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关于芥川龙之介彻底的自我否定精神，主要展现在两方面，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否定和对自己创作价值的否定。通过对芥川龙之介的自传性质小说，如《大导寺信辅的半生》、《齿轮》、《某傻子的一生》等的分析，研究芥川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否定；通过对比芥川龙之介前后期的写作风格的变化，研究芥川龙之介对自己创作价值的质疑。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人生；创作；否定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康章玲（1993-），女，硕士，哈尔滨理工大学在读，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文学；通讯作者刘吟舟（1962-），女，哈尔滨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2
高宣扬在《后现代论》中曾说人类文化只有达到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意识，也就是说只有不断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和虚无的本质，才能真正了解自身的本质。[1]那么，芥川龙之介的怀疑精神和自我否定精神可能源于芥川清楚地認识到自己人生和创作中的不足，源于他深刻地了解到自己人生和创作的本质。
一、芥川龙之介对自己人生的否定
芥川龙之介在《大导寺信辅的半生》中袒露他从来没有吃过母乳，为自己只知道瓶装牛奶从未吃过妈妈的奶而感到难堪。芥川的生母芥川富久在生下芥川龙之介的八个月后，精神失常，导致芥川没能吃母乳长大，只能喝瓶装牛奶。母乳在芥川眼里象征着母亲的爱，芥川嫉妒喝母乳长大的孩子，其实是源于对母爱憧憬却求而不得的失落感。芥川龙之介在《点鬼簿》中直言他的母亲个疯子，他从来没有得到母亲的照顾，自己一出生就到了养父母家，对父亲也没有什么感情。很小的时候父亲为了把他领回去，一边买冰激凌给他吃，一边劝说他逃回家。芥川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爱养父母。但是，芥川在《致小穴隆一》中说：“自己是个养子。在养父母家里，从未说过任性的话，做过任性的事（与其说是没说过、没做过，倒不如说是没法说、没法做更适合）”[2]。在芥川十二岁的时候，生父新原敏三废去芥川龙之介的长子继承权，于是芥川正式成为了舅舅芥川道章的养子。虽然有亲生父母，但是母亲是疯子，父亲也并没有给予芥川真正的父爱，作为养子又难以在养父母面前撒娇任性。从某种程度而言，芥川缺乏与双亲之间爱的交流和健康的互动方式，而这样的成长起来的小孩容易没有安全感，对未来也容易感到不安。芥川在《给一个老友的信》中提到：“我之所以要自杀，仅因有种隐约的不安，对未来隐约有某种不安”。芥川的不安其实多源于童年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在成长过程中既没有与亲生父母搭建相互关爱的亲情模式，也没能够与养父养母搭建坦诚相互信任的交流机制，导致芥川的人生在一开始就没能形成稳定的根基，这也是为什么芥川会时时感到不安的根本原因。芥川在35岁的时候结束自己生命的做法是芥川对自己出身家庭的否定的表现。
芥川龙之介出身于东京本所，这里是木匠铺、粗点心铺、旧家具店等聚集的平民区，到处是泥泞不堪的道路和散发着恶臭的水沟。芥川在描述自己家庭的贫穷时，袒露这种穷不是像住在简陋平房的下层阶级的那种穷，而是为了面子必须受苦的穷，是由虚伪而必须忍受的穷，如一家五口人靠养父一个人的养老金糊口，每个人很少穿新衣，父亲的乐趣是晚上喝一点不好意思用来款待客人的劣质的酒，母亲用外套遮盖腰带上的补丁，家人总是为了撑脸面而操心。中下层的阶级出身使芥川龙之介内心深处充满自卑感，这与芥川在文坛成名后产生的自豪感相矛盾，导致芥川既因自身才华所带来的优越感而自负又因为出身于贫穷的中下阶层而自卑。芥川向往有物质基础支持的艺术生活，刻意遗忘和逃避中下阶层出身的事实，想凭借自身才华打破出身阶层的束缚，跳出出身阶层的限制，然而，每当现实生活给予芥川沉重一击时，他便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出身，宣布逃脱计划破产。
