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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之间实力的较量，集中体现为城市竞争力的比拼，而这种比拼要求也越来越全面，不仅是经济总量，还包括发展可持续性，以及生态、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比拼。日前，中国社科院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2013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给中国各城市排了座次，引人注目的是，在综合经济、可持续、宜商、文化等指数方面，北上广均位居前列；但在和谐、宜居、生态等指数方面，北上广排名不甚理想，无缘前10。
这是城市竞争力的第11次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我们给城市竞争力做过许多定义，但都围绕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城市的居民，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可持续的福利，这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表现。”
广州首超北京
报告中，2012年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深圳排第二位，广州多年来首超北京，佛山首次进入前十位；珠三角多个城市表现不俗，在多项排名中进入前十位。
报告指出，广东省各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居全国第9位。其中，综合增量竞争力居全国第8位，综合效率竞争力居全国第7位。深圳、广州、佛山居全省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前3位。云浮综合经济竞争力最低，其次是梅州、河源。综合经济竞争力居全国前50强的有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中山5个城市，其中深圳、广州分居第2名和第5名。
近年来，广东省投入大力气实施经济转型，借助其经济实力、发展水平以及毗邻现代服务业中心香港的优势，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体看，广东的可持续竞争力指数排名与综合经济竞争力大体相似，未来竞争力优势有望得到保持。
在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中首次落后于广州，在可持续竞争力中，北京排在香港、上海和深圳之后位列第四。这些是否意味着北京的发展潜能已落后于这些城市？
对此，倪鹏飞认为，北京总体状况良好，尤其在宜商环境、知识成就方面具备优势，这也是奠定它在全国排名前五位的重要基础。但由于近些年来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矛盾凸显，北京的和谐城市、生态城市和宜居城市指数相对就要弱一些。北京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和决心解决这些问题。
“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最终目的，是使城市居民的福利能够最大限度地持续，因此城市发展的目标也是为了提高居民的幸福程度。”倪鹏飞说。
北上广和谐度不敌中小城市
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指出，在和谐城市竞争力排名中，除了香港与澳门以外，内地排在前10位的分别是济南市、西安市、深圳市、青岛市、威海市、大连市、厦门市和宁波市。“北上广”均没有进入前10位。特别是济南市和西安市作为内陆两个传统的省会城市，在排名中分居内地城市的前2位。而其他6个城市都是环境优美、经济发展极具活力的沿海开放城市。在排前50名的城市中，非省会城市、非直辖市城市有35个，占73%（香港和澳门除外），这些城市中市区所辖人口低于100万的中小城市有19个，占38%。
和谐城市竞争力排名中，排在后10位的城市，主要是西部偏远、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处于经济发展前沿的台州市，在和谐城市中排在倒数第1啦。而近几年经济增长较快的直辖市天津排在第133位，重庆排在第210位。这说明经济的发展并不会必然带来社会的和谐。排在250位以外的37个城市中，中部的山西省有6个、湖南省有2个，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有2个、吉林省有2个，西北地区的甘肃省有7个、陕西省有2个、宁夏有2个，西南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有6个、云南省有5个、贵州省有2个、四川有2个，东南沿海的浙江有1个。值得注意的是中部能源大省山西有6个排名靠后，其城市发展模式应该引起深思。
倪鹏飞认为，越是行政级别高或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它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就提供得越好，而这可能会为这些城市带来更多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就意味着大城市与小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服务的差距越来越大，会导致更多的人聚集到大城市，从而导致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双输’。”倪鹏飞建议加强大中小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均等化程度，为大城市减压。
对于大城市如何改变自身困局，倪鹏飞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从北京等特大城市情况看，在现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不变的情况下，要加强规划、管理、服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尽量能用更少的资源创造更多的服务。
“从香港的情况看，人口密度高过北京、上海，但香港的‘城市病’很难见到，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城市规划、管理、服务还有待提升和挖掘。”倪鹏飞说。
凸显大城市的烦恼
美国《侨报》5月21日刊载《北上广的烦恼：大城市病》一文指出，北上广在和谐、宜居、生态等指数方面的排名不尽如人意，折射出这些城市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文章认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代人来说，北上广这三座城市无疑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曾经意味着资源的丰富和机会的多样，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快速和个人薪资的优厚，从而也意味着光鲜和荣耀。但从最初的“扎堆北上广”到随后的“逃离北上广”，再到现在的“逃回北上广”，这个符号也开始变味成一种无奈。论其缘由，社科院此份城市榜单就可以略窥一二。
其一，北上广的户籍制度相较二三线城市严格的多，在庞大的外来人口与拥有本地户籍的群体之间，户籍带来的福利差异，隐藏着不可忽视的社会矛盾，也可能对和谐的程度影响比较大。此外，社会犯罪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亦呈正相关关系。
其二，北京此次排名靠后，几乎所有矛头都指向了房价和雾霾。报告作者组成员认为，城市房地产过度投资化带来的房价畸高，成为城市宜居问题的首要制约因素；同时，雾霾等环境问题突出、交通拥堵、投入不足等因素也将城市的生态和宜居指数大打折扣。而当这种危机渐以威胁到每个人的生存之本时，人口、资源聚集的大城市，终将面临人口的散离，城市的发展该如何延续？
