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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我离开故乡，去省城上大学。那时我刚满18岁，满怀对前途的憧憬，想着我会拼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15年来，求学、工作、买房、结婚、生子，我在合肥、上海、南京之间辗转，漂泊感始终挥之不去。今天，我已明白自己所求的并不是功名富贵，而是心无所负，家庭平安。我决定转身，从“北上广”回到三线小城。
【三城，十五载】
我的老家在安徽南部，群山环抱，绿水长流，但经济落后，除了一些茶叶、林木外，没有什么叫得响的产品。我常用两个例子来说明故乡的“小”和“穷”：全县只有一所高中，每年招生三四百人；县城的主街道从街头走到街尾，一刻钟足矣。离开老家小城，去省城上大学的那一年，小城里还没有公交车，连红绿灯都没有。我至今依然清晰记得，自己拖着行李，第一次走在合肥街头，面对满大街的公交车慌张無措的样子——我连投币都不会。
大学生活过得波澜不兴，没有人为你指一条明路，也没有人问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懵懵懂懂地过了4年。2006年本科毕业后，我找了一份文字编辑工作，收入不高，只能在合肥的城中村里租一间阁楼住，10平方米而已。用前几年时髦的词来形容，当时的我就是“蚁族”。城中村里，楼挨着楼，墙抵着墙，龙蛇混杂，偷盗抢劫见惯不怪。我在那里住了两年，房门至少被小偷撬开过5次。
在城中村里的日子让我想起了大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她当年把学费和助学贷款拿来交了首付款，买了一套房子。同学们都觉得她太冒险了：还贷的钱怎么来？房价跌了怎么办？毕竟那一年，5块钱就可以在学校食堂里吃上一荤两素，省城的房价还不过每平方米两三千。毕业10年后，同学聚会上大家再聊起当年那个捣腾房子的女同学，无不折服于她的“远见”——谁也没有料到，这10年里，合肥的房价翻了10倍。
本科毕业之初，我的月薪不到两千，房价每平方米四五千，我至少需要不吃不喝5年才能凑足首付款。当时的我根本不奢望自己能在省城买房，因为我和姐姐多年的求学生涯，早已掏空了老家的父母——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家才有钱买了一台电视机。但奇怪的是，那时候，我也并不觉得非要有房子不可。
2009年，因缘际会之下，我赴上海读研究生。在上海生活三年，视野一下子打开了，虽然还是穷，但走在陆家嘴、人民东路上，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个物质贫乏的人。当时，金融海啸余波仍在，世界经济一片哀嚎，中国“4万亿”投入市场，城镇化突飞猛进，房价也在一轮又一轮的调控里刷出新高。研究生毕业之际，我开始意识到，房子将是影响我未来择业的最重要因素。
当时我已经27岁，一点存款也没有，还有相恋的女友，需要为两人的未来考虑。以我的家境和能力，在“北上广”虽然也可以生活，但几乎不太可能扎下根。我把找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二线城市圈，一共收到3个单位的橄榄枝，一个是回老家小城，一个是回省城，一个是去南京。我最终选择了南京。南京虽然没有“北上广”的空间大、机会多，但毕竟也是二线翘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房价相对来说还比较亲民。
幸运的是，来南京后不久，老家小城在量化宽松的刺激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新区建设，推土机压到了我家门前，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整个村子被夷为平地。我“意外”地有了买房的启动资金：父母一次性给了我20万拆迁款，再加上我东挪西凑的10多万，在南京付了首付，买了一套两居室。5年后的今天，当初花100万买的房子，市场价已涨了近3倍。
【决然的转身】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在致朋友的信中说：“在法国，只有巴黎和遥远的外省，因为巴黎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吞噬。”今天的“北上广”与当年的巴黎何其相似。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路上，在市场机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下，政策、资源、人才等纷纷倾向一线城市，它们就像抽水机一样源源不断地汲取资源。
