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的加沙战事，吸引了世人对巴以冲突的关注。其实，哈马斯的火箭弹更多是政治宣示，军事意义有限。火箭弹虽然难以突破以色列的“铁穹”系统，但可以向国际社会发出声音：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仍然存在。
　　果不其然，爱尔兰议会5月26日通过一项动议，谴责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土地“事实上的吞并”。次日，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的市政厅上方，升起了一面爱尔兰国旗。巴勒斯坦以此向爱尔兰致敬。
　　欧盟国家里，为什么是爱尔兰率先表态支持巴勒斯坦？后者能否效仿爱尔兰独立建国？

历史之镜

　　由于历史的原因，爱尔兰人对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感同身受。
　　19世纪英国统治爱尔兰时期，英爱双方在政治权利、土地问题、宗教信仰问题上矛盾激化。一战时期，趁着英国从爱尔兰大批抽调部队去法国前线和德国作战之机，在德皇的秘密支援下，爱尔兰激进的共和派在都柏林发动起义。由于德国武器未能运到，加上力量悬殊，起义被英军镇压。但是，之后新芬党领导的爱尔兰共和军在爱尔兰各地的起义风起云涌，迫使英国放弃了南爱尔兰的统治权，仅仅保住了北爱尔兰6个郡的统治权。
　　和英国缔结协议的共和军温和派领导人柯林斯，面对的是同志的不解甚至兵刀相向。激进派坚决反对英国对北爱的统治，不惜发动反对柯林斯的叛乱。英国也趁机威胁柯林斯：如果不镇压激进派，英国将会直接动手消灭激进派。柯林斯只能选择武力镇压激进派，最后自己也死于激进派复仇的子弹。在这场内战之后，温和派牢牢掌握了爱尔兰的政治权力，激进派沦为只能在北爱袭击英国和北爱统一派的恐怖势力。
　　爱尔兰于1937年独立成功，从大背景上说，是由于一战后英国实力的大幅削弱，但从直接原因看，这和英爱双方能找到“妥协点”有关。

　　/《怀伊协议》是巴以双方最后一次通过双边协议达成“土地换和平”的事例。/

　　对英国来说，继续统治天主教爱尔兰人占多数的南爱尔兰，成本之高已经难以为继。为了对付此起彼伏的共和军起义，英国内政部动员了大批一战退伍军人组成“黑褐部队”，捕杀共和派人士和共和军成员，但收效甚微。最终，英国选择了“弃南保北”策略，因为相较于南爱尔兰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北爱是新教爱尔兰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占人口绝对多数，相对忠于英王的统治。
　　在爱尔兰一方，柯林斯也知道共和派的影响力难以达到北爱尔兰。在独立前的历次英国大选中，共和派在北爱的选举中屡屡失利。北爱六郡的地方政权，牢牢掌握在保皇派手中。柯林斯果断放弃了北爱，换取南爱的自治和最终的独立。
　　和爱尔兰的例子相似，立场属于温和派的巴勒斯坦阿巴斯当局，看似在加沙战事中沦为配角，实际可能是主要受益者之一。巴以短时间无法妥协，阿巴斯虽被激进势力视为无能，但早年通过带领巴勒斯坦晋级联合国观察员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成功将伯利恒耶稣诞生地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又努力将其移出《世界濒危遗产名录》，从而强化了自身在巴勒斯坦内部的正统形象。

兼并不是好选择

　　即便是巴以双方最强硬的人，也意识到“两国方案”比“一国方案”好。爱尔兰独立后的国泰民安，就是明证。
　　对“大以色列主义者”沙龙、内塔尼亚胡来说，兼并巴勒斯坦的后果完全无法承受。且不说治理巴勒斯坦社会付出的巨大代价，单说是否给予巴勒斯坦居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异常棘手。
　　以色列建国战争后，光是留在以色列、没有流亡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当前的人口中就占两成以上，在以色列议会也有相当席位，甚至能间接影响本届大选后的组阁进程。日前，阿拉伯务实派政党“拉姆党”犹豫再三后，还是加入了旨在推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新多数派议会联盟。
　　族裔人口问题关系到选票和政治能量。巴勒斯坦温和派法塔赫控制的约旦河西岸政府，这几年也在鼓励妇女多生孩子，目的就是以人口战术防范被以色列兼并。
　　兼并巴勒斯坦的巨大代价，尤其是威胁犹太国家特性的政治风险，使得内塔尼亚胡只能在人烟稀少的约旦河西岸东部的约旦河谷地区搞他的局部兼并计划;对于巴勒斯坦人聚集的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西部，内氏的兼并计划只能打住。

　　/以色列不愿放弃约旦河谷和定居点，意味着“1967版小巴勒斯坦”的建国梦无法达成。/

　　如今，以色列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中左翼领导人拉皮德和阿拉伯政党，达成了联合组阁协议，由贝内特取代内塔尼亚胡出任总理。考虑到新政府是在阿拉伯政党支持下获得了议会多数支持，兼并计划可能难以为继。
　　历史上英爱一国最终分家，巴以分为两国也将是必由之路。

