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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注的性命观是在与儒家相关思想的比较中形成的。马注认为善恶不是统一的人性。人性差异源于真主先天的命定。人性包括真性和自性，存在着理和欲的矛盾，理欲的矛盾能够通过对人的教化和自我修养可以解决，所以人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断变化的。正因为人性的不固定性，所以马注强调人修身养性的重要性。
[关键词]马注；性命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2 — 0090 — 02
回族译著活动是中国明清时期出现的一种民族文化活动，既指当时一批回族学者所进行的翻译和著述等学术研究活动，也指这一活动所赖以进行的方式及其所获得的成果。通过这种具有特定含义的“译著”方式达到宣传伊斯兰教义的目的，使得伊斯兰教及其文化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存发展。这样的一种文化活动也派生出了独具特色的明清伊斯兰哲学思想，这其中就包括了明清回族伊斯兰哲学性命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性、命是一对重要的范畴。早期在儒家典籍《中庸》里就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样的观点，《荀子》里也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和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以及“节遇谓之命”等解释，[1]在他们看来，非人力所为的自然就是性，性就是天命。受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明清中国伊斯兰哲学中，性和命也是重要的范畴，在他们的思想中，性就是指人性，命就是指天命，即真主之命。明清中国伊斯兰哲学中性命问题的提出是和认主有关系，“知此身，则知真主之造化；见此性，则见真主之玄机。”[2]也和人性善恶问题有关系，“欲知人性之善恶，必先知何为性命，何为善恶。”[2]这是与儒学相对比而提出的重要命题，明清回族伊斯兰学者相应地在此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马注是清代著名的回族译著家，其代表著作是《清真指南》。在关于性命的问题上，他以伊斯兰教义为根本，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关于性命的思想是在解读儒家有关观点的不同理解中阐述的，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人性善恶的问题和上智与下愚人品变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人性论的基本问题，马注也是在思考这两个问题的同时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的性命观点。
首先，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马注的观点不同于儒家思想，认为没有统一的人性，也即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在他看来人性是有差异的，差异就在于真主先天的命定。
人性善恶是中国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开启于重民思想的人性论，始终是围绕着人性善恶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明清回族伊斯兰学者提出了儒学化的伊斯兰性命观。当然，源于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性命思想本身是不同的。马注就认为简单地论说人性是善恶的看法不正确，他说“诸家不明受命之根源，或言性善，或言性恶，或言善恶兼，理气空无，未有定论，而天命之旨隐矣。真主谕云：‘我把人造化在至美端庄里，然后将他归于低中之低。’端庄者，命也；至低者，身也。命有清浊，品逾牛毛，圣智贤愚，先天已判。”[3]这里的诸家即指儒、释、道。马注认为他们所谈人性善恶，不成定论，原因是不了解性命的来源，往往只是以理、气、空、无等因素来解读人的本性，得出人性善恶等观点，这种没有找到人性根本来源的结论是不正确的。按照马注的看法，人的性命是真主造化的结果，在先天就已确定，在象世显现时，不同性命具体显化到每个人身上，就会显现出人的各种品性、圣贤智愚，包括善与恶等特性。不存在儒家所说的人性是善或者是恶等统一的人性。
