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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3年12月，笔者跟随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徐浩、张应华等老师赴贵州省石阡县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考察。其间，与石阡文广新局基层非遗保护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传统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座谈会。本文基于这次考察与座谈会整理而成。本文着重以石阡县国家级非遗项目木偶戏的保护与传承进校园作为个案分析，介绍了其现状与困境，及其解决策略探索。
关键词：非遗进校园；贵州；石阡木偶戏
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11/12-375-2
一、申遗后时代的保护与传承困惑
截止至2013年底，我国共有38项“非遗”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19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1986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而各省市县级非遗项目及其代表传承人更是数目惊人。①面对如丰富多样的非遗保护项目，该如何传承与保护？申遗的后时代已然到来。
非遗保护与传承，这成为文化工作者们迫切需要考虑并解决的问题，作为地方基层文化保护工作者，他们更是茫然。正如石阡县主管地方文化领导所言，他曾到省非遗中心咨询如何保护与传承当地非遗文化，领导鼓励放开手脚大胆去做。至今，国内仍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模式方法或理论体系，因国内非遗的复杂性，也不可能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模式可循。
从而，缺乏对自身文化特性充分认识之下，盲目参照他人的工作思路大行其道，甚至是绝对的长官意识。自上而下体现出焦躁、盲目与混乱，经济利益成为最高指标。非遗进校园，是迫于传承断代的严峻现实问题之下应运而生的。青少年下至中小学，上至普通高校本科生，都在进行，社会不质疑，而国家文化相关政策的出台，其合法性更是确定无疑。
二、石阡木偶戏进校园的现状
石阡，从地域文化而言，作为黔湘交界的边界地段，十多个少数民族在此历代杂居、生活，特殊的地域环境与民族文化创造了其优秀、丰富多样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因地处山区腹地，从而较好的保存了自身传统民族民间。然而，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之下，这种现状难以再延续。
“石阡木偶戏2006年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阡县为了传承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挽救濒临灭绝的木偶戏，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这项工作。石阡民族中学则实施了‘濒临失传的技艺进校园’行动，请来了木偶戏班的3位老艺人，让他们教木偶戏的唱腔、戏文、表演等，直到将师生教会为止。”②这是石阡县政府工作网上公布关于木偶戏进校园的报道。可见，地方政府的决心之坚定，但这种带有政府强制性举全社会之力推行的文化政策是否卓有成效？这决不是一个个案，而具有广泛的普遍性。
2013年12月7日，在石阡文广新局会议室，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张应华教授主持了该次关于非遗“保护、传承、创新”为主题的座谈会。会上，石阡民族中学的刘超老师作为木偶戏进校园的直接负责人，他向与会人员作了关于木偶戏进校园较为详尽的汇报，以下从几个方面对其陈述进行归纳：
石阡木偶戏由湖南辰溪传入，最早是在花桥地区兴起并壮大，距今已有300年历史。其中，木偶戏“泰宏班”发展至今已到第8代，而刘超老师正是第8代戏班班主，他由第7代班主付正华授予，取法名为刘法全（音译）。
20世纪20—30年代，这是石阡木偶戏发展最繁盛的时期。它依赖地方民间乡下还愿习俗而存在，早期考取的状元、举人，以及寿宴与孩童出生宴等都是其演出的主要因素。早期木偶戏没有走向完全专业化与市场化，即农忙之余附加唱戏，唱戏仅是相对比做纯农活所赚取的外快要多一些。“当时大家是把秧插（好）了就出门，打（完）谷子后再出（演出）。”
刘超介绍，石阡木偶戏进校园的时间是2006年4月16日，非遗进校园政策的推广应用得到了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支持与保护。起初有20余位教师专门进行非遗文化知识普及学习，到最后仅剩8位，且坚持了2年的学习。而在学生的普及教育中，起初是广撒网，每一年级起初安排是通识课，后面每一个年级坚持留下的不超过10人，学生由起初的数百人锐减到几十人。学校对这些坚持留下来的同学另开小灶，安排每周一、三、五课余时间单独补课，到最后是每周安排1—2节课。
