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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说：“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所谓“一般的东西”，也就是指抽象的东西，如语言中的“天”、“地”、“人”、“山”、“水”、“花”、“鸟”等基本语汇以及由这些基本语汇构成的语法结构等。这本来是无所谓美与不美的。但是，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它能表达人们对于外在世界的认知和感受，借以传达给别人，使别人也获得同样的认知和感受。这样，在一定条件下，语言就具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亦即令人感受到了美。在什么条件下呢?那就是把语言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借以描绘出现实生活的形象。因此，语言的美在于它的形象化。
例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七个词，原是代表七种颜色的，它们都还是“一般的东西”，但是当诗人用这些一般性的词构成一个具体形象，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这个长虹的形象，也就成为美的了。再如“马”、“花”、“春”、“秋”、“南”、“北”等词，也都是属于“一般性的东西”，但当诗人用这些“一般性的词”构成一个具体形象，如“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这样的形象，也就成为美的了。因此高尔基说：“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语言的真正的美，产生于言辞的准确、明晰和动听”，“这些言辞描绘出作品中的图景、人物性格和思想”。(《高尔基文学论文选》)，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高尔基指出的产生“语言的真正的美”的三个条件：“言辞的准确、明晰和动听”，这是使“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的语言形象化而令人感到美的必要条件。别林斯基曾指出：“艺术性就在于以明确、突出、浮雕般的形象，以充分表现思想的形象说话。”(《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24页)他认为在语言上一有不明确的地方就会妨碍艺术性。在莱蒙托夫的一首卓越的诗篇《诗人》的结尾有这么一段：
你是否再醒来，被嘲笑的先知?
或者，对着复仇的声音，你永远
不再能从黄金的剑鞘里拔出
你那盖满“轻蔑”之锈的利剑?……
对此，别林斯基指出：“轻蔑之锈”——这是不精确的表现，过于牵强的隐喻。在这里莱蒙托夫用“轻蔑”来形容盖在“利剑”上的铁锈，并且用以隐喻“诗人”的战斗诗篇——“利剑”之受到敌人的“轻蔑”，这在语言上显然是既不准确，也不明晰的，是“过于牵强”的。因此，别林斯基认为：“这种不明确的地方，妨害了艺术性”而成为莱蒙托夫卓越诗篇中的“瑕疵”。
做到言辞的准确、明晰，这对于其他学术论著也是必要的，虽然它一般只要求给人以明确的概念或对于真理的认识，并不要求像文学作品那样借以描绘出现实生活的形象而令人感到美。但是，当我们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最末的一段：“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当我们读到毛泽东同志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末的一段：“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在科学论著中这样的语言不仅由于它所表达的深刻思想使我们获得对于真理的认识，而且也由于它的形象化，使我们感到很美，很美!这正表明，仅仅做到言辞的准确、明晰，只能给人以某些明确的概念，不会给人以美的感觉，但是，当这种准确、明晰的言辞，具有了形象化的性质，它就有感染性，因而也就“动听”了，给人以美的感觉了。
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语言的真正的美就不能把它理解为只是辞藻的华丽。在文学作品中单有辞藻的华丽，是不能真正地描绘出现实生活的形象来的，往往适得其反，而成为矫揉造作，虚浮不实的空言。而与此相反，有些文学作品，仅用朴素的语言，就能描绘出真实而生动的形象来。例如“池塘生春草”、“清泉石上流”、“明月照积雪”、“关山度若飞”、“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等诗句，就很朴素，也很形象，而且不乏美感。契诃夫曾说在小说的“自然描写中色彩的丰富和表现的丰富，只有依靠朴素，依靠‘太阳落下去了’、‘天色昏暗了’，下雨了，那种朴素的句子才能完成”。(《契诃夫高尔基通讯集》第12页)他认为列夫·托尔斯泰的写法就是这样“朴素”的。契诃夫甚至“不能忍受像‘俏丽’、‘浓艳’、‘华丽’之类的字眼”，认为它们虽然“好看——可是算不得美”。(《契诃夫论文学》第412页)别林斯基也认为“纯朴是艺术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其本质而言，它排斥任何外在的装饰和雕琢。纯朴是真理的美——艺术的作品，因为它而有了力量”。(《别林斯基论文学》第5页)这可以用唐人白居易的这首诗为例来说明。“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些纯朴的诗句，既生动地描绘了野草的形象，又含蓄地道出了社会生活的真理，真可谓表现了“真理的美”。
也正因为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语言的真正的美在于它描绘出现实生活的形象，所以有些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尽管是用很有限的语言描绘出来的，却给人以无限的美的享受。例如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下阙词云：“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仅用有限的四句话就造成一个无限的美的意境，使古今的人们欣赏不绝。王国维甚至把它看作是“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的“第三境”，这是连辛弃疾自己也想不到的吧，因为他这首词是描写元夕观灯时的感觉的，虽然有所寓意，但也不至于像王国维所理解的那样。这就表明作家塑造艺术形象，所运用的语言尽管是有限的，但它所体现的美的意境，却可以是无限的。
在这里，还得注意到，一句本来极其平常的语句，谁也不感到它美，然而在语言艺术——文学中却可以成为惊人之美。例如，“我走!”这句话，就是极其平常的，谁也不感到有什么美，但是在鲁迅的《过客》中，那“赤足著草鞋”，“支着等身的竹杖”的“过客”一再地说“我走”、“我还是走的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却非常深刻而生动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尽管是非常困顿了，但却不停息地探索着真正的人生道路的倔强精神——在这样的艺术情境中，这句极平常的话却成了激动人心的美!
