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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7日，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访美期间在大西洋理事会就中美经济关系和中国对亚太地区繁荣发展的愿景发表了演讲并答问，大西洋理事会主席洪博培大使主持了会议。现将其主要内容与读者分享。
非常高兴来到大西洋理事会。感谢洪博培大使和在座各位对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增进中美之间友谊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在大西洋理事会讨论跨太平洋的合作，表明世界正经历很多变化，正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美国是处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有着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拥有13亿人口，面向太平洋。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强调的，太平洋足够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1972年，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握手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跨越了浩瀚的太平洋和你握手。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自那时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加强。中美双边年贸易额现已超过5500亿美元，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持有约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美双方都希望对方的经济繁荣发展，因为这有利于促进各自经济的发展，两国的相互依存度实在太高了。
中美两国有很多共同点，尤其是两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这对中美两国继续深化合作关系非常重要。不过，两国也存在很大差异，在文化、历史传统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明白美国人在听别人的意见时一直不太有耐心，特别是美国媒体，因此我向你们保证，我的演讲不会超过20分钟。
我主要想谈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国际金融体系;二是关于双方如何共同努力为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做准备。
首先，关于国际金融体系。在座的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下称世行）的很多专家，也有曾经负责IMF、世行与中国关系的官员。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7月，70年过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机构，IMF和世行仍然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
上世纪80年代初启动改革开放进程以来，中国逐步深度融入了国际金融体系。今天，中国是IMF和世行的重要成员和重要股东，可以说这些机构也是我们自己的机构。中国致力于提高IMF、世行的机构能力，并推动相关改革以提高其效率。改革的目标是要让这些机构的治理系统体现、适应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享有公平的话语权，进而确保其高效地促进全球稳定和经济增长。
简要回顾一下，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新借款安排（NAB）和双边借款项目，向IMF提供了大量融资支持。同时，中国也是世行集团的重要股东国。迄今为止，世行在华项目都开展得非常成功，堪称典范项目。在座的一些同事曾在世行中国局工作过，他们都能讲出许多亲身经历的成功项目故事。不仅如此，自世行集团的软贷款窗口国际开发协会（IDA）第15次增资以来，中国开始向IDA捐资。在此后的IDA第16次、17次增资中，中国的捐资额不断增加。尽管中国尚未根除国内贫困问题，但我们深知自身肩负的国际责任，正是本着这种责任感，我们增加了对IDA的资金贡献。此外，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也乐于与世行集团分享有关经验，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减少中国的贫困人口，也有助于推进全球减贫事业。
由此可见，中国深度融入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对国际金融体系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习近平主席亲自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下称亚投行），是基于亚洲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的有关数据，未来十年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8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缺口。
为有效弥补这一庞大的资金缺口，中国一方面希望世行、亚行切实增强贷款能力，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中国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可以说，建立亚投行恰逢其时。
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出席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签署仪式的各国代表时，针对筹建亚投行强调了三点意见，这是中国提出亚投行倡议的指导方针：
一，习主席强调，亚投行的建立代表了各方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愿望、决心和行动。各方必须齐心协力应对挑战，促进增长。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实现目标。正如中国俗语所言：“人心齐，泰山移。”
二，习主席用一句俗语“要想富，先修路”，形象地阐释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必须解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三，习主席强调，亚投行应该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国家和经济体积极参与，实现合作共赢。亚投行与世行、亚行的关系是互补性而非替代性的。
以上关于建立亚投行的倡议得到了亚洲国家以及域外国家和经济体的热烈欢迎。亚投行将集中关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而非其它目的。
总体而言，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贡献者。中国主张通过改革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效率，而不是要推翻现有体系。这也是习主席从倡议建立亚投行伊始就向世界传递的明确政策信号。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3月底访华之后，于4月1日在旧金山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发表了演讲。我们希望，作为在IMF和世行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成员，中美双方能够共同推动提高IMF和世行的机构能力。我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2010年IMF份额改革方案。自G20首尔峰会通过这一改革方案，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了，耽误太久了，美国国会迟迟不批准这一方案是对IMF信誉、G20信誉的损害，也是对美国形象的损害。我们强烈希望美国国会能接受奥巴马行政当局最近提出的建议，就此达成协议。