芥川龙之介曾在《某个傻瓜的一生》中提到“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芥川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一方面说明芥川应是十分喜爱波德莱尔的诗集，大抵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诗那般精彩，另一方也可以看出芥川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持否定的态度。另外，芥川在《某个傻瓜的一生中》还曾写道“偶然在一家旧货店看见一只制成标本的天鹅。虽然天鹅昂首直立，可是连发黄的羽毛都已经虫蛀。他想起自己的一生，情不自禁涌上泪水和冷笑，他的前面只有两条路：发疯或自杀”[3]芥川龙之介回想自己的人生，既为自己的人生感到难过，又为自己人生感到讽刺。认为等待自己的结果只有发疯或是自杀，1927年，芥川龙之介确实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存在价值。
二、芥川龙之介对自己创作价值否定
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时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历史小说阶段（1916--1919），代表作有《罗生门》《鼻》《戏作三昧》等；中期的现实小说阶段（1920--1924），代表作有《舞会》《秋》等；晚期的自传性质小说阶段（1925--1927），代表作有《齿轮》《某傻瓜的一生》等。每一个阶段的转型，都代表着芥川对前一阶段创作方式的怀疑和否定。
前期的历史小说重视小说的结构形式，试图通过写作技巧使小说达到奇诡的效果。初登文坛时凭借《鼻》《罗生门》等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也因此，引起了部分同行作家的不满和质疑。认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几乎都取材于古典书籍，不是作家本人辛苦创作的结晶；认为芥川龙之介过于注重写作技巧，是靠玩弄花哨的技巧来引起读者兴趣的作家。关于芥川龙之介的材源问题和过于注重写作技巧的问题，确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虽然持有这种看法的同行多出于嫉妒心理、不够客观，却对芥川龙之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芥川龙之介心理埋下怀疑自己创作能力和创作价值的种子。再加之，芥川龙之介是一位十足的怀疑论者。他从提笔开始，就审视和质疑着自己的作品，所以当他写作不顺时，很容易怀疑自己的才华。芥川龙之介曾在致佐佐木茂索信中写道：“……我自己却毫无写作欲望，已是江郎才尽……”[4]。由此可知，芥川龙之介从历史题材小说转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想向质疑他的同行证实自己不仅能创作历史题材小说还能创作现实题材小说以外，芥川龙之介还想打破“江郎才尽”的窘境，证实自己的创作才华，维持自己在文学领域的自信心和优越感。于是，芥川龙之介开始尝试创作现实题材小说。当时，日本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正积极接受、吸收西洋的在政治文化，不仅热衷于学习西洋文化，甚至盲目地推崇西洋文化。芥川龙之介在注意到日本过激的西洋化进程后，以此为契机创作了取材于现实题材的《舞会》《手帕》《秋》《阿富的贞操》等作品。其中《舞会》的发表，再次在日本文坛引起了芥川热，而《秋》的发表则为芥川带来了极大信心，坚定了他的写作道路。事实上，这一时期芥川并没有停止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甚至大部分作品仍属于历史题材小说的类型，如该时期发表的《秋山图》《奇遇》《竹林中》等。不过由于现实题材的小说夹在历史题材小说中过于突出，于是有的研究者便将该时期划分为现实题材小说阶段。严格来说，中期现实题材小说阶段属于芥川创作前期和后期的过渡阶段，与早期的历史小说阶段的创作风格有所不同，但区别并不是很明显。从1925年开始，芥川龙之介陆续发表了自传性小说《大导寺信辅的半生》《点鬼簿》《齿轮》《某个傻瓜的一生》等，除此，也涉及一些梦境与现实相穿插的现代性小说，如《海边》《玄鹤山房》《还是蜃楼》《河童》等。该时期的创作风格与前期完全不同，在芥川龙之介的最后两年人生中，几乎没出现过历史题材的小说，似乎芥川彻底抛弃、否定了前期的创作风格。对于原因，可以考究芥川写于1927年2月的《文艺过于文艺》，文章中芥川龙之介对志贺直哉的创作风格给予了高度评价，言谈之中流露出他对志贺直哉的肯定和羡慕之情。事实上，芥川龙之介与志贺直哉是不能进行比较的两位作家，因为两者是不同类型的作家：芥川是短篇小说家，志贺直哉是长篇小说家；芥川喜欢从历史典籍中寻找题材，志贺直哉擅长从现实生活中取材；芥川写作手法较西洋化，注重小说的结构形式，志贺直哉写作手法较东洋化，趋向平实质朴的写作风格。芥川向往志贺直哉的写作方式，实质上是对自己创作价值的否定，因为对自己创作方式充满质疑，才会倾慕与自己创作风格相反的志贺直哉。如芥川龙之介在文章中对志贺直哉高度赞扬的三个特质，正是芥川不具备或是遗失的特质： 首先，“道德上的清洁”的志贺直哉的作品内容因为精神生活被附加上道德属性后显得广阔；其次，在文学描写方面，志贺直哉是不依赖空想的现实主义者，且现实主义的细密度程度不落后于前人，甚至比托尔斯泰还要细致入微；除此，志贺直哉将立足于东洋传统文化基础的“诗的精神” 注入现实主义之中等。[5]