对木偶戏如何嵌入到课堂中教学，他说：目前是结合中学音乐课要求的“地方文化进校园”而进行，其中该课程有六个模块，而木偶戏则是安排在“音乐与戏剧”模块进行。教学内容首先是木偶戏的发展演变历史介绍，其次更多的教学是实践技能学习，包括戏剧基本的唱、坐、念、打等。
本次座谈除了木偶戏第8代传承人，还包括有两位石阡民族中学高三的男学生（他们极有可能是以后石阡木偶戏第9代木偶戏传承人）。据两位同学介绍，他们为高三学生，自高一开始学习木偶戏并坚持下来。同学们对他们学习木偶戏的评价是“玩木头人”，而对于规划，他们均认为会将木偶戏作为其未来发展职业，父母也表示支持。截至2013年底，石阡民族中学高三总共19个班，而每个班学习木偶戏的学生人数并不固定，有的班10人，有的1—3人不等。据悉，学校对学习木偶戏的学生进行学分量化管理，木偶戏课程设3学分，实践操作1学分。
面对现代的快餐文化，早期农耕时代的木偶戏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大众对文化的诉求。刘超试图突破固有传统木偶戏演出形式，在创作中融入传统小品、相声、舞蹈等表演艺术，在努力尝试演出过后，他更陷入迷茫，感叹“木偶戏变成了为舞蹈演出的道具”。即便这样，由他带领的石阡木偶戏屡次获邀参加国内外各项展演活动，在2013年5—6月期间代表贵州非遗项目到香港进行了为期十余天的展演；同年6月，参加21届成都国际木偶节演出并获最佳传承奖；计划2014年将赴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家参加展演。在传承人刘超看来，地方院校应当开设培养类似木偶戏的特设专业，且地方政府也应当给予民间文化传承人一定名额事业编制，保证其基本生活，从而继续传承发展文化。 三、对问题解决的探索
在石阡木偶戏诸多耀眼光环的背后，我们仍旧不难发现在其文化传承过程中所暴露呈现出的问题多样性，新老传承人问题，文化的选择困惑。这些问题也同样的困扰着国内其他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发展。
徐浩教授认为，首先就当前国家艺术与文化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艺术与文化应当适当分开，保持两者有机结合的关系；艺术是被文化所选择，但艺术可以反过来对文化有所启发与作用，现代化在所难免，而传统农耕时代的艺术形式将面临危险，甚至被淘汰。至于特招该类民族文化特长生，他认为当前高校教育理念的偏重是技术，轻文化，地方高校没有这样的自主权，即便有，这样的一种招生模式也存有很大的问题。此外，国家定性的非遗传承人，本身已经获得官方文化承认，具备有一定话语权，一旦再次进入事业编，权力话语权将更加牢固，这种带有官方意识的政策话语权集中于少数人，将不利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会对其他同类民间文化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乃至变异。
对于地方传统文化该如何传承与发展，徐浩教授提出的理念是“借尸还魂”，即借助地方现存的文化艺术载体，挖掘并建构其新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应当是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的意义。
关于对地方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张应华教授认为，对地方文化第一位是保护，其次才是发展；早期以木偶戏作为职业的供养机制的经济人形式已经不复存在，从而靠市场拯救木偶戏的思路已走不通；不论是非遗的申报、非遗专业开设、非遗进校园，这都是如突其来一场文化运动，全国自上而下展开，这体现出的是一种对文化的选择，唤起了国人对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自觉性；但以何种形式去反思这种政府行为对地方文化介入所产生的影响，他例举了一则亲身经历的关于侗族大歌的事例。
贵州黔东南的黎平侗族大歌被外人所熟知，近年更是不断到国外进行展演，享誉国内外。但这种艺术成功的背后却可能导致更多姊妹艺术种类消亡的可能，因为一旦政府确立了某个区域少部分人为该非遗项目的“正统”，与该艺术类别共同起源发展的其它分支艺术或传承人类则会被边缘化处理，这种落差因为政府宣传与经济利益的扶持将不断拉大差距，从而可能挫败其它周边族人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积极性。至此，文化艺术的多样性遭到人为的破坏。
他强调，地方文化的保护与创新需要推介与传播，但如何创新是关键所在。为此，他总结提出了两对概念，即本土原生性—非本土原生性，本土原生型—非本土原生型，这几对概念都可作文章，相辅相成。最后，他认为国家认定的传承人可能会渐渐变为主流社会或政府文化部门的代言人，这些经政府认定的传承人将可能代替政府行为抑制民间文化艺术的发展，而当前的石阡中学木偶戏非遗教学可能存在这样的危险。
四、个人思考
笔者在四川某高校工作期间，也曾参与过该校非遗进校园相关的教学与科研项目，诸如编撰教材、授课教学、举办校园非遗流动展览等。在三年的教学工作中，发现其暴露的问题是多样的，或者说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化合谋行为，实质性的保护工作推进举步维艰，而更多是流于看似繁荣的虚假表征的演出活动，所谓学术研讨会也流于形式。