第二，关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奥巴马总统邀请习主席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两国元首将进行非常重要的会晤。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双方的成功会面将为中美关系和全球带来极其重大的积极影响。 回顾2013年6月两国元首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进行的不同寻常的小范围长时间会晤，双方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其中包括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是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此前，中国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太了解，而现在，中国几乎所有政府部委都在研究负面清单。目前负面清单正在上海自贸区试点。上周，继上海自贸区之后，广东、福建、天津启动了自贸区试点，新的三个试点自贸区实施统一的负面清单，这是中国关于外资投资体制的自主改革。
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中南海瀛台进行了长时间的夜谈。这次会晤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双方在全世界瞩目的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一声明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过去两年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对今年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也有很高期待。要达成重要成果，必须有两国人民的坚定支持做后盾。我们愿与美国行政当局和美国人民一道，尽最大努力为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成功会晤做好准备。
问答实录
关于中国倡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考虑
主持人：关于中国对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亚洲地区性金融机构的倡议，您之前强调，中方坚定地参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倡议建立的新机构是对现有体系的补充。中国提出有关倡议的考虑是什么？是否可以理解为，随着中国日渐崛起，要求现有国际治理框架做出相应调整？或只是促进资金调配，填补亚洲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8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抑或是由于现有机构效率不高？还是希望提高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或者说有其他诉求？中国是否谋求在全球或是亚洲建立一套与现有体系不同的规则、原则和价值观？
朱光耀：习近平主席本人十分关心亚投行的筹建工作，他对亚投行强调的三项指导方针是对亚投行的重要综合政策指导。在具体层面上，亚投行必须依法治理，即按照其法定章程办事。本月晚些时候，各意向创始成员的谈判代表将进一步就亚投行的章程进行深入磋商。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两至三个月内完成亚投行章程的磋商，在此过程中各方可以充分提出各自的关切和建议，并协商达成一致。之后章程文本将由各成员完成各自国内或地区内程序后批准生效。不同国家或地区批准授权的程序不一样。有的只需要行政当局同意，有的则必须提交国会审批，具体程序要符合各国或地区的相关法律要求。
在章程的授权下，亚投行的运营需要具体的政策指导，如移民政策、采购政策等。具体项目的执行应严格遵循相关政策指导，同时要重视项目的实际情况。不应要求一个项目实现所有的政策目标。否则不仅很难实际操作，还会带来许多问题。世行项目中就有不少出发点很好但结果并不好的例子。
我们希望亚投行能有效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需求。但即使有500亿到1000亿美元的资本金，相对于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亚投行应该有能力带动私营部门资金。在此过程中，需要进行认真的政策设计。私营部门资金是追求利润的。因此，开发机构应发挥公共资金种子资金的作用，认真进行项目评估和设计，积极撬动私营部门投资，使项目在满足社会需求和实现商业收益方面取得平衡。世行和亚行在此领域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亚投行学习。
亚投行相对于世行和亚行的突出特点是关注基础设施建设
主持人：各种外部因素或者说外部利益集团对现有开发银行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有很大影响，如环保、移民等方面的高标准、项目的商业可行性等。亚投行要取得成功，是否会与现有的开发机构很相似，特别是在原则、标准和运营模式方面？
朱光耀：有一定相似性，但更重要的是有其自身独特性。亚投行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其坚定不移的政策定位。
2001年我担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期间，和印度执董发表联合政策声明，希望世行能“重返”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中国和印度执董共同提出政策建议，这在世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因为相当一段时间内世行确实疏远了基础设施投资。上世纪80、90年代，随着大量私人资本进入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人们认为公共资金以及世行、亚行等开发机构就可以退出对基础设施的支持了。我认为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尽管世行目前尚未完全“回归”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但我们欢迎世行已经增加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亚投行将坚持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为政策目标。
中国曾在基础设施建设瓶颈方面有过教训，如今印度和一些亚洲国家正面临类似挑战。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资金缺口是实际存在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如果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相关地区就会错失发展机会，甚至导致发展滞后。直至今日，我都认为这是世行与亚行需要吸取的教训。
昨天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前，我与世行行长金墉交谈，他对新筹建的亚投行非常欢迎，并期待世行与亚投行开展实质性合作。这也说明，亚投行和世行等现有开发机构是相互补充的。我相信世行的金墉行长、亚行的中尾武彦行长将致力于加强与亚投行的合作，使各个机构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关于台湾加入亚投行问题
台湾中央社记者：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于中方而言，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是否是合适的和可以接受的？您是否了解为什么台湾未能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加入？
朱光耀：这是个跨越海峡两岸的问题。我很高兴回答来自同胞的提问。我认为，海峡两岸人民都希望为促进和平与发展共同努力，使同是中国人的海峡两岸人民能共享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在此我愿重申习近平主席强调的关于亚投行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开放和包容。我们欢迎各国和经济体参与这一共同发展的机会。关于你具体提到的问题，海峡两岸正在进行深入讨论，问题是台湾以什么样的适当名义加入亚投行。尽管台湾未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但台湾作为一个经济体，在未来作为新成员加入亚投行将有很大机会。我们希望这个机会可以让海峡两岸加深理解、共享和平发展的红利。具体讨论是由两岸的具体负责部门进行，即大陆的国台办和对岸的对口部门。
