树立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或转变增长方式企业的榜样作用。也可以采取优惠政策级差化的办法，即按实现指标高低来兑现不同水平的优惠政策，以次激励后进转变为先进。
5．进一步推进服务领域对外开放。促进服务业吸收外资和发展
按照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2006年后结束过渡期并扩大服务业开放。对电信、会计等服务业实行全面开放；对商业流通、城市基础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服务业，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扩大开放；对银行、证券、保险等服务业，要根据我国金融监管水平和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实行有步骤开放。目前日本在我国服务业的投资在其总投资中占的比例还很小，我们应该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日本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从而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
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日本经济的失败与它的成功一样意义深远。日本今天发生的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种警示。”一方面，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审视有助于我们理解发展战略与经济绩效间的长期关系；另一方面，我国和发展初期的日本在文化传统、企业管理方式、金融体系、政企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我们正处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扩大内需和倡导自主创新等发展的关键阶段，日本当年遇到的贸易摩擦、货币升值、银行帐、技术研发和企业融资方式转变等问题也正是我们现在或者将要面临的，认真总结日本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很有意义的。
一、从产业角度看新世纪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变化
在投资总量持续增加的同时，日本对华投资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在亚洲的投资，一直遵循着“边际产业转移论”，并以此为依据开展对华投资。“边际产业转移论”的基本主张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处于或者已经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开始。同时也是对方即东道国具有显在或者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接受投资。因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首先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但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展、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市场导向指引下，开始从边际产业转向比较优势产业，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也逐渐提高。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的分类，把全部经济活动按照社会分工形式与内在联系，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次产业。一般地，三次产业分类基本如下：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和狩猎业；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采掘业、矿业、建筑业以及电力和自来水；第三产业包括运输业、仓储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教育、新闻、国防，以及社会服务、娱乐、个人生活服务，通信和信息产业。下面具体到三次产业以及产业内行业来看一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
1．制造业投资比重不断提高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便一直以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为投资中心而展开，在进入2000年后，制造业的比例进一步提高。2000—2004年，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共为11013亿日元，非制造业投资2101亿日元，分别占总投资的81.3％、15.5％。与上次投资高峰1994—1997年相比，制造业投资比重提高了6．3个百分点，而非制造业比重却下降了7.8个百分点。其中，2004年制造业投资为4066亿日元，远远超出非制造业投资的635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82.8％。从整体上看，截至2004年末，在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额中，制造业投资为25769亿日元，非制造业为9868亿日元，分别占70.4％、26.9％。
2．运输机器工业(主要是汽车工业)投资迅速增加
在日本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中，纺织、服装工业在上世纪70—80年代一度是投资主角，而进入90年代以后，电气机器工业则成了投资的主角，一般机械工业投资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超过了纺织、服装工业投资。如表1所示，2000—2004年运输机器工业投资最多，为3312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24．4％。以下是机器工业投资2392亿日元、占17．1％，纺织和服装工业投资396亿日元、占2.9 ％，食品工业投资381亿日元、占2.8％，木材和造纸业投资126亿日元、占0.9％，其他工业投资为1088亿日元、占8.0％。截至2004年末，电气机器工业投资最多，为6175亿日元，占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额的16.8％，其次是运输机器工业投资4403亿日元、占12.0％，一般机械工业投资3151亿日元、占8.6％，纺织和服装工业投资2379亿日元、占6.5％，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投资2205亿日元、占6.0％，化学工业投资2009亿日元、占5.5％，食品工业投资1353亿日元、占3.7％，木材和造纸业工业投资369亿日元、占1.0％，其他工业投资为3689亿日元、占10.1％。