由此，北上广等城市“烦恼”的根源就展示在世人面前：若忽略以人为本和生态保护，城市GDP总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和谐。毫无疑问，城镇化是中国当下和未来发展的主要引擎，新一轮“造城”也必将如同过往的北上广一样，会带动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会在短时间内聚集起人数众多的生活群体。但城镇化应为民着想、建设宜居城市。
这是北上广面临的烦恼，也是许多旧城和新城的烦恼。而化解这一烦恼，需要地方政府足够的智慧和魄力。
这是城市竞争力的第11次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我们给城市竞争力做过许多定义，但都围绕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城市的居民，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可持续的福利，这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表现。”
广州首超北京
报告中，2012年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深圳排第二位，广州多年来首超北京，佛山首次进入前十位；珠三角多个城市表现不俗，在多项排名中进入前十位。
报告指出，广东省各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居全国第9位。其中，综合增量竞争力居全国第8位，综合效率竞争力居全国第7位。深圳、广州、佛山居全省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前3位。云浮综合经济竞争力最低，其次是梅州、河源。综合经济竞争力居全国前50强的有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中山5个城市，其中深圳、广州分居第2名和第5名。
近年来，广东省投入大力气实施经济转型，借助其经济实力、发展水平以及毗邻现代服务业中心香港的优势，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体看，广东的可持续竞争力指数排名与综合经济竞争力大体相似，未来竞争力优势有望得到保持。
在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中首次落后于广州，在可持续竞争力中，北京排在香港、上海和深圳之后位列第四。这些是否意味着北京的发展潜能已落后于这些城市？
对此，倪鹏飞认为，北京总体状况良好，尤其在宜商环境、知识成就方面具备优势，这也是奠定它在全国排名前五位的重要基础。但由于近些年来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矛盾凸显，北京的和谐城市、生态城市和宜居城市指数相对就要弱一些。北京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和决心解决这些问题。
“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最终目的，是使城市居民的福利能够最大限度地持续，因此城市发展的目标也是为了提高居民的幸福程度。”倪鹏飞说。
北上广和谐度不敌中小城市
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指出，在和谐城市竞争力排名中，除了香港与澳门以外，内地排在前10位的分别是济南市、西安市、深圳市、青岛市、威海市、大连市、厦门市和宁波市。“北上广”均没有进入前10位。特别是济南市和西安市作为内陆两个传统的省会城市，在排名中分居内地城市的前2位。而其他6个城市都是环境优美、经济发展极具活力的沿海开放城市。在排前50名的城市中，非省会城市、非直辖市城市有35个，占73%（香港和澳门除外），这些城市中市区所辖人口低于100万的中小城市有19个，占38%。
和谐城市竞争力排名中，排在后10位的城市，主要是西部偏远、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处于经济发展前沿的台州市，在和谐城市中排在倒数第1啦。而近几年经济增长较快的直辖市天津排在第133位，重庆排在第210位。这说明经济的发展并不会必然带来社会的和谐。排在250位以外的37个城市中，中部的山西省有6个、湖南省有2个，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有2个、吉林省有2个，西北地区的甘肃省有7个、陕西省有2个、宁夏有2个，西南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有6个、云南省有5个、贵州省有2个、四川有2个，东南沿海的浙江有1个。值得注意的是中部能源大省山西有6个排名靠后，其城市发展模式应该引起深思。
倪鹏飞认为，越是行政级别高或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它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就提供得越好，而这可能会为这些城市带来更多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就意味着大城市与小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服务的差距越来越大，会导致更多的人聚集到大城市，从而导致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双输’。”倪鹏飞建议加强大中小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均等化程度，为大城市减压。
对于大城市如何改变自身困局，倪鹏飞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从北京等特大城市情况看，在现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不变的情况下，要加强规划、管理、服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尽量能用更少的资源创造更多的服务。
“从香港的情况看，人口密度高过北京、上海，但香港的‘城市病’很难见到，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城市规划、管理、服务还有待提升和挖掘。”倪鹏飞说。
凸显大城市的烦恼
美国《侨报》5月21日刊载《北上广的烦恼：大城市病》一文指出，北上广在和谐、宜居、生态等指数方面的排名不尽如人意，折射出这些城市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文章认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代人来说，北上广这三座城市无疑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曾经意味着资源的丰富和机会的多样，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快速和个人薪资的优厚，从而也意味着光鲜和荣耀。但从最初的“扎堆北上广”到随后的“逃离北上广”，再到现在的“逃回北上广”，这个符号也开始变味成一种无奈。论其缘由，社科院此份城市榜单就可以略窥一二。
其一，北上广的户籍制度相较二三线城市严格的多，在庞大的外来人口与拥有本地户籍的群体之间，户籍带来的福利差异，隐藏着不可忽视的社会矛盾，也可能对和谐的程度影响比较大。此外，社会犯罪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亦呈正相关关系。
其二，北京此次排名靠后，几乎所有矛头都指向了房价和雾霾。报告作者组成员认为，城市房地产过度投资化带来的房价畸高，成为城市宜居问题的首要制约因素；同时，雾霾等环境问题突出、交通拥堵、投入不足等因素也将城市的生态和宜居指数大打折扣。而当这种危机渐以威胁到每个人的生存之本时，人口、资源聚集的大城市，终将面临人口的散离，城市的发展该如何延续？
由此，北上广等城市“烦恼”的根源就展示在世人面前：若忽略以人为本和生态保护，城市GDP总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和谐。毫无疑问，城镇化是中国当下和未来发展的主要引擎，新一轮“造城”也必将如同过往的北上广一样，会带动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会在短时间内聚集起人数众多的生活群体。但城镇化应为民着想、建设宜居城市。
这是北上广面临的烦恼，也是许多旧城和新城的烦恼。而化解这一烦恼，需要地方政府足够的智慧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