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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以来，全国各省级纪委监委陆续以召开新闻发布会、刊发综述报道等方式公布2020年度反腐成绩单。梳理这些信息，不难发现一些地方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新动向和新特点。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通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共有396名地厅级官员“落马”。其中，内蒙古以查处46人的成绩，成为全国查处厅级干部最多的省级行政单位。
这与去年内蒙古开展的涉煤腐败“倒查二十年”行动直接相关。从查处数量分布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被查的46名厅官中就有31人涉及煤炭腐败案件。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农牧厅、原国土资源厅等多个厅长纷纷“落马”，内蒙古煤勘集团两任党委书记同日被查，充分展现出倒查的力度。
不仅查处数量变多，查处节奏也加快。一天同时发布多个厅官被查或“双开”的信息已成为常态。其中，安徽和内蒙古分别在2020年11月13日和21日，同时发布6名厅官被开除党籍或“双开”的通报，创下了单次发布厅官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新纪录，释放出密集惩处强化震慑效应的新信号。
而随着反腐败压倒性胜利的不断巩固发展，主动投案已从特殊个例变成常态。云南去年查处的厅官数仅次于内蒙古。被查的30名厅级干部中，主动投案和自首的就有12人。其中，云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原主任罗应光、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原副局长渠志荣这对夫妻厅官更是在两日内先后主动投案。
这与云南省近年来大力肃清白恩培、秦光荣流毒影响，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密切相关。云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认为，主动投案的常态化，表明云南政治生态正得到持续修复净化，“三不”一体的成效已然显现。
具体到“落马”厅官在全国的分布领域来看，政法系统“落马”厅官较多。该领域高频率被查的背后与剑指“害群之马”的全国政法系統教育整顿行动相关。被查厅官中，政法委及公检法司均有涉及，尤以公安系统居多，包括广东江门市原副市长、公安局长林春生，浙江台州市原副市长、公安局长伍建利等，其违纪违法事实又主要集中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方面。
热门领域很热，其他领域同样不冷。2020年，“落马”厅官还散布在人防、高校、供销等领域，包括陕西、云南、广西等地省级人防办主任在内的11名人防系统厅官，北方工业大学原校长丁辉等11所高校的12名厅官，黑龙江供销社原党组书记张文明等6名供销系统厅官先后被查。
专家认为，上述反腐实践充分表明反腐败没有冷热之分、中心与边缘之别，只要存在腐败行为，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纵观各省市纪检系统2020年的工作，均试图探索出一条加强对“一把手”和同级监督的路子。
加强谈话是很多省市纪检监察机关的选择。江西省纪委监委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开展政治谈话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明确“谈什么”“怎么谈”“谈后怎么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检监察机关虽然没有出台相关的文件，但是建立“三谈一访”制度机制，根据不同情形开展提醒谈话、专题约谈、委托谈话和廉政家访。据介绍，2020年自治区纪委委托4名区直单位党组书记对班子成员及相关区管干部开展谈话6人次，当事人均主动交代问题。
广州市纪委监委则把焦点放到做实谈话的抓手和载体上，规定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向纪委全会公开述责述廉述德。同时，出台党内规范性文件，明确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开展约谈的方式和情形，以及班子成员对党委主要负责人的反向监督责任。
破题同级监督并不是纪委一家的事情。在发挥监督专责协助配合党委推进全面监督方面，各地纪检监察组织也积极探索出一些好的经验做法。
如山东威海市将谈话与巡察结合起来，探索建立巡察“红脸出汗”问题清单制度，将巡察中发现的苗头性问题抄送给分管市领导，由其对被巡察单位党组织开展约谈，既压实分管领导的监督责任，又对症推动巡察问题整改。
福建厦门市湖里区纪委监委同样注重发挥谈心谈话抓早抓小的重要作用，探索设立“第一种形态”教育室，推动全区各级党委（党组）履行谈话函询主体责任，让谈话对象受到警醒和触动，防止小错误演变成大问题。
监督是纪委监委的第一职责，如何做实日常监督也成了各省市纪检系统工作的重点，其中全覆盖和信息化成为两个方向。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之一，浙江省纪委监委2020年为强化监督，要求全省村（社区）全部设立监察工作联络站。虽然其他省市也在村一级设立了类似的监督机构，但是全省统一部署的浙江还是第一家。据称截至2020年底，浙江省建立24902个监察工作联络站，共聘请乡、村两级监察信息员47694名。
长春市二道区纪委监委则将全区各级政务大厅监控系统、“12342”软环境投诉举报系统和长春市政务服务平台审批系统3个终端接入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对政务大厅窗口接待服务、软环境投诉受理处置和政务服务审批各环节实时监督，实现对全区政务服务监督全覆盖。
