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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以金庸的社会交往为切入口，研究金庸在明报时期的社会交往活动，探讨以金庸为代表的报人进行公共交往的特征及其从事公共交往的原因。
【关键词】金庸 《明报》 公共交往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的创作者，其名满天下，然而了解其办报活动者却为数不多。《明报》作为金庸报业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份报纸，记录着金庸的职业生涯与生命历程。在《明报》的创办直到转手卖与他人的几十年岁月中，金庸更多地作为一个报人参与到报纸的创办、经营与写作当中。
一、金庸的交往活动
1、《明报》简介
《明报》由查良镛（笔名金庸）和他的初中同学沈宝新创立。1959年，俩人共同出资创办了《明报》。其中，金庸出资8万、沈宝新出资2万，由金庸负责编务，沈宝新负责经营。创刊第一年销量只在千份之间起伏，初期亏损严重。
1962年“五月人潮”事件发生，《明报》就此事件大发评论，《明报》从过去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转变为一份纵论两岸时事的报章，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
“文革”中，《明报》开辟“北望神州”版，《明报》成为获悉大陆消息的重要渠道。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并于当年3月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但1992年2月，金庸主动将鼎盛期的《明报》转让给商人于品海。1993年4月1日，于品海出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金庸主政《明报》时代结束。①
2、金庸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交往
金庸于1981年的7月份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对金庸认为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是统一最基本因素深表赞同。②
1984年的秋天，金庸从香港来到内地参观访问并会见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金庸返港后，这次谈话的要点在他主办的《明报月刊》上发表出来，引起震动。金庸对中共中央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93年3月19日下午，应邀前来的金庸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的会见。在会谈期间，与江泽民谈论了有关香港、西藏、新闻和文艺、经济等多方面、多领域的问题。
亲见内地几年来的发展，金庸回港后撰写了《北国初春有所思》，该文在《明报月刊》上发表。该文描述了内地势头良好的发展形势，在这可以看到金庸对中共及其改革开放政策的肯定与赞许。③
3、金庸与国民党的交往
1973年4月，金庸受邀以普通记者身份访问台湾，与蒋经国等国民党政要见面，会面的话题涉及到了当时的政局、形势以及台湾经济，同时也谈到了当时颇为敏感的两岸关系问题。
访问期间，金庸受邀参加国民党的“国家建设会议”。金庸建议蒋经国致力于改善台湾人民的生活，而不要反攻大陆，并告诫反攻会带来很大的伤亡。当年金庸从台湾访问回到香港后，《明报》从6月7日起到6月23日，连续刊登金庸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全文亦由《明报月刊》转载。金庸建议当局采取措施为台湾人民谋幸福，并运用台湾人民欢迎的方法，去使台湾人民生活得幸福。
4、金庸与港府之间的交往
《明报》是在香港创办和发展的，从诞生之日起直到现在一直立足于香港社会。在其创刊之初就宣称要立足香港，标榜“公正、善良、活泼、美丽”。因此，作为该报的领导人，金庸与港府的交往密切。
从初期的“五月人潮事件”开始，金庸及其《明报》就开始报道、评论香港的社会事务，为港府出谋划策，再到后来与《大公报》等极左派报章的论争、大亚湾核电厂事件等，金庸及其《明报》以致力于香港的自由与法制，维护香港社会的稳定，很多时候与港府保持高度的一致，所以金庸与港府的关系密切。金庸的识见与《明报》的社评为港府官员所器重。
中英谈判前夕，金庸经常受邀与英国政要会见。此后，金庸是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专题小组负责人、经济专题小组的成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二、金庸公共交往的特点
交往是人类自身融入社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塑造人的社会性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交往有个人交往与公共交往之分。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两者很多时候是交叠在一起的，区别则是“私人交往关系在基本性质上是特殊主义的，公共交往关系是普遍主义的、无私人差别性的。”④“公共生活越是扩展了的政治社会的生活，人的伦理的角色就越是与他的职业的、尤其是公民的角色分离，公民就越是成为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基本的角色，公共交往关系也就越同日常交往关系相区别，公民伦理也就越与日常交往的伦理分野。”⑤
结合金庸个人的经历，可以看到金庸的交往活动具有了公共交往的特征。我们认为，金庸的公共交往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1、范围广