芥川在他后期自传性小说《齿轮》和《某个傻瓜的一生》中都有提及“复仇”之事，在《齿轮》中芥川龙之介坦白了他之所以惶惶不安的原因正是由于“复仇之神正盯着我已经微驼的后背”。[6]而这里的“复仇之神”其实是指他和一个疯子的女儿的不伦之恋带来的道德谴责。事实上，芥川龙之介并没有他自认为的那么洒脱，不在乎道德伦理，相反，他才是真正被道德框架束缚的人，否则“复仇之神”是不会找到他，更不会让他感到恐惧和害怕。芥川羡慕志贺直哉“道德上的干净”，本质上，是他对自己的“不道德”的忏悔，对“走入歧途”的自己的否定。至于羡慕志贺直哉的是个“不依赖空想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他否定自己在写作上是个“虚构主义者”的表现。另外，芥川也非常钦佩志贺直哉在作品中注入传统东洋文化的做法。芥川在1927年的遗稿《河童》中曾写道：我今天的样子无论在谁看来都像寿陵余子。[7]芥川把自己比作寿陵余子，意思是说自己学西洋未成却忘了东洋，暗讽自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从芥川晚期对志贺直哉的羡慕之情可以看出芥川龙之介对自己晚期作品也不甚满意。
三、结语
芥川龙之介的原生家庭没能给芥川带来足够的安全感，且在与养父母相处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养父母足够的信任，逐渐形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再加之，中下层的阶级出身带来的自卑感，使芥川龙之介成为了一个怀疑论者，怀疑世界上的一切客观存在。青年时期，初恋遭遇家人反對后无疾而终，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怀疑精神，他怀疑世界上是否存在纯粹的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怀疑精神发展成为了否定精神，否定精神不停地激发芥川的创作热情，致使芥川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创作野心和想要摆脱中下层阶级出身的束缚，然而，一旦现实生活或是写作不顺时，否定精神便成了击溃芥川龙之介的有力武器。1927年，芥川龙之介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差，创作灵感也日渐枯竭，再加上要为姐姐一家偿还举额高利贷的生活压力，致使芥川龙之介精神越来越脆弱，在否定精神地推动下，他质疑和否定自己的创作价值和人生价值，最终否定自己的存在，选择了死亡。
参考文献：
[1]高宣扬. 后现代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芥川龙之介（著）.郑民钦，魏大海，侯为等（译）.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5卷）[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
[3]芥川龙之介（著）.郑民钦，魏大海，侯为等（译）.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卷）[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P843.
[4]芥川龙之介（著）.郑民钦，魏大海，侯为等（译）.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5卷）[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P327.
[5]芥川龙之介（著）.郑民钦，魏大海，侯为等（译）.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4卷）[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P330--333.