同样的实践在江苏也有体现。苏州市纪委监委打通市、县、镇、村四级监督数据，打造基层廉勤监督平台，推动民生类数据实时留痕、可查可看，用信息化手段服务支撑基层监督质效提升。
专家表示，这种监督已经突破了事后监督的局限，将监督延伸到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进行实时监督。
如针对沈阳市大东区征地拆迁案暴露出的问题，沈阳市纪委监委探索建立大数据专项监督模型，从该模型中发现26个牟利点，比对发现6000多个问题，达到举一反三、以点治面的监督效果。
随着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闭幕，各省市纪委全会也陆续召开。为防控疫情需要，今年各地的全会时长普遍缩短，列席人数也有所减少。如内蒙古的全会只用了半天，河北省纪委全会列席人数大幅下降到2人，吉林省则以视频方式召开全会。
内蒙古包头市纪委的全会时间虽然没有缩短，但报告全文只有5600字，较以往传统篇幅缩减一半，读下来只用时25分钟。
“报告拿到手的时候就感觉很薄，翻开一看，不穿靴不戴帽，简短、实在，让人愿意听、听得进，也记得住、好落实。”有与会代表感慨，“什么是好文风、好会风？这样的工作报告就是示范。”
而纵览2021年各地纪检系统工作部署，其既有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开展政治监督的相同面，也有结合各自地区正风肃纪反腐工作实际，推进深入治理的不同面。
不过，与2020年相比，对纪检工作深入性和规范性的要求更高。
这种深入性一方面体现在监督事项的细化和聚焦上。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例，辽宁提出靶向整治“说了等于做了”“发文了等于落实了”等只说不做、说多做少现象，而吉林、山西把视线聚焦到落实层面，明确治理“包装式”“洒水式”“一刀切式”落实等问题。
不只是在作风领域，江苏、山东更聚焦“隐性腐败”，要求深挖彻查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和“雅贿”“影子公司”等隐形变异腐败问题。
另一方面，这种深入性还体现在破解监督难题上。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提升各级纪检监察组织的监督有效性和协同联动性，已成为亟待破题的新命题。安徽提出探索开展部分省属事业单位、部分以上级管理为主单位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而陕西则明确健全“室组”联动监督、“室组地”联合办案制度机制，探索破解垂直管理系统公职人员监督难题。
不少地方首次提出推动监委依法依规、稳妥有序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工作。做专项工作报告而非在人大会议上作公开报告，既充分照顾了监委反腐败工作的特殊性，又体现出监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的宪法原则。去年8月，国家监委首次向全国人大报告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
这也表明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例外，必须依法办事，自觉接受监督。
内蒙古查处厅官多、云南主动投案厅官多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通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共有396名地厅级官员“落马”。其中，内蒙古以查处46人的成绩，成为全国查处厅级干部最多的省级行政单位。
这与去年内蒙古开展的涉煤腐败“倒查二十年”行动直接相关。从查处数量分布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被查的46名厅官中就有31人涉及煤炭腐败案件。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农牧厅、原国土资源厅等多个厅长纷纷“落马”，内蒙古煤勘集团两任党委书记同日被查，充分展现出倒查的力度。
不仅查处数量变多，查处节奏也加快。一天同时发布多个厅官被查或“双开”的信息已成为常态。其中，安徽和内蒙古分别在2020年11月13日和21日，同时发布6名厅官被开除党籍或“双开”的通报，创下了单次发布厅官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新纪录，释放出密集惩处强化震慑效应的新信号。
而随着反腐败压倒性胜利的不断巩固发展，主动投案已从特殊个例变成常态。云南去年查处的厅官数仅次于内蒙古。被查的30名厅级干部中，主动投案和自首的就有12人。其中，云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原主任罗应光、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原副局长渠志荣这对夫妻厅官更是在两日内先后主动投案。
这与云南省近年来大力肃清白恩培、秦光荣流毒影响，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密切相关。云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认为，主动投案的常态化，表明云南政治生态正得到持续修复净化，“三不”一体的成效已然显现。
具体到“落马”厅官在全国的分布领域来看，政法系统“落马”厅官较多。该领域高频率被查的背后与剑指“害群之马”的全国政法系統教育整顿行动相关。被查厅官中，政法委及公检法司均有涉及，尤以公安系统居多，包括广东江门市原副市长、公安局长林春生，浙江台州市原副市长、公安局长伍建利等，其违纪违法事实又主要集中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方面。
热门领域很热，其他领域同样不冷。2020年，“落马”厅官还散布在人防、高校、供销等领域，包括陕西、云南、广西等地省级人防办主任在内的11名人防系统厅官，北方工业大学原校长丁辉等11所高校的12名厅官，黑龙江供销社原党组书记张文明等6名供销系统厅官先后被查。
专家认为，上述反腐实践充分表明反腐败没有冷热之分、中心与边缘之别，只要存在腐败行为，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谈话里的监督破题