非常高兴来到大西洋理事会。感谢洪博培大使和在座各位对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增进中美之间友谊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在大西洋理事会讨论跨太平洋的合作，表明世界正经历很多变化，正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美国是处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有着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拥有13亿人口，面向太平洋。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强调的，太平洋足够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1972年，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握手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跨越了浩瀚的太平洋和你握手。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自那时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加强。中美双边年贸易额现已超过5500亿美元，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持有约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美双方都希望对方的经济繁荣发展，因为这有利于促进各自经济的发展，两国的相互依存度实在太高了。
中美两国有很多共同点，尤其是两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这对中美两国继续深化合作关系非常重要。不过，两国也存在很大差异，在文化、历史传统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明白美国人在听别人的意见时一直不太有耐心，特别是美国媒体，因此我向你们保证，我的演讲不会超过20分钟。
我主要想谈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国际金融体系;二是关于双方如何共同努力为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做准备。
首先，关于国际金融体系。在座的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下称世行）的很多专家，也有曾经负责IMF、世行与中国关系的官员。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7月，70年过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机构，IMF和世行仍然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
上世纪80年代初启动改革开放进程以来，中国逐步深度融入了国际金融体系。今天，中国是IMF和世行的重要成员和重要股东，可以说这些机构也是我们自己的机构。中国致力于提高IMF、世行的机构能力，并推动相关改革以提高其效率。改革的目标是要让这些机构的治理系统体现、适应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享有公平的话语权，进而确保其高效地促进全球稳定和经济增长。
简要回顾一下，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新借款安排（NAB）和双边借款项目，向IMF提供了大量融资支持。同时，中国也是世行集团的重要股东国。迄今为止，世行在华项目都开展得非常成功，堪称典范项目。在座的一些同事曾在世行中国局工作过，他们都能讲出许多亲身经历的成功项目故事。不仅如此，自世行集团的软贷款窗口国际开发协会（IDA）第15次增资以来，中国开始向IDA捐资。在此后的IDA第16次、17次增资中，中国的捐资额不断增加。尽管中国尚未根除国内贫困问题，但我们深知自身肩负的国际责任，正是本着这种责任感，我们增加了对IDA的资金贡献。此外，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也乐于与世行集团分享有关经验，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减少中国的贫困人口，也有助于推进全球减贫事业。
由此可见，中国深度融入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对国际金融体系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习近平主席亲自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下称亚投行），是基于亚洲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的有关数据，未来十年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8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缺口。
为有效弥补这一庞大的资金缺口，中国一方面希望世行、亚行切实增强贷款能力，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中国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可以说，建立亚投行恰逢其时。
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出席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签署仪式的各国代表时，针对筹建亚投行强调了三点意见，这是中国提出亚投行倡议的指导方针：
一，习主席强调，亚投行的建立代表了各方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愿望、决心和行动。各方必须齐心协力应对挑战，促进增长。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实现目标。正如中国俗语所言：“人心齐，泰山移。”
二，习主席用一句俗语“要想富，先修路”，形象地阐释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必须解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三，习主席强调，亚投行应该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国家和经济体积极参与，实现合作共赢。亚投行与世行、亚行的关系是互补性而非替代性的。
以上关于建立亚投行的倡议得到了亚洲国家以及域外国家和经济体的热烈欢迎。亚投行将集中关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而非其它目的。
总体而言，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贡献者。中国主张通过改革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效率，而不是要推翻现有体系。这也是习主席从倡议建立亚投行伊始就向世界传递的明确政策信号。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3月底访华之后，于4月1日在旧金山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发表了演讲。我们希望，作为在IMF和世行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成员，中美双方能够共同推动提高IMF和世行的机构能力。我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2010年IMF份额改革方案。自G20首尔峰会通过这一改革方案，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了，耽误太久了，美国国会迟迟不批准这一方案是对IMF信誉、G20信誉的损害，也是对美国形象的损害。我们强烈希望美国国会能接受奥巴马行政当局最近提出的建议，就此达成协议。