土地“存量”危機

　　既然“两国”比“一国”好，巴以能像英爱一样找到妥协点吗？ 　　原本巴以之间的“土地换和平”原则，就是以色列退出占领的土地，换取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政治承认和安全保证。但这种妥协的路径，近年来屡遭挑战。
　　从1990年代巴勒斯坦获准在加沙部分地区、约旦河西岸东部飞地杰里科实行自治开始，巴勒斯坦的自治范围逐步扩大。以色列先后从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杰宁、纳布卢斯、拉姆安拉、伯利恒和盖勒吉利耶撤出了部队，并根据1997年的《希伯伦协议》，放弃了对占希伯伦市区面积八成的巴勒斯坦居民区的控制权。内塔尼亚胡接替佩雷斯上台后，虽然态度日趋强硬，但他在美国的调停下，还是和阿拉法特签订了《怀伊协议》，从约旦河西岸13%的领土撤出。

　　《怀伊协议》是巴以双方最后一次通过双边协议达成“土地换和平”的事例。在此之后，虽然沙龙政府从加沙撤军，但那属于以色列的单边行动。“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事实上被搁置了。从巴人第二次起义开始，暴力循环就代替了和平谈判的努力。很多观察家将暴力循环的上升，归咎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恐怖行为以及以色列事后“过度”的报复行动，但隐藏在激进行为背后的，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一原则中“土地”存量的不足。
　　目前，以色列已将加沙地带全部归还巴勒斯坦，而约旦河西岸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已交给巴勒斯坦人自治，其余还能放弃的土地所剩无几。东部的约旦河谷，不仅是以色列重要的水源地，更是以色列这一小国的国防安全纵深地区。除了亲巴勒斯坦、短命的巴拉克政府，没有哪一届以色列政府愿意放弃约旦河谷。
　　至于定居点，约旦河西岸的100多个定居点的20多万犹太人，是以色列历届议会选举的重要票仓。没有哪一届以色列政府敢放弃已建成的主要定居点。至于被以方控制20%的希伯伦和全部控制的耶路撒冷，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圣地，是联系犹太王国和现代以色列的纽带，连巴拉克这一亲巴勒斯坦的总理也不愿意分割。
　　以色列给巴勒斯坦设定的未来，是一个非军事化的袖珍国家;对以色列来说，继续向巴勒斯坦归还土地、完全退回到1967年战争以前的边界，事实上很难做到。
　　对于巴勒斯坦温和派而言，同意建立认可“1967年战争之前边界”的巴勒斯坦国，已经是在委曲求全。毕竟，1967年战争前的边界所涵盖的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总面积才6000多平方公里，仅仅为联合国分治决议所规定的巴勒斯坦国面积的一半多。
　　即便对于巴方温和派的“1967版小巴勒斯坦”建国方案，以色列右翼都很难接受。以色列不愿放弃约旦河谷和定居点，意味着“1967版小巴勒斯坦”的建国梦无法达成。而“1967版小巴勒斯坦”已经是巴勒斯坦各派退守的底线，再退让也就“国将不国”了。

战争之外，暗度陈仓

　　加沙炮火连天，被人遗忘的阿巴斯开始“暗度陈仓”。
　　马哈茂德·阿巴斯自就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以来，每年参加伯利恒的午夜弥撒，并且在世界基督教组织中大力发展自己的支持者。这几年，随着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基督徒朝觐者的限制和打压，阿巴斯成功将自己塑造为一位亲基督教的领导人，输出了“耶稣是巴勒斯坦殉道者”这一观点，在巴勒斯坦国际形象上得分很多。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动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阿巴斯成为幕后一大赢家。这几年，无论是罗马教宗访问巴勒斯坦，还是福音派教徒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集会，都传达了这样的讯息：西方的基督教势力正在表达自己同情巴勒斯坦人而非犹太人的立场。这对于长期以来依赖西方舆论支持的以色列而言，不是好消息。

　　/以色列南部部分土地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土地“置换”的思路，仍是未来和平协议可以借鉴的。/

　　伯利恒的基督教圣地，不仅给予了巴勒斯坦温和派在世界舞台上与以色列争夺支持者的资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西方对于巴勒斯坦今后能否保持多元文化的担心。加上近几年巴勒斯坦在争取犹太人方面效果显著，不仅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公开打着巴勒斯坦国旗在以色列街头示威，欧美左翼政党的一些犹太成员也参与了声援巴勒斯坦的集会。巴解组织主流派法塔赫的中央委员会里也有犹太委员。
　　20世纪上半叶，英爱由战争走向和平，使得英爱分为两国;20世纪末在美国撮合下，北爱各方、英国和爱尔兰达成“复活节协议”，結束了北爱冲突。如今，爱尔兰已经成为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英爱纷争的历史和巴以之间的现实政治都表明：“两国方案”比“一国方案”更适合巴以。
　　未来，尽管巴以“土地换和平”面临土地存量的“瓶颈”，但通过双边谈判和土地置换，双方仍有可能找到妥协点。美国版本的“世纪协议”，虽然因否认了巴勒斯坦对定居点和耶路撒冷的主权而饱受诟病，但为解决土地问题而提出的以色列南部部分土地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土地“置换”的思路，仍是未来和平协议可以借鉴的。
　　内塔尼亚胡本想用加沙战事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不想遭遇“滑铁卢”。内氏在以色列议会的纵横捭阖中“折戟沉沙”。尽管新总理贝内特属于右翼，本人反对巴方建国，但要照顾到执政联盟里左翼政党和阿拉伯政党的利益，执政协议中加入了多处有利于阿拉伯人的条款。可以预见，由于有“拉姆党”的缓冲，贝内特在涉及耶路撒冷问题、边界问题等原则问题上不会让步，但在某些细节上会有调整。
　　巴以之间的矛盾属于历史顽疾，难民、水资源、定居点……无一不是棘手问题。双方如能在土地问题上早日找到妥协点，总归比继续周期性的战事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