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开始触底反弹的微妙背景下,群众面对扒手,在感情上似乎有那么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年关已近,单位里的员工都盼着上峰赏几个小钱,好让咱王小二们买两斤白面包顿饺子。但天寒地冻的当口,谁都将自己捂得严实,动作迟钝,反应麻木,却是“三只手”闪电出招的生死时刻。这不,我有几个朋友平安夜坐公交车或去商场扫货,即被“三只手”关照,欲平安而不得。
　　但我发现,在金融危机开始触底反弹的微妙背景下,群众面对扒手,在感情上似乎有那么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前几天我坐地铁二号线,身边一中年妇女突然以极高的分贝尖叫起来:钱包没了。她四下审视,人人都是可疑分子。好在她的同伴比较有经验,告诉她扒手可能已在静安寺下车了。“算了,就当给小偷发奖金吧。伊位到上海来打工,不巧碰到企业倒闭,老板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一时找不到工作,总得给他们一口饭吃吧。”
　　这番宽心话,不独让“霉到根”的小姐妹破涕为笑,还引来车上乘客的强烈共鸣,连“帮困扶贫”、“弱势群体”、“维稳”之类的官方词汇也端出来了。还有一乘客颇有大局观念:现在上海总人口突破两千万,流动人口占三分之一,几粒老鼠屎也坏不了一锅粥。
　　其实这番话只是一种假设,你何以得知扒手是因企业倒闭而流落街头的“打工者”?又何以得知他得不到政府机构的救助而沦为中国的冉·阿让?不过反过来也可说,来上海找工作不着的弱者,在饥肠辘辘的情景下也不能排除会神志恍惚地“伸错手”。甚至,下岗者在情急之下“半路出家”,你敢说绝对没有吗?
　　前几天,市政府领导的工作布置中出现了确保世博安全的重要内容。我相信在公安机关对犯罪分子迎头痛击的同时,政府也会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帮助。我能向上帝祈求的是,扒手在慨然“出山”之前,先试试别的生存路径。
　　危机来袭,将再度廓清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草根阶层的相濡以沫,或许是共度时艰的本能与共识。那么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一不小心将扒手包容在内,如果就此指责民众的法制观念淡薄,可能简单了点。但反之,将法制的橡皮筋拉到最紧绷的尺度,谁又能保证不会对法制建设和道德环境造成“肌腱拉伤”呢?法与理之间,法与情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但我相信社會自有一套平衡机制,在中国尤其如此。长期处于苦难之中的中国人扶助弱者,是一个优良传统。那么给一个误入歧途的小偷以生路,也不奇怪。前几天,有小偷偷了一辆自行车,被人发现,围追堵截到高架上,小偷走投无路,从高架上翻身飞下,可惜没有练成一身轻功,摔成重伤,这也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结局吧。
　　有一部美国电影,《阁楼上的男人》,说的是一个在押犯出逃,躲进了一家公寓房的阁楼上,凯瑟琳·赫本饰演的房主老太太在发现秘密后,并没有一个电话召来警察将逃犯团团围住再一举拿下,而是将足够的食物放在他拿得到的地方,并巧妙地阻止了佣人上阁楼寻找“不明声响”的尝试。从法理上说这是不允许的,但老太太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民间智慧避免了一场血肉冲突,最终水滴石穿,被感化的逃犯爬出老虎天窗向警方举手自首。当然的前提是,这个逃犯没有劫财也没有劫色。而观众则从中感知了美国社会对人权的普遍尊重和人在这种环境下的意识觉醒。
　　今天,有些失窃钱包的民众对扒手的身份与处境进行想象,或许也有这种宽恕成分在里面。我就亲眼看到一扒手被生擒,一群人兜住痛殴,两个老人上前制止。一老太太说:“人家也是很可怜的,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走这条路啊。”
　　但也有“很不上路”的扒手。我有一朋友,上个周末被窃一钱包,扒手拿走了银行卡和现金,毁了对他而言根本没用而对失主而言却是一大笔钱的差旅发票。还好,最后寄回了身份证。我朋友正要夸扒手几句,信封里又滑出一张百元大钞,夹一小纸条:“本爷不收假钞。”
　　难道扒手真要换一张吗?也不能否认他有意戏弄失主。这个扒手“不在路上”。
　　同情心是全社会的精神资源,在特定情况下,它可能会稍稍偏离主流意识形态而向民间话语靠拢,但不容否定的是,它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基本矿藏,请不要浪费这种资源,包括喜欢炫技的江湖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