在马注看来，人性有真性和生性两种，“真性与命同源，乃仁、义、礼、智之性，所得先天。生性因形始具，乃火、风、水、土之性，所得后天。”[3]真性是先天就具备的，即在理世就已具有关于人的性理，就是作为人所具有的共同的本质属性。而生性则是在人具体形象出现后的特性，按照马注的看法，在人的形成过程中，因为四行的成分比例不同，从而所产生的人的秉性脾气以及能力等等个性都有差别，这是人性在象世的表现。生性也有不同，“一曰阴阳之性，二曰父母之性。阴阳之性，乃前定大海，囿于万变不同之时光。父母之性，乃气禀清浊，染于万变不同之习俗。”[3]人性上的种种差异，是由天命决定的，体现的是真主的全能；而人性的各自不同，又会让人们能够体悟、理解真主前定的本质。
马注认为命是指主命，既是最为抽象化的真主之理，也有最为具体化的伊斯兰教义，天降之命。他说：“一切主命，皆性灵前约。”这里的主命就是“真主所命”，就是天命，“天命为一切功课之首端，即遵行一切天命”，这里的天命具体化为“把钦月斋，散天课，游哈直（天房，引者注）孝养父母，接绪亲戚”，还包括“交还纳妈资”（即礼拜，引者注）、“检点饮食”、“举义虔诚”、坚定的信念等等。[3]对人而言，能够影响其人性的自然就是真主之理，因为有了它的存在，才有了万物之灵人的存在。具体化到性命问题上，马注认为对人而言命就是灵命，他认为人就是一个体、命、明德结合的综合体，缺一不可，“体从命显，命从明德显，明德从真主显。”体是色相形骸，命是无形灵觉，明德是真主之理、真主之光。“有体无命，若乾坤无目；有命无明德，若日无光。”可以说命对人而言是先天造就的灵觉，就是人具有的感知觉、意识等能力。当这些先天灵觉与真主之光结合后才是最完整的命。怎样结合？这是一个神秘的也是最有宗教意义的过程。马注认为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真主之光的照射，“我把他转做光，凭他指引我任意的板德。”[3]（板德即奴仆）另一个途径是“然后将属主命吹在他里”。[3]即真主在造化人时，将设定的人的命吹到具体的有形的人的身上。这样的方式就使得有灵觉能力的人附着上了真主的理，从而使人整个活泛起来，而且在根本上潜存了真主之理。灵命的存在，就将人与真主联系起来，“无万物，不能显造化之全功；无身体，不能显灵命之妙用；无灵命，不能显真主之全品。”[3]整个人的存在，就是真主全能的表现。
在马注的观点中真主吹入人体中的命已是各具特色的命。命有差异，所以由它决定的人性也有差异。他说：“缘命世有四班，故身世亦有四等。若种之在土，不能易黍为麦；花之在枝，不能变白为黄。”认为后天的形色世界的根本在于先天的理念，先天确定就无法改变。就人性而言，后天为性的各种差异源于先天为命的区别。马注所说的身世四等是指圣人之性、贤人之性、常人之性、愚人之性。圣人之性是指“光明无垢，宁定不迁，习主清静，得蒙亲受。”[3]这是命世的第一班，离真主的距离最近，是最高层次的性命；贤人之性是指“受主醒诲，排难解纷，不虑而知，语默动静与主通彻。”这是命世的第二班，离真主的距离比圣人远，是较高层次的性命；常人之性是指“非属无过，过而能改，埋怨追悔，再不复作。”这是命世的第三班，远离真主，是一般层次的性命。愚人之性是指“为恶降管，至死不迁，虽闻劝诫，不能醒悟。”[3]这是命世的第四班，离真主的距离最远，是最低层次的性命，这就是经常提到的行恶之人，其命为恶，便在人的世界为恶人。人的现实差别，在于真主先天的决定，先天之命不同导致了后天之性的差异。后天之性的差异本质上是对真主之理理解、接受、信仰的程度的区别。 鉴于这样的性命观点，马注对儒家孔子提出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也有不同的看法。孔子的这个观点一般是指智与愚两种品性的不可变化，能够变化的、可以由人为起到作用的不是上智也不是下愚，而是属于两者中间的那些人的品性，可上可下，需要教育能够变化。马注在论述人之性命的问题时专门提出孔子的这一思想进行比较论述，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具体讲，虽然马注强调了人性先天由命确定，但在后天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也是会发生一定变化的，上智与下愚也有可能变化。
