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在《英国病人》问世的8年后，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紧接着又创作了一部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安尼尔的鬼魂》。这次，故事的现场转移到翁达杰的故国——斯里兰卡。在题记里，他写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斯里兰卡陷入动乱，动乱主要涉及三大阵营：政府、南方的反政府叛军以及北方的分裂派武装。叛乱分子与分裂武装同时向政府宣战。最终，作为回应，合法与非法的政府军队被派遣至全国各地，剿灭叛乱分子与分裂派武装。”
　　在翁达杰完成这部小说时，斯里兰卡的内战尚未结束，根据官方记载，结束时间是2009年。内战期间，各方干着烧杀劫掠、荼毒生灵的恶行，冲突原因错综复杂，许多无辜平民在无声无息中遇害，湮没于战火硝烟中。然而，翁达杰无意通过他的写作来表明某种立场，来揭示某些被掩盖的真相，或是站在道德的高点，进行一番各打五十大板的控诉。书中，除了题记里简单的说明以外，翁达杰几乎没有再用多余的笔墨为远近的读者梳理这场内战的来龙去脉、根源或因果。
　　在阅读新译本的《安尼尔的鬼魂》时，迷住我的是小说里角色的职业和身份，以及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巨大含义和象征。安尼尔，法医，在斯里兰卡出生，年少时去国，相继在英国和北美求学定居，多年后，作为国际人权组织的调查员，返回斯里兰卡，调查内战中违反人权的杀戮行为。这个跨越东西方的人物，带着深受西方思维熏染的信念，想千方百计搜集证据，挖掘真相，试图实现正义和公道。与安尼尔形成对比的，是被安排协助她工作的一位当地考古学家塞拉斯。法医学，通过死者尸骨上的蛛丝马迹，重建其生前的遭遇；考古学，从埋于地下千百年的断片残骸中复原历史。这两个职业既相似又隐隐相悖，一个直面现下，寻找凶手，一个仿佛遁入时光隧道，在遥远的过去觅获庇护与慰藉。两人观念的差异，在安尼尔与“密林里的修行者”帕利帕纳的一次对话中尽显无遗：
　　“‘真相能让我们获得自由’，我深信这话。”（安尼尔）
　　“在我们的世界里，真相往往不过是臆断。”（帕利帕纳）
　　帕利帕纳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在碑铭研究界赫赫有名，是塞拉斯的导师，后来被人发现他的研究乃凭空虚造，从此声誉下滑。他归隐山林，带着父母双亡的外甥女住在斯里兰卡古都的遗址旁，继续他的研究。塞拉斯说：“他正逐渐失明。最后几年里凭借有限的视力，他认为自己终于看清了曾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的真相。当字句开始从他指尖与眼前隐没，他开始感知到别的东西，就如同色盲能在战争中看破迷彩掩护，看清人的轮廓。”或许，我们可以将此解读为一种东方式对真相的理解，不同于安尼尔所追求的真相。
　　书中另一位寓意丰富的人物是塞拉斯的弟弟，医生迦米尼。翁达杰表示，医生，是他旨在通过这本小说去铭记的无名英雄。对医生而言，战乱中的真相又是什么？坚持独立行医、遭绑架失踪、一度形成悬案的外科名医，在叛军阵营待了数月后，“承认自己不再怀念妻儿，甚至不怀念科伦坡的种种。并不是因为他在这里过得很开心，而是因为忙得心无旁骛。”迦米尼也有类似的经历，游击队胁迫休假的他为他们治疗伤患。“他必须不断提醒自己这些人的身份。正是他们，派人在喧闹的街道、公车站、水稻田和学校里布下炸弹。迦米尼照料过的病人中就有数百人因此殒命。数千人再也无法独立行走或自行如厕。即便如此，他终究是个医生。一个星期后，他将回到科伦坡继续工作。”
　　20世纪初，毕加索开创了一个艺术流派——立体主义，将我们日常所见的人或物打碎、解析、重组，把从不同视角观察到的对象，置于同一画面中。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安尼尔的鬼魂》无异于一件立体主义的叙事作品，呈现不同观点下多重繁复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