就石阡木偶戏的文化特性分析而言，传统木偶戏为传统农耕文化活标本，其早期社会功能：娱乐、教育、教化等功能已发生转变。教化、教育功能已经消退，作为娱乐的功能也面临现代大众传媒娱乐冲击，作为一种弱势与边缘文化显然要想再作出反击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如何在流行文化元素中将其有机介入，恐怕这是策略之一，原生态的木偶戏恐怕只能局限于博物馆展示；
早期的木偶戏班传承发生根本性变化：家族传承被政策任命取代；早期的口传心授演变为现在学校明文规定的义务教育。国家文化意识形态通过文化政策条例的介入，地方文化艺术的原生态性与自在自为的生态圈遭遇了强势的政策文化干扰。校园的传承模式是否适合木偶戏这样的传统文化艺术，恐怕它与之传统民族音乐与绘画比较，有着更加复杂的各种现实因素。其技艺性远绘画、音乐所能比较，其背后是传统的戏剧戏曲文化根基，而从全国范围看来，即便昆曲也走向式微。
石阡的部分文化工作者看来，木偶戏的发展关键在于演出形式的单一，应当大胆的借用诸如美国好莱坞电影在艺术形式语言上的视觉性。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采访到“泰宏班”的一位传承人，他指着地上一堆被虫子蛀得坑坑洼洼且褪色的木头刀剑道具说道“我们的这些道具不得行了，太假，要是换成小孩子们玩的那种像真的一样的就好了！”“太子皇帝应该身上雕有龙才是（真的太子皇帝）！”其传统的观念显然已经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受西方艺术观影响，求真求多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普遍文化观，而传统戏剧戏曲艺术最大特点便是“以一见多”，审美后殖民可见一斑。
五、总结
在笔者看来，回归并尊重地方主体的文化选择是必要，政府与学者可在此基础上作出一定的方向性引导，但这种引导应当基于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尊重与观照，且适于当前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文化价值观。非遗进校园也应明确其文化价值的基本愿景，依照自身实际情况有选择性、目的性的开设课程，避免对非遗进校园一刀切，规避各类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参考文献：
①殷泓：《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在京开幕》，见光明网2013.年12月23日，网址http：//politics.gmw.cn/2013-12/23/content_9898757.htm
②石阡县委宣传部稿件，摘自新华网石阡网站，网址http：//www.gz.xinhuanet.com
作者简介：
蒋田喜，四川文化艺术学院艺术理论专业教师，就读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艺术批评方向研究生。
关键词：非遗进校园；贵州；石阡木偶戏
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11/12-375-2
一、申遗后时代的保护与传承困惑
截止至2013年底，我国共有38项“非遗”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19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1986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而各省市县级非遗项目及其代表传承人更是数目惊人。①面对如丰富多样的非遗保护项目，该如何传承与保护？申遗的后时代已然到来。
非遗保护与传承，这成为文化工作者们迫切需要考虑并解决的问题，作为地方基层文化保护工作者，他们更是茫然。正如石阡县主管地方文化领导所言，他曾到省非遗中心咨询如何保护与传承当地非遗文化，领导鼓励放开手脚大胆去做。至今，国内仍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模式方法或理论体系，因国内非遗的复杂性，也不可能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模式可循。
从而，缺乏对自身文化特性充分认识之下，盲目参照他人的工作思路大行其道，甚至是绝对的长官意识。自上而下体现出焦躁、盲目与混乱，经济利益成为最高指标。非遗进校园，是迫于传承断代的严峻现实问题之下应运而生的。青少年下至中小学，上至普通高校本科生，都在进行，社会不质疑，而国家文化相关政策的出台，其合法性更是确定无疑。
二、石阡木偶戏进校园的现状
石阡，从地域文化而言，作为黔湘交界的边界地段，十多个少数民族在此历代杂居、生活，特殊的地域环境与民族文化创造了其优秀、丰富多样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因地处山区腹地，从而较好的保存了自身传统民族民间。然而，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之下，这种现状难以再延续。