马注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据就是人自身存在的矛盾，即理和欲的问题，在马注的思想中也是心和性、命和体的矛盾。马注在论说人性时就强调人性有真性和禀性两种，这两种性就会导致理欲、心性、命体的纠葛。在马注看来，“归主之命，乃是心命与真性相连，总谓之本然，所得先天。在牵连身体之时，叫做自性。因染于火风水土，在身命相配之后，所得后天。先天，阳也；后天，阴也。”[3]人就是一个先天真性与后天自性的阴阳综合体，有阴阳的存在，就会存在阴阳力量此消彼长的抗衡，存在自性和真性的力量抗衡。因为有这个变量的存在，马注认为先天的因素在后天因素的影响下还是有变化的。即如在他的理论中就强调在本质为阳的心命站主导地位时，人“因本于真主之清静，妙栈之真有，故当醉梦而时醒，遇昏聩而自察，逢过愆而知悔。”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人的真性为根本，人能够完全清明虔诚，战胜自性、正心诚信。但人的这种状态也会改变，因为人“惟囿于嗜好之贪染，则魔随隙入，互相勾引，阴气盛而阳气衰，心随性迁，命因体绊。”[3]这个时候本质为阴的自性就会站主导地位，各种欲望侵占了人清明的心性，难免会心不正，心不正则意不诚，偏离了信仰的正道，远离了天堂之路。反过来则是另外一种状况，人的性本质是阴，“贪得而恶失，厌贫而乐富，安居而不迁，好逸而忘善，”如果它站了主导地位，必然是“当正务而逡巡，遇施舍而悭吝，逢祸患而不知。”当然，这种状态也会改变，即在人“诚参于清静之从来，色栈之幻有，则回光独耀，魔无隙侵。故阴气衰而阳气盛，性随心正，体因命勤，虽食息起居，穷通贵贱，颠沛流离，时时悔悟，而性得其正。”[3]经过潜心修养，遏制私欲，清明心智，则会心正意诚，虔诚信仰，认主归一。
总体而言，自性与真性的变化，就是马注所提出的理胜乎欲还是欲胜乎理的变化，“理胜乎欲，则化奸为直，如御猛将，冲锋破敌，可建巨功。”相反，“欲胜乎理，则化直为奸，如从叛逆，煽祸株连，身蒙重罪。”既然理欲是可以变化的，那么对人而言，强化真理、遏制私欲就非常重要，这就需要人主动加强修养品性，虔诚信仰。出于这样的看法，马注提出了“嗜性既反正命，然则率性之道何如？”[3]的问题，儒家强调“率性之谓道”，即遵循本性就是道，这里的本性就是天命的一部分，尊天命自然是广为提倡的。但在马注看来，人性中存在真性和自性两种情况，而且嗜性还反正命，所以就不能简单地随便遵循本性了，一旦遵循的是嗜性，那就完全与正命背道而驰，“使率而不得其真”，如此状况，该如何遵循呢？所以遵循本性是靠不住的，还是需要不断学习修养，才可以悟正道，得真理，“惟凭学问之琢磨，才智之参想，明德之分辨，方可复命归真，永登天境。”[3]这也是与儒家思想的不同之处，因为人性即包括真性、又包括自性，两者因个人修养的原因，理欲总在变化，在真性为主导时率性为道自然可行，在自性为主导时率性为道则不可，鉴于这种情况，率性为道则不能成为普遍性的原则和真理。
〔参 考 文 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王岱舆.正教真诠 清真大学 希真正答〔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3〕马注.清真指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郭梅东〕
[关键词]马注；性命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2 — 0090 — 02
回族译著活动是中国明清时期出现的一种民族文化活动，既指当时一批回族学者所进行的翻译和著述等学术研究活动，也指这一活动所赖以进行的方式及其所获得的成果。通过这种具有特定含义的“译著”方式达到宣传伊斯兰教义的目的，使得伊斯兰教及其文化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存发展。这样的一种文化活动也派生出了独具特色的明清伊斯兰哲学思想，这其中就包括了明清回族伊斯兰哲学性命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性、命是一对重要的范畴。早期在儒家典籍《中庸》里就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样的观点，《荀子》里也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和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以及“节遇谓之命”等解释，[1]在他们看来，非人力所为的自然就是性，性就是天命。受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明清中国伊斯兰哲学中，性和命也是重要的范畴，在他们的思想中，性就是指人性，命就是指天命，即真主之命。明清中国伊斯兰哲学中性命问题的提出是和认主有关系，“知此身，则知真主之造化；见此性，则见真主之玄机。”[2]也和人性善恶问题有关系，“欲知人性之善恶，必先知何为性命，何为善恶。”[2]这是与儒学相对比而提出的重要命题，明清回族伊斯兰学者相应地在此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马注是清代著名的回族译著家，其代表著作是《清真指南》。在关于性命的问题上，他以伊斯兰教义为根本，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关于性命的思想是在解读儒家有关观点的不同理解中阐述的，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人性善恶的问题和上智与下愚人品变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人性论的基本问题，马注也是在思考这两个问题的同时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的性命观点。