“逃离”或“重返”“北上广”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大城市到底哪里吸引人？在上海、南京流连数载，我已喜欢上大城市规则的明晰和人潮里“万人如海一身藏”的感觉。大城市机制成熟、机会多多，就像曾吸引我的上海，它的活力会让人不自觉地充满干劲，让人相信打拼，让人有所期待。但随着年龄渐长，我开始觉得“北上广”对于像我这样的农村青年来说还是太“大”了。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或天赐良机，今天，要想在大城市里站稳脚跟，其难度超乎想象。
前段时间，一家著名的网络问答社区里有一个提问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北京的高房价是否透支了外来年轻人的创造力和生活品质？超过5000人回答了提问，有赞有否，我倾向于肯定。这些年来，我见过太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因为所学冷僻而在大城市里扎不下根，唯有远走，最后在幽闭的小城中蹉跎岁月。房子在中国人的心里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了房子才叫有了家，更何况房子还与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资源高度关联。没有房子，你永远是这个城市的过客。这一点，外国人恐怕永远不能体会。
在老家，我身后还有不少表兄弟，他们无不希望有朝一日能离开农村小城，到大城市里闯一闯。每当他们决定走出群山时，我都会告诉他们：趁年轻确实应该去大城市闯一闯，但一旦觉得看不到前景，那就赶紧调头，换个“小码头”讨生活。因为大部分渴望在大城市扎根的农村年轻人，身上背负的往往都不仅是自己的未来，还有父母的期盼、家庭的责任、柴米油盐的现实……这一切让我们无法不计成本地为理想而“自私”地奋斗。我相信，“进退维谷”才是大部分漂在“北上广”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孤注一掷和任性决绝从来都不在我们人生字典的第一页。
在底层社会，有时穷困就像基因一样在“遗传”。2017年北京的高考状元熊轩昂说了一句大实话：“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同届的河北考生庞众望，出身农村，父亲是“精神病分裂症患者”，母亲“先天残疾”，高分考上了清华大学后很多人都赞叹他的坚强不息。但我看到这样的新闻，只感到一阵唏嘘。很多年前，有一篇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曾引发无数共鸣。文中提到的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教育、养老、医疗差距今天依然存在。 这么说来，我算是亲朋中比较顺利的了。高中考大学，全班40人参加，考上本科的只有3个，我是唯一上了重点大学的。大学毕业，顺利找到了工作；后来继续进修，最后在大城市安家。自从2016年有了小孩以后，我感到南京的两居室日益逼仄，必须要换大一点的房子了。可是这几年南京的房价涨得太快，已经超出了我的负荷。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大城市也许才是明智的，这不是屈服，也不是倒退，而是一种看清现状后决然的转身。
【小城啊小城】
2017年初，我作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辞去工作，二是离开南京，去远離故乡的一个三线小城发展。
离开老家15年后，我又回到了小城。在费孝通先生的笔下，小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熟人社会”。人际关系构成了一张庞大而复杂的网，人情、利益、恩怨编织其中。无论想要办成什么事，大家总是先想到有没有熟人能帮忙打通关系。当年我在南京买房，需要在老家开单身证明，跑了三趟还没办成，后来找到在本地机关任职的朋友帮忙，一通电话就解决了。
小城里的人对稳定的渴望是外人所无法理解的，而体制无疑就是稳定的代名词，为了进入机关或国企工作，他们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小城里安居了一辈子的父辈，成长于计划经济年代，几十年来生活在“单位”的庇护之下，“包分配”、争取进入编制内都是理所当然的，对于他们而言，大城市太遥远，也太陌生。
大城市集聚的资源多，小城镇发展动力不足，是世界性的难题。受限于地理、资源等原因，大部分小城难以形成成熟的产业。在小城里就业，学校、医院、政府机关就是大家趋之若鹜的体面单位。小城环境好，房价低，但收入也低，公共服务资源相对匮乏，那些以为小城是桃花源，是归隐之地的想法是幼稚的。
当然，小城有小城的宁静，它远离纷扰和喧嚣，能给人更大的选择空间。我想起一位大学老师，他在高校里教了一辈子的书，从不跟风研究热点，也不主动争取任何课题经费，而是用一种“自我边缘化”的态度做自己想做的学问，怡然自乐，也收获甚多。这是我辗转多地十五载之后才悟出的一种理想生存模式，它不完美，但能让我在有限的选择内，摆脱过去那种被动的生活，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因此，当我刚好在小城里遇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让我有很大机会实现这种理想生存模式时，我便决定接受了。