[6]芥川龙之介（著）.郑民钦，魏大海，侯为等（译）.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卷）[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P801.
[7]芥川龙之介（著）.郑民钦，魏大海，侯为等（译）.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卷）[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P784.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人生；创作；否定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康章玲（1993-），女，硕士，哈尔滨理工大学在读，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文学；通讯作者刘吟舟（1962-），女，哈尔滨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2
高宣扬在《后现代论》中曾说人类文化只有达到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意识，也就是说只有不断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和虚无的本质，才能真正了解自身的本质。[1]那么，芥川龙之介的怀疑精神和自我否定精神可能源于芥川清楚地認识到自己人生和创作中的不足，源于他深刻地了解到自己人生和创作的本质。
一、芥川龙之介对自己人生的否定
芥川龙之介在《大导寺信辅的半生》中袒露他从来没有吃过母乳，为自己只知道瓶装牛奶从未吃过妈妈的奶而感到难堪。芥川的生母芥川富久在生下芥川龙之介的八个月后，精神失常，导致芥川没能吃母乳长大，只能喝瓶装牛奶。母乳在芥川眼里象征着母亲的爱，芥川嫉妒喝母乳长大的孩子，其实是源于对母爱憧憬却求而不得的失落感。芥川龙之介在《点鬼簿》中直言他的母亲个疯子，他从来没有得到母亲的照顾，自己一出生就到了养父母家，对父亲也没有什么感情。很小的时候父亲为了把他领回去，一边买冰激凌给他吃，一边劝说他逃回家。芥川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爱养父母。但是，芥川在《致小穴隆一》中说：“自己是个养子。在养父母家里，从未说过任性的话，做过任性的事（与其说是没说过、没做过，倒不如说是没法说、没法做更适合）”[2]。在芥川十二岁的时候，生父新原敏三废去芥川龙之介的长子继承权，于是芥川正式成为了舅舅芥川道章的养子。虽然有亲生父母，但是母亲是疯子，父亲也并没有给予芥川真正的父爱，作为养子又难以在养父母面前撒娇任性。从某种程度而言，芥川缺乏与双亲之间爱的交流和健康的互动方式，而这样的成长起来的小孩容易没有安全感，对未来也容易感到不安。芥川在《给一个老友的信》中提到：“我之所以要自杀，仅因有种隐约的不安，对未来隐约有某种不安”。芥川的不安其实多源于童年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在成长过程中既没有与亲生父母搭建相互关爱的亲情模式，也没能够与养父养母搭建坦诚相互信任的交流机制，导致芥川的人生在一开始就没能形成稳定的根基，这也是为什么芥川会时时感到不安的根本原因。芥川在35岁的时候结束自己生命的做法是芥川对自己出身家庭的否定的表现。
芥川龙之介出身于东京本所，这里是木匠铺、粗点心铺、旧家具店等聚集的平民区，到处是泥泞不堪的道路和散发着恶臭的水沟。芥川在描述自己家庭的贫穷时，袒露这种穷不是像住在简陋平房的下层阶级的那种穷，而是为了面子必须受苦的穷，是由虚伪而必须忍受的穷，如一家五口人靠养父一个人的养老金糊口，每个人很少穿新衣，父亲的乐趣是晚上喝一点不好意思用来款待客人的劣质的酒，母亲用外套遮盖腰带上的补丁，家人总是为了撑脸面而操心。中下层的阶级出身使芥川龙之介内心深处充满自卑感，这与芥川在文坛成名后产生的自豪感相矛盾，导致芥川既因自身才华所带来的优越感而自负又因为出身于贫穷的中下阶层而自卑。芥川向往有物质基础支持的艺术生活，刻意遗忘和逃避中下阶层出身的事实，想凭借自身才华打破出身阶层的束缚，跳出出身阶层的限制，然而，每当现实生活给予芥川沉重一击时，他便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出身，宣布逃脱计划破产。