首先，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马注的观点不同于儒家思想，认为没有统一的人性，也即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在他看来人性是有差异的，差异就在于真主先天的命定。
人性善恶是中国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开启于重民思想的人性论，始终是围绕着人性善恶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明清回族伊斯兰学者提出了儒学化的伊斯兰性命观。当然，源于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性命思想本身是不同的。马注就认为简单地论说人性是善恶的看法不正确，他说“诸家不明受命之根源，或言性善，或言性恶，或言善恶兼，理气空无，未有定论，而天命之旨隐矣。真主谕云：‘我把人造化在至美端庄里，然后将他归于低中之低。’端庄者，命也；至低者，身也。命有清浊，品逾牛毛，圣智贤愚，先天已判。”[3]这里的诸家即指儒、释、道。马注认为他们所谈人性善恶，不成定论，原因是不了解性命的来源，往往只是以理、气、空、无等因素来解读人的本性，得出人性善恶等观点，这种没有找到人性根本来源的结论是不正确的。按照马注的看法，人的性命是真主造化的结果，在先天就已确定，在象世显现时，不同性命具体显化到每个人身上，就会显现出人的各种品性、圣贤智愚，包括善与恶等特性。不存在儒家所说的人性是善或者是恶等统一的人性。
在马注看来，人性有真性和生性两种，“真性与命同源，乃仁、义、礼、智之性，所得先天。生性因形始具，乃火、风、水、土之性，所得后天。”[3]真性是先天就具备的，即在理世就已具有关于人的性理，就是作为人所具有的共同的本质属性。而生性则是在人具体形象出现后的特性，按照马注的看法，在人的形成过程中，因为四行的成分比例不同，从而所产生的人的秉性脾气以及能力等等个性都有差别，这是人性在象世的表现。生性也有不同，“一曰阴阳之性，二曰父母之性。阴阳之性，乃前定大海，囿于万变不同之时光。父母之性，乃气禀清浊，染于万变不同之习俗。”[3]人性上的种种差异，是由天命决定的，体现的是真主的全能；而人性的各自不同，又会让人们能够体悟、理解真主前定的本质。
马注认为命是指主命，既是最为抽象化的真主之理，也有最为具体化的伊斯兰教义，天降之命。他说：“一切主命，皆性灵前约。”这里的主命就是“真主所命”，就是天命，“天命为一切功课之首端，即遵行一切天命”，这里的天命具体化为“把钦月斋，散天课，游哈直（天房，引者注）孝养父母，接绪亲戚”，还包括“交还纳妈资”（即礼拜，引者注）、“检点饮食”、“举义虔诚”、坚定的信念等等。[3]对人而言，能够影响其人性的自然就是真主之理，因为有了它的存在，才有了万物之灵人的存在。具体化到性命问题上，马注认为对人而言命就是灵命，他认为人就是一个体、命、明德结合的综合体，缺一不可，“体从命显，命从明德显，明德从真主显。”体是色相形骸，命是无形灵觉，明德是真主之理、真主之光。“有体无命，若乾坤无目；有命无明德，若日无光。”可以说命对人而言是先天造就的灵觉，就是人具有的感知觉、意识等能力。当这些先天灵觉与真主之光结合后才是最完整的命。怎样结合？这是一个神秘的也是最有宗教意义的过程。马注认为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真主之光的照射，“我把他转做光，凭他指引我任意的板德。”[3]（板德即奴仆）另一个途径是“然后将属主命吹在他里”。[3]即真主在造化人时，将设定的人的命吹到具体的有形的人的身上。这样的方式就使得有灵觉能力的人附着上了真主的理，从而使人整个活泛起来，而且在根本上潜存了真主之理。灵命的存在，就将人与真主联系起来，“无万物，不能显造化之全功；无身体，不能显灵命之妙用；无灵命，不能显真主之全品。”[3]整个人的存在，就是真主全能的表现。