客观而言，小城不是桃花源，但也绝非理想的黑洞。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涓滴效应”，大意是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会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逐渐惠及贫困阶层和地区，就像水流向下滴落一样。“北上广”已经足够大，它的公共资源正在向小城“涓滴”。这些年，故乡小城在吸引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尤其是它好得令人嫉妒的生态环境和低廉的房价，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流。两个月前，我回老家，意外得知中学母校最近几年竟已引进了多位“985”高校的硕士——要知道，10多年前我读高中时，任课老师的学历大多还是中专、函授。
转眼，我来到小城落脚已经两个月了，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留下足迹的那些城市，我多了一些后知后觉的感受。在合肥的6年，正是它大拆大建裂变式发展的几年，我亲眼目睹一条条高架路从无到有，而后车水马龙；听着周围人群的口音越来越多元，看着合肥像一个20多岁、欲望勃勃的青年小伙子，正在奋力追赶它的前辈。上海呢，一个多世纪欧风美雨的洗礼，让它拥有现代文明式的彬彬有礼，像个绅士，礼貌但不容易亲近。六朝古都南京又要再老一点，更温润一点，带着闲适与从容，见证一朝又一朝的过往，无论外面的风雨有多大，这里的梧桐树都照样生长。几番比对之下，再看我现在生活的小城，出租车起步价之内就能走遍主城区，面馆布满大街小巷，一眼望去，都是生活的味道。
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想，假如我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回了老家，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模样呢？大概住着三居室，孩子已幼儿园毕业了，在机关里当个副科长，节假日和妻子商量报个特价旅行团……说到底，无论是大城还是小城，都各有各的机遇和暗流。如果要问经历了这些年，我有什么长进的话，那就是学会了不那么执着，不强求必须在哪生根发芽，就算生了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砍掉重来，只要带着种子，找到合适的环境，就可以长出参天大树。而这一合适的环境并不是非大城市莫属，比在大城市扎根更重要的，是从容地自主选择的权利。
【三城，十五载】
我的老家在安徽南部，群山环抱，绿水长流，但经济落后，除了一些茶叶、林木外，没有什么叫得响的产品。我常用两个例子来说明故乡的“小”和“穷”：全县只有一所高中，每年招生三四百人；县城的主街道从街头走到街尾，一刻钟足矣。离开老家小城，去省城上大学的那一年，小城里还没有公交车，连红绿灯都没有。我至今依然清晰记得，自己拖着行李，第一次走在合肥街头，面对满大街的公交车慌张無措的样子——我连投币都不会。
大学生活过得波澜不兴，没有人为你指一条明路，也没有人问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懵懵懂懂地过了4年。2006年本科毕业后，我找了一份文字编辑工作，收入不高，只能在合肥的城中村里租一间阁楼住，10平方米而已。用前几年时髦的词来形容，当时的我就是“蚁族”。城中村里，楼挨着楼，墙抵着墙，龙蛇混杂，偷盗抢劫见惯不怪。我在那里住了两年，房门至少被小偷撬开过5次。
在城中村里的日子让我想起了大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她当年把学费和助学贷款拿来交了首付款，买了一套房子。同学们都觉得她太冒险了：还贷的钱怎么来？房价跌了怎么办？毕竟那一年，5块钱就可以在学校食堂里吃上一荤两素，省城的房价还不过每平方米两三千。毕业10年后，同学聚会上大家再聊起当年那个捣腾房子的女同学，无不折服于她的“远见”——谁也没有料到，这10年里，合肥的房价翻了10倍。
本科毕业之初，我的月薪不到两千，房价每平方米四五千，我至少需要不吃不喝5年才能凑足首付款。当时的我根本不奢望自己能在省城买房，因为我和姐姐多年的求学生涯，早已掏空了老家的父母——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家才有钱买了一台电视机。但奇怪的是，那时候，我也并不觉得非要有房子不可。
2009年，因缘际会之下，我赴上海读研究生。在上海生活三年，视野一下子打开了，虽然还是穷，但走在陆家嘴、人民东路上，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个物质贫乏的人。当时，金融海啸余波仍在，世界经济一片哀嚎，中国“4万亿”投入市场，城镇化突飞猛进，房价也在一轮又一轮的调控里刷出新高。研究生毕业之际，我开始意识到，房子将是影响我未来择业的最重要因素。