芥川龙之介曾在《某个傻瓜的一生》中提到“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芥川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一方面说明芥川应是十分喜爱波德莱尔的诗集，大抵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诗那般精彩，另一方也可以看出芥川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持否定的态度。另外，芥川在《某个傻瓜的一生中》还曾写道“偶然在一家旧货店看见一只制成标本的天鹅。虽然天鹅昂首直立，可是连发黄的羽毛都已经虫蛀。他想起自己的一生，情不自禁涌上泪水和冷笑，他的前面只有两条路：发疯或自杀”[3]芥川龙之介回想自己的人生，既为自己的人生感到难过，又为自己人生感到讽刺。认为等待自己的结果只有发疯或是自杀，1927年，芥川龙之介确实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存在价值。
二、芥川龙之介对自己创作价值否定
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时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历史小说阶段（1916--1919），代表作有《罗生门》《鼻》《戏作三昧》等；中期的现实小说阶段（1920--1924），代表作有《舞会》《秋》等；晚期的自传性质小说阶段（1925--1927），代表作有《齿轮》《某傻瓜的一生》等。每一个阶段的转型，都代表着芥川对前一阶段创作方式的怀疑和否定。
前期的历史小说重视小说的结构形式，试图通过写作技巧使小说达到奇诡的效果。初登文坛时凭借《鼻》《罗生门》等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也因此，引起了部分同行作家的不满和质疑。认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几乎都取材于古典书籍，不是作家本人辛苦创作的结晶；认为芥川龙之介过于注重写作技巧，是靠玩弄花哨的技巧来引起读者兴趣的作家。关于芥川龙之介的材源问题和过于注重写作技巧的问题，确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虽然持有这种看法的同行多出于嫉妒心理、不够客观，却对芥川龙之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芥川龙之介心理埋下怀疑自己创作能力和创作价值的种子。再加之，芥川龙之介是一位十足的怀疑论者。他从提笔开始，就审视和质疑着自己的作品，所以当他写作不顺时，很容易怀疑自己的才华。芥川龙之介曾在致佐佐木茂索信中写道：“……我自己却毫无写作欲望，已是江郎才尽……”[4]。由此可知，芥川龙之介从历史题材小说转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想向质疑他的同行证实自己不仅能创作历史题材小说还能创作现实题材小说以外，芥川龙之介还想打破“江郎才尽”的窘境，证实自己的创作才华，维持自己在文学领域的自信心和优越感。于是，芥川龙之介开始尝试创作现实题材小说。当时，日本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正积极接受、吸收西洋的在政治文化，不仅热衷于学习西洋文化，甚至盲目地推崇西洋文化。芥川龙之介在注意到日本过激的西洋化进程后，以此为契机创作了取材于现实题材的《舞会》《手帕》《秋》《阿富的贞操》等作品。其中《舞会》的发表，再次在日本文坛引起了芥川热，而《秋》的发表则为芥川带来了极大信心，坚定了他的写作道路。事实上，这一时期芥川并没有停止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甚至大部分作品仍属于历史题材小说的类型，如该时期发表的《秋山图》《奇遇》《竹林中》等。不过由于现实题材的小说夹在历史题材小说中过于突出，于是有的研究者便将该时期划分为现实题材小说阶段。严格来说，中期现实题材小说阶段属于芥川创作前期和后期的过渡阶段，与早期的历史小说阶段的创作风格有所不同，但区别并不是很明显。从1925年开始，芥川龙之介陆续发表了自传性小说《大导寺信辅的半生》《点鬼簿》《齿轮》《某个傻瓜的一生》等，除此，也涉及一些梦境与现实相穿插的现代性小说，如《海边》《玄鹤山房》《还是蜃楼》《河童》等。该时期的创作风格与前期完全不同，在芥川龙之介的最后两年人生中，几乎没出现过历史题材的小说，似乎芥川彻底抛弃、否定了前期的创作风格。对于原因，可以考究芥川写于1927年2月的《文艺过于文艺》，文章中芥川龙之介对志贺直哉的创作风格给予了高度评价，言谈之中流露出他对志贺直哉的肯定和羡慕之情。事实上，芥川龙之介与志贺直哉是不能进行比较的两位作家，因为两者是不同类型的作家：芥川是短篇小说家，志贺直哉是长篇小说家；芥川喜欢从历史典籍中寻找题材，志贺直哉擅长从现实生活中取材；芥川写作手法较西洋化，注重小说的结构形式，志贺直哉写作手法较东洋化，趋向平实质朴的写作风格。芥川向往志贺直哉的写作方式，实质上是对自己创作价值的否定，因为对自己创作方式充满质疑，才会倾慕与自己创作风格相反的志贺直哉。如芥川龙之介在文章中对志贺直哉高度赞扬的三个特质，正是芥川不具备或是遗失的特质： 首先，“道德上的清洁”的志贺直哉的作品内容因为精神生活被附加上道德属性后显得广阔；其次，在文学描写方面，志贺直哉是不依赖空想的现实主义者，且现实主义的细密度程度不落后于前人，甚至比托尔斯泰还要细致入微；除此，志贺直哉将立足于东洋传统文化基础的“诗的精神” 注入现实主义之中等。[5]