（作者单位：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张红玲
例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七个词，原是代表七种颜色的，它们都还是“一般的东西”，但是当诗人用这些一般性的词构成一个具体形象，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这个长虹的形象，也就成为美的了。再如“马”、“花”、“春”、“秋”、“南”、“北”等词，也都是属于“一般性的东西”，但当诗人用这些“一般性的词”构成一个具体形象，如“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这样的形象，也就成为美的了。因此高尔基说：“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语言的真正的美，产生于言辞的准确、明晰和动听”，“这些言辞描绘出作品中的图景、人物性格和思想”。(《高尔基文学论文选》)，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高尔基指出的产生“语言的真正的美”的三个条件：“言辞的准确、明晰和动听”，这是使“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的语言形象化而令人感到美的必要条件。别林斯基曾指出：“艺术性就在于以明确、突出、浮雕般的形象，以充分表现思想的形象说话。”(《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24页)他认为在语言上一有不明确的地方就会妨碍艺术性。在莱蒙托夫的一首卓越的诗篇《诗人》的结尾有这么一段：
你是否再醒来，被嘲笑的先知?
或者，对着复仇的声音，你永远
不再能从黄金的剑鞘里拔出
你那盖满“轻蔑”之锈的利剑?……
对此，别林斯基指出：“轻蔑之锈”——这是不精确的表现，过于牵强的隐喻。在这里莱蒙托夫用“轻蔑”来形容盖在“利剑”上的铁锈，并且用以隐喻“诗人”的战斗诗篇——“利剑”之受到敌人的“轻蔑”，这在语言上显然是既不准确，也不明晰的，是“过于牵强”的。因此，别林斯基认为：“这种不明确的地方，妨害了艺术性”而成为莱蒙托夫卓越诗篇中的“瑕疵”。
做到言辞的准确、明晰，这对于其他学术论著也是必要的，虽然它一般只要求给人以明确的概念或对于真理的认识，并不要求像文学作品那样借以描绘出现实生活的形象而令人感到美。但是，当我们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最末的一段：“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当我们读到毛泽东同志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末的一段：“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在科学论著中这样的语言不仅由于它所表达的深刻思想使我们获得对于真理的认识，而且也由于它的形象化，使我们感到很美，很美!这正表明，仅仅做到言辞的准确、明晰，只能给人以某些明确的概念，不会给人以美的感觉，但是，当这种准确、明晰的言辞，具有了形象化的性质，它就有感染性，因而也就“动听”了，给人以美的感觉了。
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语言的真正的美就不能把它理解为只是辞藻的华丽。在文学作品中单有辞藻的华丽，是不能真正地描绘出现实生活的形象来的，往往适得其反，而成为矫揉造作，虚浮不实的空言。而与此相反，有些文学作品，仅用朴素的语言，就能描绘出真实而生动的形象来。例如“池塘生春草”、“清泉石上流”、“明月照积雪”、“关山度若飞”、“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等诗句，就很朴素，也很形象，而且不乏美感。契诃夫曾说在小说的“自然描写中色彩的丰富和表现的丰富，只有依靠朴素，依靠‘太阳落下去了’、‘天色昏暗了’，下雨了，那种朴素的句子才能完成”。(《契诃夫高尔基通讯集》第12页)他认为列夫·托尔斯泰的写法就是这样“朴素”的。契诃夫甚至“不能忍受像‘俏丽’、‘浓艳’、‘华丽’之类的字眼”，认为它们虽然“好看——可是算不得美”。(《契诃夫论文学》第412页)别林斯基也认为“纯朴是艺术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其本质而言，它排斥任何外在的装饰和雕琢。纯朴是真理的美——艺术的作品，因为它而有了力量”。(《别林斯基论文学》第5页)这可以用唐人白居易的这首诗为例来说明。“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些纯朴的诗句，既生动地描绘了野草的形象，又含蓄地道出了社会生活的真理，真可谓表现了“真理的美”。
也正因为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语言的真正的美在于它描绘出现实生活的形象，所以有些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尽管是用很有限的语言描绘出来的，却给人以无限的美的享受。例如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下阙词云：“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仅用有限的四句话就造成一个无限的美的意境，使古今的人们欣赏不绝。王国维甚至把它看作是“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的“第三境”，这是连辛弃疾自己也想不到的吧，因为他这首词是描写元夕观灯时的感觉的，虽然有所寓意，但也不至于像王国维所理解的那样。这就表明作家塑造艺术形象，所运用的语言尽管是有限的，但它所体现的美的意境，却可以是无限的。
在这里，还得注意到，一句本来极其平常的语句，谁也不感到它美，然而在语言艺术——文学中却可以成为惊人之美。例如，“我走!”这句话，就是极其平常的，谁也不感到有什么美，但是在鲁迅的《过客》中，那“赤足著草鞋”，“支着等身的竹杖”的“过客”一再地说“我走”、“我还是走的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却非常深刻而生动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尽管是非常困顿了，但却不停息地探索着真正的人生道路的倔强精神——在这样的艺术情境中，这句极平常的话却成了激动人心的美!
（作者单位：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