当时我已经27岁，一点存款也没有，还有相恋的女友，需要为两人的未来考虑。以我的家境和能力，在“北上广”虽然也可以生活，但几乎不太可能扎下根。我把找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二线城市圈，一共收到3个单位的橄榄枝，一个是回老家小城，一个是回省城，一个是去南京。我最终选择了南京。南京虽然没有“北上广”的空间大、机会多，但毕竟也是二线翘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房价相对来说还比较亲民。
幸运的是，来南京后不久，老家小城在量化宽松的刺激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新区建设，推土机压到了我家门前，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整个村子被夷为平地。我“意外”地有了买房的启动资金：父母一次性给了我20万拆迁款，再加上我东挪西凑的10多万，在南京付了首付，买了一套两居室。5年后的今天，当初花100万买的房子，市场价已涨了近3倍。
【决然的转身】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在致朋友的信中说：“在法国，只有巴黎和遥远的外省，因为巴黎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吞噬。”今天的“北上广”与当年的巴黎何其相似。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路上，在市场机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下，政策、资源、人才等纷纷倾向一线城市，它们就像抽水机一样源源不断地汲取资源。
“逃离”或“重返”“北上广”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大城市到底哪里吸引人？在上海、南京流连数载，我已喜欢上大城市规则的明晰和人潮里“万人如海一身藏”的感觉。大城市机制成熟、机会多多，就像曾吸引我的上海，它的活力会让人不自觉地充满干劲，让人相信打拼，让人有所期待。但随着年龄渐长，我开始觉得“北上广”对于像我这样的农村青年来说还是太“大”了。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或天赐良机，今天，要想在大城市里站稳脚跟，其难度超乎想象。
前段时间，一家著名的网络问答社区里有一个提问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北京的高房价是否透支了外来年轻人的创造力和生活品质？超过5000人回答了提问，有赞有否，我倾向于肯定。这些年来，我见过太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因为所学冷僻而在大城市里扎不下根，唯有远走，最后在幽闭的小城中蹉跎岁月。房子在中国人的心里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了房子才叫有了家，更何况房子还与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资源高度关联。没有房子，你永远是这个城市的过客。这一点，外国人恐怕永远不能体会。
在老家，我身后还有不少表兄弟，他们无不希望有朝一日能离开农村小城，到大城市里闯一闯。每当他们决定走出群山时，我都会告诉他们：趁年轻确实应该去大城市闯一闯，但一旦觉得看不到前景，那就赶紧调头，换个“小码头”讨生活。因为大部分渴望在大城市扎根的农村年轻人，身上背负的往往都不仅是自己的未来，还有父母的期盼、家庭的责任、柴米油盐的现实……这一切让我们无法不计成本地为理想而“自私”地奋斗。我相信，“进退维谷”才是大部分漂在“北上广”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孤注一掷和任性决绝从来都不在我们人生字典的第一页。
在底层社会，有时穷困就像基因一样在“遗传”。2017年北京的高考状元熊轩昂说了一句大实话：“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同届的河北考生庞众望，出身农村，父亲是“精神病分裂症患者”，母亲“先天残疾”，高分考上了清华大学后很多人都赞叹他的坚强不息。但我看到这样的新闻，只感到一阵唏嘘。很多年前，有一篇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曾引发无数共鸣。文中提到的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教育、养老、医疗差距今天依然存在。 这么说来，我算是亲朋中比较顺利的了。高中考大学，全班40人参加，考上本科的只有3个，我是唯一上了重点大学的。大学毕业，顺利找到了工作；后来继续进修，最后在大城市安家。自从2016年有了小孩以后，我感到南京的两居室日益逼仄，必须要换大一点的房子了。可是这几年南京的房价涨得太快，已经超出了我的负荷。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大城市也许才是明智的，这不是屈服，也不是倒退，而是一种看清现状后决然的转身。