下面从日本在华主要的汽车公司出发，看一下日本对汽车工业投资的变化情况。面临中国汽车市场迅速扩大和欧美汽车厂商抢先占领中国市场的局面，日本厂商也毫不示弱，加快了对华投资的步伐。其中，丰田汽车公司自2002年10月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简称“一汽”)合作在天津开始当地生产后，2003年4月又宣布与一汽合作，投资1000亿日元，生产皇冠等四种高级轿车，2010年形成年产20—30万辆的生产规模。另外，丰田公司2004年2月和3月先后与广州汽车公司和一汽合资建立了发动机工厂，总投资各为22亿和160亿日元，2005年开始生产，年产规模都为30万台。日产汽车公司与东风汽车公司合资建立东风汽车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宣布建立广州发动机工厂总投资30亿日元，2006年初开工生产，2008年年产30万台。三菱公司为实现2007年在中国销售30万发动机、占领中国市场5％、销售汽车90％的生产目标，2003年6月制定了“扩大在华销售网点战略”，在把沈阳和哈尔滨的两个发动机工厂的生产能力提高一倍、形成年产30万台生产规模的基础上，计划四年内在中国建设300个销售店。
3．非制造业投资没有多大起色
在日本对华非制造业直接投资中，非制造业三大投资无多大起色。在日本对华非制造业直接投资中，服务业、房地产业和商业的投资是三项最主要的投资。1994—1997年，上述三项投资各为884亿、737亿和675亿日元，分别占投资总额的7.2％、6.0％和5.5％。然而，2000—2004年，在非制造业投资总体继续低迷的情况下，上述三项投资都没有多大起色，投资额分别为32亿、46亿和510亿日元，只分别相当于1994—1997年的37.2％、6.2％和75.6％。不过，伴随中国人世后商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开放，2004年商业投资已略微超过90年代前期的水平，达到273亿元，而金融、保险业投资也增加到前所未有的175亿日元。从整个情况看，截至2004年末服务业投资依然最多，为3966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10.8％，以下分别是房地产业投资2171亿日元、占5.9％，商业投资1779亿日元、占4.8％，运输业投资1047亿日元、占2.9％，建筑投资612亿日元、占1.7％，金融保险业投资648亿日元、占1.8％，农林水产业投资171亿日元、占0.5％。
4．高新技术产业大型投资增加
面对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丰田汽车公司竞相在中国投资和生产最新型号的轿车，丰 田公司决定与一汽集团合作设立研发中心，双方各持50％的股份；东风日产承用车研发中心也在广州正式开张成立；电气机器厂商为抢得先机，也开始在中国生产高附加值的价值产品，力争以独特的产品优势确立竞争优势。例如，在计算机方面，索尼和东芝公司2001年已开始了笔记本电脑的当地组装生产和销售；2002年日本松下公司继在去年初在北京中关村成立研发机构后，在苏州设立了第二家研发机构；2003年4月，东芝公司又新建东芝信息机器公司，开始进行中高档笔记本电脑的当地组装生产和销售。NEC公司和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11月宣布合资建立“上海广电NEC液晶显示器公司”，全面策划、开发、生产和销售液晶显示器及笔记本电脑等高新技术产品。该投资注册资本500亿日元，总投资850亿日元。另外在IT行业，JVC、三菱、富士通、索尼、爱立信也都在华建立了各自的研发机构。在精细化工方面，资生堂也在北京设立了资生堂中国研究所。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当然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也是迫其调整的重要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1．中日两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变化
根据“边际产业转移论”，投资国应该向东道国转移在东道国处于显在或者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正是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日本原来投资的在中国处于比较优势的产品优势在不断减弱。下面从日本和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来分析两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
通常，出口竞争力指数，其中Xi为行业的出口额、Mi为行业的进口额。Ci大于0时，表明该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处于比较优势，并且值越大优势也越大。Ci小于0时，表明该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处于比较劣势，数值越大，劣势也越大。
从表2可以看出，日本在汽车产业、运输机器、建筑机械和照相机等光学产品方面仍然处有比较优势的地位，并且这种优势还有继续加强的趋势。在通信产品、电气产品方面也保持着中等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有下降的趋势。但在医药化学工业品和数码产品方面，优势处于低水平的状态。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在建筑机械、医药化学工业品、数码产品、通信产品方面竞争优势在不断提升，这与中国内部产业结构升级是分不开的，这些产品恰恰是日本对华投资初期集中投资的产业，虽然与日本相比中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从完全劣势到有一定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因而，在中国本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日本对华投资结构向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变，尤其在上面所说的汽车行业和运输机器类。
2．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投资环境全面改善