“石阡木偶戏2006年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阡县为了传承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挽救濒临灭绝的木偶戏，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这项工作。石阡民族中学则实施了‘濒临失传的技艺进校园’行动，请来了木偶戏班的3位老艺人，让他们教木偶戏的唱腔、戏文、表演等，直到将师生教会为止。”②这是石阡县政府工作网上公布关于木偶戏进校园的报道。可见，地方政府的决心之坚定，但这种带有政府强制性举全社会之力推行的文化政策是否卓有成效？这决不是一个个案，而具有广泛的普遍性。
2013年12月7日，在石阡文广新局会议室，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张应华教授主持了该次关于非遗“保护、传承、创新”为主题的座谈会。会上，石阡民族中学的刘超老师作为木偶戏进校园的直接负责人，他向与会人员作了关于木偶戏进校园较为详尽的汇报，以下从几个方面对其陈述进行归纳：
石阡木偶戏由湖南辰溪传入，最早是在花桥地区兴起并壮大，距今已有300年历史。其中，木偶戏“泰宏班”发展至今已到第8代，而刘超老师正是第8代戏班班主，他由第7代班主付正华授予，取法名为刘法全（音译）。
20世纪20—30年代，这是石阡木偶戏发展最繁盛的时期。它依赖地方民间乡下还愿习俗而存在，早期考取的状元、举人，以及寿宴与孩童出生宴等都是其演出的主要因素。早期木偶戏没有走向完全专业化与市场化，即农忙之余附加唱戏，唱戏仅是相对比做纯农活所赚取的外快要多一些。“当时大家是把秧插（好）了就出门，打（完）谷子后再出（演出）。”
刘超介绍，石阡木偶戏进校园的时间是2006年4月16日，非遗进校园政策的推广应用得到了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支持与保护。起初有20余位教师专门进行非遗文化知识普及学习，到最后仅剩8位，且坚持了2年的学习。而在学生的普及教育中，起初是广撒网，每一年级起初安排是通识课，后面每一个年级坚持留下的不超过10人，学生由起初的数百人锐减到几十人。学校对这些坚持留下来的同学另开小灶，安排每周一、三、五课余时间单独补课，到最后是每周安排1—2节课。
对木偶戏如何嵌入到课堂中教学，他说：目前是结合中学音乐课要求的“地方文化进校园”而进行，其中该课程有六个模块，而木偶戏则是安排在“音乐与戏剧”模块进行。教学内容首先是木偶戏的发展演变历史介绍，其次更多的教学是实践技能学习，包括戏剧基本的唱、坐、念、打等。
本次座谈除了木偶戏第8代传承人，还包括有两位石阡民族中学高三的男学生（他们极有可能是以后石阡木偶戏第9代木偶戏传承人）。据两位同学介绍，他们为高三学生，自高一开始学习木偶戏并坚持下来。同学们对他们学习木偶戏的评价是“玩木头人”，而对于规划，他们均认为会将木偶戏作为其未来发展职业，父母也表示支持。截至2013年底，石阡民族中学高三总共19个班，而每个班学习木偶戏的学生人数并不固定，有的班10人，有的1—3人不等。据悉，学校对学习木偶戏的学生进行学分量化管理，木偶戏课程设3学分，实践操作1学分。
面对现代的快餐文化，早期农耕时代的木偶戏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大众对文化的诉求。刘超试图突破固有传统木偶戏演出形式，在创作中融入传统小品、相声、舞蹈等表演艺术，在努力尝试演出过后，他更陷入迷茫，感叹“木偶戏变成了为舞蹈演出的道具”。即便这样，由他带领的石阡木偶戏屡次获邀参加国内外各项展演活动，在2013年5—6月期间代表贵州非遗项目到香港进行了为期十余天的展演；同年6月，参加21届成都国际木偶节演出并获最佳传承奖；计划2014年将赴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家参加展演。在传承人刘超看来，地方院校应当开设培养类似木偶戏的特设专业，且地方政府也应当给予民间文化传承人一定名额事业编制，保证其基本生活，从而继续传承发展文化。 三、对问题解决的探索
在石阡木偶戏诸多耀眼光环的背后，我们仍旧不难发现在其文化传承过程中所暴露呈现出的问题多样性，新老传承人问题，文化的选择困惑。这些问题也同样的困扰着国内其他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发展。
徐浩教授认为，首先就当前国家艺术与文化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艺术与文化应当适当分开，保持两者有机结合的关系；艺术是被文化所选择，但艺术可以反过来对文化有所启发与作用，现代化在所难免，而传统农耕时代的艺术形式将面临危险，甚至被淘汰。至于特招该类民族文化特长生，他认为当前高校教育理念的偏重是技术，轻文化，地方高校没有这样的自主权，即便有，这样的一种招生模式也存有很大的问题。此外，国家定性的非遗传承人，本身已经获得官方文化承认，具备有一定话语权，一旦再次进入事业编，权力话语权将更加牢固，这种带有官方意识的政策话语权集中于少数人，将不利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会对其他同类民间文化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乃至变异。
对于地方传统文化该如何传承与发展，徐浩教授提出的理念是“借尸还魂”，即借助地方现存的文化艺术载体，挖掘并建构其新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应当是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的意义。