【小城啊小城】
2017年初，我作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辞去工作，二是离开南京，去远離故乡的一个三线小城发展。
离开老家15年后，我又回到了小城。在费孝通先生的笔下，小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熟人社会”。人际关系构成了一张庞大而复杂的网，人情、利益、恩怨编织其中。无论想要办成什么事，大家总是先想到有没有熟人能帮忙打通关系。当年我在南京买房，需要在老家开单身证明，跑了三趟还没办成，后来找到在本地机关任职的朋友帮忙，一通电话就解决了。
小城里的人对稳定的渴望是外人所无法理解的，而体制无疑就是稳定的代名词，为了进入机关或国企工作，他们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小城里安居了一辈子的父辈，成长于计划经济年代，几十年来生活在“单位”的庇护之下，“包分配”、争取进入编制内都是理所当然的，对于他们而言，大城市太遥远，也太陌生。
大城市集聚的资源多，小城镇发展动力不足，是世界性的难题。受限于地理、资源等原因，大部分小城难以形成成熟的产业。在小城里就业，学校、医院、政府机关就是大家趋之若鹜的体面单位。小城环境好，房价低，但收入也低，公共服务资源相对匮乏，那些以为小城是桃花源，是归隐之地的想法是幼稚的。
当然，小城有小城的宁静，它远离纷扰和喧嚣，能给人更大的选择空间。我想起一位大学老师，他在高校里教了一辈子的书，从不跟风研究热点，也不主动争取任何课题经费，而是用一种“自我边缘化”的态度做自己想做的学问，怡然自乐，也收获甚多。这是我辗转多地十五载之后才悟出的一种理想生存模式，它不完美，但能让我在有限的选择内，摆脱过去那种被动的生活，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因此，当我刚好在小城里遇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让我有很大机会实现这种理想生存模式时，我便决定接受了。
客观而言，小城不是桃花源，但也绝非理想的黑洞。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涓滴效应”，大意是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会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逐渐惠及贫困阶层和地区，就像水流向下滴落一样。“北上广”已经足够大，它的公共资源正在向小城“涓滴”。这些年，故乡小城在吸引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尤其是它好得令人嫉妒的生态环境和低廉的房价，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流。两个月前，我回老家，意外得知中学母校最近几年竟已引进了多位“985”高校的硕士——要知道，10多年前我读高中时，任课老师的学历大多还是中专、函授。
转眼，我来到小城落脚已经两个月了，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留下足迹的那些城市，我多了一些后知后觉的感受。在合肥的6年，正是它大拆大建裂变式发展的几年，我亲眼目睹一条条高架路从无到有，而后车水马龙；听着周围人群的口音越来越多元，看着合肥像一个20多岁、欲望勃勃的青年小伙子，正在奋力追赶它的前辈。上海呢，一个多世纪欧风美雨的洗礼，让它拥有现代文明式的彬彬有礼，像个绅士，礼貌但不容易亲近。六朝古都南京又要再老一点，更温润一点，带着闲适与从容，见证一朝又一朝的过往，无论外面的风雨有多大，这里的梧桐树都照样生长。几番比对之下，再看我现在生活的小城，出租车起步价之内就能走遍主城区，面馆布满大街小巷，一眼望去，都是生活的味道。
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想，假如我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回了老家，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模样呢？大概住着三居室，孩子已幼儿园毕业了，在机关里当个副科长，节假日和妻子商量报个特价旅行团……说到底，无论是大城还是小城，都各有各的机遇和暗流。如果要问经历了这些年，我有什么长进的话，那就是学会了不那么执着，不强求必须在哪生根发芽，就算生了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砍掉重来，只要带着种子，找到合适的环境，就可以长出参天大树。而这一合适的环境并不是非大城市莫属，比在大城市扎根更重要的，是从容地自主选择的权利。