这是金庸交往活动最为显见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金庸的交往活动涉及到多个领域：有与两岸三地政界的往来；作为一名报人，与报界的各位同仁往来密切更不必说；同时，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写手，至今共发表了15部作品，在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金庸迷”遍布大江南北。如此复杂的交往活动，成就了金庸个人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同时也为《明报》成长成为一份有影响力大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公共问题指向
在金庸的个人交往活动中，由于自身多重的社会角色，他的交往活动更多的体现了作为一名公众人士，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致力于社会问题解决的公共交往特性。
我们以《明报》历史发展过程为时间点选取其中的几个事件为例来加以说明。
首先是“五月人潮事件”。1962年4月，很多从大陆过来的灾民要越过边界逃到香港来。随着偷渡过来的人数不断增加，5月8日开始，《明报》在金庸的指示下打破对此问题不予报道的立场，开始大规模报道移民潮，积极为港府出谋划策。
其次是《明报》与《大公报》的笔战。《明报》于1964年10月20日发表了题为《中共爆炸原子弹的评价》的社评，社评发表之后，引起香港左派的愤怒。10月25日，《大公报》回击《明报》，随后几天，《大公报》又刊出以张恨奴为笔名、均以《〈明报〉的妖言和妖术》为名的三篇批评文章。面对攻击，《明报》从1964年11月26日起，连续刊出以“明报编辑部”为名的二十六篇文章，总题为《敬请〈大公报〉指教和答复》。这次笔战，金庸指责左派报人的疯狂行径，致力于维护香港社会的稳定。 3、立场的倾向性
金庸致力于维护一个和平与稳定的香港社会。《明报》在香港1967年动乱期间的5月10日，金庸发表过社评《住下来了，不想走了！》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住下来了，不想走了。”在新闻报道上，《明报》支持政府，谴责激进派人士的暴行。金庸认为，香港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可以由自由和法制来确保。同时金庸坚持中国应该收回香港地区的主权，致力于国家的和平与统一，表明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在当时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刻他利用报纸为中共和国民党架起交流的桥梁，为海峡两岸的关系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协助大陆做了很多的工作，并利用报纸的评论文章客观公正的评述当时的客观环境，起到了稳定民心作用。
三、金庸缘何进行公共交往
1、士大夫情怀
几千年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直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孔子云：“士志于道”，强调士必须以“道”作为最后的价值取向。知识分子所应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因而，有人指出，“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担当的精神，因为他们“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以大历史环境为背景，个中人物讲义气、重气节、以民族大义为重。总会有一些侠士出来惩奸除恶，挽救武林危难。可以看出，侠士正是金庸“士”情怀的彰显与外露，金庸所进行的公共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金庸内心江湖世界外在的一种缩影。
2、风云突变的年代
金庸原本可能会成为一名律师，但当时从法学院毕业的他面对着混乱的政局，已然对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失去了信心，他为自己的前途忧虑。后来《大公报》招人，他随即投身了报界。
金庸创办《明报》于香港社会动荡时期、成长并辉煌于社会变革中，在两岸三地急剧变化的社会背景下，金庸借助《明报》这一平台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使得由一张武侠小报，成为香港最著名的精英大报。风云变幻的外部环境，为金庸成长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报人提供了社会背景，同时也成就了《明报》及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3、实业家办报
《明报》创办初期，金庸就占据了《明报》的绝大部分股份。在其后的时间里，《明报》大办马经版，刊登与赛马有关的广告，刊登风化新闻和香艳小说等等方式进行促销。同时，《明报》开始参与报道两岸三地的重大新闻事件，该报的发行量也随着报道影响力的逐步扩大而不断攀升。1991年1月23日在英属百慕达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成为《明报》的控股公司。同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的成功为金庸积累了雄厚的资本，金庸也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实业家。□
参考文献
①维基百科，《明报》，http://zh.w-
ikipedia.org/wiki/明報
②吴越农，《新时期邓小平第一个接见的香港同胞为何是金庸?》[J].《党史纵横》，2004（7）
③窦应泰，《金庸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J].《党史博览》，2007（2）
④吴跃农，《邓小平与香港名人（之一）——邓小平与金庸、包玉刚》[J].《党史纵览》，2004（4）