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和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一时增多的情况下，日本对华投资一度下降。然而，中国以加人世贸组织为契机，成功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003年在“非典”的影响下，GDP增长率仍达到了9.3％，2004年又提高到9.5％，2005年上半年仍为9.5％。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潜在的市场变为具有相当购买力的消费市场，为外商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履行人世承诺，在制造业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了服务业市场，并制定、修改了相关法律法规，转变了政府作风，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了外商的普遍认可。根据日本国际协力兴行开发金融研究所2004年初公布的2003年海外直接投资民意调查，从长期来看，93.1％的日本企业认为中国是开展海外事业最理想的场所，大大高于第二位东盟的29.2％、第三位美国的21.6％；与此同时，70.8％的企业已经制定了在中国开展事业活动的具体计划。根据日本国际协力兴行开发金融研究所2004年11月公布的2004海外直接投资民意调查，而根据道琼斯公司2004年11月15日关于全球50家主要跨国公司今后发展的调查：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认为中国提供优质廉价的产品、有优秀人才和大市场，20％的企业认为国际市场利润来源与中国，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同等重要。根据日本中小企业金融公库2004年10月公布的《中国投资企业现状调查》，与上年同期相比，80％的日资企业销售额增加，63％的日资企业的经营收益增加明显高于上半年调查的44％和50％，并且73％的企业认为经营收益今后将会增加。
3．与欧美和中国企业竞争的需要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中国企业的国家竞争力也不断增强，使日本企业在面临欧美企业的同时不得不迎接中国企业的挑战。日本对华投资长期实行扩大贸易的战略，在直接投资方面也利用中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为主，忽视占领中国市场的投资，在技术转移和经营当地化方面也不彻底。因此，日本在面对欧美企业时已处于明显的劣势，这在汽车方面尤为明显。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丰田热衷于扩大对华出口的战略，认为对华投资为时尚早，而德国大众却捷足先登，率先占领了中国市场。因此，近年来在中国汽车业迅速发展，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日本企业纷纷加快了对华投资的步伐。另外，随着中国企业的迅速发展，日本企业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纺织、化学品等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因此日本不得不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华投资力度。
4．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战略的变化——由“中国事业战略”到“中国市场战略”
严格地说，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日本跨国公司并没有真正的“中国市场战略”，拥有的是“中国事业战略”。“中国事业战略”是为日本跨国公司的日本市场战略或是美国市场战略服务的。中国的企业研究专家指出，日本跨国公司的“中国事业战略”的特点是“持返”，即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加工组装，然后把完成品带回日本国内市场销售。一部分日本学者及舆论抱怨说，这种“持返”的事业战略是导致日本国内“通货紧缩”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中国事业战略”而无“中国市场战略”，日本家电产品在中国市场上败下阵来就不足为奇。中国加入WTO及服务市场的开放，为日本跨国公司启动“中国市场战略”带来了新的契机。加强中国地区总部的战略计划、市场营销等统合功能，构筑营销及技术服务网格、加强针对中国市场的研发功能、寻求与强势中国企业的战略联盟机会等，成为日本跨国公司在今后2—3年内的主要工作内容。
三、合理利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正在加速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结构调整，为了使日资在中国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优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吸引日资的战略就必须由注重总量增长效应向注重结构升级效应转变。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1．中日双方要加强沟通和协商。减少和避免摩擦
随着中日经济合作的加深，双方难免会在某些问题上产生分歧或摩擦。日资企业在与中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出现矛盾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出现问题后往往抱怨合作伙伴不好。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被派到中国的日资企业负责人通常是从日本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决策体制中培养出来的，在实际经营中不了解中日企业文化的差异和中国的商业知识，加之一部分人又轻率地认为中日两国人种相同，都使用汉字，常常将日本的经营方式强加给合资企业，致使问题出现。为尽可能减少和避免摩擦，在合作之前，双方有必要增进相互交流和沟通，加深了解，进行可行性调查研究，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实上，中日双方在这方面已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能满足中日经贸合作迅速发展和新形势的需要。今后双方有待于继续共同努力，在官方、半官方、民间建立起沟通和协调的桥梁，对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隐患事先进行对策研究，共同协商解决，以减少摩擦发生的可能性。
2．正确处理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避免出现“政冷经冷”的不利局面
