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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当过兵的人，都难以忘却当年入伍时那些动人心魄的记忆。而我对于那段过往，更是刻骨铭心，因为，它有着道不尽的跌跌宕宕、曲曲折折。
1972年初冬，寒意肃杀。我们一伙民工正在离家几十里的治河工地上顶风冒雪“战天斗地”，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的哥哥托人捎来口信，说家里开始征兵了，问我是不是回来试试。民工带队的大叔对我回家验兵的请求十分为难，挠着头皮，皱着眉头，嘴里一直在嘘溜。因为还有三几天就要收工了，“一个萝卜一个坑”，民工们谁不想早一天离开这又冷又累的鬼地方。可能是此请求非彼请求，大叔说，回去吧，说不定还能混个军官干干。
我1965年升入初中，五年后稀里糊涂拿了个高中文凭。那几年，社会上虽有推荐上大学一说，但都离我很遥远。我的祖辈代代种田，父亲对“吃公家饭”的基本两眼一抹黑。我知道，要想闯荡世界，唯有当兵一条路子，就是这条路子也难说走得通。
回到家，报名的期限已过，好在大队民兵连长是我近族大哥，专门到公社武装部说情为我报了名。体检目测那天，公社完小操场上站满了年轻人，开始检测分组列队围着操场跑步转圈，跑着跑着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学平，把拳攥起来！”原来我平时跑步习惯耷拉着手掌，接兵的军医怀疑我手腕有疾，意欲“拿下”，幸被旁边待检的同学发觉。真悬！要不是同学提醒，这验兵的第一关可能就败走了麦城。
正式体检我自觉身体无大碍，只是小时胸前生疮留下的银圆大小的疤痕让我心里打鼓。最后一关，一名军医把我带到主检室，就是身体合格与否一锤定音的地方。主检师反复看了我的体检表，又用小尺子把身上的疤痕上下左右量了个仔细，然后在体检表上重重地划了几笔。我担心得要命，偷偷瞥了一眼：陆军，基本合格。这合格还有等级？我喜忧参半。
等消息的日子实在难熬。一日，哥哥气喘吁吁地从学校跑回家告诉我，接兵的指导员来村家访了，听说没有咱家。我突然意识到“没戏了”。不知当时哪儿来一股子冲动，我转身冲出门外。大街上，一群孩子簇拥着一名推自行车的军人，我冒冒失失迎了上去。指导员很年轻，中等身材，穿着庄稼人万分羡慕的军大衣，端庄脸庞，慈眉善目，在鲜红的领章帽徽映衬下，显得格外光彩俊朗。我先报上姓名，并自我介绍验兵身体合格，邀他到家做客。不是家访对象，人家哪肯答应。我有失礼貌地抢过自行车，径直朝家的方向走去。我家土房西屋是我的“属地”，墙上碱土一个劲儿地下落，破裂的窗纸随风而响，已是朽木的桌子底下常有老鼠出没。指导员进屋坐下，冻得不停地跺脚。全家人开始忙活起来，父亲和哥哥用玉米芯燃起火盆取暖，母亲和嫂子点上大灶烧上开水，奶奶捧出家中唯一能招待客人的生花生。指导员不吃不喝，始终面带微笑，除了“谢谢”，三缄其口，那场景多少有些尴尬，但我觉察到他的眼睛四处放光。墙上挂着一幅毛笔书法，内容为毛主席的《长征》，落款是我；炕头上散乱着一堆书籍，有《三国演义》《林海雪原》《烈火金刚》《乘风破浪》《红旗飘飘》，还有我和哥哥初高中读过的数理化课本等；书堆旁的方砖上有一盏由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靠灯墙面熏出的油煙黑乎乎一片。指导员主动开腔了，他指着墙上的字问：“你写的？”我回答是。他又起身翻看着那堆书说：“你看的？”我嗯了一声。我们的对话好像挤出来的似的。客人要走了，当他在胡同口从我手里接过车子，竟迟疑地停住了脚步，沉思片刻说：“明天你到公社武装部去一趟。”这突如其来的意外，顿时让我心里掀起了波澜，莫非有转机？那一夜我失眠了。
第二天，我早早地赶到了公社大院，这在我应该是平生第一次，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大院的一角停放着一排自行车，阳光下放出刺眼的光；那些出出进进的公家人，衣冠楚楚，走起路来透着几分神气；机关食堂后窗里，一股令人馋涎欲滴的香气扑面而来……多年来的自卑感更加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