④廖申白，《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⑤⑥张圭阳：《金庸与〈明报〉》[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125、105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金庸 《明报》 公共交往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的创作者，其名满天下，然而了解其办报活动者却为数不多。《明报》作为金庸报业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份报纸，记录着金庸的职业生涯与生命历程。在《明报》的创办直到转手卖与他人的几十年岁月中，金庸更多地作为一个报人参与到报纸的创办、经营与写作当中。
一、金庸的交往活动
1、《明报》简介
《明报》由查良镛（笔名金庸）和他的初中同学沈宝新创立。1959年，俩人共同出资创办了《明报》。其中，金庸出资8万、沈宝新出资2万，由金庸负责编务，沈宝新负责经营。创刊第一年销量只在千份之间起伏，初期亏损严重。
1962年“五月人潮”事件发生，《明报》就此事件大发评论，《明报》从过去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转变为一份纵论两岸时事的报章，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
“文革”中，《明报》开辟“北望神州”版，《明报》成为获悉大陆消息的重要渠道。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并于当年3月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但1992年2月，金庸主动将鼎盛期的《明报》转让给商人于品海。1993年4月1日，于品海出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金庸主政《明报》时代结束。①
2、金庸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交往
金庸于1981年的7月份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对金庸认为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是统一最基本因素深表赞同。②
1984年的秋天，金庸从香港来到内地参观访问并会见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金庸返港后，这次谈话的要点在他主办的《明报月刊》上发表出来，引起震动。金庸对中共中央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93年3月19日下午，应邀前来的金庸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的会见。在会谈期间，与江泽民谈论了有关香港、西藏、新闻和文艺、经济等多方面、多领域的问题。
亲见内地几年来的发展，金庸回港后撰写了《北国初春有所思》，该文在《明报月刊》上发表。该文描述了内地势头良好的发展形势，在这可以看到金庸对中共及其改革开放政策的肯定与赞许。③
3、金庸与国民党的交往
1973年4月，金庸受邀以普通记者身份访问台湾，与蒋经国等国民党政要见面，会面的话题涉及到了当时的政局、形势以及台湾经济，同时也谈到了当时颇为敏感的两岸关系问题。
访问期间，金庸受邀参加国民党的“国家建设会议”。金庸建议蒋经国致力于改善台湾人民的生活，而不要反攻大陆，并告诫反攻会带来很大的伤亡。当年金庸从台湾访问回到香港后，《明报》从6月7日起到6月23日，连续刊登金庸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全文亦由《明报月刊》转载。金庸建议当局采取措施为台湾人民谋幸福，并运用台湾人民欢迎的方法，去使台湾人民生活得幸福。
4、金庸与港府之间的交往
《明报》是在香港创办和发展的，从诞生之日起直到现在一直立足于香港社会。在其创刊之初就宣称要立足香港，标榜“公正、善良、活泼、美丽”。因此，作为该报的领导人，金庸与港府的交往密切。
从初期的“五月人潮事件”开始，金庸及其《明报》就开始报道、评论香港的社会事务，为港府出谋划策，再到后来与《大公报》等极左派报章的论争、大亚湾核电厂事件等，金庸及其《明报》以致力于香港的自由与法制，维护香港社会的稳定，很多时候与港府保持高度的一致，所以金庸与港府的关系密切。金庸的识见与《明报》的社评为港府官员所器重。
中英谈判前夕，金庸经常受邀与英国政要会见。此后，金庸是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专题小组负责人、经济专题小组的成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二、金庸公共交往的特点
交往是人类自身融入社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塑造人的社会性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交往有个人交往与公共交往之分。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两者很多时候是交叠在一起的，区别则是“私人交往关系在基本性质上是特殊主义的，公共交往关系是普遍主义的、无私人差别性的。”④“公共生活越是扩展了的政治社会的生活，人的伦理的角色就越是与他的职业的、尤其是公民的角色分离，公民就越是成为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基本的角色，公共交往关系也就越同日常交往关系相区别，公民伦理也就越与日常交往的伦理分野。”⑤
结合金庸个人的经历，可以看到金庸的交往活动具有了公共交往的特征。我们认为，金庸的公共交往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1、范围广