纵观各省市纪检系统2020年的工作，均试图探索出一条加强对“一把手”和同级监督的路子。
加强谈话是很多省市纪检监察机关的选择。江西省纪委监委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开展政治谈话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明确“谈什么”“怎么谈”“谈后怎么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检监察机关虽然没有出台相关的文件，但是建立“三谈一访”制度机制，根据不同情形开展提醒谈话、专题约谈、委托谈话和廉政家访。据介绍，2020年自治区纪委委托4名区直单位党组书记对班子成员及相关区管干部开展谈话6人次，当事人均主动交代问题。
广州市纪委监委则把焦点放到做实谈话的抓手和载体上，规定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向纪委全会公开述责述廉述德。同时，出台党内规范性文件，明确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开展约谈的方式和情形，以及班子成员对党委主要负责人的反向监督责任。
破题同级监督并不是纪委一家的事情。在发挥监督专责协助配合党委推进全面监督方面，各地纪检监察组织也积极探索出一些好的经验做法。
如山东威海市将谈话与巡察结合起来，探索建立巡察“红脸出汗”问题清单制度，将巡察中发现的苗头性问题抄送给分管市领导，由其对被巡察单位党组织开展约谈，既压实分管领导的监督责任，又对症推动巡察问题整改。
福建厦门市湖里区纪委监委同样注重发挥谈心谈话抓早抓小的重要作用，探索设立“第一种形态”教育室，推动全区各级党委（党组）履行谈话函询主体责任，让谈话对象受到警醒和触动，防止小错误演变成大问题。
24902个监察工作联络站
监督是纪委监委的第一职责，如何做实日常监督也成了各省市纪检系统工作的重点，其中全覆盖和信息化成为两个方向。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之一，浙江省纪委监委2020年为强化监督，要求全省村（社区）全部设立监察工作联络站。虽然其他省市也在村一级设立了类似的监督机构，但是全省统一部署的浙江还是第一家。据称截至2020年底，浙江省建立24902个监察工作联络站，共聘请乡、村两级监察信息员47694名。
长春市二道区纪委监委则将全区各级政务大厅监控系统、“12342”软环境投诉举报系统和长春市政务服务平台审批系统3个终端接入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对政务大厅窗口接待服务、软环境投诉受理处置和政务服务审批各环节实时监督，实现对全区政务服务监督全覆盖。
同样的实践在江苏也有体现。苏州市纪委监委打通市、县、镇、村四级监督数据，打造基层廉勤监督平台，推动民生类数据实时留痕、可查可看，用信息化手段服务支撑基层监督质效提升。
专家表示，这种监督已经突破了事后监督的局限，将监督延伸到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进行实时监督。
如针对沈阳市大东区征地拆迁案暴露出的问题，沈阳市纪委监委探索建立大数据专项监督模型，从该模型中发现26个牟利点，比对发现6000多个问题，达到举一反三、以点治面的监督效果。
25分钟的全会报告
随着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闭幕，各省市纪委全会也陆续召开。为防控疫情需要，今年各地的全会时长普遍缩短，列席人数也有所减少。如内蒙古的全会只用了半天，河北省纪委全会列席人数大幅下降到2人，吉林省则以视频方式召开全会。
内蒙古包头市纪委的全会时间虽然没有缩短，但报告全文只有5600字，较以往传统篇幅缩减一半，读下来只用时25分钟。
“报告拿到手的时候就感觉很薄，翻开一看，不穿靴不戴帽，简短、实在，让人愿意听、听得进，也记得住、好落实。”有与会代表感慨，“什么是好文风、好会风？这样的工作报告就是示范。”
而纵览2021年各地纪检系统工作部署，其既有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开展政治监督的相同面，也有结合各自地区正风肃纪反腐工作实际，推进深入治理的不同面。
不过，与2020年相比，对纪检工作深入性和规范性的要求更高。
这种深入性一方面体现在监督事项的细化和聚焦上。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例，辽宁提出靶向整治“说了等于做了”“发文了等于落实了”等只说不做、说多做少现象，而吉林、山西把视线聚焦到落实层面，明确治理“包装式”“洒水式”“一刀切式”落实等问题。
不只是在作风领域，江苏、山东更聚焦“隐性腐败”，要求深挖彻查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和“雅贿”“影子公司”等隐形变异腐败问题。
另一方面，这种深入性还体现在破解监督难题上。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提升各级纪检监察组织的监督有效性和协同联动性，已成为亟待破题的新命题。安徽提出探索开展部分省属事业单位、部分以上级管理为主单位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而陕西则明确健全“室组”联动监督、“室组地”联合办案制度机制，探索破解垂直管理系统公职人员监督难题。
不少地方首次提出推动监委依法依规、稳妥有序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工作。做专项工作报告而非在人大会议上作公开报告，既充分照顾了监委反腐败工作的特殊性，又体现出监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的宪法原则。去年8月，国家监委首次向全国人大报告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
这也表明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例外，必须依法办事，自觉接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