在武装部办公室里，指导员让我把他亲自起草的一封感谢信抄写到大红纸上，并给了我笔墨纸张。原来是这事！我大失所望，心里一下子凉透了。
感谢信是写给公社的，表明新兵将要启程了。信的开头我依稀记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凯歌高奏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接兵小组来到贵社……”回到家，我极尽十来年临帖的童子功，认认真真用行书完成了这份作业。
村里的父老乡亲知道我为接兵的首长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纷纷议论我当兵估计“有瞅”。奶奶也说她前天晚上梦见多年在村小学教书的宋福深老师到家来了，宋福深，会不会指导员是“送福神”真的把你带走。当时的我，虽仍心存一线希望，但更多的却是心灰意冷、黯然神伤。
就在新兵发放衣服的前两天，我又遵命不明所以、焦躁不安地赶到公社武装部，指导员一面为我拍去肩上的灰尘，一面笑容可掬地告诉我：“你被批准入伍了。”啊？我诚惶诚恐，恍如梦境，于惊愕、激动、喜悦、无措中呆站了许久，眼里流泪了。指导员跟我开玩笑说，你要出现范进中举的状态，我们接兵的可就惨了。
我从武装部长那里得知，指导员叫杨其龙，部队陕西，老家湖南，高中毕业，1966年入伍。公社党委书记的那句“杨指导员的学问全公社脱产干部没几个能赶上”我至今没忘。
三年后，我身着“四个兜”回家探亲，专程看望公社武装部部长，他说当年我当兵还真有点戏剧性色彩。新兵定员我早已被打入另册，家访过后，杨指导员重新翻出我的档案，执意要带我走，并打算留在他的连队。新兵员额有严格的要求，有进必有出，换人？武装部长不松口。那天，二人围着火炉僵持到深夜，最后勉强达成武装部长也调换一个的妥协。巧的是后期有人主动放弃入伍，被调换下的也再次“入列”，结果皆大欢喜。我的好指导员，三年来，我们朝夕相处，这事你怎么只字没提呢？
十七年漫漫军旅路，从士兵到校官，从初中一年级到军事大学，我感恩部队，感恩那些扶我一把的人们，而老首长杨其龙指导员之于我，更是恩重如山。
1972年初冬，寒意肃杀。我们一伙民工正在离家几十里的治河工地上顶风冒雪“战天斗地”，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的哥哥托人捎来口信，说家里开始征兵了，问我是不是回来试试。民工带队的大叔对我回家验兵的请求十分为难，挠着头皮，皱着眉头，嘴里一直在嘘溜。因为还有三几天就要收工了，“一个萝卜一个坑”，民工们谁不想早一天离开这又冷又累的鬼地方。可能是此请求非彼请求，大叔说，回去吧，说不定还能混个军官干干。
我1965年升入初中，五年后稀里糊涂拿了个高中文凭。那几年，社会上虽有推荐上大学一说，但都离我很遥远。我的祖辈代代种田，父亲对“吃公家饭”的基本两眼一抹黑。我知道，要想闯荡世界，唯有当兵一条路子，就是这条路子也难说走得通。
回到家，报名的期限已过，好在大队民兵连长是我近族大哥，专门到公社武装部说情为我报了名。体检目测那天，公社完小操场上站满了年轻人，开始检测分组列队围着操场跑步转圈，跑着跑着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学平，把拳攥起来！”原来我平时跑步习惯耷拉着手掌，接兵的军医怀疑我手腕有疾，意欲“拿下”，幸被旁边待检的同学发觉。真悬！要不是同学提醒，这验兵的第一关可能就败走了麦城。
正式体检我自觉身体无大碍，只是小时胸前生疮留下的银圆大小的疤痕让我心里打鼓。最后一关，一名军医把我带到主检室，就是身体合格与否一锤定音的地方。主检师反复看了我的体检表，又用小尺子把身上的疤痕上下左右量了个仔细，然后在体检表上重重地划了几笔。我担心得要命，偷偷瞥了一眼：陆军，基本合格。这合格还有等级？我喜忧参半。