这是金庸交往活动最为显见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金庸的交往活动涉及到多个领域：有与两岸三地政界的往来；作为一名报人，与报界的各位同仁往来密切更不必说；同时，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写手，至今共发表了15部作品，在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金庸迷”遍布大江南北。如此复杂的交往活动，成就了金庸个人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同时也为《明报》成长成为一份有影响力大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公共问题指向
在金庸的个人交往活动中，由于自身多重的社会角色，他的交往活动更多的体现了作为一名公众人士，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致力于社会问题解决的公共交往特性。
我们以《明报》历史发展过程为时间点选取其中的几个事件为例来加以说明。
首先是“五月人潮事件”。1962年4月，很多从大陆过来的灾民要越过边界逃到香港来。随着偷渡过来的人数不断增加，5月8日开始，《明报》在金庸的指示下打破对此问题不予报道的立场，开始大规模报道移民潮，积极为港府出谋划策。
其次是《明报》与《大公报》的笔战。《明报》于1964年10月20日发表了题为《中共爆炸原子弹的评价》的社评，社评发表之后，引起香港左派的愤怒。10月25日，《大公报》回击《明报》，随后几天，《大公报》又刊出以张恨奴为笔名、均以《〈明报〉的妖言和妖术》为名的三篇批评文章。面对攻击，《明报》从1964年11月26日起，连续刊出以“明报编辑部”为名的二十六篇文章，总题为《敬请〈大公报〉指教和答复》。这次笔战，金庸指责左派报人的疯狂行径，致力于维护香港社会的稳定。 3、立场的倾向性
金庸致力于维护一个和平与稳定的香港社会。《明报》在香港1967年动乱期间的5月10日，金庸发表过社评《住下来了，不想走了！》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住下来了，不想走了。”在新闻报道上，《明报》支持政府，谴责激进派人士的暴行。金庸认为，香港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可以由自由和法制来确保。同时金庸坚持中国应该收回香港地区的主权，致力于国家的和平与统一，表明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在当时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刻他利用报纸为中共和国民党架起交流的桥梁，为海峡两岸的关系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协助大陆做了很多的工作，并利用报纸的评论文章客观公正的评述当时的客观环境，起到了稳定民心作用。
三、金庸缘何进行公共交往
1、士大夫情怀
几千年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直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孔子云：“士志于道”，强调士必须以“道”作为最后的价值取向。知识分子所应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因而，有人指出，“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担当的精神，因为他们“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以大历史环境为背景，个中人物讲义气、重气节、以民族大义为重。总会有一些侠士出来惩奸除恶，挽救武林危难。可以看出，侠士正是金庸“士”情怀的彰显与外露，金庸所进行的公共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金庸内心江湖世界外在的一种缩影。
2、风云突变的年代
金庸原本可能会成为一名律师，但当时从法学院毕业的他面对着混乱的政局，已然对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失去了信心，他为自己的前途忧虑。后来《大公报》招人，他随即投身了报界。
金庸创办《明报》于香港社会动荡时期、成长并辉煌于社会变革中，在两岸三地急剧变化的社会背景下，金庸借助《明报》这一平台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使得由一张武侠小报，成为香港最著名的精英大报。风云变幻的外部环境，为金庸成长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报人提供了社会背景，同时也成就了《明报》及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3、实业家办报
《明报》创办初期，金庸就占据了《明报》的绝大部分股份。在其后的时间里，《明报》大办马经版，刊登与赛马有关的广告，刊登风化新闻和香艳小说等等方式进行促销。同时，《明报》开始参与报道两岸三地的重大新闻事件，该报的发行量也随着报道影响力的逐步扩大而不断攀升。1991年1月23日在英属百慕达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成为《明报》的控股公司。同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的成功为金庸积累了雄厚的资本，金庸也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实业家。□
参考文献
①维基百科，《明报》，http://zh.w-
ikipedia.org/wiki/明報
②吴越农，《新时期邓小平第一个接见的香港同胞为何是金庸?》[J].《党史纵横》，2004（7）
③窦应泰，《金庸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J].《党史博览》，2007（2）
④吴跃农，《邓小平与香港名人（之一）——邓小平与金庸、包玉刚》[J].《党史纵览》，2004（4）
④廖申白，《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⑤⑥张圭阳：《金庸与〈明报〉》[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125、105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