在马注的观点中真主吹入人体中的命已是各具特色的命。命有差异，所以由它决定的人性也有差异。他说：“缘命世有四班，故身世亦有四等。若种之在土，不能易黍为麦；花之在枝，不能变白为黄。”认为后天的形色世界的根本在于先天的理念，先天确定就无法改变。就人性而言，后天为性的各种差异源于先天为命的区别。马注所说的身世四等是指圣人之性、贤人之性、常人之性、愚人之性。圣人之性是指“光明无垢，宁定不迁，习主清静，得蒙亲受。”[3]这是命世的第一班，离真主的距离最近，是最高层次的性命；贤人之性是指“受主醒诲，排难解纷，不虑而知，语默动静与主通彻。”这是命世的第二班，离真主的距离比圣人远，是较高层次的性命；常人之性是指“非属无过，过而能改，埋怨追悔，再不复作。”这是命世的第三班，远离真主，是一般层次的性命。愚人之性是指“为恶降管，至死不迁，虽闻劝诫，不能醒悟。”[3]这是命世的第四班，离真主的距离最远，是最低层次的性命，这就是经常提到的行恶之人，其命为恶，便在人的世界为恶人。人的现实差别，在于真主先天的决定，先天之命不同导致了后天之性的差异。后天之性的差异本质上是对真主之理理解、接受、信仰的程度的区别。 鉴于这样的性命观点，马注对儒家孔子提出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也有不同的看法。孔子的这个观点一般是指智与愚两种品性的不可变化，能够变化的、可以由人为起到作用的不是上智也不是下愚，而是属于两者中间的那些人的品性，可上可下，需要教育能够变化。马注在论述人之性命的问题时专门提出孔子的这一思想进行比较论述，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具体讲，虽然马注强调了人性先天由命确定，但在后天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也是会发生一定变化的，上智与下愚也有可能变化。
马注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据就是人自身存在的矛盾，即理和欲的问题，在马注的思想中也是心和性、命和体的矛盾。马注在论说人性时就强调人性有真性和禀性两种，这两种性就会导致理欲、心性、命体的纠葛。在马注看来，“归主之命，乃是心命与真性相连，总谓之本然，所得先天。在牵连身体之时，叫做自性。因染于火风水土，在身命相配之后，所得后天。先天，阳也；后天，阴也。”[3]人就是一个先天真性与后天自性的阴阳综合体，有阴阳的存在，就会存在阴阳力量此消彼长的抗衡，存在自性和真性的力量抗衡。因为有这个变量的存在，马注认为先天的因素在后天因素的影响下还是有变化的。即如在他的理论中就强调在本质为阳的心命站主导地位时，人“因本于真主之清静，妙栈之真有，故当醉梦而时醒，遇昏聩而自察，逢过愆而知悔。”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人的真性为根本，人能够完全清明虔诚，战胜自性、正心诚信。但人的这种状态也会改变，因为人“惟囿于嗜好之贪染，则魔随隙入，互相勾引，阴气盛而阳气衰，心随性迁，命因体绊。”[3]这个时候本质为阴的自性就会站主导地位，各种欲望侵占了人清明的心性，难免会心不正，心不正则意不诚，偏离了信仰的正道，远离了天堂之路。反过来则是另外一种状况，人的性本质是阴，“贪得而恶失，厌贫而乐富，安居而不迁，好逸而忘善，”如果它站了主导地位，必然是“当正务而逡巡，遇施舍而悭吝，逢祸患而不知。”当然，这种状态也会改变，即在人“诚参于清静之从来，色栈之幻有，则回光独耀，魔无隙侵。故阴气衰而阳气盛，性随心正，体因命勤，虽食息起居，穷通贵贱，颠沛流离，时时悔悟，而性得其正。”[3]经过潜心修养，遏制私欲，清明心智，则会心正意诚，虔诚信仰，认主归一。
总体而言，自性与真性的变化，就是马注所提出的理胜乎欲还是欲胜乎理的变化，“理胜乎欲，则化奸为直，如御猛将，冲锋破敌，可建巨功。”相反，“欲胜乎理，则化直为奸，如从叛逆，煽祸株连，身蒙重罪。”既然理欲是可以变化的，那么对人而言，强化真理、遏制私欲就非常重要，这就需要人主动加强修养品性，虔诚信仰。出于这样的看法，马注提出了“嗜性既反正命，然则率性之道何如？”[3]的问题，儒家强调“率性之谓道”，即遵循本性就是道，这里的本性就是天命的一部分，尊天命自然是广为提倡的。但在马注看来，人性中存在真性和自性两种情况，而且嗜性还反正命，所以就不能简单地随便遵循本性了，一旦遵循的是嗜性，那就完全与正命背道而驰，“使率而不得其真”，如此状况，该如何遵循呢？所以遵循本性是靠不住的，还是需要不断学习修养，才可以悟正道，得真理，“惟凭学问之琢磨，才智之参想，明德之分辨，方可复命归真，永登天境。”[3]这也是与儒家思想的不同之处，因为人性即包括真性、又包括自性，两者因个人修养的原因，理欲总在变化，在真性为主导时率性为道自然可行，在自性为主导时率性为道则不可，鉴于这种情况，率性为道则不能成为普遍性的原则和真理。
〔参 考 文 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王岱舆.正教真诠 清真大学 希真正答〔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3〕马注.清真指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郭梅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