芥川在他后期自传性小说《齿轮》和《某个傻瓜的一生》中都有提及“复仇”之事，在《齿轮》中芥川龙之介坦白了他之所以惶惶不安的原因正是由于“复仇之神正盯着我已经微驼的后背”。[6]而这里的“复仇之神”其实是指他和一个疯子的女儿的不伦之恋带来的道德谴责。事实上，芥川龙之介并没有他自认为的那么洒脱，不在乎道德伦理，相反，他才是真正被道德框架束缚的人，否则“复仇之神”是不会找到他，更不会让他感到恐惧和害怕。芥川羡慕志贺直哉“道德上的干净”，本质上，是他对自己的“不道德”的忏悔，对“走入歧途”的自己的否定。至于羡慕志贺直哉的是个“不依赖空想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他否定自己在写作上是个“虚构主义者”的表现。另外，芥川也非常钦佩志贺直哉在作品中注入传统东洋文化的做法。芥川在1927年的遗稿《河童》中曾写道：我今天的样子无论在谁看来都像寿陵余子。[7]芥川把自己比作寿陵余子，意思是说自己学西洋未成却忘了东洋，暗讽自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从芥川晚期对志贺直哉的羡慕之情可以看出芥川龙之介对自己晚期作品也不甚满意。
三、结语
芥川龙之介的原生家庭没能给芥川带来足够的安全感，且在与养父母相处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养父母足够的信任，逐渐形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再加之，中下层的阶级出身带来的自卑感，使芥川龙之介成为了一个怀疑论者，怀疑世界上的一切客观存在。青年时期，初恋遭遇家人反對后无疾而终，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怀疑精神，他怀疑世界上是否存在纯粹的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怀疑精神发展成为了否定精神，否定精神不停地激发芥川的创作热情，致使芥川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创作野心和想要摆脱中下层阶级出身的束缚，然而，一旦现实生活或是写作不顺时，否定精神便成了击溃芥川龙之介的有力武器。1927年，芥川龙之介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差，创作灵感也日渐枯竭，再加上要为姐姐一家偿还举额高利贷的生活压力，致使芥川龙之介精神越来越脆弱，在否定精神地推动下，他质疑和否定自己的创作价值和人生价值，最终否定自己的存在，选择了死亡。
参考文献：
[1]高宣扬. 后现代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芥川龙之介（著）.郑民钦，魏大海，侯为等（译）.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5卷）[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
[3]芥川龙之介（著）.郑民钦，魏大海，侯为等（译）.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卷）[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P843.
[4]芥川龙之介（著）.郑民钦，魏大海，侯为等（译）.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5卷）[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P327.
[5]芥川龙之介（著）.郑民钦，魏大海，侯为等（译）.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4卷）[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P330--333.
[6]芥川龙之介（著）.郑民钦，魏大海，侯为等（译）.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卷）[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P801.
[7]芥川龙之介（著）.郑民钦，魏大海，侯为等（译）.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卷）[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P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