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探讨了高校德育工作如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筑牢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基础，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高校德育工作的新途径提出了思考。
高校德育工作新途径的探索与研究
【摘 要】
：
本文探讨了高校德育工作如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筑牢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基础，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高校德育工作的新途径提出了思考。
【机 构】
：
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副教授
【出 处】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发表日期】
：
2008年6期
其他文献
200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后，全国掀起了深入学习“6·25重要讲话”的理论热潮。《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重要媒体刊载了一系列的专题文章。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组织两家单位的理论工作者，于7月5日在中央编译局举办了学习胡锦涛总书记“6·25重要讲话”座谈会。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悖论。然而，中国每天实践的恰恰是这种不稳定和不合乎逻辑的结合。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如何能够在社会主义中国行得通？它又是如何得到合法化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将拉克劳和莫菲的话语理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我们看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方式而得到了合法化，市场经济变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30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或者说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兴起、妇女地位的提高、家庭地位的衰落等。这种新兴文化表面看来同传统文化相背离，但实质上同儒家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尽管新的价值观目前尚未完全形成体系，但未来中国的社会关系必将受到它们的深刻影响。
中国的经济转型采取了一种“渐进主义”的道路。但是，从1978年改革之初到现在，中国的转型过程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从1978年到1993年，中国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试验性和探索性的道路；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似乎开始面临严重的效力危机。结果是，中国改革政策的整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出现了全新的改革模式。1978年到1993年的转型过程的几乎所有特点都不适用于1993年后的转型过程。从总体上来看，转型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并且基本上取决于中国领导人的灵活和机智。
在中国，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被一些学者莫名其妙地划归在后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内；岂不知，在西方学术界，詹姆逊是较早对后马克思主义提出严厉批评的思想家。首先，詹姆逊绝不是“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像利奥塔、德里达那样废黜马克思主义或解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对于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丧失它的有效解释力，并且，就是凭借这种解释力，他才将后现代主义定性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其次，詹姆逊也不是什么“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像拉克劳与莫菲那样把马克思主义“清洗殆尽”之后再来“重铸”马克思主义。詹姆逊与拉
本文追溯了对抗和异质性概念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生成过程，认为它们根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所展示的客观性与阶级对抗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不满。而对话语修辞学与对抗关系的表征问题的探讨使我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空的能指（empty signifier）”的决定性作用不是表现为一种拥有共同核心的概念，而是表现为给予根本的偶然性特征一个统一的名称。因此，政治（thepolitic~）被理解为偶然接合（artic~ation）的领域，并且，仅仅在它是多元诉求的节点式再聚合的意义上，它才是大众的。意识形态是表征性的、隐喻性的、
哈贝马斯及其追随者宣称，对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批判必然侵蚀现代民主理想的基础。在这篇文章中，我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异议。我要表明的是，反本质主义的方法对于理解民主认同的建构方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我认为，只有在放弃了启蒙的认识论教条的框架之后，才可能真正容纳多元主义，唯有如此，方能在承认政治的权力维度和对抗性质的前提下重新阐述一种民主规划。
对抗是拉克劳关于霸权的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拉克劳对对抗的界定是：对抗既不同于逻辑矛盾，也不同于现实的对立，它不是一种客观的关系，而是展示每一客观性之限度的话语形式。借助于如此的对抗观念，拉克劳企图建立一种认同政治的本体论，然而，拉克劳的本体论证本身存仡存诸多含混与不一致，这使拉克劳在尝试将其政治的本体论承诺与对抗理论融合起来的努力中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拉克劳通过霍布斯主义试图阐发一种政治形式的本体论差异，也是完全错误的。而更重要问题则是，拉克劳使用认同作为棱镜去理解所有政治行动存在着潜在缺陷。
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科学论断。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谐理念的坚持，是对我国和谐文化传统的传承，是对“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凸显，是对和谐社会不懈追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