等消息的日子实在难熬。一日，哥哥气喘吁吁地从学校跑回家告诉我，接兵的指导员来村家访了，听说没有咱家。我突然意识到“没戏了”。不知当时哪儿来一股子冲动，我转身冲出门外。大街上，一群孩子簇拥着一名推自行车的军人，我冒冒失失迎了上去。指导员很年轻，中等身材，穿着庄稼人万分羡慕的军大衣，端庄脸庞，慈眉善目，在鲜红的领章帽徽映衬下，显得格外光彩俊朗。我先报上姓名，并自我介绍验兵身体合格，邀他到家做客。不是家访对象，人家哪肯答应。我有失礼貌地抢过自行车，径直朝家的方向走去。我家土房西屋是我的“属地”，墙上碱土一个劲儿地下落，破裂的窗纸随风而响，已是朽木的桌子底下常有老鼠出没。指导员进屋坐下，冻得不停地跺脚。全家人开始忙活起来，父亲和哥哥用玉米芯燃起火盆取暖，母亲和嫂子点上大灶烧上开水，奶奶捧出家中唯一能招待客人的生花生。指导员不吃不喝，始终面带微笑，除了“谢谢”，三缄其口，那场景多少有些尴尬，但我觉察到他的眼睛四处放光。墙上挂着一幅毛笔书法，内容为毛主席的《长征》，落款是我；炕头上散乱着一堆书籍，有《三国演义》《林海雪原》《烈火金刚》《乘风破浪》《红旗飘飘》，还有我和哥哥初高中读过的数理化课本等；书堆旁的方砖上有一盏由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靠灯墙面熏出的油煙黑乎乎一片。指导员主动开腔了，他指着墙上的字问：“你写的？”我回答是。他又起身翻看着那堆书说：“你看的？”我嗯了一声。我们的对话好像挤出来的似的。客人要走了，当他在胡同口从我手里接过车子，竟迟疑地停住了脚步，沉思片刻说：“明天你到公社武装部去一趟。”这突如其来的意外，顿时让我心里掀起了波澜，莫非有转机？那一夜我失眠了。
第二天，我早早地赶到了公社大院，这在我应该是平生第一次，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大院的一角停放着一排自行车，阳光下放出刺眼的光；那些出出进进的公家人，衣冠楚楚，走起路来透着几分神气；机关食堂后窗里，一股令人馋涎欲滴的香气扑面而来……多年来的自卑感更加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
在武装部办公室里，指导员让我把他亲自起草的一封感谢信抄写到大红纸上，并给了我笔墨纸张。原来是这事！我大失所望，心里一下子凉透了。
感谢信是写给公社的，表明新兵将要启程了。信的开头我依稀记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凯歌高奏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接兵小组来到贵社……”回到家，我极尽十来年临帖的童子功，认认真真用行书完成了这份作业。
村里的父老乡亲知道我为接兵的首长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纷纷议论我当兵估计“有瞅”。奶奶也说她前天晚上梦见多年在村小学教书的宋福深老师到家来了，宋福深，会不会指导员是“送福神”真的把你带走。当时的我，虽仍心存一线希望，但更多的却是心灰意冷、黯然神伤。
就在新兵发放衣服的前两天，我又遵命不明所以、焦躁不安地赶到公社武装部，指导员一面为我拍去肩上的灰尘，一面笑容可掬地告诉我：“你被批准入伍了。”啊？我诚惶诚恐，恍如梦境，于惊愕、激动、喜悦、无措中呆站了许久，眼里流泪了。指导员跟我开玩笑说，你要出现范进中举的状态，我们接兵的可就惨了。
我从武装部长那里得知，指导员叫杨其龙，部队陕西，老家湖南，高中毕业，1966年入伍。公社党委书记的那句“杨指导员的学问全公社脱产干部没几个能赶上”我至今没忘。
三年后，我身着“四个兜”回家探亲，专程看望公社武装部部长，他说当年我当兵还真有点戏剧性色彩。新兵定员我早已被打入另册，家访过后，杨指导员重新翻出我的档案，执意要带我走，并打算留在他的连队。新兵员额有严格的要求，有进必有出，换人？武装部长不松口。那天，二人围着火炉僵持到深夜，最后勉强达成武装部长也调换一个的妥协。巧的是后期有人主动放弃入伍，被调换下的也再次“入列”，结果皆大欢喜。我的好指导员，三年来，我们朝夕相处，这事你怎么只字没提呢？
十七年漫漫军旅路，从士兵到校官，从初中一年级到军事大学，我感恩部队，感恩那些扶我一把的人们，而老首长杨其龙指导员之于我，更是恩重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