尽管中日曾一度出现“政冷经热”的局面，但熟悉中日历史的人士都深知，中日经贸关系一直都是服从于政治关系的，“政冷经热”的结果最终也会导致经济交往的道路越走越窄，终使经济同样陷入“冷”的局面之中。2005年由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台湾问题、东海问题、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和新闻媒体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等问题，中日关系陷入低谷，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日本演讲时所说，“中日关系目前正处于1972年建交以来的最低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王义桅副教授也认为，“政冷”使中日经济关系不能达到应该有的高度。他指出，如果不存在“政冷”，中日经济关系目前也许已经发展到一个让世人惊叹的水平。因为中国有许多重大项目、工程已经列入发展规划，比如京沪高速铁路建设，往往需要日本技术和资金，但是没有顺利地决定下来，这显然是受到“政冷”的影响。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日本开始把投资转向中国旁边的另外一个大国——印度，用印度的发展来平衡中国，意图造成中国劳动力低廉的优势无法发挥，中国的所得大为减少。小泉大幅削减对华ODA贷款，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再感兴趣。因为利用中国平衡东南亚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投资转向印度，是为了让印度平衡中国。普遍认为，小泉的下一届日本政府政策将会更趋强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的投资调整和转向是围堵中国的开始。他们宁愿先做赔本的买卖。压逼中国人民币升值只是日本既定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避免中国“一人胜”，这是典型的平衡战略。综上分析，正确处理好中日两国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中日“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3．提高日资制造业企业在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层次
二战以后，日本在东亚地区孜孜以求，构建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雁行分工体系”。中国在东亚地区属于后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拥有丰富的生产要素，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充当雁尾的角色，因此日本在中国投资的制造业企业在其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较低层次。虽然在高附加值产品和技术研发上日本加大了对我国的投资力度，但从总体上看，目前日本向我国转移的大量是来料加工、装配等产业，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转移的较少，中国基本上承担了国际供应链的末端即劳动密集产业群。
为此，我国应该制定新的产业政策导向，鼓励日本企业投资构建新型产业链和产业群，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资力度，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应加快进行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建设和司法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日企来华投资和转让技术提供良好环境。同时，鼓励日本企业从单个项目转向全方位的系统化投资，既投资于上中下游的最终产品，也投资相关的零部件。积极引导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加强与日资企业的合作配套，以提高我国制造业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延伸在全球制造中的生产链。
4．改变外资企业普遍优惠制的政策，实行促进结构优化升级的差别化优惠制政策
目前，凡有外商投资项目均实行法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包括各地方制定的不透明的其他优惠政策，这种普惠制的做法今后应该改变。作为全国的统一政策，应只奖励那些在实行行业评价指标体系中达到较高水平的外资企业，树立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或转变增长方式企业的榜样作用。也可以采取优惠政策级差化的办法，即按实现指标高低来兑现不同水平的优惠政策，以次激励后进转变为先进。
5．进一步推进服务领域对外开放。促进服务业吸收外资和发展
按照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2006年后结束过渡期并扩大服务业开放。对电信、会计等服务业实行全面开放；对商业流通、城市基础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服务业，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扩大开放；对银行、证券、保险等服务业，要根据我国金融监管水平和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实行有步骤开放。目前日本在我国服务业的投资在其总投资中占的比例还很小，我们应该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日本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从而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
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日本经济的失败与它的成功一样意义深远。日本今天发生的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种警示。”一方面，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审视有助于我们理解发展战略与经济绩效间的长期关系；另一方面，我国和发展初期的日本在文化传统、企业管理方式、金融体系、政企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我们正处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扩大内需和倡导自主创新等发展的关键阶段，日本当年遇到的贸易摩擦、货币升值、银行帐、技术研发和企业融资方式转变等问题也正是我们现在或者将要面临的，认真总结日本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