关于对地方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张应华教授认为，对地方文化第一位是保护，其次才是发展；早期以木偶戏作为职业的供养机制的经济人形式已经不复存在，从而靠市场拯救木偶戏的思路已走不通；不论是非遗的申报、非遗专业开设、非遗进校园，这都是如突其来一场文化运动，全国自上而下展开，这体现出的是一种对文化的选择，唤起了国人对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自觉性；但以何种形式去反思这种政府行为对地方文化介入所产生的影响，他例举了一则亲身经历的关于侗族大歌的事例。
贵州黔东南的黎平侗族大歌被外人所熟知，近年更是不断到国外进行展演，享誉国内外。但这种艺术成功的背后却可能导致更多姊妹艺术种类消亡的可能，因为一旦政府确立了某个区域少部分人为该非遗项目的“正统”，与该艺术类别共同起源发展的其它分支艺术或传承人类则会被边缘化处理，这种落差因为政府宣传与经济利益的扶持将不断拉大差距，从而可能挫败其它周边族人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积极性。至此，文化艺术的多样性遭到人为的破坏。
他强调，地方文化的保护与创新需要推介与传播，但如何创新是关键所在。为此，他总结提出了两对概念，即本土原生性—非本土原生性，本土原生型—非本土原生型，这几对概念都可作文章，相辅相成。最后，他认为国家认定的传承人可能会渐渐变为主流社会或政府文化部门的代言人，这些经政府认定的传承人将可能代替政府行为抑制民间文化艺术的发展，而当前的石阡中学木偶戏非遗教学可能存在这样的危险。
四、个人思考
笔者在四川某高校工作期间，也曾参与过该校非遗进校园相关的教学与科研项目，诸如编撰教材、授课教学、举办校园非遗流动展览等。在三年的教学工作中，发现其暴露的问题是多样的，或者说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化合谋行为，实质性的保护工作推进举步维艰，而更多是流于看似繁荣的虚假表征的演出活动，所谓学术研讨会也流于形式。
就石阡木偶戏的文化特性分析而言，传统木偶戏为传统农耕文化活标本，其早期社会功能：娱乐、教育、教化等功能已发生转变。教化、教育功能已经消退，作为娱乐的功能也面临现代大众传媒娱乐冲击，作为一种弱势与边缘文化显然要想再作出反击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如何在流行文化元素中将其有机介入，恐怕这是策略之一，原生态的木偶戏恐怕只能局限于博物馆展示；
早期的木偶戏班传承发生根本性变化：家族传承被政策任命取代；早期的口传心授演变为现在学校明文规定的义务教育。国家文化意识形态通过文化政策条例的介入，地方文化艺术的原生态性与自在自为的生态圈遭遇了强势的政策文化干扰。校园的传承模式是否适合木偶戏这样的传统文化艺术，恐怕它与之传统民族音乐与绘画比较，有着更加复杂的各种现实因素。其技艺性远绘画、音乐所能比较，其背后是传统的戏剧戏曲文化根基，而从全国范围看来，即便昆曲也走向式微。
石阡的部分文化工作者看来，木偶戏的发展关键在于演出形式的单一，应当大胆的借用诸如美国好莱坞电影在艺术形式语言上的视觉性。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采访到“泰宏班”的一位传承人，他指着地上一堆被虫子蛀得坑坑洼洼且褪色的木头刀剑道具说道“我们的这些道具不得行了，太假，要是换成小孩子们玩的那种像真的一样的就好了！”“太子皇帝应该身上雕有龙才是（真的太子皇帝）！”其传统的观念显然已经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受西方艺术观影响，求真求多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普遍文化观，而传统戏剧戏曲艺术最大特点便是“以一见多”，审美后殖民可见一斑。
五、总结
在笔者看来，回归并尊重地方主体的文化选择是必要，政府与学者可在此基础上作出一定的方向性引导，但这种引导应当基于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尊重与观照，且适于当前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文化价值观。非遗进校园也应明确其文化价值的基本愿景，依照自身实际情况有选择性、目的性的开设课程，避免对非遗进校园一刀切，规避各类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参考文献：
①殷泓：《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在京开幕》，见光明网2013.年12月23日，网址http：//politics.gmw.cn/2013-12/23/content_9898757.htm
②石阡县委宣传部稿件，摘自新华网石阡网站，网址http：//www.gz.xinhuanet.com
作者简介：
蒋田喜，四川文化艺术学院艺术理论专业教师，就读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艺术批评方向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