第二，关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奥巴马总统邀请习主席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两国元首将进行非常重要的会晤。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双方的成功会面将为中美关系和全球带来极其重大的积极影响。 回顾2013年6月两国元首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进行的不同寻常的小范围长时间会晤，双方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其中包括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是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此前，中国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太了解，而现在，中国几乎所有政府部委都在研究负面清单。目前负面清单正在上海自贸区试点。上周，继上海自贸区之后，广东、福建、天津启动了自贸区试点，新的三个试点自贸区实施统一的负面清单，这是中国关于外资投资体制的自主改革。
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中南海瀛台进行了长时间的夜谈。这次会晤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双方在全世界瞩目的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一声明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过去两年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对今年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也有很高期待。要达成重要成果，必须有两国人民的坚定支持做后盾。我们愿与美国行政当局和美国人民一道，尽最大努力为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成功会晤做好准备。
问答实录
关于中国倡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考虑
主持人：关于中国对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亚洲地区性金融机构的倡议，您之前强调，中方坚定地参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倡议建立的新机构是对现有体系的补充。中国提出有关倡议的考虑是什么？是否可以理解为，随着中国日渐崛起，要求现有国际治理框架做出相应调整？或只是促进资金调配，填补亚洲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8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抑或是由于现有机构效率不高？还是希望提高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或者说有其他诉求？中国是否谋求在全球或是亚洲建立一套与现有体系不同的规则、原则和价值观？
朱光耀：习近平主席本人十分关心亚投行的筹建工作，他对亚投行强调的三项指导方针是对亚投行的重要综合政策指导。在具体层面上，亚投行必须依法治理，即按照其法定章程办事。本月晚些时候，各意向创始成员的谈判代表将进一步就亚投行的章程进行深入磋商。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两至三个月内完成亚投行章程的磋商，在此过程中各方可以充分提出各自的关切和建议，并协商达成一致。之后章程文本将由各成员完成各自国内或地区内程序后批准生效。不同国家或地区批准授权的程序不一样。有的只需要行政当局同意，有的则必须提交国会审批，具体程序要符合各国或地区的相关法律要求。
在章程的授权下，亚投行的运营需要具体的政策指导，如移民政策、采购政策等。具体项目的执行应严格遵循相关政策指导，同时要重视项目的实际情况。不应要求一个项目实现所有的政策目标。否则不仅很难实际操作，还会带来许多问题。世行项目中就有不少出发点很好但结果并不好的例子。
我们希望亚投行能有效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需求。但即使有500亿到1000亿美元的资本金，相对于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亚投行应该有能力带动私营部门资金。在此过程中，需要进行认真的政策设计。私营部门资金是追求利润的。因此，开发机构应发挥公共资金种子资金的作用，认真进行项目评估和设计，积极撬动私营部门投资，使项目在满足社会需求和实现商业收益方面取得平衡。世行和亚行在此领域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亚投行学习。
亚投行相对于世行和亚行的突出特点是关注基础设施建设
主持人：各种外部因素或者说外部利益集团对现有开发银行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有很大影响，如环保、移民等方面的高标准、项目的商业可行性等。亚投行要取得成功，是否会与现有的开发机构很相似，特别是在原则、标准和运营模式方面？
朱光耀：有一定相似性，但更重要的是有其自身独特性。亚投行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其坚定不移的政策定位。
2001年我担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期间，和印度执董发表联合政策声明，希望世行能“重返”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中国和印度执董共同提出政策建议，这在世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因为相当一段时间内世行确实疏远了基础设施投资。上世纪80、90年代，随着大量私人资本进入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人们认为公共资金以及世行、亚行等开发机构就可以退出对基础设施的支持了。我认为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尽管世行目前尚未完全“回归”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但我们欢迎世行已经增加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亚投行将坚持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为政策目标。
中国曾在基础设施建设瓶颈方面有过教训，如今印度和一些亚洲国家正面临类似挑战。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资金缺口是实际存在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如果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相关地区就会错失发展机会，甚至导致发展滞后。直至今日，我都认为这是世行与亚行需要吸取的教训。
昨天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前，我与世行行长金墉交谈，他对新筹建的亚投行非常欢迎，并期待世行与亚投行开展实质性合作。这也说明，亚投行和世行等现有开发机构是相互补充的。我相信世行的金墉行长、亚行的中尾武彦行长将致力于加强与亚投行的合作，使各个机构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关于台湾加入亚投行问题
台湾中央社记者：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于中方而言，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是否是合适的和可以接受的？您是否了解为什么台湾未能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加入？
朱光耀：这是个跨越海峡两岸的问题。我很高兴回答来自同胞的提问。我认为，海峡两岸人民都希望为促进和平与发展共同努力，使同是中国人的海峡两岸人民能共享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在此我愿重申习近平主席强调的关于亚投行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开放和包容。我们欢迎各国和经济体参与这一共同发展的机会。关于你具体提到的问题，海峡两岸正在进行深入讨论，问题是台湾以什么样的适当名义加入亚投行。尽管台湾未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但台湾作为一个经济体，在未来作为新成员加入亚投行将有很大机会。我们希望这个机会可以让海峡两岸加深理解、共享和平发展的红利。具体讨论是由两岸的具体负责部门进行，即大陆的国台办和对岸的对口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